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5-1 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产品结构简略图
图片来源：普华永道官网
比如，平安广交投广河高速REIT，对应的底层资产为广州到河源的高速公路中的广州段，它的原始权益人为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人购买了这个REITs，就可以通过过路费来获得稳定的年分红。
这首批9只公募REITs作为投石问路的试点，底层资产可谓“优中选优”，涉及产业园区、仓储物流、生态环保、收费公路等四大行业。项目类型包括经营权类（收益主要来自现金分红，如公路类）和产权类（收益来自现金分红、资产增值，如产业园区类）两种，均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三大核心都市群。在行业类目和地域的双重限制之下，首批9只公募REITs整体收益表现优良，在分红派息的基础上也获得不错的估值收益，如表25-2所示。
表25-2 中国首批9只基础设施公募REITs
数据来源：iFinD，最新收盘价截至2022年7月18日
但是，既然是金融产品，那就一定是收益和风险并存的，甚至在有些极端情况下，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波动会高于股市。比如，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高速车流量大幅减少；还有，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当年美国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很多面临“腰斩”。
总之，一个东西只要有交易，就会受到各种宏观因素、心理预期的影响。因此，千万不要把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当成稳赚不赔的投资品。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公募REITs引入中国，有望额外提供一个收益率还不错的投资工具，对于我们分散投资风险是有帮助的。但在中国，此REITs非彼REITs，在中国的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与住宅等商业地产挂钩之前，投资者无法通过公募REITs，靠着住宅价格上涨而实现资产增值。如果你觉得中国引入REITs只是为投资者多提供一种选择，这并不准确。
大家要思考一个本质问题：为什么中国首批会发行基建类的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而没有公寓、商铺、酒店之类的产品？
有些东西的诞生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必要。
为什么中国需要REITs
中国的众多基建工程是国企来运营管理的，就像刚才说的广州交投集团，盈亏也是企业自身在承担。类似的基础设施存量巨大，这些项目基本上都由国家主导建设。
在没有REITs之前，国家大多需要通过发行债券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在推出REITs之后，REITs募集的资金会直接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收益就归属于投资者。
也就是说，之前高速路收多少钱跟一般投资者没有直接关系，以后通过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费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收益。所以，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除此之外，在过去，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建成之后，一般不能够出售变现，只能由原来的投资方，比如一些地方投资平台公司长期持有。哪怕项目收益再好，也只能算是一块动不了的资产，卖不出去。
现在相当于把这一块原本极其不活跃的资产盘活了，也让国家能腾出余力去做其他新的建设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谁握有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资产，谁就将成为受益者。比如，一些不满足上市条件的城投企业，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给了他们一次在资本市场公开融资、流通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讲，未来我国肯定会继续大力发展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截至2021年末，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存量资产规模已超过130万亿元，REITs市场向前发展必将是万亿元级规模，即使只有10%被做成基础设施公募REITs，也有13万亿元。
基础设施公募REITs对国家层面的意义，要远大于对我们普通老百姓。你可以不参与投资，但不可以不知道这个新事物。未来时机成熟了，住宅、商场类REITs也可能会推出。虽然操作上尚有诸多难关，比如产权归属等法律问题，但该来的早晚会来。
根据历史表现，公募REITs拥有收益率不俗、投资门槛较低、与股债的相关系数小等优势，值得我们关注。关于公募REITs，我们普通投资者需注意两点：
一是，基础设施公募REITs走过试点之后，公募REITs发行必将更加市场化。在投资选择更加丰富的同时，底层资产也将更多元化，出现分化。未来一定要注意底层资产，选择底层资产和运营水准比较优质的基金，像所有的投资一样做到“不懂不碰”。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有明确高收益、能赚钱的基建或房地产好项目，传统融资渠道可能已能满足其融资需求。毕竟，很难有企业会找到特别赚钱的好项目，辛辛苦苦建设好后，再主动拿出来分享高收益的。因此，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对REITs的收益率有一个合理预期，其注定不会特别高，但优势是有长期稳定的分红，这一点已经超越很多股票。
二是，注意REITs是封闭式基金，更加适合长期持有。什么是封闭式基金？就是基金份额不能赎回，只能根据市场价转卖。“折价魔咒”和流动性弱是所有封闭式基金的共性问题。REITs封闭投资期限很长，因此更适合目标为获取长期稳定分红、不打算经常买卖的投资者。
我们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后，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决定未来是否投资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及其在自身投资资产池中的位置。
第26讲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机遇
