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医生看起来应该不像外科医生
文学看起来应该不像文学。唐纳德雇用实干家。官僚机构的尊严。让教授学举重。看上去是块儿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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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是块儿料
假
设你需要选一位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两位候选人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科室，而且排名也旗鼓相当。
第一位医生外表干练，带着一副银丝边框眼镜，体形匀称，身材保持得很好，双手十分精致，谈吐不俗且举止优雅，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你如果是导演，就肯定会选他担任电影里面外科医生的角色，他办公室的显眼位置上摆放着毕业文凭，显示出他本科和医学院都出自常春藤学校。
第二位医生看起来像一个屠夫，身材肥胖，有一双大手，谈吐粗俗，外表邋里邋遢，衬衫松松垮垮地露在皮带外面，无论哪个有名的东海岸裁缝，都无法把他的衬衫领口弄服帖，他用浓重的纽约口音旁若无人地说话，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办公室墙上并没有挂任何文凭，暗示了他的教育背景可能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他可能读的是一所本地大学。他适合扮演电影里年轻国会议员身边快退休的胖保镖，或者新泽西一家咖啡餐厅的厨师。
如果要我来选，我就会克服以貌取人的倾向，立即选择那个屠夫给我主刀。不仅如此，如果给我的两个候选人看起来都像电影里的外科医生，我就一定要坚持把那个屠夫列为第三选项，然后选择他。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像是干这一行的，却又在这一行干了很长时间，这说明他需要比别人克服更多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病人以貌取人的天然倾向带给他的不信任感，他一定是用卓越的医术成功地扭转了别人对自己不利的第一印象，否则他早就被淘汰了，根本干不了这么久。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风险共担”的作用：时间和现实联手帮我们过滤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时间和现实并不在乎长相。
如果对医生的评价都是从病人角度按照治疗效果做出的，而不是根据指标体系或者同行评议，那么医生相貌和演技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在等级森严的且依赖于标准化的“工作评估”的机构中，外貌长相还是很重要的。想想大公司的总裁们，他们不仅长得像电影里的总裁，他们甚至就是电影里的总裁。更糟糕的是，他们说话的内容和腔调也同电影一样，使用同样的单词和比喻。但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我会一直提醒读者：与普遍认知相反，公司高管和企业家不是一回事，高管应该看起来像演员。
当然了，外貌和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那些看起来像运动员的人，可能就是运动员），但是那些看起来不像干这行的人，如果还是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并获得了一些成功，那么这里面就包含着极有说服力的关键信息。
想到这一点，美国人民曾经把管理整个国家的总统职责交由前演员罗纳德·里根来承担，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最好的演员是那些大家都不觉得他是演员的人，想想巴拉克·奥巴马吧！你会发现他比演员演得还好：常春藤名校的优秀教育背景加上自由主义的声誉，那可真是一个头上满是光环的高大形象啊！
《邻家的百万富翁》一书多次提到这样的观点：一个人的外表和他的财富是互补的，一个人如果很有钱，那么他看起来一定不像你想象中的富人，反之亦然。每个私人银行都培训员工不要被客户的外貌所欺骗，不用去追那个在乡村俱乐部开法拉利跑车的人。当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我的先辈居住的村庄里，有一个邻居（就跟那里大多数人一样，是我的远亲）一直过着简朴而舒适的生活，吃自己种的食物，喝自己酿的茴香酒，然后在去世时留下了1亿美元的遗产——这是人们原先估计的100倍。
所以下次你挑选书籍的时候，如果看到作者的照片是他站在一大排书架前，系着一条宽领带，抱肘做沉思状，那么你还是算了吧。
同样的道理反过来说也一样，老练的小偷看起来都不像小偷，看起来像小偷的家伙都已经在监狱里了。
下面我们深入探讨一下主题：
当一项事业因脱离“风险共担”而缺乏筛选机制的时候，这项事业里就充满了形象逼真、满嘴术语、演技超群和熟悉细节的人，而他们对这项事业的核心其实一无所知。
绿色木材谬误
这一章的主题是林迪兼容效应，拉丁谚语说过，“别以为好看的苹果会更好吃”，这句话有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版本，“会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消费者花了半个世纪才明白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会继续被产品美观的外形所吸引。
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有两条黄金法则，一是永远不要雇用西装笔挺的交易员，还有一条就是：
