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林迪的专家
她是唯一的专家。不要吃它们的芝士蛋糕。专家由大方之家来判断。妓女、民妇和业余演员。
——————
林
迪是一家纽约的熟食店，现在已经沦为一家专坑游客的黑店。林迪对外宣称芝士蛋糕是它的骄傲，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知道这家店已经有50年左右的历史了，这不是因为芝士蛋糕而是这里带给他们的启发和灵感。林迪附近就是百老汇，有些演员卸妆之后会聚在这家店里聊天，他们对正在演出的剧目和其他演员评头论足，然后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已经连演100多天的演出，总能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支持其再演100多天，已经演了200多天的也还能再演200多天，这就是所谓的“林迪效应”。
我提醒一下读者，虽然林迪效应是我迄今得到的最有用、最稳定和最普遍的启发之一，林迪的芝士蛋糕可就逊色多了，如果没有林迪效应带来的名气和好奇心，这家店可能早就生存不下去了。
有很多数学模型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总有些不尽如人意，直到某天我恍然大悟，可以使用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来解释林迪效应，而且数学家依度·艾萨尔（Iddo Eliazar）也写出了“林迪效应”概率分布的函数表达式。事实上，正是“脆弱性”直接导致了林迪效应。我和我的论文合作者已经成功地将脆弱性定义简化为针对混乱无序状态的敏感程度。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书桌上有一只陶瓷做的猫头鹰正安静地看着我，我知道它不喜欢震动、无序、摇摆和地震，它还害怕被每天来擦灰尘的清洁工拿起来以后掉在地上，害怕待在希思罗机场第5航站楼的手提箱里转机，害怕沙特阿拉伯“野蛮人”赞助的伊斯兰武装分子的炮弹。很显然，它只能从随机事件（或更宽泛地说，从无序状态）中受害，而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我们严格定义什么是脆弱，那么它是指“对外部压力源呈现非线性反应”。对这只瓷猫头鹰施加一个外力，它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当外力达到陶瓷材料本身的破裂点时，它就会突然破裂。这就意味着强烈的外部冲击力对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微小的冲击力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两种影响的程度与所受外力的大小极不成比例。
其实，时间是相当无序的。我们把抗争时间带来的无序性视为一场光荣的战斗，称之为生存，其实它就是我们应对无序状态、处理混乱事件的能力。
脆弱的东西对波动性和其他压力源有着非对称性的反应，会从中受害而非受益。
从概率论上讲，波动和时间是一回事情。因此，引进“脆弱性”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牢固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即检验一切事物最有效的手段是时间。这里讲的事物可以指观点、人、知识、汽车模型、科学理论和书籍等。你骗不了林迪，《纽约时报》热门作家写的书在出版的时候，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宣传，但是它们的5年存活率普遍不如胰腺癌患者。
谁是真正的专家？
林迪有效地回答了那个由来已久的古老问题：谁来评判专家？谁来保护卫兵？谁来审判法官？好吧，时间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因为时间是“风险共担”的组织者和裁判者。那些经过时间的洗礼、磨炼和筛选而幸存下来的事物，向我们揭示了它们强韧的生命力（尽管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如果没有“风险共担”把各种事物的脆弱性暴露在现实世界，任其承受各种潜在伤害，那么筛选机制就会被打破：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以某种规模生存相当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崩溃，造成很多附带的伤害。
对复杂性感兴趣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林迪效应在《反脆弱》那本书上有详细的介绍。时间以两种方式来考验我们。首先是衰老和死亡。事物会死亡，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个过程被称为衰老。其次，还有危险和意外事故。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遇到的是二者的组合：你在衰老的同时，往往不能敏捷地应对突发事故。这些突发事故不一定是外在的，像从梯子上摔下来或者是被熊攻击；它们还可以是内在的，你的器官或代谢功能偶尔也会运转失调。从某种程度上讲，动物没有明显的衰老期，比如乌龟和鳄鱼，它们在全生命周期的活力都差不多。如果一条20岁的鳄鱼还有40年的预期寿命（排除栖息地消失的风险），那么另一条已经40岁的鳄鱼看起来也有40年寿命。
