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中国经济的天平已经缓缓从“效率”摆向“公平”。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去全球化”呼声高涨的大环境下，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是对这个时代特有的回应。
第23讲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里的机遇
“普职分流”这个让家长“坐立难安”的教育规划为什么被热议？中国为什么推行“东数西算”政策？一个经济体量还不如广西的小国越南，为何能够在全球经济发展浪潮中“勇闯天涯”，甚至“赶超深圳”？
这一系列热点事件的背后，都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数字标准衡量不准确
如果你在大多数网站查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会知道，按照当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I（Gross National Income，国民收入）达到12535美元（在中国应换算成人均GDP为12560美元）时，如果经济出现停滞、反复波动，说白了就是经济发展“躺平”了，那这个国家就不用谈什么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因为它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么表述你不能说它有错，只能说它不严谨。这是因为历史上有些国家在上述统计意义上曾跨过去，然而没过多久又掉进去了。比如，有的拉美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时，在政权更迭、经济发展失衡、国际局势变换等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停滞甚至陷入深度贫困。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呢？
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类推“国家”，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有趣的例子：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是“土财主”“暴发户”，也就是说，这个人“有钱没文化”。换个方式来形容国家也是同样的逻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赚到钱了，但是，你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低端制造、低端产业出口支撑的，喝的是发达国家吃剩的肉汤，哪天发达国家说我不想给你汤喝了，我想倒掉或者施舍给你的“小兄弟”——就是与你同质的其他国家，那也是有可能的。
在股市中，有句特别流行的话叫作“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之外的钱”，这个逻辑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国家。
用这句话形容国家，那就是：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重视高端制造业、实体经济、科技发展等，就不能够冲破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红利、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城市化等方面的藩篱，此时，“中等收入陷阱”就会等着你！
所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够仅仅使用以人均GDP为主的数字结构进行衡量，如果制度跟不上现代化、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科技实力跟不上城市化进程，诸多潜在的威胁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中等收入陷阱”就不算“跨越”。
“引进来”再“转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
至此，我们都清楚了什么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引进来”和“转出去”两个步骤。
第一步，引进来。下面以日本为例说明。
在东亚，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最先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如果把每个国家都比作一个投资世界里的“理性人”，当日本发现周边的好多“小兄弟”地价低、劳动力廉价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就是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迁往这些国家加工生产，并且还能销售部分产品过去。
这些“小兄弟”在引进这些产业后欢喜得很，因为他们只需要不断地“接受”，就能实现经济持续、稳步发展。这个阶段是不需要“动脑子”的，上游产业国家（大哥）给资金、给技术，“小兄弟”只管出人、出地就可以。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放弃了“思考”，如果再延伸一点，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经济学术语——“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也被称为富足的矛盾。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从经济发展来看，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的窘境，那就是陷入了“资源诅咒”。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
比如，尼日利亚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1970年到2000年，该国累计获得3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反而从197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70%。从阿根廷到委内瑞拉，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往往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回到前面，“小兄弟”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引进来”。但是“引进来”的过程也有尽头。
“小兄弟”国家在不断“接受”的过程中，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地价、人力资本也会上涨，如果再遇到通胀，这些问题就会产生乘数效应。作为上游产业国家的“大哥”迟早会发现这一点。发现之后，他们就会寻求更经济实惠的地方转移低端产业，这时就要进入第二个步骤——“转出去”了。