说起数字经济，大多数人肯定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偏偏没法准确地给出定义；说陌生，数字经济已然遍布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场景。我们甚至可以轻易地举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对比的例子。
你站在马路边上招手打出租车，这是传统经济；你通过手机APP打车，这是数字经济。
你想吃麦当劳，拿着一张纸质优惠券去麦当劳餐厅，这是传统经济；你在网上订餐，系统自动抵扣优惠券，外卖骑手小哥把餐给你送到家里，这是数字经济。
你看电视购物，听着“快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是传统经济；你在短视频平台看各种主播在销售产品，听着“今天下单就会优惠到底”，在弹出的窗口点击链接下单，在线支付，这是数字经济。
你去服装店买衣服，试了好几件才挑到满意的衣服，但尺码不合适，只能等店家从其他店调货，这是传统经济；你在服装定制APP中输入身材尺码，系统自动生成你的三维建模，你可以直观看到衣服的上身效果，而服装厂根据你的身材数据下料，生产后把衣服快递到你家里，这是数字经济。
那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呢？
数字经济是什么
作为经济学概念，数字经济是指人类基于大数据，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虚拟经济，而是采用新的方式来影响实体经济的一种崭新形态，“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他的专著《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中就提到“数字经济”这个概念。后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实践和发展，人们又为这个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2021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首次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就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业等，都是有了数字技术后才出现的产业。举例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类打车软件、数字电视、数码相机、智能门锁等，就是将通信、信息、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产业化而做成的产品。
产业数字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简而言之，产业数字化是指这些产业原本就存在，但是利用数字技术后，带来了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随着数字经济过去几年的发展，产业数字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互联网+物流”“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制造”等，这些产业的数字化都无一例外地提高了产业生产效率，为这些产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一种互补关系。以制造业为例，像电子元件、智能设备等数字产品的制造业，就属于数字产业化的部分；而类似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进行深入融合的，能提高制造业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先进生产方式，则属于“产业数字化”，这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理解数字经济：一个工业互联网的故事
为了便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工业互联网的优秀案例。
做过淘宝服装生意的读者朋友也许听说过“犀牛智造”的工厂。这家工厂是阿里巴巴进入服装制造领域的一次探索。服装厂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无非就是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出最新的服装款式，再通过批量化生产投入到市场中。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服装品牌可谓倒下了一拨又一拨，这说明服装行业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做的。可以说，服装行业作为制造业的典型代表面临着多重压力。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这表现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不仅显著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快于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工人人均月收入已大大超过东盟多国，同时，企业招工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现象我们经常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
其次是服装库存问题日益严峻，服装行业库存过去10年增长了8倍，中国服装行业每年库存积压约合9000亿元，占销售额的30%～50%，这又是相当大的一笔成本。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服饰的需求开始变得复杂多样，像2015年左右兴起的“快时尚”就体现了这种趋势。简单地说，这就需要商家快速精准地捕捉甚至预测客户的需求，且能够快速将衣服生产出来送到他们手中，稍慢一步就要被竞争对手抢占市场。
总之，单从这几点问题来看，哪一点都不是好解决的。
说到“犀牛制造”，这个工厂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要理解，这个“犀牛智造”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同时又是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消费互联网平台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它重塑了我们吃喝玩乐等一系列消费行为，像吃饭会事先看手机APP上的评价，打车会使用软件等。而工业互联网平台重塑的是企业的生产行为，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让生产更加科学、合理，进而带来更高的效率。而提升效率的核心是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这需要对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改造，包括市场需求分析、产品设计打样、生产计划制订、营销分销等。总的来说，就是要将整个生产过程数字化，将传统的相对机械、僵化的生产体系调整为更加透明、高效、灵活的生产体系。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各举一个例子。
