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致谢
附录1 违背直觉的事情
附录2 技术性附录
附录3 词汇表
注释
参考书目
献给
两位勇敢的先驱
罗恩·保罗
拉尔夫·纳德
推荐序1
风险共担：市场变革中的因应之道
对于全球金融界来说，纳西姆·塔勒布并不陌生。有“黑天鹅之父”之称的塔勒布，无疑是位金融市场的特立独行者，从华尔街的期权交易员到“不确定性”理论界的专家，自2001年《随机漫步的傻瓜》一书出版以来，他就成了华尔街一个引人关注的协作者。他先后出版了“不确定性”四部曲：《随机漫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和这本《非对称风险》。塔勒布更是在这本书中经常对华尔街极尽戏谑和调侃，例如，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对雷曼兄弟的破产表示“开心”，表示这是雷曼兄弟公司罪有应得。当然，在各种争议中，塔勒布让市场更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他对不确定性的深刻思考。
在《非对称风险》这本书中，塔勒布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发表观点，你首先要入局（skin in the game），要使自己成为风险收益对称的风险共担者，空中楼阁式的夸夸其谈或宏篇大论毫无意义。在现实世界中，塔勒布笔下的非对称性，可以说无处不在。在本书中，塔勒布涉及的视野宏大，从安泰俄斯之死到墨丘利的拒食海龟，从罗得岛上的出售粮食到罗伯特·鲁宾所在的华尔街销售金融产品，从3 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的对称性到现代社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塔勒布在知识的海洋中纵横，掬取合适的材料，勾勒知识的不确定下形态各异的非对称性，以及对称性的风险共担的必要性。或神话，或宗教，或正史，或杂记，透过这些形散神聚的故事集，塔勒布的核心观点聚焦到一点：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真正的理性在于避免系统性毁灭。
在资本市场层面，风险共担更为关键，本书中作者对此也批判得最为尖锐。从被作者批评为“对金融风险几乎一无所知的伯南克”，到“罗伯特·鲁宾的勾当”，再到“信口雌黄的宏观政治经济学家”……而被视为现代资本市场代表的华尔街，在作者笔下几乎成了骗子们炫耀骗技的舞台、非对称风险的高发地。在作者看来，无论是什么市场主体，都应充分认识到无处不在的信息非对称性，并在此基础上（就像作者明确指出的）“将灵魂投入‘风险共担’中去”。正如作者那句有点绝对又不无启发的结束语：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每日海量纯净版书籍,大师课精彩分享微.信:dedao555
当然，就像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在本书书评中所指出的，尽管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有吸引力，但在细节上存在一些瑕疵。比如书中提到的“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皇室成员安德鲁王子驾驶着直升机在前线作战时，承担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风险”；以及，对英国的清真食品比例的描写等细节，在威廉姆斯看来，都与真相有出入。
另外，本书中，作者以嘲讽的口吻批评说，“2010年，对金融风险几乎一无所知的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早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塔勒布就曾直接呼吁：“美国政府‘绝对必须’对银行实施国有化，以阻止其给金融系统带来更多损失。”（2009，路透社）我们不知道如果美国政府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的真实后果，也暂且不论伯南克的政策从长期看，是否恶化了美国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至少从十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纵向上对比，这轮金融危机的结局相比肇始于1929年的那轮大萧条的结局要好得多；横向对比欧洲、日本的银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银行业发展得也没那么差。至于伯南克任职美联储期间，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一起推出的危机应对政策，虽然在作者看来，“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但是伯南克以及保尔森受到的好评绝不只是来自华尔街的那些“利益攫取者”。比如巴菲特就曾在2014年接受CNBC（美国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采访时明确指出：“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金融系统被几个人所拯救，如果不是亨利·保尔森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我们现在将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国家里。”当然，在作者眼中，巴菲特不过是一个随机游走状态下运气特别好的傻瓜（2010，CNBC）。不过，退一步说，哪怕伯南克真的像作者所揭露的，对金融风险一无所知，但无论是伯南克还是保尔森，对紧急救援措施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行动的勇气》一书中，伯南克这样写道：“无论大家是否理解，我们采取救助措施确实可以避免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崩溃，有利于保护美国经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2008年9月，我绝对相信，在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期间，一味强调道德风险，会产生误导作用，也是非常危险的。”
最后，我也想对本书的英文书名Skin in the Game 谈点儿个人理解。如果用直白一些的译法，我觉得可以直接翻译为：入局。金融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性和操作性的专业，站在旁边看的，终究只是看客。入局，并共担风险，才能更加贴切地理解这个变动不居的市场，实际上这也是塔勒布一直强调的。
是为序。
巴曙松
