大道至简，任何社会现象都是经济现象，而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人性”的现象。
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是一种工具，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取决于用它的人。
掌握经济原理不能直接让你实现财富自由，却可以助你把理性变成本能，减少走通往财富自由的弯路。
第12讲 供给与需求：经济学的根基
每逢“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期间，某些热门景区的酒店价格就会直线上升。
当中东爆发战争时，原油价格瞬间大幅攀升，二手汽车的价格随之呈下降趋势。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受到洪灾影响之时，很多地方超市的蔬菜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这些事件都体现了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知识：供给与需求。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点，是经济学家们的高频使用词汇。其实每个经济学现象的背后都蕴藏着供需的逻辑，因为它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推动力量，影响着每种商品的产量以及出售的价格。
“供”与“需”的初探
代表凯恩斯主义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学好经济学只需要掌握两件事：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
如果我们去翻看经济学的各种经典教材，就会发现，大家在讲解供需之前都会不约而同地先设定一个市场，即一个由消费者与生产者组成的以某种商品或服务为基础的交易场所。在这个市场中，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决定了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而生产者作为一个群体决定了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
经济学中对需求的定义是，一定的时期内，在一个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需求”是不同于“需要”的，“需求”包括“有购买欲望”和“有支付能力”两个要素，也就是“愿意”和“能够”，二者缺一不可。
假如你在路边看到一辆炫酷的阿斯顿·马丁品牌豪车，价值500万元，看着看着，你可能心想，“要是买一辆开去兜风，该是什么样的体验”。你有购买的意愿，但这么一大笔支出，普通人可能没有消费的能力。所以，有“购买欲望”但没有“支付能力”，就不算需求。
而供给，指的是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出售的商品数量。同样，这种供给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生产者有“出售的愿望”和“供应的能力”。
供给与需求塑造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行为。在市场中，每个消费者都知道市场上有一些生产者可供选择，而每个生产者也都认识到，他的产品与其他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许是相似的。因此，产品的价格与销量并不是由任何单一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决定的，确切地说，是由所有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易共同决定的。
从微观角度来看，社会中供需永远不会达到完美相等。因为有些人受制于社会地位和资源，导致了解到的市场信息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也有一些人受制于信息渠道，获得的市场信息虽然内容是正确的，但是太迟了，所做出的决策就显得有些“滞后”了。
每年我们都会在新闻上看到类似的例子：种植西瓜的农户们眼见上一年收益不佳，于是第二年纷纷放弃种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结果导致第二年的西瓜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西瓜的价格也就一飞冲天。瓜农们悔不当初，于是，再次默契地选择一起改种西瓜，等到了第三年，市面上的西瓜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西瓜价格大跌。瓜农们悔恨地抹眼泪，在心里或许还暗暗发誓，明年一定不种西瓜了。
所以，供需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在供需的模型中加上“人性”这一要素，模型结果往往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人性”就像是模型中的“波动”因子。
在农户种西瓜的例子中，理性的瓜农应该判断出，其他人在看到去年种瓜收益较低时，可能会选择不种西瓜了，那么，市场的西瓜供给量就会大大减少，西瓜价格就会上升。而如果自己继续选择种西瓜，那岂不是能够赚钱？但现实结果却是，瓜农们既有信息差还有时间差，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人”，所以总是慢一拍，不断地被市场“折腾”。
萨伊定律：论供给创造需求
根据亚当·斯密的论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市场经济。对于“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市场均衡，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供需双方通过价格机制自行调节，有时候供过于求，也有时候供不应求，但最终都会因为价格的调节而趋向均衡。