文章开头提到的“越南赶超深圳”，也正是因为越南接到了上游国家从中国转出去的单子。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地区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大哥”想要转出去这些低端产业，那你拿走好了，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些国家或地区当然也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也有些“小兄弟”并没有准备好，比如泰国。但是“大哥”不会为你考虑的，该转出还是要转出，你“青黄不接”是你自己的事情。结果“小兄弟”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从此停滞。
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步尤其重要，也更为艰难。
以上比喻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整个模块的内容，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一定层面来看，这个比喻可以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剖面图。
我们再回到开头内容，根据前文的介绍不难发现，“普职分流”让家长“坐立难安”，“东数西算”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越南速度”赶超深圳等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出的底层逻辑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阶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阶段中至关重要的一关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换句话说，就是在低端产业因地价、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将要“转出去”之时，高端产业发展能够迅速“接盘”，从而实现全方位产业结构的战略升级。
在这期间需要全社会要素方方面面的努力，而“普职分流”和“东数西算”这两个举措能够在克服生产要素分配不均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带动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这一切从某种程度上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要素结构中的部分力量，普通人更能从中找寻到自我职业发展的定位，与国家转型发展一起“乘风破浪”。
“普职分流”有机遇
逆向思维、批判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是能够让我们终身受用的思维方式。所以当多数人“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可以侧面想想，逆过来想想。
面对“普职分流”，大多数人都是焦虑的，这很正常。这个问题是人们受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环境、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的。
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事情将来的走势不会是这样的。“普职分流”本质上是教育领域的一次“供给侧结构改革”。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的学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生”之所以“吃香”，毕业就分配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稀缺”。如今“大学生”不再稀缺。2022年，中国高等院校毕业人数达1076万，人群庞大。
与之相对立的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阶段中，与产业转型至关重要的高端制造业，其人才缺口巨大。这就是就业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普职分流”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
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制造业人才队伍。在人才培养规模、人才资源结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与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优势。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为此，从2021年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针对人才发展的政策，从《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出台，都表明：激发制造业人才活力已迫在眉睫。
所以，仅有规模化发展的制造业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拥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制造业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路。
发展高端制造业需克服产业人才结构短板，这个短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两个方面。“过剩”体现在传统产业人才素质提高和转岗转业任务艰巨；“短缺”体现在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紧缺，基础制造、先进制造技术人才不足，这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桎梏。
造成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脱节。人才供需的结构性问题会导致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不畅等问题也逐步凸显。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立则国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强大的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助力，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道上需要青年人才的助力。“青年人才”从哪里来？答案是：教育。而实施“普职分流”是培养高端制造青年人才的重要路径，促进“普职均衡发展”，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搭上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顺风车”。
“普职分流”从中国国内教育培养人才方面提出了新的长远规划，为解决就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方案，有助于全社会要素逐步转变人才观念，从而扭转就业和用人中的职业偏差，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然，如果这个行业正好响应时代所需，那就犹如乘上时代东风，所以对于广大家长来说，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何不顺势而为，让孩子学好一门技术呢？
