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法地控制他人
教会也有嬉皮士。科斯不需要数学。慕尼黑啤酒节期间躲开律师。外派总有一天会结束。被雇用的人总有被驯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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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刚开始着手在欧洲建立一套完整的教会体制，那时的欧洲有一群四处漂泊的教士，他们被称作云游僧侣。这些僧侣四处游荡，不属于任何机构。他们遵循的是自由（无固定场所）的修道制度，这种秩序依靠其成员的乞讨和好心居民的施舍来维持，当然这种制度的可持续性是脆弱的。任何一个由独身主义者组成的群体都很难做到可持续，群体成员的数量无法实现自然增长，只能靠新人的不断加入。好在人们总是乐意为云游僧侣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他们总算是成功地活下来了。
5世纪左右，这群人的数量开始减少——现在已经绝迹。这些云游僧侣很不受教会的待见，5世纪时，教会召开迦克墩公会议（the Council of Chalcedon），决定对云游僧侣群体实行禁令。300年后，第二次尼西亚会议（the second Council of Nicaea）再次颁布了禁令。在西方，努尔细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对该组织的批评最为激烈，他希望建立一个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教会体系，最终他制定的规则成了教会的指导规范，被写成法典用来规范僧侣的行为，他还建立了等级森严并严格监管的修道院体系。圣本笃亲自制定的规范都集中在修道手册里，手册规定了僧侣的财产要由修道院掌控（第33条规定），而第70条则规定禁止愤怒的僧侣殴打其他僧侣。
为什么这些云游僧侣遭到了禁止？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太自由了。他们的财务既自由又安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省吃俭用，而是因为他们缺少需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仅靠乞讨就能赚到钱，我们却要从社会最底层开始打拼积累——他们比我们自由多了。
如果你负责运营一个有组织的教会，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僧侣拥有完全的自由；如果你经营的是一家公司，那么完全自由的员工对于你来说绝对是噩梦。因此，本章我们来谈谈员工自由的问题，以及公司的组织特性。
圣本笃明确提出了“稳定来自个体行为的转变与顺从”（stabilitate sua et conversatione morum suorum et oboedientia）这一原则，他编撰的修道手册，很明显是要剥夺僧侣的个人自由。根据这份手册的要求，僧侣们首先需要经历一年的观察考验期，从而确定他们是否足够顺从。
其实每个机构都希望其成员失去一部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组织”起来。那么你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人“组织”起来呢？第一，以培训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心理操纵。第二，把他们拧在一起，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风险共担”，和公司共担风险；让他们明白如果不服从组织权威，就会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你很难控制那些以乞讨为生的云游僧侣，因为他们轻慢地对待任何物质财富，以至你很难让他们失去什么。在黑手党的组织体系中，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如果一个小头目怀疑某马仔（正式受戒入道的成员）不忠诚，就可以把他“做掉”，让他在汽车后备厢里安静一段时间。然后，大头目会出席他的葬礼，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其他马仔更忠诚。
除了修道院和黑手党以外，其他行业会用更温和更微妙的手段让员工参与到“风险共担”之中。
控制飞行员
假设你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而且你是一个有着非常先进的管理理念的人，参加了许多管理论坛，在和许多管理咨询顾问交谈之后，你认定传统的公司组织模式已经过时了，把工作岗位外包出去反而能更高效地运营一个公司，对此你很有信心。
鲍勃是一名飞行员，他不是你公司的雇员，而是你的飞行承包商，你和他签订了一份外包合同，这是一份明确而详尽的法律协议，很早就约定好了他具体负责哪个航班的飞行以及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对他违约的惩罚条款。鲍勃还要负责提供一名副驾驶，如果有人生病，他还要提供一名替补飞行员。明晚你有一班飞往慕尼黑的临时包机，这是为慕尼黑啤酒节增开的专线。机上的乘客都充满期待，早早就做好了这次旅行的预算和安排，一些人甚至为此提前减肥，机舱里将满是欢声笑语，乘客们面对即将开始的啤酒节已经等了足足一年，他们期待着一次尽情享受啤酒、椒盐脆饼和德国香肠的狂欢。
下午5点，鲍勃打电话告诉你，他和副驾驶，嗯……你知道的，他们仍然爱你，但是，他们明天不能为你驾驶飞往慕尼黑的航班了。一位沙特阿拉伯的酋长给了他们一份新的合同，嗯……你知道的，这位虔诚的人想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场特别的派对，需要鲍勃和他的团队来驾驶飞机。鲍勃这辈子滴酒不沾，只喝酸奶饮料，行为举止十分得体，这些品质让那位酋长和随从对鲍勃很满意，他们告诉他钱根本不是问题，嗯……你知道的，对方出价太慷慨了，足以抵销鲍勃因违约而可能导致的赔偿责任。