从需求来看，如今消费者品味的变化极快，这对于服装业来说并不是好事，毕竟谁也不能未卜先知地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但是，大数据、云计算可以。相信大家只要打开自己的手机就明白了，对于经常通过手机APP看“汤山老王”视频的朋友，平台自然就会多推送那些比较有深度的财经类视频，这是因为大数据、云计算摸准了你的喜好。对应到服装制造上，如果工厂能够在每次服装换季之前，就得知不同人群喜欢的服饰风格，就能较为准确地设计出人们喜欢的产品。
从供给来看，在明确需求后，工厂要做的就是快速响应需求和制作成品。然而，当工厂每天接到数百种款式的处理需求时，传统的依赖人工的方式已无法保证打样和工艺的效率、质量，这时就需要云端系统介入管理。比如说任务分配，系统会自动给出更加合理的分配方案；比如生产过程中，每一位工人会配备一名“AI贴身教练”，工人在缝制、质检过程中，人工智能可实时提供辅助参考。原来一个工人每天要靠肉眼检查500～800件衣服的质量问题，过程枯燥又难免有疏漏。但在视觉识别算法的加持下，系统会辅助检测，主动发现问题，减轻了近1/3的工作量。
除制造业以外，我们非常熟悉的“数字金融”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前锋。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电子支付，如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中国是电子支付改造最为彻底的国家）、美国的PayPal，等等。除支付之外，数字经济时代的信贷服务也在发生着变化。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曾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是一种新的抵押品。有了数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小额借款人获得信贷不需要抵押品，因为贷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誉。
尽管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步入21世纪20年代，全球仍处于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初见成果，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当前数字革命已经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公司和个人身上。互联网连接不足的国家与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之间差距趋于扩大。报告指出，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5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在发达国家，4/5的人使用互联网。
此外，在利用数据和前沿技术能力方面的差距更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占世界总数的不到5%；而美国和中国占所有区块链相关专利技术的75%，占全球网购总额的50%，占全球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将对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加落后，并且，身处数字经济时代，采集信息的手段和方式多种多样，人就暴露在信息采集中，尤其是通过大数据分析，人的行为倾向都可以预测。在大数据网络时代的收集和储存能力不断提高之时，每一个人在搜索面前都无所遁形。
比方说智能手机的GPS定位已无处不在，个人位置可能已经毫无隐私了，即使你不用微信摇一摇，别人也有办法知道你在哪里。而手机里的各种应用软件，或许不经过你的允许，也可以悄悄地窃取你的地理位置，进而能够实现对你的跟踪定位。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不遏制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向前，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问题。针对数字经济的数据安全问题，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形象地描述为：“我们想倒掉洗澡水，但别把在洗澡盆里的小宝宝也泼出去了。”
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
中国政府已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十四五”规划中又将“数字经济”首次独立成章，数字经济在政策高度上受到了历史少有的高待遇。那么，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数字经济呢？
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达到39.8%[1]，数字经济已经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人们寄予厚望的经济增长新引擎。在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以及传统经济进入瓶颈期等不利影响下，如果没有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将会十分被动。但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进入数字化时代这样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给经济带来了很多增长机会，为中国经济发展破局带来了新机遇。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消费、投资、出口等宏观经济三大指标，来分析中国着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底层原因。
首先从最日常的消费场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2]。同时，单纯依靠传统的产品供给结构，也无法满足“90后”“00后”等年轻一代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消费力很难通过传统因素得到激发。在传统消费模式疲软的情况下，数字经济逆势带动了消费增长。