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推荐序2
中国视角下的“非对称风险”
你如果精读过塔勒布前几部著作《随机漫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会不禁感叹，他不只是一位投资风控大师、全球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颠覆与穿透能力的哲学思想家。2015年，我曾邀请他与上海金融界人士做过一场内部交流。当时，他谈到了投资随机性以及产生非对称风险的关联度，其间提到了“skin in the game”的说法。2018年年初，在该书英文版正式出版前，中信出版集团购得版权，希望我能翻译此书。然而，通读书稿，并在译完了几章后，我决定放弃。中国读者，尤其是投资界人士，有权利读到一本更好的塔勒布书的译本，而我的同事周洛华博士显然更完美地实现了我这个心愿。
个别金融界人士曾把“skin in the game”译为“风险共担”，我在初译本中曾用“切肤博弈”，塔勒布上一本著作《反脆弱》的中文版译文中用了“切身利害”的译法，而洛华博士的译本用了“实盘游戏”，最终出版方从读者角度考虑定书名为《非对称风险》。我充分理解出版方的最终定名，这是为了让更多中国读者能认识到社会行为与投资进程中的随机性，以及潜藏其中并产生的各种非对称风险。
前些年，许多中国人都低估了社会发展的风险概率，对形势走向往往过于乐观，以至出现大量高杠杆的举动，导致全民浮躁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比如，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经济将保持高增长，房价会一直涨下去，股市将突破10000点。近年来，楼市股市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经贸摩擦无疑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全民教育课。
事实上，塔勒布过去十多年的思考，一直在提醒人们更好地认识、防范与共担各种随机性产生的风险。2001年，他出版了《随机漫步的傻瓜》，通过大量的事实说明，所谓的成功者可能是由随机事件造就的。成功很可能是因为幸运，千万别高估自己的能力与智慧。书中最有趣的例子是，只要猴子足够多，时间足够长，总有一只猴子能够碰巧写出与《荷马史诗》一样的叙事诗。
2007年的《黑天鹅》一书，使塔勒布获得全球美誉。其实，书中所阐述的不过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无法预测的日常生活现象。那些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极端的、颠覆性的影响。书中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那只天真的火鸡，在前面1 000天中，一直认为它的主人是天下最好的主人，但它却在第1 001天时被杀了。
2012年的《反脆弱》则论述了在混乱或意外事件的打击下，有的事物会变得更加坚强，如同感冒病毒有时会杀死人，有时会让我们免疫系统更加健康；风会熄灭蜡烛，也会使火越来越旺。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的冲击中，那些脆弱的一面往往会败下阵来，而脆弱性的对立面即“反脆弱性”则会让人在冲击中壮大与成长。
诚如“风险共担”词组的英文直译“暴露在游戏中的皮肤”所描述的，同样一件事所产生的风险，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并不是对称的。政客夸夸其谈、理论家高谈阔论、银行家坐收渔利，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远远不能与另一种人相比，如敢于牺牲的革命者、兢兢业业的实践者、投入成本的创业者。所以，一个人的价值、真正受到尊重的程度，取决于他愿意为他人承受多少损失。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还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的人，应该被置于人类金字塔的底部。很显然，塔勒布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希望能寻找到人类社会的基本道理，也即每一个人应该持有的坚定理念。
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但不容易被发现与践行。塔勒布追溯3 800年前“比今天法律更先进”的《汉谟拉比法典》，来讲述“风险共担”的重要性，“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
在塔勒布看来，“风险共担”的这一理念不仅仅与公平性、互惠性、商业效率和风险管理密切相关，也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前提。在当今的生活中，对称性和互惠性的背离问题并不少见，一个没有风险共担的系统会慢慢积累不平衡，最终垮掉。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快要破产的大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高管们继续拿着高额奖金，本应该由这些高管承担的风险，都被转移到了普通人身上，这就是书中所称的“罗伯特·鲁宾的勾当”。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利比亚所尝试以及在叙利亚正试图尝试的所谓“政权更迭”，同样是一种没有“风险共担”精神的表现。在全书中，处处能看到塔勒布犀利的批判。
塔勒布一如既往地以超高的信息量与鲜为人知的素材，验证了他的观点。比如，在书中关于古希腊神话中安泰俄斯的例子，虽然他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一旦他的身体不再和大地接触，就会失去所有的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就是利用这一点，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力量，然后杀死了他。这个故事说明，任何思想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了实际就会失去生命，如同投资人不了解标的的基本面情况，或其基本面已经变化而没有觉察到，投资很可能因此面临危险。
作为一位投资风控大师，塔勒布从投资的角度不断提醒，作为投资人，要时刻有面对风险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督促自己不断学习。做投资，核心要看对未来的认知能力，看谁更具有前瞻性。而学习恰恰是掌握前瞻性的根本方法。无论是多么高收益的投资大师，都应当持续学习。
塔勒布的另一点提醒也很重要。要承担风险的责任，必须有抗压的能力。做投资要时刻面临压力，如何让自己顶住压力，应对各种各样的状况，直接决定了投资的成败。投资需要积累，需要我们及时化解压力。诚如塔勒布所言，“风险共担”涉及的尊严是一种长久的责任。承担风险（一种固定的风险阶层）是人和机器的区别，而这恰恰是投资人的基本意识。