嗯……我知道的，你被他们气疯了，此刻就想踢自己的屁股。啤酒节包机上有很多律师，更糟糕的是，他们还都是退休的律师，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用发起诉讼来打发时间，而且不太在乎结果如何。想一下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如果航班不能按时起飞，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去把那些胖了一圈啤酒肚的乘客从慕尼黑接回来，而且你还不得不取消许多已售的机票，替客户改签机票的费用奇高无比，而且无法保证能在这个高峰时间解决问题。嗯……你知道的，那些胖律师有的是时间。
你打了一圈电话，结果发现找一个飞行员远比找一个满嘴念叨常识性问题的经济学家要困难得多，因为找不到后者的概率为零（找到了也不解决任何问题）。你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投在了这家正在面临严重危机的航空公司上，你感觉自己要破产了。
你开始想，要是鲍勃是一个奴隶该有多好啊！如果他是一个你可以拥有和控制的人，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了。奴隶，嗯……你知道的，他们只能听你的，但是等等，鲍勃的所作所为不是那些正式员工会干的事情，那些靠劳动合同谋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是不会如此机会主义的。外包合同的承包商相对自由，他们也爱冒险，他们最怕的是法律。而正式员工不仅有被解雇的风险，还要始终维护自己的声誉，做出鲍勃那样的事情，只会使新雇主担心他们的忠诚。
你会发现凡是接受正式雇用合同的员工，都喜欢固定工作带来的稳定收入，他们喜欢在月底最后一天看到桌子上那个特殊的信封。没有了工资，他们就像是断奶的婴儿。你现在意识到了，如果鲍勃是一名正式员工而不是看起来更便宜的承包商，你就不会遇到这些麻烦了。
但是正式员工成本很高，即使在没有活儿的时候，你也得给他们付工资，这样你就失去了灵活性。但他们毕竟是你的员工，他们的成本虽然高，但是喜欢固定工资的人通常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不会是鲍勃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不会发生上述情况，他们不会让你失望。
正式员工不会临阵逃脱，是因为这份工作是他们亲身参与的“风险共担”，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必须共担风险，而甩手不干的风险大到可以震慑他们灭掉这个念头。他们会因不可靠的行为，比如不能按时上班而受到惩罚。实际上，你给他们创造的工作使他们对你产生了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使得他们变得可靠，你支付的工资正是在购买这种可靠性。
可靠性是许多交易背后的推动力量。在乡间买一个别墅的性价比远不如去宾馆租房间或上网租民居，但是仍然有人会去买别墅，他们希望无论什么时候——比如自己一时兴起，都有房子可以用来度假。一位交易员曾经说过三个“不该买”原则（这三种东西因性价比差，所以只要能租到就尽量不要买），它们分别是海上漂的、天上飞的，还有床上躺的。但是仍然有很多有钱人买了游轮和飞机之后，最终和自己的飞机游轮一起被那最后一个“不该买”的控制起来了。
当然，承包商也会面临风险。他们如果违约，除了名誉损失外，还要承担合同规定的相应惩罚。但是，相同的名誉损失和金钱惩罚，对于你的正式员工来说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一个人愿意签署劳动合同成为正式员工，说明他一定是一个厌恶风险的人——成为正式员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味着他们表现出愿意服从的信号。
一个人被雇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服从倾向。
服从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常年放弃自己的自由时间，每天工作9个小时；他们规律性地每天按时到达办公室；他们遵循工作时间表，而不是个人娱乐时间表；他们不会因为这一天工作不顺利，而在下班的路上殴打路人发泄；他们就像是温顺的被驯服的宠物狗一样，乐于服从。
从公司雇员到公司正式员工
即使一个人不再是公司的雇员，他依然会想着捍卫公司的利益，他仍然会怀念为公司勤勉工作的日子。他在公司待的时间越长，他在工作中投入的感情就会越多，在离开公司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发的荣誉感推动他“光荣隐去”。 [1]
公司正式员工降低了你的尾部风险（不会像鲍勃那样突然离开），你同样也降低了他们的尾部风险（保障他们的生活稳定），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我在撰写本书时，在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名列前茅的大公司，平均在榜时间大约只有10~15年，这些公司因收购兼并或缩减业务而跌出了标普收入排行榜，而这两种行为都会导致裁员。然而在整个20世纪，大公司的平均在榜时间超过60年，大公司的寿命长是一件好事，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大公司里度过。可以说，他们从公司雇员演变成了公司正式员工。