怎样才能雇到一个成功的交易员？一是他有过硬可信的交易记录，二是你完全理解不了这些交易的细节。
不要雇用你最能理解的交易员，而应该雇用你最不能理解的交易员。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反脆弱》中已经介绍过这一点，我将其称为“绿色木材谬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卖的“绿色木材”（Green Lumber）是被漆成绿色的木材，而从不知道它们其实是指被新近砍伐下来还没有干的木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就糊里糊涂地发财了。相比之下，讲述这个故事并知道木材所有细节信息的人却破产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和他所能够理解的信息，往往是不相匹配的。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那些我们很想去了解的细节，往往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引开。
在任何交易活动中，你都不必去挖掘隐藏的细节信息，真正有用的信息只会通过林迪效应显露出来。
从另一个方面讲：
那些表述得很清晰、很准确、连傻子都能理解的信息，恰恰就是傻子们的陷阱。
我的朋友泰瑞在教一门投资学的课程。有一次，他邀请了两位演讲者去给学生们做演讲。一个看上去就是投资经理（定制的西装、昂贵的手表、锃亮的皮鞋和清晰的阐述），他的演讲恢宏壮阔，让人望而生畏。另一个演讲者看起来有点儿像我们的屠夫医生，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他甚至给人感觉他自己都对演讲内容很困惑。事后泰瑞问他的学生们：“你们认为哪个演讲者更成功？”学生们的答案一边倒地倾向于前者。其实第一个演讲者在投资界相当于排队领救济金的失业者，而第二个演讲者至少是一个亿万富翁。
吉米·鲍尔斯是爱尔兰人后裔，性格强硬，我曾经和他在一家投资银行共事，我们都是交易员。他除了从大学辍学，还曾经是布鲁克林区街头的小混混。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向一头雾水的公司高管这样介绍我们的交易：“我们先做了这个，然后做了那个，哼哼哈嘿！利润就来了。”所有人都没有听懂。但是只要我们部门继续保持盈利，这些高管根本就不在意他说了些什么，也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听懂。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根本就不用去试图理解吉米说了些什么。我刚20出头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说的话很容易被人理解，那么他一定是在吹牛（因为他会刻意地把话说得让人易于理解）。
精心打扮过的商业计划书
文学应该看起来不像文学。乔治·西默农十几岁的时候曾担任著名法国女作家科莱特的助手，科莱特教育他在文章里要少用未完成虚拟式，少提和风、杜鹃和天空这种修饰性的东西。西默农听取了她的建议并将其发展到了极致，他后来的写作风格有点像格雷厄姆·格林。他的作品里面没有什么修饰语，却能直接把读者带到现场去亲身体验，当你在他的作品中读到梅格雷探长已经在巴黎的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鞋子也湿了。他的作品根本不需要渲染气氛，因为读者就在现场。
有一种幻觉，认为创业成功从一份成功的商业计划书开始，科学发现始于科研经费。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想要让一个笨蛋上当受骗，那么商业计划书是你的好帮手。就像我在绪论部分提到的那样，商业计划书是企业推销自己的手段，它们需要有令人信服的推广手段，以便把公司卖一个好价钱。但是对于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的目的不是卖掉自己的公司，他们会想方设法地自己赢利并生存下去，商业计划书和融资只会帮倒忙。那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微软、苹果、脸书网、谷歌），都是由全身心地投入“风险共担”的企业家创立，并依靠自己的盈利发展壮大起来的。如果它们依赖融资，那么它们就需要漂亮的商业计划书以显示出令人信服的增长，公司就会盲目扩张，以便管理者能从中套现。资金从来就不是困扰真正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瓶颈问题。无论是创造一个好企业，还是实现一个科学上的突破，其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从来都不是资金。你可以用钱买一家好公司，但你无法用钱创立一家好公司；你可以用钱买一项科研成果，但你无法用钱获得一项科学发现。
万圣节主教
让我回到社会科学的话题。有时候，我会在纸上快速记下一些想法，给出相应的数学证明，然后把论文展示出来或者等以后发表。我可不想把我的论文发表在那些空洞无物，满是华丽辞藻和规范格式的社会科学期刊上。而在经济学这种根本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的领域，我发现那里充满了极有仪式感的活动、格式十分规范的八股文，还有相互默契地引用对方论文的小圈子。经济学领域主要是靠语言表达和文字呈现来说明问题的，而我的论文在经济学领域收到的反馈都只关乎格式和措辞，而不是关于内容的。一个人只有经历了长期的投资生涯之后，才能总结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当他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旁人仅凭语言很难理解他。