供需失衡时，价格也会因此改变。
当商品短缺，消费者需求却很旺盛，供不应求时，商家就会竞相抬价，继而推升价格；当商品过剩，供大于求时，情况正好相反，商家只有降低价格才能把商品卖出去。
因为市场是有限的，所以其他商家也纷纷降价，这就会导致整个市场上同种商品价格的下跌，所以，均衡价格就是市场供给力量和需求力量相互抵消时所达到的价格水平。
但在其中，并没有讲供给与需求双方谁主动、谁被动的问题。
1803年，法国商人让·巴蒂斯特·萨伊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到，“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由此，产生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的具体理解是：在市场上，我们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我们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其他人生产的产品。并且，每个人都总想尽可能快地卖出自己的产品，并买入所需的他人的产品。
所以，一个产品的生产必然能给其他产品开辟出销路。比方说，老王种植了玉米向市场销售，这就是供给。老王将玉米卖了钱，然后想满足穿衣或穿鞋的需求，去购买其他人生产的衣服或鞋子，也就为其他人的产品开辟出了销路。
在这个过程中，老王卖出自己的产品（玉米），是为了购买别人的产品（衣服或鞋子）。既然大家都是为买而卖，首先就会卖出自己所拥有的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供给。当然，卖出产品后拿到了钱，就可以去买自己想要的其他产品了，这样就有了需求。所以，社会经济活动就如此循环，每个人努力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并与他人交换，相互满足。
根据萨伊定律，资本主义经济总是能够借助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不会出现所谓的生产过剩、失业等经济危机。即只需要“看不见的手”，而不需要“政府之手”。
但是，大萧条的到来宣告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代而起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强调了有效需求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可以阅读本书第29讲“理解‘内循环’：煤矿工人为何买不起产能过剩的煤”中对“需求刺激”理论的详细介绍。
需求定律之价格为王
回到上文农户卖西瓜的例子，假如瓜农们发现西瓜有很多库存积压，想多卖出去一点，该怎么办呢？那就是降价促销。西瓜10元/斤时，一个也卖不出去；当降到8元/斤时，可能就能卖出20斤；降到6元/斤时，可能就能卖出400斤。
这就是需求第一定律：对于任意一个商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商品的需求量就减少，价格下降，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
看似简单，但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误区。
第一，价格不是和需求成反比的，因为需求不会因为价格而变化，变化的是需求量。比方说我需要喝水，水的价格涨了十倍，我还是需要喝水，只不过我会少喝一些（水太贵了）。我想要喝水的需求没有发生变化，但水的价格上涨后，我喝水的量少一些了，我的需求量变少了。
第二，需求方和供给方不是绝对的。当一件商品的市场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你是个需求者，你要买入，你要消费；但是，当这件商品的价格逐渐升高的时候，你对它的需求量就逐步减少；当这个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上升，你可能会停止购买，停止消费；如果它的价格还在上升，你或许就从需求者变成了供给者。
这就像夏天街边的小商贩在卖冰粉，当冰粉5元一碗时，你觉得很便宜，可以一周吃5碗；涨价到8元一碗，你可能一周会吃3碗；但涨价到20元一碗，你可能一周就只去吃1碗了；价格继续上涨，假如一碗冰粉卖30元，你或许会觉得这个生意很挣钱，晚上也想来摆摊卖冰粉试一试。
凡勃伦效应和吉芬商品：颠覆价格理论？
根据需求定律，价格上涨，人们的购买量就会下降，而价格下跌，购买量就会上升。这的确和我们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别无二致。但是，凡事无绝对，有些商品的价格越高，反而越有人趋之若鹜。这是为什么呢？
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件款式和材质都差不多的衣服，一件在普通的服装店卖100元，而另一件在装潢奢华、高端大气的商场专柜就要卖到1000元，却总有人愿意买。一副眼镜架标价2万元，一双高跟鞋标价5万元，一款女士皮包标价20万元，诸如此类近乎“天价”的商品，往往也能在市场上走俏。其实，消费者购买这类商品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这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即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由于这一现象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注意到，因此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