一旦成了公司正式员工，他的行为举止就得完全符合公司的要求，而这其实也符合他本人的愿望和审美。他的穿着打扮，甚至使用的语言都符合公司的规定和文化，他的全部社交生活都与公司业务相关，离开这个公司对于他来说是巨大的痛苦和羞辱，就像是被《陶片放逐法》驱逐出了雅典一样。周六晚上，他和其他公司正式员工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外出应酬，一起分享公司趣事。IBM公司要求员工穿白衬衫，浅色的不行，条纹的不行，哪怕是不显眼的杂色或者条纹都不行，只能穿纯白色的衬衫和深蓝色的西装。IBM公司不允许员工在服装上标新立异，或者有一丁点儿与众不同——你不是一个人，而是IBM的一部分。
我们对公司正式员工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若不像公司正式员工那样工作和生活，就会遭受巨大的痛苦，那么这说明他已经全身心地参与这个公司的“风险共担”了。
作为回报，公司要履行义务，签署长期协议，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公司正式员工的工作，让他们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以后，这些人会和以前的同事一起打高尔夫球，享受丰厚的养老金。但这一切有两个前提：一是大企业的寿命必须很长；二是人们要相信大企业的寿命甚至会比单一民族国家更长，而且这种信念构成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整个体系才会运转起来。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突然认识到大公司正式员工这一职业不再是安全的了，硅谷发生的技术革命给技术转型慢的传统公司带来了财务困难。比如，微软和个人电脑兴起以后，IBM公司，这个象征着员工忠诚度的大本营，不得不解雇一部分拥有长期合约的“公司正式员工”。这些失业的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稳定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并不同时意味着低风险。他们很难找到别的工作，即便找到了，也很难适应。离开了IBM公司，他们一点儿价值都没有，甚至他们的幽默感也只能在那个特定环境里产生效果。
如果一个“公司正式员工”走了，那么替代他的将是“公司雇员”。这些人更独立更自由，不再被公司操纵，但这也有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在一个公司待很久，因此他们始终很在乎他们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值。现在整个行业都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像“公司正式员工”那样全身心地参与公司的“风险共担”，因为他们既不想让现在的雇主失望，也不想让将来潜在的雇主失望。 [2]
科斯的理论
或许你在历史书上永远也看不到把“公司雇员”精确定义为“适宜被雇用的人”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些人大都不会在历史进程中留下印迹。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学家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但是这一类人符合罗纳德·科斯的公司理论，对他们的精确定义是：
理想的适宜被雇用的员工，在公司内部的价值比其在公司外的价值更高，他们自己也在雇主那里实现了比在劳动力市场更高的价值。
科斯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现代经济学家，他善于独立思考，严谨而有创造力，他的观点能够用来解释我们周围现实世界的现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严谨地证明了市场在资源分配和污染物处理方面的有效性，他在表述该定理时没有使用任何数学用语，但该定理却和其他许多用数学语言表述的定理一样，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石。
除了提出科斯定理以外，科斯还是第一个阐释公司存在原因的人。科斯认为，如果一个公司把全部业务外包给承包商，并且通过合同维持上下游供应链关系，每笔交易的磋商、议定和执行的法律成本和商务成本就会很高，这最终会侵蚀公司的利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雇用员工，由岗位职责明确的员工来处理每一笔交易，这样你就用每月固定的薪酬代替了每笔交易的法律和商务成本（只要你的交易达到一定规模，你这样做就能实现更高的利润）。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上，信息随着价格变动而传播，市场力量由此引导各参与方逐渐趋于专业化。但是在公司内部，市场传递信息和配置资源的力量被削弱了，因为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效率改善，会被前述的高额交易成本消耗掉。于是，市场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体现了它的力量，即市场会促使公司保持一个正式员工和外包岗位之间的黄金比例，这样就在成本和效率之间取得了折中的平衡。
我们发现，科斯其实离“风险共担”的概念仅有一步之遥，他未能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考虑雇用公司正式员工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策略。
如果科斯或其他应该闭嘴的经济学家对古代人的理财史有兴趣，他们可能就会对罗马贵族家庭所采取的风险管理策略感兴趣。罗马帝国的贵族通常会让奴隶管理家族的财产，由奴隶来负责家庭和庄园的财务。为什么他们这么信任奴隶？因为比起罗马公民、自由民和获释奴隶，你可以对奴隶采取更严厉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不受法律约束。一个不负责任的、不诚实的，而且自由的管家，可能会把你庄园的财产转移到比提尼亚，致使你破产。但是奴隶不会，他受你控制。