比如，现在电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平台迅速发展，衍生出了平台经济。而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真实载体，使得消费可以在线上达成，突破时空的限制。原本潜在的消费就可能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增长。同时，新生代的流行文化以及淘宝、抖音、小红书等流量平台的带动，催生了“直播经济”“网红经济”“新国货”“露营经济”“汉服经济”等众多新业态。而流量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可以更加精准地匹配消费者品味，有力发掘和迎合了大量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场景。数字经济时代，“新消费”正在重塑消费习惯，激活消费市场。
接下来看看国家层面的投资。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实行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将资金着重投入到了传统基建中，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传统基建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弊病，再采用传统基建的投资模式，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行之有效。如何重新擦亮和挥好投资这把利剑，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拉动投资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及产业配套，这无疑可拉动大规模的投资增长。比如，2022年，中国的“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这一项工程每年便可带动约4000亿元投资。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下，各种信息技术正在快速迭代升级，技术想要跟上竞争节奏，就需要源源不断的研发投入，这在客观上就拉动了很大规模的研发投资。比如，中国备受瞩目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配套的充电站、电池等产业，博得了投资者的青睐，在资本市场上吸引了大量投资。新兴的智能制造产业以及互联网产业等，在传统经济投资乏力的背景下，成为拉动投资的最重要新业态。
在对外贸易层面，在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制造业受到了关税和供应链危机的影响，进展艰难。同时，从现实国际分工格局看，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世界工厂”的绝对优势地位有所减弱，跨国制造业企业出现外迁趋势。而数字经济是一种与传统模式不同的商业模式，并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以数字化驱动贸易模式转型。贸易数字化一般分为货物贸易数字化和服务贸易数字化。其中货物贸易数字化一般指大家较为熟悉的跨境电商，如美国的亚马逊，中国的阿里巴巴速卖通，以及腾讯持股的东南亚跨境电商Shopee等。而服务贸易数字化，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贸易，如跨境远程医疗、跨境移动支付、跨境线上化知识服务等数字产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些服务贸易数字化的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
相对于传统贸易，数字贸易具有时间周期短、附加值较高、能有效规避传统贸易壁垒等优势。具有更长远意义的是，数字贸易在重构全球化分工价值链，助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攀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测算，2020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已达到了2947亿美元。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依然每年以8.4%的速度逆势增长。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将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50%左右，数字贸易将占据半壁江山。因此，读懂数字贸易，才能看懂中国外贸的未来。
除此之外，中国面临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挑战，必须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21世纪以来，世界大国都在大力发展高端技术，以引领本国数字经济的提前飞速发展。随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已具有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同台竞技的能力时，碰撞打击就迎面而来。
比如，华为在5G通信领域的领先，是部分发达经济体不愿意看到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切断产业配套供应，遏制中国的通信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道路上没有“孤勇者”，数字经济全球化有着不可或缺的发展机遇。谁先建成数字科技，谁就能引领世界走向更高文明。我们不前进，就会被竞争对手甩在身后，甚至被孤立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之外。在全球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中，这一点是中国不可接受的。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与全球数字化浪潮形成更紧密的融合，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数字封锁。
说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了吗？小到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大到关乎经济增长和国家前途的消费、投资、外贸以及全球化，数字经济都肩负着提升中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在新技术革命的转型变革期，面对内外部挑战，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数字经济之路，必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新基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如此重要，那数字经济的成败关键在哪里呢？答案是：新基建。