在具体实践中，塔勒布区分了研究和投资定位的差异。有些人是很好的分析者，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投资者；而有的人是很好的投资者，但不一定是很好的分析者。当然，这两个工作性质不同，更重要的是二者承担的结果往往不同。人总是有自我肯定或者认同的心理，即使出现错误，也会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解释。就如同《非对称风险》中所说，不要听从以提建议为谋生手段的人的建议，除非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有对应的惩罚措施。
从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塔勒布的提醒是相当有针对意义的。塔勒布认为，“风险共担”的缺失会造成伦理和认识论上的影响，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中国学术圈、决策层与商业界都应当警惕这类人：他们对事物进程有影响力，却没有切身参与并拒绝“风险共担”，满足于自己设计的“空中楼阁”，而反对那些真正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想法。
我强烈推荐大家研读塔勒布的书，它对我们如何理解包括投资在内的人生进程，社会演进中发生的波动、混乱、风险以及责任，都大有裨益。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译序
2002年秋天，达特茅斯学院的保罗·沃尔弗森研究员（他也是我的导师玛格丽特·彼得罗芙教授的丈夫）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里面介绍了《纽约客》杂志对本书作者塔勒布的采访。当时塔勒布管理的对冲基金Empirica，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市场大跌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他坦言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任何黑天鹅事件的消息，他只是认为市场对重大系统性风险的估计严重不足，导致深度价外的看跌期权价格被严重低估，因此，他提前布局，在通用汽车股价还在30美元左右交易时，买下了以每股5美元抛出该股的看跌期权，事后证明这次投资极富远见。因时隔多年，文章披露的有关交易细节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塔勒布对风险有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切肤之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对于我的大多数美国同学来说，风险就是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概率分布。而我从小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长大，风险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在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白天和我一起踢球的小伙伴还能活下来几个人。”
这本书就是基于对风险的这种认识而写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作者揭示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外部压力时，只有身临其境、设身处地亲自承担风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常伴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额头发冷和主观忽略部分事实等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包括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决策者本人不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损失，他就不能身临其境地在压力下产生这些激素，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因此呼吁建立一种“做出决定”（权利）和“承担后果”（责任）相互平衡的机制，也特别强调决策者本人的担当精神。这让我想起达特茅斯学院工程学大楼入口处的格言：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并没有提到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复杂的模型）。
作者坦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金融机构权利和责任不匹配造成的，金融业的高管们只享受高额报酬而不承担经营的风险和损失，由此埋下了危机的祸根。作者在附录中令人信服地用数学方法论证了在权利和责任不匹配和非对称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代理人只会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延长游戏的时间，以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业绩提成，而不会考虑委托人的总体回报水平。作者在概率密度函数中突出了“矩”的概念，揭示了看似能够产生“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策略其实隐含了本金全损的巨大风险。代理人会用委托人的钱去承担小概率的高风险，以此换取大概率的低风险收益，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整个受托资产隐含着巨大的毁灭性风险，委托人最终会因遭遇爆仓风险而损失全部资产，而与之无关的普通纳税人更是为救助金融机构而付出了额外的代价，从而形成“高管受益，股东受损，民众买单”的结局。距离上次金融危机已经10年了，如此犀利而透彻地论证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的作品仍然凤毛麟角，作者直言不讳且可贵地指出了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就已经酝酿并弥漫着一场“用别人的钱去冒险”和“赚傻子的钱让穷人去买单”的道德危机，这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原作的书名是Skin in the Game ，大意是把自己暴露在某种投资、游戏、任务、使命的风险之中，引申的意思是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享受其成果，担当其风险并承受其损失。作者在政治、历史、宗教和金融领域的讨论中都运用了这个概念，这使得书名很像是一个特征函数，它提炼了所有这些场景的共性，体现出一种简洁精致的数学美感。不过这个书名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合适的词来翻译。