复杂性
欢迎回到现代社会。当今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是通过外包的方式生产的，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也随之不断提高，一些特定的复杂岗位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正式员工。如果流程中的一个步骤错了，整个公司都可能要停止运转。这也解释了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在普遍实行的低库存、高外包的模式下，生产效率更高了，一切运转得平稳有序，但是和过去相比，一个随机产生的错误给系统造成的损失会更大，而且系统一旦发生故障，恢复系统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更长（我们在变得更有效的同时也变得更脆弱了）。因为整个产业链里面的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造成系统性灾难。
一种奇特的“奴隶制”
现代化大公司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形式令人非常惊奇。最好的奴隶就是你支付给他超额工资，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值这个钱，同时又很害怕失去眼前的这一切。跨国公司创造了外派人员这一岗位，他们类似于外交人员，在离总部很远的地方拿着优厚的报酬，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有过外派人员，时至今日仍然有些公司保留着该岗位。尽管成本极高，但它却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为什么？因为员工离总部越远，他在自己的空间内自主性就越大，你就越想让他成为奴隶，以免他自作主张惹出麻烦来。
总部在纽约的银行，把一位员工和他的家人外派到国外一个分支机构工作，假设那是一个劳动力低廉的热带国家，在那里他可以享受额外津贴和特殊待遇，比如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专车司机，公司还会给他安排一个有园丁打理的漂亮别墅，他还可以和家人每年坐头等舱回家一次。让他在那儿待几年，就足以让他对这种生活上瘾。他比当地人挣的工资要高很多，他的地位类似于生活在殖民地时期等级社会中的那种优越的顶层。他只和其他公司的外派人员建立社交关系，他在当地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希望可以永远待下去。但是他离总部太远了，除了一些只言片语、小道消息和偶尔一个似是而非的暗示以外，他无法及时了解自己如今在公司的地位，他特别想知道总部老板对他的评价。当地任期结束以后，他会像外交官一样，请求总部把他分派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当外派员工。因为回到总部工作，意味着失去额外津贴，只能拿基本工资，还意味着要回到纽约郊区那种中下阶层的生活中去，每天坐通勤火车上班。噢！上帝啊，但愿他不用再换乘纽约的公交车，然后午餐只能吃三明治。由于长期待在海外，他在公司总部几乎没有人脉，新来的大老板可能都不认识他，因此惯性地对他十分冷淡——这时他会非常恐慌。想到这一切，你就理解了为什么在这种外派生活方式下，95%的外派人员会完全服从公司的政策……这正是总部老板想要的结果——这样一来，大老板无论发出怎样不合理的指令，都会有人坚决执行。
自由从来就不是免费的
阿伊卡寓言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后来它也被收录在伊索寓言里面（拉封丹寓言也有收录）。故事讲的是有一只狗向它的亲戚狼炫耀自己豪华而舒服的生活，这差点儿就让狼动心加入它的行列了。狼最后做决定之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脖子上的项圈是干什么用的？”了解项圈的功能后，狼感到深深的恐惧：“你盘子里的食物，我什么都不要。”狼一边说一边逃跑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心转意。
你想成为狼还是狗？
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是用阿拉姆语写的，说的不是狼，而是一头野驴在炫耀它的自由，但是随后这头驴就被狮子吃掉了。享有自由是以承担风险为代价的，这是“风险共担”的真谛——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你做什么都行，但千万不要明明是只狗却宣称自己是头狼，那样你付出的代价更大。哈里斯麻雀（Harris’s sparrows）在交配季节会呈现反映战斗能力的第二性征：颜色越深的麻雀，说明其战斗力越强，赢得雌鸟青睐的机会就越大。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浅色的雄麻雀的羽毛染深，结果发现这不仅没有改变浅色雄鸟的地位，反而使得这些染色鸟都被其他雄鸟杀死了，因为其他深色的雄鸟只有干掉它们，才能赢得和雌鸟的交配机会。不幸的是，这些染色鸟只是羽毛颜色发生了改变，其战斗力并没有相应提升。这意味着它们本来很安全，染色以后却要一下子面对远超自己能力的强大敌人。这个项目的研究员泰瑞·伯翰这样对我说：“你天然会捍卫属于你的东西，但只有你能够捍卫的东西，它们才真正属于你。”
狗和狼的寓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虚假的安逸和稳定。狗的生活看起来很安稳，但是它的命运取决于它的主人。很多人愿意收养刚出生的小狗，以便培养忠诚的感情，他们不愿意收养别人遗弃的狗。因此，你会在许多国家看到被抛弃的成年流浪狗被执行安乐死，而狼则永远不会落到这个下场。所以，我们从IBM公司的故事中看到的那些被解雇的员工，很难回到他们曾经的辉煌中去。