凡勃伦效应指的就是消费者对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标价的提高而增加，它反映了人们进行挥霍性消费的心理。由于消费者可能是想要通过使用价格高昂、优质的产品来引人注目，具有一定的炫耀性，因而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还有一种例外，英国经济学加罗伯特·吉芬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时，土豆的价格上升，但是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了。这类需求量与价格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即吉芬商品价格下降时，购买的人反而变少了，价格上升时，购买的人反而增加了。但土豆并不属于能够“炫耀”的商品，这该如何解释呢？
具体来说，消费者需要购买肉和土豆来维持基本生活，此时土豆价格上升，人们相对变穷了。然而，由于土豆是人们必需的食物，是生活最低保障的商品，所以它相对肉来说是低档品，人们对于生活水平下降的反映是削减“奢侈品”——肉，从而将节省的钱用于购买更多土豆这种能够果腹的主食。因此，可以认为土豆价格的上升实际引起了土豆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刚需产品的价格上涨会挤占非必需品的市场占有度。
你是否被价格悄悄地“歧视”了
读者朋友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大数据“杀熟”这个词。“杀熟”说的是经营者运用大数据收集消费者的信息，分析其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将同一商品或服务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的行为。
比方说你和朋友同时使用打车APP，你们输入相同的出发地和到达地，但最后显示的价格却可能不同。这是因为个别打车平台采用了因人而异的定价方式，老客户的价格可能要比新客户更高。“杀熟”的原理其实是源于经济学中的价格歧视理论。
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能力、购买量等的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也可以理解为区别定价。这里的“歧视”并不是贬义词，而是经济学家们在解释这个现象时使用的一个中性词汇。
从价格歧视的分类来看，第一种叫作“完全价格歧视”，即“一级价格歧视”。讲的是生产者对消费者所购买的每一个单位的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的价格。我们每个人对于一件商品，心中都会有一个能够接受的最高支付价格，而卖家就以你的这个最高心理承受价作为出售价格。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消费者的意愿价格是难以测定的。
举个例子，当老王饥肠辘辘地去超市买吃的时，商家说：“我的饼干要一块一块地卖给你，第一块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是多少？”老王说：“我出10元。”商家先收到10元，然后说：“第二块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是多少？”老王说：“第二块出9元。”将饼干分成一块块出售，商家慢慢试探消费者的最高支付价格，然后在一个双方满意的价位成交。但是在实践中，“一级价格歧视”很难操作。
相对于“一级价格歧视”而言，“二级价格歧视”在生活中更为常见，“二级价格歧视”指的是生产者根据不同的购买量，确定不同的价格，买得越多越便宜，也就是按量定价。
生活中的“二级价格歧视”无处不在：去批发市场买衣服，商家告诉你，同一件T恤衫，买一件是100元，买两件是160元，买三件是210元；去吃肯德基，单点汉堡，单点薯条，单点可乐，总价一定比一份包含相同的汉堡、薯条和可乐的套餐贵；“双11”时，淘宝的活动“满200减20”“满300减40”等也属于此类，我们要意识到，折扣活动并不是商家的“慷慨之举”，而是一种营销策略。
如果商家能获取消费者的某些明确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把消费者分为截然不同的类别，然后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不同的细分市场，收取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三级价格歧视”——按类定价。比如很多景区有老人票、儿童票，对老年人的门票打五折，对儿童的门票打六折。还比如看视频、听音乐或者购物时充值成为会员，也属于“三级价格歧视”的范畴。因为你如果购买了会员卡，在某种程度上，你看电影、听歌或者购买商品时就会有一定的优惠，相对于没有会员的消费群体来说，你的价格肯定和他们是不同的。
简单地说，价格针对不同人有所变化，就是价格歧视。在日常生活中，价格歧视基本无法避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运用这种价格歧视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弹性：是薄利多销还是奇货可居
在理解商品价格与供需的关系后，该如何判断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对需求量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呢？这种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它叫作“需求价格弹性”，简称“需求弹性”。
“需求弹性”衡量了商品的需求量对于价格的变化有多敏感。如果一件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意味着较小的价格变化会带来较大的需求量变化，也就是说商品的需求量对价格是十分敏感的。
