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中也是一样，人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疑虑，“我买的股票已经翻倍了，是不是该卖掉了”或者“我的股票腰斩了，是不是要加仓摊平成本了”。这也是典型的锚定效应，因为股票未来的表现和你的买入/卖出价格毫无关系。
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过度偏重先前取得的信息，也就是“锚点”，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即使这些信息与最终的决定无关。当锚点与事实之间有很大出入时，就会出现当局者迷的情况。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对所看到物品的了解和认知是有限的，很难达到清晰透彻的程度，所以会不自觉地从大脑中调用经验，依赖直觉，或者直接找参照物进行对比。而人们对一个东西越不了解，锚点就越容易影响判断，锚定效应就越强。
对于商家来说，掌握锚定效应后，就知道怎么更好地给商品定价了；对于消费者和投资者来说，理解了锚定效应，也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锚”的影响和作用。
如何做一个理性人
行为经济学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个体的诸多非理性行为，也让人们理解了非理性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机理。从理论上说，无论市场上哪一方参与者，只要掌握了非理性的心理和行为，刻意关注并想办法避免，就掌控了交易的主动权，从被动变为主动。
然而，事实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人们即使明白了背后的理论，也很难成功牵住“非理性”的牛鼻子。在商场购物时，在股市交易时，在商业经营中，由于个体并不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个人偏好也常常变化，人们的决策总是不那么理想。
总之，人们并不总能做到完全理性，甚至常常背离理性。
非理性仿佛根植于人类的基因密码之内，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尽管人们经常不可避免地受到“非理性”的控制，甚至会在面对明知“非理性”而为之的行为时，拿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听之任之。
虽然人永远不可能彻底对抗“人性”，但依旧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社会经济行为中蕴藏的“奥秘”和“套路”，减少被动掉入冲动消费和投资陷阱的次数，同时主动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巧妙理论指导自己的商业和社会行为。
理性的思维习惯经过一遍遍地刻意练习后，就会变成本能。我们在经济活动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积累的理性思维，我们在面临经济行为决策时拥有更大的胜算。
第17讲 博弈论：“谋定而后动”的思维
获奥斯卡奖的电影《美丽心灵》中有个片段：一群男生在聚会时遇到一群女生，所有的男生都想追求最漂亮的那位“女神”，结果大家都追不到她。相反，追求第二漂亮的那位女生时，成功率就会高很多。其中就蕴含了博弈论的思维。
其实在生活中，博弈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当你走在路上，迎面和一个人相遇时，对方可能赶时间，心想你应该会让路，所以选择继续走。你怕双方撞上，心想对方大概率会继续向前走，故而选择侧身让路，最后你们两个都顺利通过了。但也可能出现你们都不让路或者都让路的情况，这时候，为了通过这条路，你们不得不花费时间继续选择让还是不让。其实，这就是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
在工作中，假如你的领导突然通知大家，鼓励员工每天加班半小时。新员工小李急于表现，向领导偷偷表示自己愿意加班半小时。员工老王见小李去找了领导，猜想小李会选择加班，转念想到自己正处于升职的关键阶段，不能被比下去，便偷偷跟领导说自己可以加班1小时。于是，其余员工也纷纷“被迫”加班，在这个员工们互相博弈的过程中，“内卷”也就形成了。
同样，我们每天去的菜市场，那些菜贩们也在博弈。一方面，菜的价格不能标得太高，不然顾客都被对面的菜贩抢走了；另一方面，定价也不能太低，否则就没钱赚了。
博弈论的应用场景远不止于此，下面从多角度来探讨“博弈论”的奥妙。
博弈论：己欲立而立人
博弈论（Game Theory），直译的话，也可以叫作游戏论、对策论。按照字面意思，“博弈”由“博”和“弈”组成，“博”即赌博，“弈”即对弈。所以，博弈中的每个决策过程都可以看作置身于棋局中落子之前的斟酌考量，在这期间既要对局势有理性的判断，又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来揣测其意图以及下一步的走向。“博”在“弈”之前，强调了要纵观全局才能更好地与对手对弈。因此，“博弈”便是概括这个动态调整的决策过程。
博弈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游戏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人依据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的策略（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简单来说，博弈就是当你和其他人面临同一个选择题时，你要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判断，哪一个选择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从定义中可以看到，博弈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为：参与人、策略（或策略集）、支付与支付函数、决策信息。
例如，在我们儿时经常和朋友玩的双人“石头剪刀布”游戏中，双方每次要决策是选择出石头、剪刀还是布，这就是策略（或策略集）。在一局游戏中，可能有一个获胜方和一个失败方，也可能平局。假设获胜方分值加1，失败方分值减1，平局分值为0。那么，这就是你们的支付（指一局博弈结束时，个体得到或失去的资源多少），也就是你们选择了各自的策略，完成博弈之后，你们所得到的结果。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多个人互动的地方就有博弈。比如，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一个脚下正在带球跑动的球员就要思考，是否应该继续突破，是否需要向队友传球，这些都是动态博弈的决策过程。而这个战术决策首先需要球员读懂场上的宏观局势，包括目前战况下我方队伍该积极进攻还是选择防守，对手的什么位置有空档等；其次，还要考虑对方队伍是倾向于攻还是守；最后，球员依照目前的战术分布，了解队友在哪些位置才能有最大的发挥空间。这个决策过程需要考虑到对方的决策倾向，更需要针对全局谋划做出选择。