“东数西算”助力数字经济转型升级
当你逛淘宝、“刷”抖音、看B站、用百度时，大数据无时无刻不在“跟踪”着你。所以，你会发现，淘宝首页推荐的衣服大多可能是你想要的，抖音推荐的视频也是你最近关心的，当你通过百度搜索完一个问题后，你可能会收到相关的网页广告推送甚至手机短信。
在这里，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没有任何人能够独立于“数字经济”而存在，信息和数据技术将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根本影响。
“东数西算”正是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所提出的，那么什么是“东数西算”呢？
我们学习地理的时候都知道，中国的资源东西分布严重不均衡，而今这种不均衡在信息技术领域（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中也较为凸显。数据显示，至2020年底，北京及周边、上海及周边、广州和深圳及周边地区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资源占比分别为23.3%、16.4%、13.7%，合计65.3%，而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总占比却不超过三成。
中国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强，但算力基础设施资源紧张，中西部地区能源和算力资源丰富，但产业过于低端化。
所以，如果能够将这些资源实现“东西整合”、优化配置，将有利于在中国建立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这也就是“东数西算”。
“东数西算”工程项目的启动将助力于中国的空间产业均衡发展、人才分布均衡发展和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使东西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从而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为实现国家层面上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添砖加瓦。
“普职分流”和“东数西算”本质上都是在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经济发展效率的问题，但它们不是全部。
很多人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抓住了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第一阶段的机遇，投身于制造业产业发展的浪潮中，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从而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一阶段脱颖而出，成为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赢”的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阶段将比第一阶段更艰难，但依旧充满机遇。
第24讲 为何要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长期以来，资本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的确，资本逐利的特点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资本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资本的劣根性就在于其无限扩张的欲望，因为扩张并不是无条件、无边界的。资本逐利的本质表明资本追求的是超额利润，在资本创造价值的同时，如果不加约束，它就会野蛮生长，甚至无序扩张，最终会形成垄断，给经济的安全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带来严重威胁。
公平的错觉：韩国教育的“资本化”
常言道：“只要付出，就一定有回报。”但对韩国的高考生来说却并不一定如此。校外培训机构和资本之间的“精心合谋”，已经把韩国的教育变成了一场“内卷游戏”。伴随着“汉江奇迹”（指代韩国外向型经济的腾飞），韩国社会表达出对高水平人才的旺盛需求，于是，大学文凭成为韩国年轻人进入三星、LG、乐天这种大企业的敲门砖。
在韩国的学生中流行着“四当五落”的说法：每天睡四个小时的考生会考上心仪的大学，而每天睡五个小时的学生则会落榜。激烈的高考竞争使得资本嗅着血腥而来，补习机构开始出现在韩国的大街小巷，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纽约时报》甚至把韩国的补习班称为“韩国教育体系的支柱”。
“好好学习”被高度资本化，家长在殷切的期盼与焦虑中甘愿付出高昂的补课费，教育成了韩国家庭的“吞金兽”，而被资本异化的韩国高考成了上层阶级保持家族繁荣的利器。当教育开支高到连中产阶级都无力负担、跨越阶级变得愈加困难的时候，上层阶级就可以摒除潜在的竞争者，降低阶级流动的可能性。
一旦校外的教育体系成型，公立学校将沦为“底层角色”，优质师生资源严重流失，然后就如同美国的学校现状：私立学校开进富人区，私立性质使得它们独立于教育监管范围之外，可以更自由地收取高昂的学费，而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能在美国公立学校的“快乐教育”中，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资本化的教育体系将把普通家庭阻挡在外，变成上流社会实现内部循环、稳固阶层的不二法宝。教育成了“资本”们生钱、赚钱的工具，和任何上市公司一样，教育资本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资本”掌控“教育”，“资本”决定“教育”。
从韩国教育被高度资本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垄断的形成对于教育领域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垄断不仅会在教育行业发生，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在各行各业都有动机去垄断。
他山之石：美国反垄断历史
从1890年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诞生开始，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浪潮从未停息，在反垄断的进程中，从洛克菲勒到卡耐基，从摩根到微软，反垄断的“大刀”一次又一次挥出。一百多年的反垄断历史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绝不能被容忍。
时代在更替，巨头们的垄断方式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垄断行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企业实现垄断后，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市场支配地位攫取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实际上是对其他企业的利润和劳动者利益的侵占。如果我们看懂了这一层，就能明白为什么要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