有许多因素都能影响需求量的价格弹性，比如商品的不可或缺性、可获得的替代品等。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大米的价格大幅上涨，那人们会极大地降低对大米的需求量吗？恐怕不会，这就是因为它的不可或缺性：大米是主食，是生存的基本食物，是一定要购买的产品。相反，如果一款皮包的价格大幅上涨，那么它的需求量就很有可能会下降，因为皮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生产者而言，想要多盈利，那就必须考虑商品的需求弹性。如果商品的需求弹性大，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就可以通过降价的方式来刺激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就是薄利多销。比如服装类就属于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如果大降价，消费者就可能觉得很划算，可以多买点；如果商品的需求弹性小，消费者对价格不那么敏感，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法拉升整体收入。比如水电费即便涨价了，对需求量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为水电就属于需求弹性小的商品。
当然，供给的价格弹性就是商品的供给量对于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如果一件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小，也就意味着较大的价格变化仅会使供给量小幅度变化，这时，供给量对于价格变化并不敏感。
经济学中，像弹性这种概念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人们能把它们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让经济学的模型乃至经济学变得更为可靠且真实。
我们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把既定的经济资源有效率地分配到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在市场经济中，众多的生产者生产着种类繁多的商品，而市场价格引导着资源配置的方向，使稀缺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供求是决定市场价格的基本力量，因此，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
所以，掌握了供给和需求，就算是敲开经济学的大门了。
第13讲 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
假如老王拥有一间黄金地段的商铺，这间铺子的租金市场价是每月10万元。老王心想，与其把铺子租给别人，倒不如自己用来做些生意。于是他开了一家服装店，在他起早贪黑的努力经营下，通过整整一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家店做到了每月8万元的净利润。
正当老王成就感满满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不对啊，自己这么努力，怎么收入还不如租金多呢？会不会是自己投入不够？
经过思考，他决定继续加大投入。但随着投入的增加，经营状况并没有好转，没多久每个月只能净赚5万元了。
老王感到些许绝望，但因为前期投入过大，老王觉得应该坚持把生意做下去。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投入最终大概率是徒劳的，因为他既没有理解什么是“机会成本”，也没有理解什么叫“沉没成本”。
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沉没成本（Sunk Cost）。
什么是机会成本呢？以产品为例，生产一定量产品的机会成本是，如果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生产要素用于其他用途，可以获取的最大收益。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我们可以认为鱼和熊掌互为机会成本。同理，在上述例子中，老王选择在商铺创业时，他的机会成本其实是不低于10万元的。之所以说“不低于”，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把商铺租出去是不是“最大收益”。
因此，在我们进行比较和选择时，机会成本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最科学的成本概念，正确的投资选择应该是使投资收益大于机会成本的。
沉没成本则是指已经发生而且无法回收的成本，属于“覆水难收”型成本，比如因失误造成的投资损失。沉没成本属于历史成本，对理性投资者来说，针对当前形势进行决策时不应受沉没成本的影响。
老王在创业陷入困境时，没有及时止损，而是被沉没成本拖累。只有看清沉没成本的本质，才不会一味地沉溺于损失中无法自拔。
审视机会成本：让投资更科学
投资市场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资本总是要选择去某一领域逐利：无论是盛世的股市，还是乱世的黄金。资本投向黄金、国债称之为避险，投向股票、虚拟货币称之为投机，但其实背后没有本质区别，那就是要获取利润。
按照一般的逻辑，利润的计算是一道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计算题。例如，投入1元钱后，获得2元钱收益，那么利润就是1元钱。
但当我们将投资收益和机会成本相比较后，也许会发现，我们做了一次并不明智的投资决策。那么，资本的机会成本如何衡量呢？最基本的方法是：折现。
简单地说，就是按照一笔投资能获得最大收益的思路，将投资产生的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该折现值就是这笔投资的机会成本。
说起来有些绕，回到刚才所说，如果1元钱投资在两年后能带来的最大收益是5元钱，那么把这两年后的5元钱收益折算为现值后的钱数，就是这笔1元钱投资的机会成本。将这一数字与实际获得的2元钱收益进行对比，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我们做了一次“亏本”的投资。