狗群中的狼
有一类员工不是奴隶，但他们极为少见。你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鉴定一个人是否属于这一类员工：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至少不在乎他们公司的名誉。
从商学院毕业以后，我在一家银行当了一年的管理培训生。那真是一个意外，因为那家银行不是很了解我的背景和目标，他们希望我能成为一位国际银行家。在那里，我周围都是很适宜被雇用的职业经理人，这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经历。后来我转行去另外一家公司当了交易员，我才发现在狗群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狼。
有时，一个销售员的辞职不仅会导致公司的业务流失，更糟糕的是，他会把顾客带到竞争对手那里给公司造成双重打击。销售员和公司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状态中，因为公司试图通过规范化的管理隔离销售员和客户，使得公司的业务不再依赖于销售员的个人魅力，并削弱销售员离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但通常情况下公司的这种做法都不太成功：客户就是喜欢和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他们相互建立信任之后才会谈业务，如果人们不是面对面地和热情奔放且充满活力的销售员交流，而是在电话里同彬彬有礼但素昧平生的人通话，他们就很难建立一种信任感，并继续讨论交易业务。公司里另一种岗位是交易员，他们只关心一件事：盈利或亏损。公司对这两种人爱恨交织，因为公司很难驾驭这两种人，交易员和销售员只有在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的时候才变得温顺，愿意接受规章制度的管理，但是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公司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我发现能带来盈利的交易员对公司文化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因此一定要把他们和其他员工做适当的隔离。这就是你将一个“人”转化为一个“利润中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意味着对于他来说，除了盈亏以外，公司的其他规定都可以忽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交易员愤怒地责骂另外一个惊恐万分且又无辜无助的会计部门的同事，交易员咆哮道：“我正忙着挣钱给你付工资！”这无非是暗示会计工作不会增加公司的盈利。但这没关系，你遇到的任何一个趾高气扬的人都会有背运倒霉的时候。那位交易员最终在被开除之前，也受到了那名会计的羞辱和奚落（反击程度不那么激烈），最终他的好运走到了尽头。你当然可以是自由的，但直到完成人生最后一笔交易之前，你还不能肯定你是真正自由的。就像前面故事中的那头野驴一样，自由既不是免费的，也不是无风险的。
当我离开原来的公司转到其他公司时，我被十分清楚地告知，一旦我没能完成利润指标，我很快就会被扫地出门。我把背靠在墙上，想了一下，我决定接受挑战。这就迫使我积极寻找套利交易的机会，并大量地进行低风险和低回报的日常交易，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交易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当时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市场上许多交易员经验不足。
我记得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上班不系领带，在那个年代，这种行为相当于在第五大道上裸奔。“为了我的傲慢，为了我的审美，为了我的方便。”我通常都是这样回答的（但他们通常只记住了我的傲慢）。如果你能给公司带来盈利，那么，你无论对老板多么无礼都可以。他们都会忍气吞声，因为他们需要你，他们自己也害怕失业。冒险者在社交方面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自由常与冒险相关，你今天的自由来自你昨天承担的风险，而这种自由可能把你带向明天的风险。如果你承担了风险，你就会感受到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冒险者甘愿去过冒险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野生动物。
说完了着装，我们再来说说谈吐，交易员要从各方面使自己看起来和那些不敢承担风险、没有自由的平庸雇员有所不同。我当交易员那会儿，除了黑帮成员和那些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奴隶的人以外，没有人会在公众场合说脏话，唯有交易员像粗鲁的水手一样满嘴脏话。我一直保持着有策略性地说脏话的习惯，我只在写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的场合使用脏话。 [3] 那些在社交网站（比如推特）上使用脏话的人，正在用昂贵的方式（承担社会压力）传达这样一个信号：他们是自由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往往也很有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低风险策略能够使你向社会公众展现你的能力。所以在今天的社会，说脏话是地位的象征，莫斯科的商业寡头们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特意穿蓝色牛仔裤来彰显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即使银行也会在安排客户参观公司时，带他们参观交易员的工作大厅，就像参观动物园一样。交易员一边拿着电话对经纪人破口大骂，一边撮合成交的场景也是一道风景。