在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国明确提出了“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基建”这一概念的首次亮相；2020年，全国两会首次将新基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定义及范围，涉及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新基建的本质是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化技术，赋能和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新基建是一个相对概念。所谓的新旧，都是以所处时代为基准，相对于过往历史而言的。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处于新时代的“新基建”，就是相较于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铁公机”而言的。步入2020年后，中国新基建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但最核心的就是“网”“云”“智”。
“网”，即5G，是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是它的突出特点。如果说4G像“修路”，5G则更像是“造城”，因为5G除了用于人-人通信，也可用于人-物、物-物通信，被认为是实现“万物互联”的重要基础设施，可有效助力车联网、自动驾驶、远程医疗，以及AR&VR娱乐体验等跨行业融合的转型升级。因此，4G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5G将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比如，倘若5G技术普遍落地，医疗专家就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如同身临其境，完成高难度的诊疗操作，远程手术、远程诊断将成为现实。
“云”，即云计算，为企业提供需要的存储空间和算力，可支持企业低成本实现数字化。云平台具备的强大算力，可支持大数据分析，用于辅助决策、精准预测。例如，浙江省便利用了阿里云大数据，预测“一小时后堵车”，通过将高速历史数据、实时数据与路网状况结合，基于阿里云大数据计算能力，预测出未来一小时内的路况，预测准确率稳定在91%以上，成为目前全球已公开的最优成绩。通过对未来路况的预测，交通部门可以更好地进行交通引导，用户也可以做出更优的路线选择。
“智”，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未来有望让无数行业融合升级。比如，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的分类与识别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从一开始的“认出图片里究竟是猫还是狗”，到现在可以“认出图片里究竟是不是肿瘤”。部分企业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合规工作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扫描文本，并将其与所设置的关键字相匹配，以识别与公司有关的信息。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要国家应对经济衰退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搞基建。21世纪以来，搞基建是大部分国家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比如美国经济一发生下滑，就想到修建与墨西哥的边境墙。那么中国为什么是在2018年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新基建”这个概念呢？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在这之前，就意识到传统基建拉动经济已经不堪大任了。然而这个“新”字，不仅表达了基建的投资方向发生改变，更代表了国家在基建投资思路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底层，数字经济的所有业态都是在新基建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老基建对应工业经济，新基建对应数字经济，这是两个维度。搞新基建，其实是为了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新基建对未来的意义，可谓是对传统基建的超越，这也与“适当超前”发展新基建的政策一脉相承。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得有5G基站、云计算等新基建，这些我们都是世界第一阵营的，同时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具有媲美欧美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有14亿人口，8.5亿名手机网民，4.5亿名宽带用户，这些都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而国家政策和国家意志的顶层助力，无疑会大大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可以畅想，在“新基建”的坚实地基上建成数字经济之时，也将是中国经济引领世界之时。
数字经济将是未来时代的主线
世界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而现在，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虽然每个国家的进程有快慢之分，但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对数字经济这一趋势坚信无疑。像德国、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也都已将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为国家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同时这些国家的数字经济事实上已经在GDP中占据了较大比重。
每一种经济形态变化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机会。根据过往经验，每一个行业大机会，都是从资本市场开始的，而数字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几年资本追逐的主战场。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要把数字经济当作概念或者主题来炒作，而应当把数字经济当作接下来10～20年的人生规划和投资主线。不管是生活还是投资，都应当积极把握其中的机会。
数字经济不是未来，数字经济已来。我们每一个个体所要做的，就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事物，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谁又将是数字经济的急先锋和引领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27讲 时代为什么选择了新能源汽车