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就是对全局视角下“博弈论”的概括。
其实，博弈论的思想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也称得上是一部博弈论专著。比方说，关于“先知”的原则，就提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实际上就等于博弈论中的决策前提和依据，指的就是，要在博弈活动中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博弈各方和博弈环境的信息情报。
在日常生活中，博弈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团队与团队之间，还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
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从个体到部落，再到国家，似乎都在验证着世界正是一个“零和游戏”般的存在。胜利方与失利者的“能量”总和为零，这种现象在博弈论中被归类为“零和博弈”，即“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因为信息传播受阻，那时候，人们主观地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资源与财富都是恒定有限的，有些部落与地区的财富增长，便意味着其他地区会被弱肉强食般地掠夺了资源，“彼长”就会“此消”。
然而，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几乎世界每个角落之间的信息交流都得以实现，“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以及供应链的全球化等，让各个国家与地区都从“零和博弈”切换到旨在创造共赢局面的“非零和博弈”思维中。不再是互相掠夺尺寸固定的蛋糕，大家开始寻求一起合作把蛋糕做大再分配的方式，以追求互利共赢的结果。这便对博弈中的参与者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具备团队合作的精神、换位思考的能力，以及杜绝损人利己行径的胸襟。
这也就是博弈论中的“己欲立而立人”。
博弈论的开创者和继承者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数学家在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博弈问题时，产生了一些初步的博弈论概念，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博弈论理论体系。
直到1928年，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存在及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由此，他也被称为“博弈论之父”。1944年，他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共著了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从而奠定了博弈论的基础和理论体系，也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
另一位对博弈论有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就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约翰·纳什，他也是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原型。
对于多人参与、非零和的博弈问题，在纳什之前，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求解。20世纪50年代，纳什的开创性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年）和《非合作博弈》（1951年）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从而为更加普遍的博弈问题找到了解。
假设有n个人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纳什均衡指的就是在给定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策略。我们通过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理解。
“纳什均衡”在商业领域最经典的应用是两个同档次对手企业的定价问题。
在“618”或者“双11”，降价促销是很多家电品牌的首选营销活动。假如A品牌在活动开始前就大量宣传自家冰箱的价格促销活动，此时，同档次的B品牌就面临着一个纳什均衡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果选择不降价的策略，大部分消费者可能就去购买价格便宜的A品牌冰箱，那么，B品牌冰箱的市场占有率就会降低，销量的下降会带来收入和利润的双损失；如果选择跟风降价，那么就可以保持市场占有率，但同时，B品牌也不能降价太多，否则就没有利润可言了。所以，最后的决策结果是B品牌与A品牌的降价幅度保持一致。
可以看出，在给定A品牌降价策略的条件下，B品牌选择了一个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最终形成了纳什均衡。两个品牌保持着“默契”，没有一方愿意打破这种稳定的状态。因为一旦其中一方大幅降价，为求薄利多销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另一方肯定会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而跟进降价，双方互相打压价格，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因此，纳什均衡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每个参与者选择一个策略，当一个参与者不改变策略时，没有参与者能从改变策略中使自身获益。
另一种与纳什均衡有交集，但也有矛盾的观点就是“帕累托最优”。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帕累托改进”。
假设要将一定量的资源分配给固定的一群人，存在若干种分配方案，如果存在某种调整策略，能使方案在调整后，至少让一个人受益的同时，不会让其他人受到损失，那么这种调整策略就是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帕累托改进就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受到损害的前提下，至少让一个人变好，即一种“不损己，又利人”的调整策略。