在投资中，我们经常要考察某个项目所能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是否能够覆盖持有成本，这是某个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判断基础。当然，这里的“成本”不仅仅是指投资成本，也包括机会成本，即当投资人因持有这种资产而丧失掉持有其他资产的机会，所带来的隐形成本。
因此，机会成本才是投资中最难以把握但又最具魅力的存在。
让我们再看一个熟悉的例子：如果2002年老王在中国同时持有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两套房产，都用于出租。2022年，一线城市的租售比[1]为1:646，四线城市的租售比为1:623[2]，从租金回报率来看相差并不是很大。然而，一线城市在这20年里，房价涨幅平均将近20倍，有些核心城区的涨幅甚至接近40倍，同期中国房价的平均涨幅只有不到5倍。
也就是说，如果单单以租售比，即未来现金回报率来看，四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房产相差不大。但若考虑机会成本，持有四线和一线城市的房产就天差地别了，持有四线城市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因为放弃了持有一线城市的房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房价涨幅远超过其他资产的涨幅。也就是说，即使其他资产也能带来相对不错的收益，但从历史数据来看，过去放弃持有房产而选择其他资产的机会成本是极大的。如果购置了房产，总体来说还是幸运的。
此外，我们再基于“机会成本”的思维，来看看全球资金流动。截至2022年，可以说美国股市仍是全球最大、市值约占到全球三成的金融市场，其上市公司数目多达1万多家，市值约20万亿美元，是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最为关注的投资地之一。
美国股市因为虹吸效应[3]，不断吸收着世界上赚钱能力最强的公司，并吸引了足够多的全球投资者进入。因此，不管美股是30倍的市盈率，还是100倍的市盈率，如果资金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去向，就会倾向于跑去美国。有了美股的对标，就相当于变相拉高了全球资金持有其他国家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不断鼓动制造业和资金回流美国，以及经常在其他国家煽风点火制造乱局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能否降低自己国家资产持有的机会成本，变相拉高持有其他国家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才是国家之间金融博弈的根本所在。
在本书第05讲“美元的逻辑：美国的金融称霸之路”中，我们分析美国国债收益率时提到，当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资金会偏向流入债市。这时，如果我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股票市场，美国国债收益率提高就意味着持有股票的机会成本相应提高。
对于资金来说，股市和债市都是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当债券收益率提高时，若将股票占用的资金投向债市，就意味着这笔资金可以从债市获得的收益相对来说比以前提高了。也就是说，这时持有股票的机会成本比以前提高了。
可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无论对微观主体还是对宏观经济来说，机会成本在每一种选择中都必然会被考虑。可以说，相对准确地衡量出机会成本，是进行科学投资决策的基础。
忘却沉没成本：让决策更理性
有些人在投资亏损时，往往因为心疼前期投入的成本而没有及时止损，很可能会继续追加投资，最终错上加错，亏得更多，这就是沉没成本影响理性决策的最大威力所在。我相信很多读者朋友都听说过类似的事例。
关于生活中的沉没成本，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我们花钱购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开始没多久就发现这部电影很没意思。这时，不管我们是否继续看电影，电影票钱都是我们为这场电影付出的沉没成本，是无法收回和弥补的。
可如果继续看下去，除去电影票钱，我们还要继续追加一定量的时间成本，损失反而变得更大。此时，理性的决策应该是停止看电影，停止继续投入（时间）成本，也就是“及时止损”。
同样对于这张电影票和这场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这无可厚非。但在现实生活中，沉没成本的存在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决策，进而持续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当了解沉没成本的本质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是正确对待沉没成本，不使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让决策更理性。
当然，这一切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沉没成本的执迷恰恰成了别人“收割”的理由。
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被沉没成本所束缚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加盟店的加盟费和店铺装修费，对店主来说就是一种典型的沉没成本，因为无论加盟店后期经营效果如何，加盟费和装修费都是不可收回的成本。
在一度流行的“拼”购行为中，商家为了吸引用户，有时会推出“8.88元得一部新款苹果手机”之类的活动，规定某一付款次序的用户才能获得。这时，有些人可能在支付了若干笔8.88元之后，心里依然会想“再付一笔8.88，没准儿就是我拿到这部手机了”。而不管最终该用户有没有以8.88元购得这部手机，之前付出的每一笔8.88元都构成了他的沉没成本。面对8.88元买到一部苹果手机的诱惑，沉没成本就是这样悄悄作祟的，让用户欲罢不能地支付一个又一个的8.88元。