我们有时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林迪效应”、“是林迪干的”或者“和林迪兼容”这些话语（可以相互替代），它们都可以用来展现符合如下特征的同一类事物：
“林迪”不会衰老，只会消亡，只要它还活着，它的预期寿命就会随着时间延续。
只有那些无生命的事物才不会腐烂变质，它们就是林迪。林迪可以包括观点、书籍、技术、程序、制度和政治体制，这些事物没有导致其自身衰老和消亡的生物钟。当然，一本纸质版的《战争与和平》会衰老（尤其当出版商为了省下20美分而对一本售价50美元的书偷工减料的时候），但是这本书所包含的思想并不会衰老。
记住！有了“林迪”，专家就不再是专家了，我们不再需要顶级专家来评判排名比他靠后的其他专家的水平了。我们解决了“乌龟站在乌龟上” [1] 的问题。脆弱性是发现问题的专家，光荣归于永恒的时间和强韧的幸存者。
林迪的林迪
林迪效应的生命力，证明了林迪效应的正确性。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佩里安德在2 500多年前写道：“法律越陈旧越好，食物越新鲜越好。”
类似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绰号“聪明的艾尔·萨比欧”，有句名言：焚朽木，饮陈酿，读古书，交老友。
一个充满远见卓识而又幸运地没有加入学术圈的历史学家汤姆·霍兰曾经说过：“我最崇拜罗马人的一点是他们对年轻人的轻慢和不屑。”他又写道：“罗马人评价政治体制的标准不是看它是否合理，而是看它是否有效。”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撰写本书时把罗恩·保罗称为希腊人中的罗马人。
我们需要评判吗？
我在绪论里面提到过，我在学术界的职业生涯不超过一个季度，这段经历让我在纽约下雨的时候有地方待着，不会因为担心自己一个人吃饭孤单而勉强去参加某些聚会，也不会在参加这些聚会时担心和这些人交往会使我的头脑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一天，当时的（现在已经辞职）系主任来找我，并对我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正如商人和作家会受到其他商人和作家的评判，你现在作为一个学者也会受到其他学者的评判，生活充满了同行的评议。”
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恶心想吐的感觉，我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从不承担风险的学者的思考方式。事实上，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面对的生活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试图去了解其他人生活的真实情况。事实就是，商人承担着风险，他事业的成败得失并不依赖于其他商人的评判，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评判他们，那么也只能是他们的会计（当然，商人也需要避免违背道德规范）。而且，你不仅不想要同行的赞许和支持，你甚至希望得到他们的否定（除了道德问题）。一个久经沙场的老交易员曾经和我分享了他的体会：“如果这个大厅里的人都很喜欢你，那么你一定做错了什么。”
我把话说得再彻底一些吧：
当一个人的命运不依赖于同行评议时，他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接受其他作家、编辑或者书评人的评判，我只接受读者的评价。读者，也许，但是等一下……不是今天的读者，而是明天、后天乃至大后天的读者。所以我唯一的评判员是时间，书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读者群体的规模、稳定性和忠诚度，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评判。那些跟着《纽约时报》书评看时髦的新出版图书的读者，对我毫无意义。我可以用隐瞒风险和编造稳定收入来源的办法欺骗我的会计，轻易地就能诱导他做出对我有利的评判，但是时间一长我的把戏就会暴露。时间，只有时间高于人类的一切智慧和正义，我将由它来评判。
只有当你在乎未来人们对你的评价时，人们当前对你的评价才是重要的。
但是请记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从不试图赢得一场辩论，他只追求赢得胜利。 [2]
和女王一起喝茶
同行圈子里的人通常会渴望荣誉头衔、成员资格、诺贝尔奖，希望受邀去参加达沃斯论坛或相似的论坛，和女王一起喝茶（还有黄瓜三明治），受邀参加富豪的鸡尾酒会，相信我，在那儿你遇到的人都是大富豪，他们满嘴说着一些你只听说过名字却不认识的名人。富人圈子里的生活就是相互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通常宣称自己正在尝试着拯救世界、狗熊、儿童、山脉和沙漠，这些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美德。
但显然，他们不能影响林迪。事实上，如果你在纽约21俱乐部花钱花时间，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你就可能已经走上了和林迪相反的道路了。
你现在的同行是宝贵的合作者，而不是最终的评判者。 [3]
体制