如果对于某种分配方案，再也找不到任何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我们就说这个方案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所以，帕累托最优其实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任何一方都无法改善自己的境况，除非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我们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对比分析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以中美两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低效率的计划经济转向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融入世界自由经济体系之中，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从全局的角度寻找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优解，尝试塑造帕累托最优（即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但是，美国却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会对美国的自由经济统治地位造成巨大挑战。
从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来看，中国只要继续发展，美国就会感到自身全球老大的位置受到威胁，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必然选择“打压”，除非中国停止发展；而不发展对中国而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必然选择“反击”。可见，“竞争”才是双方博弈策略的“纳什均衡”。
事实上，中国主张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推动两国打破非合作博弈下的纳什均衡，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化，即整个人类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由此可见，帕累托最优是从一种静态全局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是整个问题的最优决策方案。而纳什均衡是从动态局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更像是问题求解过程中的临时解。
囚徒困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
作为博弈论中最著名的非合作博弈例子，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介绍了两个被捕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
情景为两个嫌疑人张三和李四因犯罪被逮捕，但警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为了获得可信度相对高的供词，警察将两名嫌疑人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分开审问。因此，审讯期间他们不能相互交流。
警察在审问开始前分别告知他们：
如果两人都承认犯罪，基于良好的认罪态度，他们各判4年；
如果其中一人承认犯罪，而另一人否认犯罪，则承认者被释放，否认者被判10年；
如果两人都否认犯罪，则会因证据不足各判1年。
从局外人的角度考虑，对于这两位嫌疑人组成的犯罪团伙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双方都选择不招供，这样每个人各判1年，整体的刑期合计2年，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决策结果。但对于局内人（这两个嫌疑人）而言，他们并不这么想，事情发展的结果也就与局外人的推测大相径庭。其根本就在于，分开审讯的过程中，两个嫌疑人对于对方的选择互不知情。而每个嫌疑人所做出的最终选择都取决于他对另一个嫌疑人选择的判断。他必须揣测另一个嫌疑人是怎么想的，这也就是本讲关于“博弈”的解释——谋定而后动。
站在嫌疑人李四的角度：如果他认为张三会为了脱罪而选择不招供，自己招供就能无罪释放，不招供就会被判1年，对比而言，李四招供比较有优势；如果他认为张三选择招供，自己招供的刑期为4年，不招供的刑期为10年，对比之下，李四选择招供的刑期更短。
所以，无论张三最终如何选择，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李四都会选择招供。站在张三的角度进行分析，亦是如此。
可以发现，不管张三选择什么样的策略，若只考虑自身利益，李四选择招供才是“上策”。这次博弈的最终结果肯定是两个嫌疑人都选择招供这个策略，两人分别被判4年。
我们从双方决策的支付矩阵（博弈论中描述两个或多个参与人的策略和支付的矩阵）来看，如表17-1所示，两个嫌疑人选择招供这个策略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都选择不招供，则两人各判1年，显然比各判4年的结果要好。然而，这两个人是被分开的，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且他们无法相信对方会给自己“打掩护”。
表17-1 囚徒困境的支付矩阵
对于李四来说，如果他选择不招供，假如他被同伙揭发（也就是张三选择招供），那么根据表17-1的矩阵结果，他将被判10年，而张三被释放。同样，张三也是如此。因此，两个嫌疑人最后一定都会选择招供这个比较稳妥的策略。
“囚徒困境”实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对两个嫌疑人来说，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招供，并不是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不招供。所以，当人们忽视集体利益，而将视线放在个人利益上时，就容易产生损人利己的短期行为，但长期来看，个人利益同样是会受到损失的。
如何破解囚徒困境
因为“囚徒困境”的假设是只有一次博弈，参与者在知道只有这一次机会的情况下是不会选择合作的，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利益。破解“囚徒困境”的办法之一可以是延长次数以求得合作，并规定破坏合作的惩罚措施。
所以，承诺长远利益和“以牙还牙”便可作为解决“囚徒困境”的最佳策略。
“以牙还牙”策略由数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提出，例如，“囚徒困境”中嫌疑人李四被嫌疑人张三的利己但损人的行为激怒，李四随后便会进行报复，于是接下来张三就会遵循合作。通俗地说就是：破坏规矩的人会“遭到报复”。
当然，“以牙还牙”策略的实施还需要承诺长远利益来作为辅助。
增加博弈次数是承诺长远利益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选择合作的期限与重复进行多次相同结构的博弈，这样能够让博弈者在行为选择中提高稳定性。以生活中的户外用品店为例，开设在旅游景区的户外用品店，产品价格通常不低，而且质量和售后无法得到保证。反观开在成熟社区或者商场中的户外用品店，会不定期地举办打折促销活动，并且售后服务能得到充分保障。