在路上，我们能看到挂着“绿牌”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氢发动机汽车等。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特斯拉在2021年10月25日，成了首个市值突破万亿美元的车企。特斯拉的市值从1000亿美元来到10000亿美元，只用了21个月，而从9000亿美元到10000亿美元，只用了一天。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呼：疯狂。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中国政府投入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超过3000亿元。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
很多人可能都想问：国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扶持新能源汽车？
燃油车的制霸时代和国产燃油车的赶超乏力
电动车出现的时间比燃油车早得多。
1834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动车诞生，而大约半个世纪之后的1885年才出现了内燃机车。随后的二十年间，美国路上也只有大约20%的车是燃油车。直到1908年，随着大名鼎鼎的福特“T型车”开始流水线生产，燃油车凭借着稳定的动力来源和低廉的成本占领主流市场。
自此之后，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燃油车一统江湖，把含电动车在内的其他动力汽车彻底挤出了世界舞台。然而燃油车最饱受诟病的地方就是它无比复杂的机械系统，以及低下的机械效率（燃油的热能向汽车动能转化的效率）。实际上，燃油车的潜力在一开始就被物理定律给限制住了——热量的散失以及机械间的传输损耗只能被改善，无法被完全克服。
人类花了120多年时间，穷尽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以及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发明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涡轮增压、直列发动机、转子发动机、双喷射系统，就是为了逼近机械效率的极限，并用更少的油耗去输出更大的动力。
比如，仅仅是为了让发动机换挡顺畅，同时降低油耗，德国大众钻研出了干、湿两种DSG变速箱，日本则有液力变速箱。单是一个变速箱里就包含了数不清的精密齿轮和传动装置，毫不夸张地说，这对工艺的要求和难度不比航天发动机简单多少。
然而，在过去的120多年间，燃油汽车行业是各发达国家拉动内需的良药和国民经济运行的支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在2000年后把汽车工业放在了与房地产同等重要的位置。
汽车工业堪称“民用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一是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大，产业链足够长，二是因为它的直接消费者主要是普通群众。
中国用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使得中国高铁制造成为世界龙头。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策略用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效果却不太明显呢？
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汽车有“国民工业”的属性。
我们要知道，飞机、高铁的采买和运营多由国企主导，而民用汽车的购买者是普通群众，国家没法做到保护式地大规模销售国产汽车。高铁、飞机可以由国企大量采购来保障研发公司的利润，但是国家不可能要求或者规定老百姓去买某个牌子的车。而且汽车具有很强的消费品属性，产品使用的体验很容易辨别。
此外，汽车的机械系统更新换代非常频繁，而且汽车的机械设计有个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入门容易，超越难。
对于汽车行业的后发追赶者而言，做出在性能层面还说得过去的产品并不难，但是如果想把性能提高到九成，就可能得花费十倍于之前的时间和资金。
于是，一个严重的矛盾摆在了中国燃油车企业（后发者）面前：即使用尽“洪荒之力”研发成功，做出了和西方国家不相上下的汽车，未来如何摊平成本呢？而且很有可能在即将投产的时候，外国头部车企已经换了下一代的技术。这时候如果国内车企不降价，就很难与外国车企竞争。但如果降价，就无法持续反哺科研环节，升级产品。
理解了上面这段话，也就理解了中国本土汽车产业很难破局的根本原因。
新能源汽车：中国产业升级的旗舰项目
在大幅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推倒重来”可能是中国汽车工业最好的翻身机会。新能源汽车给了中国一个追赶的契机。
昂贵的陀飞轮手表成本不菲，但在精确度上面，与电子智能表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同样，复杂而精密到难以逾越的燃油车，在新能源汽车面前，也开始日渐式微。
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在2015年后完成对传统汽车的“逆袭”，主要得益于两方面：
第一，技术的突破使得成本大幅下降。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电池技术不断的突破。
第二，各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力度，包括大量的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比如，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更是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到了一个战略高度。
虽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对“碳中和”目标的完成大有裨益，但中国推动新能源汽车战略真正的意义在于三点：
第一个意义，和传统汽车产业一样，为了经济发展。
在第一款触摸屏手机出现之前，世界对这种手机的需求是零，因为没人见过这种产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与此类似，新能源汽车这种新供给正在成为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拉动中国经济。
汽车行业是唯一一剂可以与房地产行业比肩的拉动内需的良药，新能源汽车除了具备和传统汽车一样拉动内需的潜力，它的产业链更加丰富。
大家想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般只会想到电动化相关产业。实际上，除了电池电芯、电控、制动、热管理等电动化相关产业，还有非常多的附加高端技术产业。