反垄断从来不是新鲜事，回望美国的百年反垄断历史，从美国反垄断的潮起潮落中，我们能得到许多经验、教训和启发。
1870年1月，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九年后，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美90%的炼油业，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垄断企业。随着标准石油公司不断壮大，洛克菲勒成为19世纪第一个亿万富翁，并被冠以“世界石油大亨”的称号。
标准石油公司就像章鱼一样，将触角伸向了石油开采、冶炼、运输等石油行业的各个领域。到1887年，洛克菲勒几乎整合了全美国的炼油业，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垄断了石油业。
当时美国的法律规定，本州的企业不得持有别州公司的股票，为了管好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炼油厂，洛克菲勒的律师多德提出了“托拉斯”（英文Trust的音译）的概念。通过托管的方式，将分散的公司股权委托给一个机构来管理，形成一个控股集团，这实际上就是金融信托（Trust）的一种形式。这样既能保证洛克菲勒对公司的控制，也能避开法律的限制。
洛克菲勒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的“掌门人”。
标准石油公司因垄断走向巅峰，也因垄断被拆分。凭借庞大的公司规模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洛克菲勒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打击竞争对手，获取垄断利润。但过度垄断会让市场失去活力，不会有人再愿意去革新技术，消费者的权益也会受到损害。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一股反垄断浪潮，直接促成了1890年反托拉斯法案《谢尔曼法》的出台。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谢尔曼法》判决，认为标准石油公司是一家垄断机构，应予拆散。经此判决，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被拆分成了34家地区性的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走向终结。
另一个关于垄断的典型案例则是美国的微软公司。在中国“80后”“90后”们的记忆里，刚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和互联网时，IE浏览器几乎是上网必备神器，对于上网“冲浪”最直观的印象应该就是IE浏览器大大的“e”字图标。似乎IE浏览器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IE浏览器。事实也的确如此，曾经的IE浏览器占据了浏览器市场的龙头地位，1998年，IE浏览器成为全球市场份额占比最高的浏览器，到2003年，它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95%。
1999年，美国19州和司法部向微软公司发起反垄断诉讼，原因是“企图垄断浏览器市场”。2000年4月，美国联邦法院宣判微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微软被裁定一分为二，一个专营电脑操作系统，另一个则经营除去操作系统外微软当时所经营的其他内容，包括Office系列应用软件、IE浏览器等。后因互联网泡沫，微软公司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免于被拆分，但微软付出了共约18亿美元的和解费用，并承诺不参与可能损及竞争对手的排他性交易。
反垄断也对微软公司和全球互联网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期的高市场占有率，让微软认为IE浏览器已十分完善，放慢了更新和优化的速度。在技术和产品快速更新的互联网行业，故步自封无异于自掘坟墓，苹果的Safari浏览器、谷歌的Chrome浏览器、火狐浏览器等产品坚持迭代完善，吸引了大量用户，一步步蚕食了IE浏览器的市场份额。
据统计，IE浏览器的竞争对手Chrome浏览器在10年内进行了多达70次更新，IE浏览器却在6.0版本发布后的5年内没有进行任何功能修正。就这样，垄断者变成了落伍者，乃至被淘汰。2022年6月16日，曾经上网必备的IE浏览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美国的反垄断历史就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历史，而垄断的故事不仅会发生在美国，在世界的各个国家，资本的触角都可以伸向不同行业，并通过它们所拥有的资金优势和市场中的话语权去碾压其他企业。
存量博弈的“伪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创新激发了中国的新动能，在这期间涌现出了像华为、阿里巴巴、大疆等一大批极具创新力的企业，科技的进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惠及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互联网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物，在这期间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科技腾飞的翅膀正稳稳托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人们的生活和互联网深度绑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也开始和互联网绑定，最终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也会和互联网绑定。但同时须警惕，进入互联网时代，资本们开始以创新为名通过“技术垄断”影响着行业的正常发展，垄断变成了数据与算法的操控，科技巨头成为全球范围内反垄断的重点监管对象。
《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内涵扩大和外延扩大。
内涵扩大是指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通过工艺革新、改进设备、采用新材料、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挖掘企业的内部潜力和提高劳动效率以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是一种由“量”向“质”的转变，也是中国真正想要达到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国家反复强调的“补短板”和“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外延扩大，则是指单纯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把有限的生产要素转换为更多的可供消费的东西，这是经济学的本质，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只有当社会资源优先分配给那些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或者项目时，才能算是有效地利用资源，才符合经济学的理论，否则，只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资源浪费。