简单分析一下，旅游景区的户外用品店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一锤子买卖”，属于单次博弈的行为。而开在成熟社区或商场中的户外用品店，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依靠自己的客户口碑和客户流量，以保住老客户且吸引新客户多次消费，这属于重复博弈。
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开在旅游景区内的大型连锁品牌户外用品店也可以让消费者得到充分的售后保障。这是因为大型连锁的商家需要捍卫自己的品牌声誉，是典型的“长线生意”，这对该品牌而言也属于重复博弈。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在早期的城市道路规划里设计了一些“二合一车道”，原本行驶在两车道的机动车需要在合流处并入一车道。但这种道路刚修建好的时候，特别是在车流拥堵的情况下，驾驶员为了能尽快进入合并车道而选择抢行（可视为博弈论中的背叛行为），并没有做到“左一辆右一辆”地有序交替通行（博弈论中的合作行为），造成了道路拥堵的进一步加剧。
为了让市民习惯“拉链式”礼让通行，当地政府引入了惩罚机制，用摄像头记录下违规车辆，并进行后续追踪处罚及教育。很快这种文明通行方式得到了实践，并且在处罚程度最重的地区很快实现了全面推广。我们可以理解机动车驾驶员急于通过的想法，但他们愿意遵守交规“拉链式”通行，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精神与意志，原因还在于，惩罚体系的有效建立让他们惮于违规。
因此，通过把单次博弈变为重复博弈，会提高博弈者的决策稳定性，有助于在合作过程中多次磨合，最终实现共赢。另外，引入并完善惩罚体系能进一步提高博弈者背叛的代价与成本，也有助于帮助整体摆脱“囚徒困境”。
饿狮博弈：掌握逆向思维
“饿狮博弈”是一种典型的序贯博弈，有助于我们分析在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如何采用逆向思维破局。
该博弈的描述是：假设有老大到老六一共六只狮子（身体强弱状况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以及一只小羊。如果最强的狮子老大吃掉小羊后需要打盹一段时间进行消化，此时，比老大稍弱一点的老二就会吃掉老大，接着老二在打盹休息的时候被老三吃掉，以此类推。
让我们从逆向的角度来分析，第一个分析的主体便是狮子老六。如果老五在打盹歇息，毫无疑问，老六就会选择吃掉老五，这样，老六便会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只狮子，自己是安全的，也不存在被吃掉的问题。往前推导，老五如果知道自己打盹时会被老六吃掉，它便不敢吃休息的老四。当老四知道老五不会吃掉打盹的自己时，那老四就敢吃掉打盹的老三。以此类推，老三不敢吃老二，老二敢吃老大，狮子老大便不敢吃小羊了。
但是，如果在原来的狮子家族基础上加入一只身体更弱的小狮子老七，用上面的逆向思维来继续推理，老七吃老六，老六不敢吃老五，老五吃老四，老四不敢吃老三，老三吃老二，老二不敢吃老大，确认不会被吃掉的狮子老大就有吃羊的底气。
我们对比两次博弈的例子，狮子总量是六只和总量是七只时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狮子老大要不要吃羊，主要取决于群体中狮子数量的奇偶性。狮子数量为奇数和为偶数的博弈结果构成了两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
在现实的商业兼并活动中，发起收购的企业就像考虑要不要吃掉小羊的狮子，收购的过程中会伴随着股权价格的波动、现金流的潜在风险等问题，这就需要团队充分掌握市场的动向，从逆向思维的角度防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
智猪博弈：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
“智猪博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遇到。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很长，饲养员在猪圈的一边安装了一个踏板，另一边是投食口和食槽。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投食口便会落下少量食物。如果一只猪跑去踩踏板，因为距离优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优先吃到落在食槽中的食物。由于大猪和小猪的跑动速度不同，当小猪踩踏板时，大猪能赶在小猪跑回投食口之前吃完所有的食物。反之，若大猪踩上踏板，则其能在小猪吃掉投食口一半食物时赶回来，与小猪争抢剩下的另一半食物。
那么，两只猪会采取什么策略呢？
很显然，两只猪都会有自己的盘算。但最后的答案却出乎意料。
小猪会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投食口的边上，而大猪则会选择不知疲倦地奔跑在踏板和投食口之间，只是为了那剩下的另一半食物。
原因何在？因为小猪如果主动踩踏板，自己便会一无所获，等着大猪来踩踏板，倒是能在边上吃到一半的食物。故而无论大猪是否踩踏板，小猪不踩踏板总会是最佳策略。对大猪而言，明知小猪不会主动去踩踏板的情况下，大猪只能靠自己去踩踏板，从而与小猪争抢剩下的一半食物。因为如果大猪不去踩，最后肯定是会挨饿的。所以，大猪踩踏板是最优策略。
“智猪博弈”的结论说明，大猪的“多劳”并没有“多得”，而小猪的“少劳”也并没有“少得”。即在一个双方平等竞争的环境中，有时占优势的一方为了实现共赢要做出一些妥协。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大企业往往勇于开拓市场，或是把资本大量投入到研发中以推动创新；而小企业往往喜欢坐享其成，跟在大企业后面赚一些小钱。是因为小企业的管理者懒惰，缺乏创新精神吗？当然不是。小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去搞创新。
大企业可以被看作案例里的“大猪”，具备出色的市场开拓能力，能高效地占有新兴市场的资源。而小企业被视为“小猪”，即便主动研发新的产品来开拓市场，还是会被占据体量优势的大企业轻而易举地赚走大部分利润，而小企业自己则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对小企业而言，最佳的策略其实是观察并等待时机，做那只不去按踏板的小猪，以凭借自己某些单一方面的优势搭上大企业开拓市场的“便车”，从而在资源分配中分上一杯羹。
博弈论的启示：克服人性中“自私的基因”