与之类似，传销组织也充分利用了传销参与者由于前期以不菲的投入“购买产品”，而不想赔钱脱身的心理对其进行控制，因为这笔前期投入显然是不可收回的，构成了传销参与者的“沉没成本”。
在股市交易中，常见的补仓行为经常与沉没成本有关。10元买进的股票跌至8元时，有人会选择补仓一部分，若再跌至6元再补仓，试图拉低成本，早日翻身，甚至一直补到无仓可补。其中，非理性补仓的决策往往是因为投资者对之前股票损失造成的沉没成本非常纠结与不舍。可见，理性投资是多么重要，那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是多么意味深长。
在生产经营中，人们常说“船小好掉头”，其实主要原因在于简单或小型的生产意味着较低的前期设备等投入，在企业转产或转型时，厂商的沉没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更好“掉头”。而对于资金投入多、技术要求高、生产线复杂的企业，也就是“大船”，甚至是“巨轮”，转产或转型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部分前期固定投资不可收回，形成了企业高昂的沉没成本。
另外，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培训成本、谈判成本、制度转换成本等，均可以形成企业的沉没成本。
在生活中，我们也几乎时刻要面对一些感知度不高的决策。比如，对待读了一半才发现不喜欢的书、一份入职三个月才发现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家里刚开始腐烂的水果、吃剩的饭菜或者打翻的牛奶、青春年少时没有好好珍惜的时光……
可见，无论个人还是企业，无论生活还是生产，沉没成本几乎无处不在。构建和保持关于沉没成本的思维对于理性决策极为重要，它可以让我们及时止损，从而“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毕竟，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加可贵。
之前总有人说，学习经济学对于赚钱没有帮助，否则经济学家早就成了顶级富豪。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实际上经济学更多的是帮助人们“省钱”。就比如本讲提到的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就是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
如果老王一开始就学习了经济学，那么他决不会放弃10万元的店租而选择8万元的利润，或者当老王认识到自己决策有误时，也不会继续执迷不悟地“赔本赚吆喝”。
选择大于努力，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从读完这篇文章开始，让我们学会审视机会成本、忘却沉没成本，做到科学理性决策。
第14讲 GDP：一场数字游戏
假设在2021年，A国制造了2600万辆汽车，17亿台手机，修了1万千米高铁；而B国制造了800万辆汽车，出口了200万吨大米和1000万套医疗设备。是不是很难直接比较两个国家哪个经济实力更强？这时候，GDP就登场了。
什么是GDP？GDP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简称，翻译过来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看起来字面意思很简单，即国家内部所有生产的总价值。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再说直白一点，GDP就是一种衡量经济活动的尺度。
在日常的生活中，当我们提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时，GDP也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衡量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统计年鉴里，都会对上一年的GDP数据做详细的解释。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里排名“第二”的衡量标准就是GDP。
一直以来，人们都已经习惯了将GDP作为评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强弱的指标，甚至很多人会认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天然就是用GDP来衡量的。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GDP的由来：控制经济的“驾驶舱仪表”
工业革命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得人和国家不再自给自足。但是，如何管理一个工业化社会，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命题，这道题谁也不会解，直到GDP的提出。
GDP这一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提出来的，他也被誉为“GDP之父”。
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第一次提出了国民财富的统计方法，并发表著作《政治算术》。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曾召集了一批专家深入讨论经济中的国民财富问题，认为必须对国民收入进行一个全面而广泛的评估。随后，英国的学者们发展了一套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体系被认为是GDP的雏形。