诸如个别互联网巨头，无论发展社区团购还是共享单车，抑或是其他业务，实际上就是“以适当的资源浪费找寻符合企业发展的业务”。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到赚钱的业务，不考虑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经济学中有“负外部性”，指的是一个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其他企业，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而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情况，也叫“外部成本”或“外部不经济”。
外卖或团购平台的“二选一”，就是负外部性的表现。经营外卖或酒店的商家被强制只能在一家平台发布信息，无法触及更多的潜在客户，造成外卖成本的提升或房间空置，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都是资源浪费。
此外，互联网行业的马太效应也非常明显，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互联网行业中，常常表现出某个领域很容易被一两家平台所垄断的现象。垄断一旦形成，互联网企业就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开始资本的收割——线下实体店受到冲击、菜市场小商贩得不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也将受到损害，打工者的收入甚至生计也会受到影响。这些打工者多是弱势群体，面对互联网平台的收割，他们毫无反抗之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业的结局。
当关乎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都被互联网巨头把控，他们将利用自身在行业中取得的优势，不断拓宽自己的护城河，妄图将自己制定的规则变成一般的市场规则——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说到底，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本质上不过是把一部分人的钱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手中。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个别互联网巨头通过“烧钱”的方式，以“创新”为名跑马圈地：“烧”着别人的钱，获取客户，抢占市场，然后垄断欺客，大数据“杀熟”……最终一地鸡毛，投资者和消费者为之买单。
表面上看，像社区团购这类创新的业务模式把传统产业（比如生鲜零售）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结合起来，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但本质上并没有技术创新。而在中国的经济面临重大转型之下，国家会更加重视“真创新”，经济发展需要的是引领科技、产业发展的“真创新”企业，不是会“屠杀”传统产业的互联网企业的“伪创新”。
所以，在这种存量博弈之下，互联网企业“烧钱”引流，形成垄断，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会耽误国内技术的研发，最终只能是加剧整个社会的“内卷化”。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为的就是更好地引导这些钱用到技术研发的刀刃上。
有为政府vs市场的看门人
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有为政府”的治理模式，中国也是全球在历史记录方面最丰富、最连贯、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
反观美国，白人殖民者到达美洲以后，夺取了印第安原住民的土地，然后建立了一个蓄黑奴的白人国家。此后，为了满足资本家的利益需求，美国开始吸引全球的资本和劳动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
一个美国人可能是欧洲白人后裔、非裔、中国移民、印度移民，也可能是土耳其移民等。这些移民而来的美国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人种也不一样，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怎么会存在“同胞之情”的概念呢？因为没有“同胞之情”的社会概念，所以有些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接受的问题，而在美国却是被普遍接受的存在。
2021年，《环球时报》援引西方媒体的报道：在一份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卫生体系评估报告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覆盖的国家，在美国的低收入成年人中，有一半人因为费用问题得不到医疗服务。报道认为，美国在这11个国家中，医疗的公平性、获得机会和行政效率等都是排名垫底的，而挪威、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排名相对领先。
不同于美国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组成的移民国家，欧洲主要的发达国家是由欧洲本土白人组成的传统的原住民国家。虽然欧洲也存在吸引移民的现象，但是整体上还是原住民社会，所以欧洲国家还是有“同胞之情”的概念的。
没有“同胞之情”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从根上就是陌生人的关系，社会整体就更倾向于自由：既然个体相互独立，没有联系，那么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这就是为什么“熟人关系”越缺乏的地方，市场自由化程度就会越高。
就国家整体而言，中国偏向于熟人社会，美国是纯移民社会，因此美国的市场化发展程度更高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纯粹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根源上说是毫无意义的。涉及民生的重要领域由国家来保障，需要创新增量的领域，则需要通过自由竞争来拉动发展，政府和市场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
由此，我们看到，2021年中国火热的教育培训、补课行业被叫停了。2020年至2022年，很多流量明星、直播网红因为偷税漏税而被处以巨额罚款。这些事件背后都源于中国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要知道，在天价补课费用节节攀升的情况下，教培市场总规模已超过3万亿元。而在资本快速扩张的娱乐圈，流量明星被资本选中在前台表演，以此创造的“饭圈”文化，不过是资本创造出来的消费文化，通过影响社会部分群体的消费习惯，攫取经济利益，甚至影响社会思想文化氛围。
我们设想一下，美国的教培市场大概率不会因被整顿而消失，反而会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金主，然后政客不断地游说，对全社会宣传：这个产业存在是多么的重要，必须做大做强。在美国，用产业绑架社会来论证自己合理性的现象早就存在。无论枪击导致多少人死亡，美国保守派政客都坚持拒绝控枪，全美步枪协会还会反过来告诉老百姓，不控枪可以每年拯救多少人，控枪才会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中。