事实上，还有比同行评议更糟糕的事情：官僚化的体制。大学的管理者对实际情况一窍不通，却又要强行推行一套管理制度，他们只能依赖外部的信号（美其名曰客观公正的指标体系），他们从不真正知道某人在干什么或者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但是成了真正的仲裁者。
这些仲裁者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有名的核心期刊还是匿名的同行评议，都不符合林迪的“让时间来筛选”的原则。无论你得到的是期刊编辑的正面反馈还是同行的好评，都只能让某些当前有权势的人对你的作品很满意，而并不能确保你作品的成功。
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受这种病态问题的困扰较少，所以让我们看看社会科学领域吧。对于一位论文作者来说，他唯一的评判是他的“同行”，于是他们就默契地形成了一个相互引用对方论文的小圈子，这种让圈内人的论文提高知名度和被引用次数的做法，源于指标考核体系，结果却是某种程度的腐败。例如，宏观经济学可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宏观胡说比微观胡说要容易得多，根本没人知道一个宏观理论是否真的有效。
如果你在说疯话，那么你会被认为发疯了。但如果你组织一个20人的圈子，成立一个学会，相互附和着说疯话，那么你可以凭借这些“同行评议”在大学开设一个系了。
学术界有一种趋势，即学者不必参与“风险共担”，如果对此不加制止，学术活动就会演变为一个仪式感很强，但纯属自娱自乐的出版游戏。
现在，学术活动逐渐变成了竞技体育的比赛，维特根斯坦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知识站在体育比赛的对立面。 [4] 他还说，在哲学上的胜利属于最后说话的那个人（活到最后的人）。
而且：
任何东西一旦带有竞赛的意味，就会扼杀对知识的探索。
在某些领域，比如性别研究或者心理学领域，形式主义的出版游戏愈演愈烈，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地反映真正的研究。研究人员遇到了代理人利益冲突问题（就像黑手党遇到了两个互为竞争对手的客户同时上门求助），社会和学生付钱给学者希望得到的东西是相互冲突的。好在学者自己有一个圈子，牢牢地把住了学术界的大门，学术界对外界越不透明就对学者越有利。学者熟悉“经济学”，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经济运行的规律，他们只知道理论，而大多数理论不过是经济学家自己制造出来的狗屎。那些辛勤工作数十年的父母，辛苦攒下积蓄给孩子付学费，而他们的孩子在大学里的课程却很容易退化成时尚秀，课程内容可能是“针对后殖民地时期量子力学的文学批判”（没看懂？因为这就是狗屎）。
好在事情还有一线希望。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整个学术体系不得不有所收敛了，校友们（恰巧在现实世界中工作）开始削减给那些开设荒唐闹剧般课程的学校的捐款（奇怪的是，他们有关闹剧的课程却开得极为刻板），毕竟，总得有人给那些宏观经济学家和后殖民主义性别问题专家付工资啊！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大学现在还需要和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竞争，曾几何时，一个人去大学读了“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可以找到一份新工作，不用再干炸薯条的活儿了，以后怕是不行了。
违背个人利益
如果一个人将其个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项事业，那么他在这项事业上的言论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个人参与“风险共担”的程度越高，他的话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体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却只想着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学术论文既没有具体内容，也不承担任何风险。事情原本不该是这样的，追求荣誉是人的天性，具有合理的动机。只要你（论文）的实际内容超过你所得到的荣誉，你就继续保持这种本性吧！
如果一项研究成果会给其作者带来名誉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伤害，而且还会招致同行的责难，那么这项研究成果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如果一个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愿意为自己的观点承担风险，那么他不太可能是在胡说。 [5]
重申把灵魂投入“风险共担”