谩骂和诅咒，表明一个人的无知和地位就像前面提到的那只狗一样。“贱民”这个词，从词根上看把人和狗关联起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自由人，通常会主动效仿某些社会底层的风俗习惯以表明他的地位是最高的。 [4] 就像是待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羞辱亚历山大大帝，让他别挡住自己的阳光一样，他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自由的地位（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在英国，“礼貌礼仪”作为一种驯化的方式被强加在中产阶级身上，他们的举止和谈吐变得规范和文雅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害怕打破规则、不敢违反常规的恐惧感。
损失厌恶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或没有什么，而是他害怕失去什么。
你潜在的损失越大，你就越脆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发现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似乎都很害怕输掉一场辩论。几年前，我注意到有4位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居然很在意我（一个小小的交易员）公开将他们称为骗子。他们为什么如此在意？你在一项事业中爬得越高，你就越会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在辩论中输给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会比输给一个炙手可热的人，更能暴露你的弱点。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位高权重才会给你带来更大的自由，但也可能使你更脆弱。你可能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但事实上备受尊敬的戴维·彼得雷乌斯却比一名卡车司机还要脆弱，他甚至都不能有婚外情。你手握许多人的生杀大权，但你仍是一个奴隶。整个美国的行政体系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设计的。
君士坦丁堡的余晖
在上述体制中，那些高高在上的公众人物其实是被体制控制的奴隶，他们要面对的往往是专制制度下的君主。
当我写作本书时，几股势力之间的冲突刚刚初露端倪，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现任领导人（现代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领袖，有的只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角力。很明显，除了普京，其他领导人随时会遭到同党的暗算，因此要对每一份声明字斟句酌，尽可能地减少被新闻媒体误解的可能性。站在他们对面的普京有大把的钞票，普京在公众面前营造出一副“老子不在乎”的姿态，这反而使他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在这场冲突中，普京就像是对抗奴隶的自由公民。那些奴隶不仅需要让他们的决定符合委员会决议、议事规则和机构章程，而且要同时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普京的态度使他的追随者痴迷，尤其是黎凡特地区的基督徒——这一地区的东正教徒更是欢欣鼓舞，人们仍然记得当初正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派舰队来此巡弋，迫使奥斯曼帝国当局允许贝鲁特的圣乔治大教堂在沉寂多年以后再次鸣响了钟声。叶卡捷琳娜大帝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有胆识的沙皇”，她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而在那之前，逊尼派奥斯曼人严禁他们统治下的沿海地区的基督徒在教堂鸣钟，只有一些遥不可及的偏远山区的基督徒能享有这种自由。1917年，这些基督徒失去了沙皇的有力保护，现在他们希望拜占庭帝国能够在百年以后的今天卷土重来。
和老板谈生意要比和雇员谈判容易得多，后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明年是否还在这个岗位上。同理，人们更容易相信大权在握的专制者，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四处受到掣肘的行政官员。
普京让我明白驯化的（还有绝育的）动物没有机会对抗野生捕食者，绝对没机会！这事儿和军事实力无关：重要的是推动决策的生物本能。 [5]
历史上，独裁者不仅自身更加自由，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某些城邦小国，顺位继承的君主往往会对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他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共担”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反而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选举产生的官员则不同，他们的主要职责和兴趣只是报纸上的优势和成就。然而情况在现代发生了变化，独裁者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他们沉迷于掠夺当地的财富，将资产转移到瑞士银行的账户，就像沙特王室一样。