永远不要雇用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除非你只想让他写论文和参加考试。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唯科学主义的属性。唯科学主义的信徒们不仅喜欢搞毫无用处的成果展示，而且喜欢为了追求仪式美感而把事情搞得毫无必要的复杂。
但是这些学术活动的复杂性和仪式性背后有它自身的逻辑。你想过主教为什么要在万圣节那天隆重地披上教袍吗？
在地中海区域的传统文化圈里，那些在“风险共担”中投入最多且承担最大风险的人，会赢得大家的尊重，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如果说今天的美国社会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人们要承担经济上的风险才能获取社会地位，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成功之道，他们把早期部落为适应战争而采取的做法，移植到了当今的商业领域。其实传统的阿拉伯文化也同样推崇承担经济风险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反例，历史上出现过知识分子待在社会顶层的现象，有的地方现在仍然是这样的。比如印度的婆罗门、古代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他们的近亲德鲁士人也是这样的）、埃及的书吏，还有中国一度推崇的文人，还要算上战后的法国。总之，在这些地方你会发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而且他们控制了权力，并试图将其他人和他们自己区分开来。为此，他们建立了复杂的程序和庄严的仪式，维护自己阶层的神秘性，并极度强调外表和细节。
即便是在“战争英雄”或“实干家”管理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也热衷于这种庄严的仪式游戏，因为没了这些排场和典礼，知识分子就只能夸夸其谈，而这下他们可就什么都不是了。想想希腊东正教的教堂，那关乎一种尊严，一个主教如果踩着滑板车，就不成其为一个主教了。装饰本身并没有错，但你只能把装饰当成点缀，不能将其奉为主旨。但是，在科学研究和投资领域，千万不要有任何装饰。
接下来，我们来审视一下这个观点：
就像那个衣冠楚楚开着法拉利跑车的人，看起来比那个蓬头垢面的亿万富翁更有钱一样，唯科学主义看上去比科学更像科学。
真正有知识的人应该看起来不像一个知识分子。
快刀斩乱“结”
永远不要为那些华丽而复杂的程序和仪式买单，因为你要的只是结果。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解决了戈尔迪乌姆（Gordium）首都佛里吉亚（Phrygian）的一个难题（和许多希腊故事一样，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土耳其）。他在进城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旧战车，车轭上有许多绳结紧紧地系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它们原先是怎么被系上去的。神谕说，谁解开这些结，谁就能统治亚细亚，其实是小亚细亚、黎凡特和中东等地区。亚历山大在这团粗糙的绳结前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后退了两步，说神谕并不在意这个结是怎么解开的，接着他拔剑砍向绳结，被劈成两半的绳结就此解开了。
没有哪个“成功的”学者会这么做，也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会这么做。医学界的“白知”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解决患者头疼最好的办法是给他吃阿司匹林或者让他睡个好觉，而不是去做脑部手术，尽管后者听起来更“科学”。但是大多数“管理咨询顾问”和其他按小时收费的人，都还达不到这种境界。
生活中的过度智能化
格尔德·吉仁泽和亨利·布莱顿对比了“理性主义”（加引号是因为这里所谓的理性主义其实并没有多少理性）和经验主义两种方法，他们引用了理查德·道金斯有关棒球运动中接球手的例子。
理查德·道金斯认为：“接球手的动作就好像他已经解出了描写棒球运动轨迹的微分方程。在其潜意识层面，一定有一个等同于数学计算的机制在起作用。”
……其实不然，实验表明接球手依赖的是他的经验，一旦击球手把球打到空中，接球手要始终盯住球，并调整自己跑步的速度以使视线和球的角度保持恒定。
道金斯的失误在于他把人们针对自然现象的反应和行为，全部归因于高度智能化推理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人类在做某些决定时对经验的依赖。棒球运动员并不知道什么是经验主义，但他一定会遵循自己的经验，否则他会输给自己的对手，而那个赢的家伙也并非依赖智能化，而是同样诉诸自己的经验。我们将在第18章讲到这个问题，宗教信仰其实就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宗教代理人并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依靠解方程来做正确决定并不是我们人类渴望获得的生存技能，我们也不具备这样的计算能力。当然，我们需要理性来帮助我们消除经验带给我们的某些有害的东西，理性帮助我们中和经验乃至迷信中有害的一面，也就是拔掉它们的毒牙。
另一种干预
那些从不参与“风险共担”的人总喜欢把事情弄得复杂（以便他们自己操控），他们还像躲瘟疫一样回避简单的方法。但是实干家有相反的本能，他们总是寻找最简单的经验：
那些被训练、被选中去寻找复杂方案的人，是没有动机去探索简单方案的，他们靠制造复杂方案谋生。
当方案的制定者和方案本身都没有参与过“风险共担”时，原来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