学术研究中的“去庸俗化”过程最终将会用下面这种方式完成：规定那些学者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去做研究，或者，他们以后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了。为了去除体制的弊端，某些人做出牺牲是必需的。这个主意也许对于被洗过脑的现代人来说很荒谬，但是一本《反脆弱》所做的实际贡献就已经远超那些专业人士华而不实的研究成果了。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原创且对社会有价值，研究人员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有另外一份糊口的工作，或者至少花10年时间从事这类职业：磨镜片的技师、专利局文员、黑手党干将、职业赌徒、邮递员、狱警、医生、豪车司机、民兵、社保局官员、诉讼律师、农场主、主厨、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我的最爱）以及灯塔管理员等，让他们一边“劳其筋骨”，一边构思能够改变世界的原创性想法。
这是一种筛选机制，能够过滤掉八股文式的研究论文。我不同情那些痛苦的职业研究员，一份全职的、高强度的、压力巨大的且极具挑战的工作我自己干了23年，其间我还完成了我的前三本书。我每天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做研究、调研和写作。这段经历使得我不能容忍有人把研究当成一种赚钱谋生的职业。
社会公众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商人被财富和利润所激励，科学家则是被荣誉和认可所激励，这绝对是一个幻觉，现实不是这样的，请记住，科学探索永远是寂寞的事业，这并不是说科研人员孤独得可怜，而是说科学探索是由少数派主导的，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投身于科学探索，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后台职员。
科学倾向于林迪
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没有“风险共担”，那么物种进化的筛选机制会被破坏，而科学探索过程也需要有这样的机制。
卡尔·波普认为科学是一项有风险的经营性事业，科学探索最终的成果应该是一些和我们的直觉和观察完全相反的主张；如果我们的科学探索产生的是一些通过观察可以验证的发现，那说明我们只是在用实验重复前人的科学发现。人们常说科学为我们打开了广阔前景，从哲学上讲，这说明科学带给了我们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减少了不确定性。把这种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的过程就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也是一个林迪过程（还要结合少数派主导规则）。尽管波普看到了静态的问题，却没有研究动态的机制，他也没有从风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科学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有个书呆子待在孤岛上研发了一种“科学方法”，也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某种类似于机动车驾驶员视力测试用的“科学标准”，而是因为科学灵感符合林迪效应，或者说那些科学灵感的火花自己要承受着现实世界的脆弱性考验。不仅是科学家，而且这个灵感本身也要参与“风险共担”，接受验证和筛选。一个灵感或者一个想法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效果，当然就是失败的；但是更多情况下，灵感和想法需要接受时间的验证（而不是政府颁布的指导手册的验证）。一个想法如果一直没法被证伪，它将来的寿命就越长。如果你读过保罗·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发现史，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任何发现都还没有最后肯定，一切都还在某种待定过程中，都还没有完成时间的检验——这是不容商量的。
我现在稍稍修正一下波普的想法：既不从证明成立也不从证伪的角度，而是从证实“有用”、“无害”或“能够保护用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由此，我的观点将和波普有所不同。任何事物想要生存，都必须面对风险的检验，能存活下来的就是好的、对的、有用的、无害的和能够保护用户的。在林迪效应下，一个想法要接受“风险共担”的检验，这种检验不是用已知真理去验证它，而是用各种灾难和意外去验证它，一个好的想法同时也应该是好的风险管理者，不仅不会给持有这个想法的人带来伤害，而且会对其生存有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风俗习惯甚至迷信和禁忌都已经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验证，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对相信它们的人有利。一个想法必须能够提升人们的反脆弱性，或至少降低脆弱性带给人们的伤害。
实践还是理论？
学术界将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实证研究主要是用电脑上的统计软件寻找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东西，或者在事先设定的很苛刻的条件下做实验。而在现实世界做研究（比如医药行业），叫作临床研究，有时这种研究并不被认同为科学，其实很多学科恰恰缺乏这个第三维度——临床维度的研究。