1929年，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总统罗斯福想要掌握国民经济的详细数据，以便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于是，当时任职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库兹涅茨便着手搜集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并在1934年发布了《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该报告表明美国的经济体量自1929年股市崩盘后已缩水一半，为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刺激经济复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两年后，库兹涅茨正式提出了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GNP是GDP的前身，GNP的提出通常也被认为是GDP诞生的标志。
但是，在此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秉承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一边倒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政府的任何多余动作都被认为是“与民争利”。
在当时，库兹涅茨只是希望定义这样一个统计指标来持续盘点美国人民拥有的总福利有多少，以便量入为出。所以，在GDP最初的核算中，像军备物资、政府开支、金融投机等这类不能给人民带来福利的东西，是放在GDP之外的。
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懂得运用GDP的美国精打细算，完美地控制着战争的支出，美国政府甚至根据库兹涅茨的国民经济估算报告修改军需方案。二战时期，美国一边在国内发展经济和工业，一边在欧洲打仗。可以说，二战本身并没有拖垮美国的经济，还为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二战结束后，GDP的计算方式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欢迎。而将GDP明确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主要工具，是在1944年的联合国货币金融大会上，也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标志着美国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7年，以GDP作为核算基础，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各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欧洲国家还派出上百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接受相关培训以更好地计算国家GDP。
1985年开始，中国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1992年，中国正式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简单回顾GDP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GDP逐步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的“驾驶舱仪表”。依靠GDP这一计量经济的手段，美国在二战中“越打越富”。在战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也在“暗自攀比”国家的GDP。
那么，GDP究竟是如何计算的呢？
GDP的释义：准确看待最终产品的价值
从GDP的释义来看，GDP是最终成果，包含了所有最终物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
先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最终成果？
经济学上，根据产品的用途，可以把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老王把棉花纺成线，把线织成布，再把布匹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的衣服。这个过程中，棉花、线和布都是中间产品，而衣服才是最终产品，才算作最终成果。
所以，当一张纸被加工成贺卡，林区的木材转卖给家具厂生产沙发时，我们的GDP只考虑贺卡和沙发的市场价值。而那些为了再加工，或者转卖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物品和劳务，都不是最终成果。
我们再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理解“最终”一词。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都存在两个市场，一个叫作物品和服务市场，一个叫作生产要素市场。假设经济的参与者只有家庭和企业，家庭拥有所有的生产要素，要去消费物品和服务，而企业需要从家庭中获得生产要素，比方说雇佣工人、购买小麦，并进行生产。
在物品和服务市场中，家庭购买物品，企业销售物品。因为每一笔交易的收入都等于支出，所以，企业的收入等于家庭的支出。
在生产要素市场中，企业购买生产要素，家庭出售生产要素，同样地，企业支出等于家庭收入。
如果企业在物品和劳务市场上所获得的收入不留存，全部用于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进行采购，那么，两个市场的规模就是相等的。
而GDP的概念中关注最终成果，意味着我们在计算时，只需考虑物品和服务市场，不考虑生产要素市场。因为物品和劳动市场交易的才是最终的产品，在生产要素市场中交易的是生产所需的各要素，是中间产品。
还要注意的是，最终成果中的“成果”，包括了物品和服务。