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直击问题本身。
不幸的是，现实世界中许多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受到了复杂方案制定者的干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只会做复杂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都不会有任何好处，你的收入取决于你的方案给人的印象，而不是取决于问题实际解决的结果。与此同时，制定复杂方案的人，却无须对该方案带来的副作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工程技术领域，只要专家是按照方案的复杂性而不是结果的有效性来评价的，上述情况也同样会发生。
黄金大米
现在我们知道了脑部手术并不比阿司匹林更“科学”，就像乘飞机往返于肯尼迪机场和纽瓦克机场之间（40英里 [1] ）并不代表着“效率”，尽管飞机涉及更多的科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一观点推广到其他领域，我们就仍然是唯科学主义的受害者。唯科学主义对于科学来说就像投资中的庞氏骗局，就如同在科学交流中使用广告宣传一样，事物的表面属性被放大了。
请回忆一下第三卷提到的转基因和第4章提到的抹黑口水战，让我们来看看转基因黄金大米的故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营养失衡和营养不足的问题，我的合作伙伴亚尼尔·班杨和乔·诺曼，这个问题直接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运输系统的效率不高。简单说吧，我们在运输仓储和批发等流通环节浪费了1/3以上的食物，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孩子营养不良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整个食物配送系统的效率，而不是花钱去研发新的转基因作物。想想吧！西红柿的成本中有将近80%~85%都源于运输、仓储和浪费（包括滞销和腐烂等因素），而来自农民生产环节所占的成本很低。所以很明显，我们应当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物流领域下功夫。
现在那些唯科学主义的“技术狂”，嗅到了他们可以介入问题的契机了。首先，你秀出一张饥饿儿童的照片来博得同情，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也就同时阻止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争论——任何人如果面对即将饿死的孩子还要争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无情的混蛋。第二步，你把所有针对你的方案的批评，都说成是企图阻止你拯救孩子们的阴谋。第三步，你提出一些貌似十分有科技含量（而其实对你有利可图）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并谨慎地将你自己和这个方案做适当的隔离，以免日后这个方案最终酿成大祸或者有负面影响时牵连到你。第四步，你招募一些记者和可以利用的傻瓜，他们虽然没有任何科学思想，却异常憎恶任何看起来“不科学”的事情。第五步，你利用这些人掀起一场抹黑运动，专门去抹黑其他研究者的名声，他们没有什么钱，因此他们根本经不起抹黑。
上面提到的转基因作物，是利用转基因技术使得水稻含有更多的维生素，也被称作黄金大米。我和同事花了很多努力去展示该方法的缺陷。首先，转基因物种是通过修改和加工基因获得的新物种，这和传统的杂交手段培养的新物种不是一回事，不是自农耕时代（土豆或者柑橘）就有的具有标志性的人类活动。我们跳过了复杂性系统研究，这种交互式的复杂性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脆弱性是相对而言的：从20层楼摔下去和从椅子上摔下去的风险等级是不同的。我们还表明了转基因作物使得系统性风险明显增加。其次，转基因作物根本就没有做过彻底的风险评估，那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统计学论文存在着缺陷。第三，我们已经分析了问题并提出了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却被扣上了“反科学”的帽子，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为那里的孩子提供大米和维生素？毕竟我们自己喝的是牛奶加咖啡，而不是喝含有牛奶成分的转基因咖啡啊！第四，我们可以证明，因为需要使用大量的杀虫剂，土壤中的微生物和细菌都被破坏了，所以种植转基因作物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含风险。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由于少数派主导规则，转基因作物最终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正如我在第三卷里所说的，转基因作物的失败是一小部分聪明又顽固的人坚决不肯妥协的结果。
补偿
道理很简单，只要一个人是由他人评判而不是由事实评判的，事情就会变得像下面讲的故事一样扭曲变形。那些还没有破产的公司都有一个部门叫人事部，所以它们会创造出各种指标和表格去评判一个人的表现。
一旦人们拿到了评估表格，事情就开始变得扭曲了。还记得我在《黑天鹅》里面提到的故事吗？当时我不得不填写一份盈利天数占总交易天数百分比的评估表格，这份表格的初衷是鼓励交易员为公司获得稳定的盈利，但代价就是风险被隐藏起来了，一直累积到发生黑天鹅事件。想想吧，玩6次俄罗斯轮盘赌你能赢5次，但这种情况真的很好吗？一个银行连续100个季度都保持了盈利，但接下来的一个季度，它就把前面赚的所有利润都赔光了。我当时所倡导的方法就是捕捉不规律出现的盈利机会，于是我当着大佬们的面把评估表格给撕了，然后他们留下我一个人待着。