在林迪效应下，一个事物需要由时间来检验其强韧性，也就是说，要把一个事物置于有风险的情况下检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最终的生存状况就是最终检验的结果。如果做这件事情的人在做的过程中承担了某种风险，这个事情成功地穿越了几代人之后继续运转自如，那么这个事物就是合格的。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祖母vs研究员
一方面，如果你总是听从你祖母或者老人的建议，那么你90%的时间可能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由于有唯科学主义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存在，加之现实世界本就艰难曲折，如果你选择相信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的话，就可能只有不到10%是对的，除非你祖母也是这么说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心理学家干什么呢？ [6] 最近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发表在声誉显著的学术期刊上的上百篇心理学论文，只有39篇仍被引用或再版。在这39篇论文中，我相信只有不足10篇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或者移除了实验条件之后在现实中仍然有效的。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制药和神经科学领域，我在后面会详细展开（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在第18章和第19章，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你祖母给你的警告或禁令并非是“不理性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不理性”，恰恰是因为我们自己误解了概率）。
请注意问题的要点并不在于那些古老的知识经历了林迪效应的过滤而生存至今，而在于接受那些古老知识的人都活了下来，我们是他们的后代。
当然古人并不懂物理学，但是他们洞悉人性。所以，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必须经林迪证明（时间检验），这些领域的发现如果在经典文献中没有先例，就不太会流传下去，它们离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将毫无用处。说到经典文献，我们指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记载的有关道德的文学作品：西塞罗、塞内加、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卢西恩或者其他诗人，朱文诺尔、贺拉斯和之后法国的所谓“道学家”们（拉·罗什富科、法尔儒纳、让·德·拉布吕耶尔、尚福德）。波舒哀则自成一派，读者可以把蒙田和伊拉斯谟作为阅读古代经典文献的向导：蒙田是当时的普及者，伊拉斯谟则是集大成者。
简述祖先的智慧
让我们列举几个古代传说就有且经现代心理学证实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不是刻意研究的结果，都是灵光一闪浮现出来的。
认知失调（利昂·费斯廷格关于酸葡萄的心理学理论，人们为了避免想法之间存在矛盾，就会使其合理化，也就是说，自己吃不到的葡萄一定是酸的）：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是在《伊索寓言》里，拉封丹寓言重新包装了一下，但是起源看起来更古老，可能源自阿伊卡寓言。
厌恶损失（一个心理学理论，认为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盈利带来的快乐）：李维在《编年史》中写道，人类对于愉悦事物的感知不如对悲凄事物的感知那么强烈。塞内加在几乎所有文字中都流露出厌恶损失的情绪。
负面建议（通过负面认识事物）：相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更容易知道什么是错误的。想想银律打败金律的逻辑优势。恩尼乌斯说过，如果没有“坏”，“好”也就没那么好了。西塞罗重复过他的话。
风险共担（字面意思）：我们先从意第绪语的谚语开始，“你不能用别人的牙齿咀嚼”“你的指甲最能挠你自己的痒”，斯卡利杰在1614年出版的《阿拉伯谚语丛刊》中记载了这样两句话。
反脆弱：这方面有几十条古代谚语，我们只提西塞罗的一句话：“当我们的灵魂安宁时，蜜蜂都刺不痛我们。”马基雅弗利和卢梭把反脆弱理念应用在了政治体系中。
时间贴现：“一鸟在手胜于十鸟在林。”（古代黎凡特谚语）。
群体疯狂：尼采说，“疯狂对于个人来说是罕见的现象，对于群体、党派和国家来说则是必然的规律”。尼采应该算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他的话也应该算是古代智慧，另外我还见过柏拉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少即是多：“太多的争吵稀释了真理。”普布里乌斯·西鲁斯这样写道。当然这句话最早完整地出现在罗伯特·勃朗宁写于1855年的诗中。
过度自信：“我因为过度自信而丢了钱。”伊拉斯谟的这句话明显受到了迪奥尼斯和埃庇卡摩斯的影响，前者说“自信让我失去一切；蔑视让我拯救一切”，后者说“保持清醒，时刻提防”。