不要指望官僚斯坦
一般来说：
如果某人的岗位去留取决于他的上级对其工作表现做出的定性评估报告，那么应尽量避免让他在该机构内做关键的决定。
尽管根据岗位职责的设置，雇员整体上来说是可靠的，但是在做决定，尤其是艰难决定的时候，或者需要为决策承担后果的时候，你是不能指望他们的。他们也无法处理突发的紧急情况，除非是急救行业本身的工作，比如消防员。雇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目标：完成其主管认为必要的工作，或者达到某种可测量（也可操控）的量化指标。设想一个负责向派克大街缺乏品位的寡妇推销吊灯的灯具公司职员，他某天在上班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比如，向沙特阿拉伯游客推销糖尿病药物），他不会迫不及待地投入那个新行当。
虽然你雇用员工是为了让他们帮助公司防止和处置紧急情况，但他们的职责仅限于自己的岗位，一旦出现意外变化，他们就只会傻坐着。公司规模扩大以后，各岗位的职责被清晰地定义和区分，因此，每个人只承担一部分固定的工作。一旦出现了系统性瘫痪，所有人都感到无能为力，这是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的一个副作用。
美国人大都受到过越南战争的影响。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知道某些行动是荒谬的，但是继续行动比停止行动要容易得多。人们总能编造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吃不到葡萄的人会设法证明葡萄是酸的；而正在吃葡萄的人则会捍卫酸葡萄的口感，并称其对健康有利。现在这种现象统称为“认知失调”）。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也一直存在同样的问题。自从美国世贸中心遇袭后，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很清楚那个无党派的王国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插手这件事，但是因为害怕石油供应中断，没有官员做出正确决定。与之相反的是，入侵伊拉克是毫无道理的决定，却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赞同，因为这似乎更简单。
从2001年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政策开始，说好听点儿，美国攻击错了目标，有点儿治标不治本。政策制定者和思维缓慢的官员忽略了恐怖主义的根源，愚蠢地任其发展。因为这件事不能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任何好处——即便这样做对国家十分有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美国的“盟国”）的初中生现在都已经成年，如果他们被灌输了极端思想，相信并支持萨拉菲派的暴力主张，或者受其影响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那么美国就真正错过了教育整整一代人的机会。我重申，那群受岗位职责限制的官员是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正确决定的。
2009年银行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在前面提到过，奥巴马政府也是罗伯特·鲁宾的同谋。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害怕翻船，不敢打破现状，不愿意与自己的亲信发生冲突。
你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在上述情境中做决策的人是把切身利益投入其中的“风险共担”的参与者，而不是那些每年由业绩评估报告决定其收入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将大为不同。
下一章，我们来看看那些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的自由人，他们有什么致命缺陷吧。
[1] 在大学设立终身教职的初衷是捍卫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免除其后顾之忧。不幸的是，目前这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这一初衷，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授，因为顺从于这个体制而得到了终身教职的保障，这些人不会为社会公众捍卫自由，他们只会服从于这个体制。
[2] 有些国家的公司会给高管和中层人员发放福利，比如以税收补助名义给他们一辆汽车。这些福利往往是这些人有了钱也不会去买的东西，结果就是他们会更加依赖于公司。
[3] 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塔勒布先生，我是你作品的忠实读者，我想给你提一个建议，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脏话，那么将会极大地提升你的影响力。”我的回复很简短：“滚。”
[4] 我的朋友罗瑞·苏特兰，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瑞。他曾经这样解释说脏话的现象：“某些公司高管刻意面对媒体说脏话，以便给对方制造一个自己是在说真话而不是背稿子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