正如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所说，博弈论是我们“研究世界的一种工具”，但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因为“它既研究了人们如何合作，也研究了人们如何竞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弈论的智慧在于克服人性“自私的基因”，在“胸中有丘壑”的大局观引导下，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彼此的长远利益，从而获得更为“可持续”的收获。用博弈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思想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博弈论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想或一种全新的理解分析方法。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面对利益冲突，应在建立起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下，进行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解读其行动逻辑，通过重复博弈或者提前协商的方式，灵活地把博弈论应用在刀刃上。遵循整体合作互助，共同摆脱困境的最优策略，则可以收获双赢的局面。
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更多时候都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惠互利、互利共赢。比起零和博弈般简单粗暴的弱肉强食，需要通过策略把市场这块蛋糕做大，才能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收获。
在技术创新的领域里，若是遇到正在开发新技术的同行，比起忌惮他们未来会抢走更多的机会，更应看到，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断尝试在现有技术上增加新元素的同行们，整个行业才能不断向前，而与他们身在同一个行业的企业，也都会得到这种行业进步带来的“好处”。
因此，正当途径的良性竞争可以被看作行业里的一种技术革命，促进同行业中的所有博弈者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自身收益。
总之，博弈论告诉我们，强者不一定是最后的赢家，有时候弱者反而能生存到最后。在竞争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博弈让我们随时准备同自己的对手合作。
第18讲 广场协议：如何让日本失去了三十年
如果你是一个日本富豪，拥有一千亿日元的资产，按照1985年初的汇率，相当于五亿美元。然后我告诉你，只要签订了“广场协议”，你的一千亿日元就变成十亿美元，瞬间翻了倍，你乐意不乐意？
我想你会乐意的。你可以进行更多的国外投资，可以随时去欧洲“买买买”。除了日本国内，世界各地的东西似乎都变便宜了。
然而不要忘了，在海外花钱用的是美元。这些美元来自日本多年的外汇储备，所以，日本的外汇储备必定流失。此时，与国外商品相比，日本的商品价格相当于升高了，出口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银行一看这个形势不对，只能缩紧银根、加息。然而一加息，企业、个人突然债务大增，于是，泡沫来了。
对于“广场协议”，有人视其为美国搞垮日本的惊天阴谋，有人认为其仅是引爆日本自身经济隐患的导火索，还有人将日本的衰落归咎于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的“昏招”频出。
那么，“广场协议”究竟是什么？这个协议对日本有什么影响？
“广场协议”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广场协议”签订时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产消费的政策，由此美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自由经济主义时期。经济增长强劲，美元不断升值，高币值的美元导致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商品对外国人来说，价格越来越贵）、进口增加（外国商品对美国人来说，价格越来越便宜），这又使得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日本首当其冲是被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
事实上，在1960年—1979年，日本的年出口额占GDP总量的比例都在9%以上，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这大大挤压了日本的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消费内需和市场份额。那时候美国工人甚至会当街打砸日本汽车，称其抢了他们的饭碗。
在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而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货“浪”遍全球的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美、日、英、法、西德五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促进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化；
第二，促进汇率弹性化；
第三，推动市场开放、贸易开放，抵制保护主义。
“广场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各方一致认为，美元的价值被严重高估，需要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其他四国通过抛售美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美国政府也希望和几个工业国家达成协议，合力贬低美元的币值。而美元贬值只是手段，真正目的是增加美国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日本上演的战后经济奇迹
如果只站在协议签署的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间点去思考，恐怕我们很难厘清日本为什么会选择签订“广场协议”，我们需要先了解协议签署前数十年里日本的经济背景。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工业和经济已然处在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美国也开始把日本看作自己进军东亚的桥头堡，扶植日本。除此之外，美国将日元汇率锁定为极低的360:1，这种人为的低估极有利于日本的出口。配合着日元低利率，1953年，美国用少量的美元就可以换得日本大量的商品。次年，日本GDP达到216亿美元，出口总额超16亿美元，两项数据都比1950年增加了1倍。
1955年，日本经济恢复至战前水平，凭借着自身雄厚的工业底子，开始了接近20年的高速发展期。在此期间，日本上演了“战后经济奇迹”，在低汇率的“加持”之下，日本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实现了战后的经济腾飞。