比方说，在阴雨天的周末，老王既不想出门吃饭又不想自己做饭，他选择了点外卖。而外卖的花销包括了两个部分，30元的饭菜钱和5元的配送费。饭菜钱和配送费都算作GDP的一部分，前者购买物品，后者购买服务，且都是最终成果。
有一种情况我们也要清楚，对于没有销售出去的最终成果，我们是不计入GDP的。如果老王的果园在2021年收成好，产了1万斤梨子，那这1万斤梨子应该马上算到当年的GDP里吗？
并不是。假如老王只卖出了5000斤梨子，其余的都在仓库烂掉了，那我们的GDP应该只算卖出的这5000斤梨子的市场价值。在这里，我们强调“卖”这个动作，只有卖出的这部分，才算作GDP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所有人“消费掉”的产品与服务算作GDP是更为合理的。
因此，GDP衡量的是人们消费掉了多少梨子，而不是人们生产了多少梨子。
在计算时，我们还要明确一点，GDP是一个流量而不是存量。也就是说，GDP计算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新”生产的价值，而不是以前就有的。
比方说，你在2021年花10万元去汽车中介那里买了一辆二手车，另外还交了5000元的中介费。那这10万元并不能计入2021年的GDP中，因为原车主在第一次从4S店购买该车时花费的钱，已经算作GDP了。但这5000元中介费要计入2021年的GDP，因为这是当期生产的最终成果，是一种服务。
GDP的计算：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
GDP的具体计算，一般有三种办法：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
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生产的总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即“总产出-中间投入”，从而得到一国最终的产出成果。
收入法是从整个国家一定时期内获取收入的角度，将各个部门的收入加总得到GDP，即GDP=劳动者的收入+政府的收入+企业的收入。实际计算时，公式为：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值+营业盈余
劳动者报酬指员工的工资和奖金等收入，可看作劳动者在生产中获得的收入。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后的余额，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收上来的税费减去补贴出去的钱，可看作政府在生产中拿到的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值是指资本物品由于损耗造成的价值减少。比如，设备是一种生产要素，因为生产时的使用形成损耗，用价值体现其损耗就叫作折旧。如果我们将设备看成“人”，企业应当对其付出支付薪水，那么设备因“付出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就等于其损耗（设备的付出）的价值，即固定资产折旧值。所以，固定资产折旧值可以看成是企业自用的资产物品的“收入”，因此算在GDP收入法的计量中。营业盈余是指生产企业可以赚到手的钱，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再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
举个例子，假如老王的面包店在2021年经营得不错，其中：付给了面包店员工5万元薪资（劳动者报酬）；给政府缴了各种税共2万元，收到政府补贴1万元（即生产税净额为1万元）；店面以及制作面包的各种机器设备如搅拌机、烤箱等固定资产折旧为1万元（固定资产折旧值）；老王的面包店营业盈余为3万元。所以按照收入法来计算GDP，老王的面包店就贡献了“5万+1万+1万+3万=10万”元的GDP，同时面包店的生产创造出的价值分配给了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大家各自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收入。
支出法较为简单，就是从消费的角度，计算大家一共花了多少钱来核算GDP，计算公式为：
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GDP的统计谬误？
对于一个国家GDP具体的统计方式和范围，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各国一般会根据本身国情，设计自己的GDP计算方法，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印度被称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并且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9年，印度的GDP排名一度达到了全球第五的位置。那么印度的GDP数据能够反映印度真实的经济水平吗？
要知道，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以来就改变了印度GDP的计算方法，把牛粪算入GDP，把塑料棚屋算作房地产，甚至把临时经营的小摊贩也算作服务业，连股市上涨也计入GDP中。
然而在中国，个体工商户和临时经营户也很多，但是他们的产值一般情况下并不计算在中国的GDP中。股票、债券等权益类资产的买卖，仅仅是金融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因此，在中国GDP的计算口径中，股票交易也不计入GDP。
由于统计的范围和标准不同，GDP恐怕也不是完全公允的统计指标，GDP的数据也不能够完全用来对比和说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强弱。
当然，我们在这里指出GDP的局限性，并不是想完全否定GDP的作用和价值。
不要被日本的GDP骗了
日本的经济特征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GDP是不是唯一的国家经济发展衡量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