如果在韩国呢？韩国有这样一句俚语：“韩国人的一生无法避免的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三星在2012年的总销售额达2457亿美元，为韩国创造了约20%的GDP产值。此外，还有像大宇、LG和SK等势力不小的财阀存在。韩国财阀几乎等同于韩国的国家经济，财阀们为了攫取巨额利润，将触角伸进政治领域，为资本积累谋取特权。被财阀控制的韩国，普通人没有明朗的就业前景，看不到底层逆袭、阶层跃迁的机会，老百姓的生活会幸福吗？
中国财富管理的“道”
金钱永不眠，我们的确永远无法把握资本准确流动的规律，但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强化反垄断是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的重要表现。国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普通老百姓向上流动的通道是“顺畅”的。
当然，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一味强调资本的自律和自我节制，无异于扬汤止沸。从根本上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既要切断资本突破扩张限制的利益链条，完善资本制度，比如限制垄断、监管资本流向、禁止同业竞争等，也要继续利用好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引导其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在此过程中，普通人如何明晰社会的文脉，理出财富投资的逻辑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领域是顺应趋势赚钱的，哪些领域是和教培行业一样属于高度不稳定的“雷区”呢？
判断有些事情在中国有没有前途，掌握个人财富的核心大趋势，就是首先要分析这些事对社会整体究竟有没有价值。
就中国的税收而言，一项税收是不是好的税收，取决于征收成本是否小于征收收益。这里的“征收成本”不单单是国家为此付出的直接成本，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各种间接成本。
中国在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压在农民肩上延续了2600年的沉重负担，一个原因是农业税的征收成本已经大于对财政创造的收益，造成“对社会整体的净收益为负”。房产税也是一样的道理，什么时候征收房产税的成本开始小于房产税对转移社会财富所带来的收益，什么时候房产税就真的可以落实了。
在资本完全自由的西方国家，很多超级富豪都热衷于寻找可以合理绕过法律，实现少缴税乃至不缴税的“避税天堂”。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公司，在百慕大、卢森堡、荷兰等“避税天堂”注册了多个海外子公司，用一系列复杂的方式最终实现了避税目的。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苹果建立的爱尔兰离岸公司（ASI）在2011年的税前收入为220亿美元，当年缴纳的税费一共为1000万美元，税率低到只有0.05%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同时也是一位身价达25亿美元的商人，但他每年只缴750美元的所得税，而美国的一名普通消防员每年要缴大约5000多美元的所得税。既得利益者在灰色地带想尽办法避税，这些“省下来”的税款实际上就是社会财富从穷人到富人的变相转移。
纵观历史，“劫贫济富”式的畸形税收导致的惨剧已经给过我们太多教训，不公平、不合理的财税体系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国家灭亡的事件数不胜数。明朝晚期，因为官商勾结，给商人减税，给百姓赋重税，终于陷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深渊；自称神圣的罗马帝国，贵族等富人阶层掌握了政策话语权，修订法案使得家族生意享受极低税率，将财政压力全部压在了百姓身上。从“明末惨剧”到“罗马悲歌”，促使它们最终走向瓦解和灭亡的重要因素都是日益不合理的财政税收。
无法想象，如果放任富人逃避纳税义务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国家没有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要么举债印钞，要么以各种名目向穷人课税，最终都将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美国的“游说制度”使财团能够游说华盛顿的利益团体，甚至和总统博弈实现减税政策的落地，这是不是和明朝士大夫被商人买通，推动减税有相似之处呢？
历史虽然没有简单的重复，但结局总是很相似的。
我国一直致力于追求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二者的高度统一，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
所以说，在经济高速运转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垄断的苗头，中国必会选择重拳出击，对垄断行为实行“零容忍”的态度。因为不论哪个行业，都要抱着为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敬畏之心。因此，中国的任何资本都必须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资本再大都不能伤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中国对教培行业、社区团购的整顿，以及对明星、网红偷逃税款的治理为导向，可以梳理总结出财富管理的“道”，就是财富究竟是对社会有正向价值，还是有负面影响。如果事件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当断则断；如果对社会有益，符合未来财富整体的趋势，就是稳健利好的。
网络上，对于财富投资的研究，有人总结出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做投资，一开始以为是金融，后来发现其实是经济，研究经济的时候发现其实是政治，研究政治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历史，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哲学。”
其实不仅限于投资，任何小事情背后都有自己的大逻辑。
大道至简，以简驭繁，越有智慧的道理越简单。中国和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必然衍生出不同的财富观和社会原则，正如生活在中国和美国需要有不同的对待事物的处理方法，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在管理财富时，也要有自己的“道”。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经济学思想、财富管理思维都学习自西方体系。在汲取优点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意识到，如果把西方财富思维照搬中国，是会产生“水土不服”的。就像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一些专家学者的验证，许多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却“失效”了。我们要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本土化”改造，懂得国内经济社会运行逻辑和规律，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妥善管理好自己的财富。