纵观历史，无论是日本，还是随后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从落后到崛起，都是出口带动的。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于稳定，日本开始了产业升级之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开始向高级化发展，电子产品等高端制造业产品逐渐替代纺织品等低端产品成为日本出口的主流。
比如，创始于1918年的松下电器在此期间不断拓展海外市场，销量猛增7倍，成为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缩影。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世界舞台上的竞争，有赢家，就有输家——美国成了这时的输家。
由于发动朝鲜战争，美国的海外军费剧增，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卷入越南战争。对外侵略扩张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连年逆差，出现了财政恶化，不得不超发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贬值动摇了各国的信心，纷纷抛出美元挤兑黄金。1971年8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剩下102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短期外债为520亿美元，黄金储备只相当于短期外债的五分之一。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不再向任何国家兑换黄金。美国单方面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汇率暴跌，美元贬值叠加1973年末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刺激物价飙升，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大滞胀。
与此同时，伴随着日本的崛起，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在这期间，日元不断升值，这就导致日本生产的产品向美国出口进一步受阻。为了持续刺激经济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日本版本的“经济内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20世纪70年代，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举债发展基建，同时将发展重点从化工、钢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汽车、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日元升值也有利于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过剩产能转移。就这样，以暂时牺牲出口和经济增长率为代价，日本完成了转型升级。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到1985年，日本贸易顺差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
日元国际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看起来一切顺利，但已经为日本20世纪80年代资产泡沫的产生，以及后来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胀，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采取了加息的办法，使得美元利率从5%飙升至20%。但加息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美元大幅度升值。
1981年至1985年，短短四年之间，美元升值了1倍。美元的升值又进一步导致美国出口的萎缩。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日本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
20世纪80年代初，卡特彼勒公司的CEO李·摩根第一次将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与日元联系在一起，指出美日之间的贸易失衡是日元造成的。“日元太便宜”成为当时普遍被认同的观点，为了减少从日本进口商品，美国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日元升值。
1984年，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美国就与日本进行了多次贸易谈判，不仅以全面贸易制裁来威胁日本，还以“日元成为世界货币，日本成为世界大国”为条件吸引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允许日元升值，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现利率自由化。
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强大的日本必须有强大的日元支持！”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贸易顺差全球第一，制造业发达，内需旺盛。在实体经济领域已经领跑世界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瞄准了金融领域——日元国际化。
一个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币值稳定与坚挺。疲软的货币对国际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日元汇率一直以来被有意压低，反映不出日元真正的价值。这个时候，日本觉得日元升值的时机到了。
因此，对当时成为经济大国、渴望国际地位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恩威并用起到了效果。所以准确地说，日本是自愿签署这份协议的。看起来是在日元的大幅升值下，日本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衰退。但其实，衰退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字：脱实向虚。
脱实向虚：经济衰退的本质
“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美国的这几个“好伙伴”十分配合，积极执行“弱化美元”的经济政策。从1985年开始，美联储不断降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1.8%降到1986年的5.8%左右。而日、英、法、西德央行则保持利率不变。美国和这几个国家利率差的不断增大，为美元币值走弱注入了一针催化剂，加快了美元贬值的速度。