电动化只是一个过渡环节，是基础中的基础，下一步是智能化、自动驾驶、智慧交通。这些都对中国的大基建有巨大的推动意义，有非常强的连锁效应，可以诱导新产业崛起。
传统燃油汽车产业本来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新能源汽车在拉动内需、创造就业上面的潜力，远远超过传统汽车，并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其利润也远超传统汽车。
第二个意义，降低中国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分散经济风险。
中国对能源的渴望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能源安全一直是中国比较头痛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在能源上被卡脖子的窘境，就要从产业上崛起。电动能源这种新能源的出现和应用，配合着“西电东送”战略和“特高压”产业的发展，其实变相增加了中国的能源储备。
第三个意义，助力发展数字经济。
新能源汽车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数据搜集器，从某种程度上说，新能源汽车未来卖的不是车，而是服务。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数据。
举例来讲，自动驾驶使用的是视觉解决方案，车上有多个摄像头组成的传感器系统，会不停地识别周边环境。这些数据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也不难理解，各行各业都涌入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
因此，很多“赛道外”的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想造车，实际上是想垄断数据。毋庸置疑，数据将是未来商业领域最重要的资产。
中国需要特斯拉这条“鲶鱼”
2021年，特斯拉市值一度超过了第二到第九名市值加起来的总和。特斯拉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放开后首个外商独资项目。
站在特斯拉的角度，它为什么来中国？
当然是因为庞大的市场和生产力。除了市场潜力，中国独具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完善的供应链，特斯拉年产100万辆的宏大计划，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更低的生产成本、巨大的消费市场，使得特斯拉股价的暴涨和它的上海临港工厂落地使用的时点几乎一致。
但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现在缺的是工厂和产能吗？当然不是。中国缺的是高精尖技术和人才，以及通向高端制造业的一个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2011年的47%，到2020年的42.9%。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份额是在下降的，中国早已过了以招商引资为主要经济工作的年代。
但是，特斯拉在中国设立更多的是生产工厂，而非自主研发机构。那为何要让特斯拉进入，还不惜特批100%外商独资？
大家如果参照手机行业，用苹果手机产业链的崛起来理解特斯拉在中国的落地，就会恍然大悟。苹果的研发在美国，但生产、组装在中国。因此，中国涌现了一整条非常完善的手机产业链，建立起全球最完整的智能硬件产业链，包括电子器件、屏幕、摄像头等。
有一个说法：硅谷的一个产品方案出来，在美国需要花三个月才能找齐电子元器件，但是到了华强北（指华强北科技时尚文化特色街区，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只需要一天。当我们把产业链的基础打结实了，就会诞生出小米、华为、OPPO、vivo等国产品牌，反过来一步步占领外国手机品牌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没有苹果，肯定没有这背后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便没有后面国产手机的崛起。
我们让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正是想让它重复苹果的故事，围绕新能源汽车建立并完善一整条产业链，拉动中国新能源品牌的崛起。不同于智能手机领域，在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的赛道上，中国并没有落后太多，而且，相比于手机这个终端，汽车这个终端用金额来衡量体量大得多，行业的规模、渗透力、影响力远在智能手机之上。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没建多久，蔚来、理想和小鹏这三家中国本土新能源车企就与特斯拉展开了正面竞争。而竞争，对创新确有促进之效。
就像手机行业一样，中国需要一个样本，去倒逼国内供应链的升级，甚至超越外国。特斯拉就是这条鲶鱼，在鲶鱼效应下，与其说国内车企“获得了时代的馈赠”，不如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纯电赛道的新机遇，新成就，新挑战
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开始猛增，以宁德时代为首的动力电池上游企业们也借着政策东风迅速崛起，正是这一年，宁德时代超越松下电器问鼎行业出货量榜。
中国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销售带来的规模效益，显示了矩阵产业链的威力。中国庞大的市场带来了巨额销量，因而摊薄了科研成本，技术以极快的速度迭代更新，带动了全产业链的飞速发展，产业资源互补使得产品价格持续突破新低。
中国头部新能源车企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以决然的姿态冲进了纯电赛道，如今基本掌控了电动汽车的先发优势。此外，以开放市场为条件，中国十多年来一直通过监管规定，使得跨国公司将其最好的电动汽车技术转让给合资企业。
硬气地做着不赔本的交易，历史未重演，而是被改写了，这是让人颇感振奋的。
当极致简化的电动车像一百年前那样挤走燃油车后，属于中国高层规划的电气化时代才刚刚来临。根据中国电力网报道，2013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光伏装机总量超过德国位居全球第一；201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2017年，中国主导制定的特高压、新能源并网等国际标准已经成了全球相关工程建设的重要规范；2021年4月，中国石化宣布将在2025年之前建设5000座智能充换电站。这些都是统治电气化时代的前奏。
中国的电车上下游企业通过生产资源互补，产业工人互补，并且在国家高层全力扶持的政策加码下，在4年时间里把动力电池的成本摊薄至不到过去的20%，续航提升了1倍。这在传统燃油车发展史上是绝不可想象的，因为燃油车那种机械的物理突破，比电池这种化学能量的进步要缓慢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