归根结底，一切的核心都是基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共同体，我们要促使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健康，有时候懂得断舍离，顺应大方向和趋势，才是财富持续成功的“道”。
第25讲 方兴未艾的中国版REITs
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中文称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可以使中小投资者以较低的门槛进入不动产市场，获得不动产市场交易、租金与增值所带来的收益。
2021年5月31日，中国首批9只公募REITs正式公开发售，并且均实现超额认购，有效认购量平均是发行量的7倍，市场异常火爆。REITs，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新的名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下面重点讲述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原理，探讨这种刚刚引入国内就带有强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舶来品，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普通人去参与，以及在中国经济中，REITs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REITs是什么
REITs的原理其实很简单，相当于一群人把一栋楼买下来，然后把这栋楼分成一份一份的，每一份就是这栋楼的所有权之一。投资者买了这种基金，就等同于拥有这栋楼所有权的一部分。REITs把这栋楼每年的租金扣除营运成本，以分红的方式支付给投资者，投资者收到分红就相当于收租。另外，如果这栋楼升值了，投资者的投资也增值了。如果想提前卖掉，只要把手头的基金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转让，就可收回现金。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集资买房，分享收益”。本质上，这就是房地产的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金融创新产品。
REITs是一种封闭式共同基金，由专门的投资机构经营管理，投资综合收益将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其主要收益来源是不动产产生的租金现金流，以及未来资产增值的部分。
其实REITs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极为成熟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比较冷清，开发商们一看房子卖不动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手里持有的房产拆分成金额不大的若干份，这样能负担的房产投资人就多了。这种办法加速了开发商的回款，让他们可以腾出资金用于新项目。靠着金融创新，西方国家提高了不动产资产的流动性。
REITs模式随后发展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不仅仅是住宅等商业地产，后来逐步拓展到交通、零售、能源等领域。
截至2021年年末，全球已上市的REITs数量达到了932只，总市值约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比超过60%，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体逐渐引入REITs，日本、新加坡发展迅速，成为亚洲REITs的主要市场。
从表25-1可以看出，实际上，多数经济体引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这种金融工具的时间点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当时的房地产市场非常低迷。全球42个具备REITs制度的经济体中，大部分也都是在经济低迷，甚至经济危机的时候推出REITs。本质是因为，提高流动性是房地产低迷时期开发商等房地产参与者的客观需要。
表25-1 各国家和地区REITs推出历史时间点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REITs联盟
归纳起来就是——经济触底反弹的时期最容易诞生REITs。
与美国市场上重要指数的表现比较，权益型REITs在1980年至2020年的40年间，年化收益率达到11.35%，跑赢美国各大指数。这与大家心里觉得投资房地产跑赢股市的印象比较一致。
全球各大经济体基本都有两个货币“蓄水池”，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楼市。美国的两个“池子”的“放水量”差不多，所以美国代表房地产的RIETs指数和代表股市的标普指数，涨幅从长期看相差不会大。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REITs，也不是为了拯救楼市而生的。
中国版REITs的投石问路
2021年，中国首批发行了9只公募REITs，全称是“公开募集的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公募REITs或公募REITs）。
这些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发行从一开始就要求：底层资产不能是住宅、酒店、写字楼、商场等商业性质的房地产项目。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这些基金的投向是基建项目，比如我们俗称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因此，房价的涨跌和这批REITs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首批发行的9只公募REITs均采用了“公募基金+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即原始权益人和各类投资者持有“公募基金”的基金份额，通过公募基金来100%持有“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图25-1展示了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产品结构的简略图。其中，基础设施由项目公司运营管理，获取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公募REITs采取封闭式运作，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每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可以看出，虽然公募REITs作为封闭基金，流动性欠佳，但是分红派息对投资者的保障还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