反观日本，日元大幅升值意味着用同样多的日元可以在国际上买到更多的资产。比如，三菱财团收购了象征美国财富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索尼收购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等。
一时间大量的日本资本涌入美国，导致日本本土的产品和服务卖不出去，仿佛全世界都在买美国货。
一方面，实业的资本被抽出了，实业不挣钱了。资本有强烈的逐利属性，哪里赚钱快，资金就会流向哪里，大量国际投机资金就涌入了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日元稳定，日本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元，抛售日元，从而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日本央行多次下调利率：1986年—1987年，短短一年时间里连续5次降息，利率从5%降到2.5%[4]，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过剩资本也大多流入了房地产和股市。
因此，日本国内的股价和房价疯狂暴涨。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已经高达591万亿日元，为当年日本GDP的148%[5]。日本的楼市更是离谱，日本地价的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资产价格持续上升，日本经济进入“泡沫经济”时代。巨大的泡沫引发了日本政府的担忧，为了给过热的股市和楼市降温，日本政府决定刺破泡沫，实现经济的硬着陆。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利率由2.5%上调至6%。过于激进的加息政策使日本国内出现流动性紧缩危机，股市、楼市断崖式下跌。
泡沫的破裂使银行体系和信用体系的不良债权猛增，债务链条不仅使企业窒息，还使日本家庭的财富大大缩水，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日本经济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寒冬。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广场协议”虽然是日本走向悲剧的导火索，但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脱实向虚”的国家政策失误。日本当局应对日元升值的政策性错误，或者说是日本过度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造成日本股市和楼市暴跌的真正原因。
所以，带有阴谋论味道的故事固然吸引眼球，但故事终究是故事，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重要的是，要从日本经济衰退的事件中获得有价值的启发。
“广场协议”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朋友们会发现，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导致“失败”的决策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选择。
日本选择在泡沫高企的时候通过加息让经济硬着陆，并不是没有预见到后来的经济危机，而是选择了保汇率，从而加速日元的国际化。虽然经济泡沫破裂了，但是1989年4月，在全世界的外汇交易中，日元的比重占了13.5%，仅次于美国的45%。日本选择以经济硬着陆为代价，抓住了难得的日元国际化的机会。
三十多年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出口大国，GDP总量有望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和日本当年一样，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赖出口，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可以说，“广场协议”签署背景下的美日关系和三十多年后的中美关系充满了相似性，三十多年后，全球经济又处在了不景气的大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不愿意对自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约束，促使外围国家货币升值就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
历史又总有不同之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2020年，美国开启无限量化宽松模式，超发货币大举购进美债，CPI指数屡创新高，美国面临着严重通胀。
以往美国“收割”全世界的套路是美国印钞，全球其他主要国家都要跟着印钞，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中国不跟随美国印钞，就会导致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海外的价格提升，不利于出口。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初期，也破天荒地出现了“例外”——中国在其他国家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泥潭时，率先实现了复工复产，面对全球市场巨大的需求缺口，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中国出口企业的商品当时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由此可见，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为人民币保持独立性、承受升值压力积聚了底气。
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也会像日本那样，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会承担一定的阵痛。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理性的决策做支撑，新“广场协议”的故事不会出现，人民币的升值与国际化也可以是多赢的。
第19讲 康波周期：一个关于财富的秘密
经济运行背后是否有一只“无形之手”？人的命运是否在出生之日就有了注定的轨道？到底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还是反之？
这些并不是无从考据的，康波周期，这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济现象在历史的进程中循环往复地拨弄着财富的指针，见证着时代的潮起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