事情很清楚，评估表格使得你不再由最终结果来评判，而是由那些不直接反映结果的中间变量和指标来考核，结果就是你会变得世故、老成和圆滑，别人一看就觉得你像电影里的交易员。
教育是奢侈品消费
常春藤名校正逐步成为亚洲新富阶层心中的终极奢侈品。哈佛大学就像一个路易威登的包或者卡地亚的表。它们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们把积蓄越来越多地投在教育机构中，但这些钱又都被转移给了官僚、房地产开发商、一些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学科（性别研究、比较文学或国际经济学）的终身教授，以及其他寄生虫式的人。在美国，我们已经堆积起了巨额的学生贷款，而这些钱最后都自动落入了各种收租者的口袋里。一个人要靠一张体面的大学文凭才能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这无异于绑架一个年轻人的前途，然后对其父母进行敲诈勒索。我们有证据表明，社会进步并非是由高水平的教育机构推动的，恰恰相反，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是由居民财富水平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2]
文凭的经验
依据我的经验，应该在同样技能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将应聘者的教育背景倒序排列，并雇用那个文凭最差的人。一个人简历上教育背景的光环越少，说明他要战胜的困难越多，他要和那些比他的文凭更漂丽的对手竞争，如果他还能达到同样的技能水平，他就一定是一个厉害角色。此外，没有上过哈佛大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相处。
做出上述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并不复杂，你只要看一下他是否是一个理学学士，再看一下他的学位是否依赖于名校。我记得当我申请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时候，我被告知如果没有被排名前10或者前20的学校录取，那么我就是在浪费时间。而一个数学学位则很少依赖学校的声誉，各个学校的数学教育应该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你就可以把排名前10的学校的标准放宽到前2 000名学校。
同样的筛选方法也适用于研究论文。如果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那么发表在难度很小的论文网站arXiv上也行。但是金融之类低质量学术领域的论文（通常是在讲一个复杂的故事），我们就一定要看作者是否能够把论文发表在著名的期刊上了。
真正的健身房看起来不像健身房
类似名校文凭的教育标签使得人们关注表面现象，反而忽略了反脆弱性和真正的学习，这让我想起了健身房的情况。人们总是迷恋那些昂贵的器材，它们花哨而复杂，五颜六色——看起来像是宇宙飞船里的装备。这些东西看起来都非常复杂和科学，但是要记住，看起来像科学的东西通常是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要知道，你读名牌大学花的那些钱，很大程度上都进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口袋。从事力量运动的人（那些在真实生活中很强的人）都知道，除了在最初阶段以外，用这些器材锻炼身体并不能增加你的力量。一方面，这些专门的设备一般只针对几块特定的肌肉，对于经常使用这些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仅没有全面锻炼自己的身体，而且训练出来的某块肌肉也仅在设备上有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用处。这些器械在医院或者康复中心可能会有些用，但也仅此而已。另一方面，最简单的杠铃是唯一能让你锻炼全身肌肉的器材，也是最简单和最便宜的。你唯一要学习的就是在杠铃训练中避免自己受伤的安全技能。还是让林迪说了算吧：举重训练至少已经有2 500年的历史了。
你需要的所有装备就是你出去跑步时穿的鞋子，可能还需要一条让你看起来不那么可笑的运动短裤，还有就是杠铃了。我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正在看我接下来两天要待的一家豪华酒店的宣传册，那个宣传册肯定是由某MBA人士写的：它光彩夺目地展示了所有的器械和五颜六色“有益健康”的果汁，甚至还有游泳池，却没有杠铃。
健身房应该看起来不像健身房，健身也不应该看起来像健身。大部分肌肉力量的增长源于每组锻炼最后阶段的竭尽全力。
本章我们将举重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一起讨论，如果没有“风险共担”，许多肤浅而荒谬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它们看起来好像还很有道理似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当你有钱之后，你和你自己会有怎样的利益分歧。
[1] 1英里≈1.61公里。——译者注
[2] 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其他领域，有些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自传或者请专业记者写的传记，显示他们会夸大其词，把科学家神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