进步的悖论和选择的悖论：大家都很熟悉银行家度假的故事，它说的是一个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去希腊某岛上度假，他遇到一个当地的渔夫，突发灵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渔夫的生意做大，他鼓动渔夫听从他的建议，渔夫却一脸疑惑地问他：“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处呢？”银行家回答道：“等你有了一大笔钱，就可以像我一样到希腊的海岛上去度假了。”渔夫笑道：“可我天天都在度假啊。”
这个故事在古代有另外一个由蒙田转述的版本也很著名，而且形式更优雅，以下是我翻译蒙田的版本：皮洛士国王想要进攻意大利，他睿智的谋士希尼斯（Cinéas）想让他意识到这将是徒劳的。“您想通过这次远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皮洛士回答：“让我自己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希尼斯又问：“然后呢？”皮洛士说：“征服高卢和西班牙。”希尼斯追问：“再然后呢？”皮洛士说：“征服非洲，然后……享受生活。”希尼斯：“可您现在已经在享受生活了，为什么还要去冒险呢？”蒙田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引用了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物性论》中的一句话：“人类无休止地折腾自己以期过上安宁的日子。”
[1] “乌龟站在乌龟上”，表达的是一个无限回归的问题。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被告知世界站在乌龟的背上，他问“那乌龟又站在哪里”，回答是“乌龟站在另外一只乌龟的背上，如此继续下去”。
[2] 关于现代化的观察和评论：我们为了变化而变化，正如我们在建筑、食物和生活方式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经常把以前的模式彻底推翻并称之为进步。我在《反脆弱》一书中解释过，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驱动力之一，但是如果代与代之间的基因突变过于显著，就会导致上一代生物体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基因变异（包含着对环境适应性更强的遗传优势）被浪费和抛弃，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都需要一些基因突变，但不能是频繁而剧烈的变化。
[3] 获奖就是诅咒。事实上，交易员很早就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媒体表扬是反向指标。我痛苦地学会这一点。1983年，就在我成为交易员之前，IBM公司上了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商业周刊》的封面，被捧为“终极公司”。我当时很幼稚，冲动地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我很快就被炮火掩埋了。然后我猛然醒悟，我应该做空这家公司，下跌中弥补损失。由此我学到了一件事：媒体的表扬是毋庸置疑的诅咒。IBM股票在之后的15年一直处于下跌之中，一度濒临破产。而且，我还学会了要避免领取荣誉，部分原因是这些荣誉往往是由错误的评判者授予的，他们喜欢在你身处巅峰的时候找到你（你宁可被媒体忽视，最好是被它们讨厌）。一位之前投资餐饮行业的交易员布莱恩·欣克利夫（Brian Hinchcliffe）给了我一些如何在获奖餐厅点菜的建议：那些真正的好餐厅往往在熬到获得“最佳”称号之前就已经关门了（“最佳”称号往往意味着最好的氛围、最好的服务、最好的发泡酸奶，还有给来访的酋长准备的非酒精饮品）。从经验来看，如果你希望一部作品能影响几代人，那么你一定要确保其作者生前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荣誉。
[4] 此处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两句话出处不明，前一句疑似“我在遵守规则的时候，是盲目不假思索的”，语出《哲学研究》，意指体育比赛需要遵守事先制订的规则，而学术活动一旦被纳入数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就类似于在体育活动中引入了比赛规则，因此思考的敌人并不是竞技体育，而是类似于比赛规则的考核指标体系。后一句疑似指哲学应该是一种澄清而不是一场辩论，后者会把哲学拖入一场无休止的语言游戏：最后发言的人获胜，或获胜的人最后发言。——译者注
[5] 我一般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我认为鉴别一个公众人物是否在胡说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他自己是否承担后果和风险；二是他是否在意自己的荣誉和名声。
[6] 在一篇关于“p值”随机性的论文中，我发现某些论文在统计学意义上宣称的显著性，至少要比宣称的情况低一个函数级别。
第六卷
再探代理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