作者涉猎广泛，文风汪洋恣肆，常把朴素的真理寓于平凡的比喻之中，以至原文有一种“真佛才说家常话”的感觉。由于有些口语化的表述在中文的语境中并无相应的场景，这给我最初的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是忠于作者，还是取悦读者？最终我意识到这两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克服翻译困难的关键是排除自己企图左右逢源的纠结心态，这样才能彻底解放思想去全面理解作者的意图——理解的背后并不是更高的智慧，而是更大的勇气。
考虑到现实的国情和中文的语境，我在翻译过程中将作者对经济学家们的无情鞭挞弱化为嬉笑怒骂，如果由此引发作者的愤怒，我将慨然吞下这颗子弹，因为这是译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经济学中所谓“理性”概念的批判，这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盖斯医院担任志愿者的经历，当时他和格兰特医生一起推翻了“休克”一词的用法。“休克”在医学上的定义很模糊，造成休克的原因又很分散，因此，使用这个词并不能给急救医生提供必要的信息。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根植于它的用法，如果它只是带来了混乱和困惑，那还不如抛弃这个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经济学中，“理性”一词被定义得十分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被用在背离人性的假设条件中，以便得出一个脱离实际的经济学模型；还有一些人使用这个词的主要目的是攻击对手的“非理性”。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从遍历性的角度指出了经济学家们所仰赖的模型的错误之处。作者坚信交易员应该用生存来检验实践，而不是用模型来比拼理性，因为最大的理性就是生存，那些被经济学家贴上“不理性”标签的行为，恰恰源自人类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他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家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脱离实际，没有做到“风险共担”。作者认为，实践应该成为我们获得真理和获悉真相的唯一途径，这种推崇实践的精神值得我们尊敬。
全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王亚娟和朱经毅分别校译了正文和数学附录，指出了译稿的许多错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很多同志与我通力协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能按时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对上述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既感惭愧又感安慰，同时也心存感激。倘若中译本仍有瑕疵和错误，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毕竟，这是我应该承担的风险。
周洛华 [1]
2018年8月
第一卷 绪论
这本书是我的“不确定性”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这套被我戏称为“投资协奏曲”的系列丛书包括：（1）有关风险共担的讨论；（2）哲学寓言；（3）对随机现象的科学分析和评论，即如何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吃饭、睡觉、争辩、吵架、交友、享乐并做出决定。尽管这本书是面向普罗大众写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本书读起来可能更像是一本论文集，它将不同于你们平时熟悉的那种无聊的畅销书（不过本书附录部分的数学推导可能真的有点儿无聊）。
本书包括四个方面的主题：（1）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可靠性（包括用具体实践和科学分析两种方法获得的知识——我认为通过这两种方法获得的知识是有区别的），通俗地说，就是嗅出哪些所谓的知识其实是“狗屎”；（2）人类事务的对称性原则，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感、互惠性；（3）交易中的信息共享；（4）复杂系统以及现实世界中的理性。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独立，不能混淆，而且，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使得一个人直接暴露在交易的风险共担之中。 [1]
这并不仅仅是指公平、效率和风险控制，你暴露在交易中的四个方面恰恰是你理解这个现实世界的关键。
首先，想象你有一台“狗屎探测仪”，它能帮助你找出理论和实践的差异，伪科学和真正的专业知识的差异，学术象牙塔（我在这里使用学术这个词时带有贬义色彩）和现实世界的差异。尤吉·贝拉 [2] 曾经说过，在学者眼里，学术界和真实的世界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每日海量纯净版书籍,大师课精彩分享微.信:dedao555
其次，你得意识到生活中的对称性和互惠性常会遭到扭曲：如果你想获得回报，你就必须承担风险，而不是让别人替你承担损失。如果你把风险强加给别人，你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补偿，你对待他们必须像你希望被他们对待的那样。总之，你必须无私且公平地承担整个事情的后果。如果你给出一个观点，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建议，你就或多或少地把你自己暴露在这个建议的后果之中了，因为你的听众会这么想，“别告诉我为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你自己买什么股票就行了”。
第三，本书还会涉及你应该把哪些信息与别人共享，当你要在一辆车上花掉你大部分积蓄的时候，你面对的二手车推销员应该告诉你哪些信息？
第四，本书还将讨论什么是理性和时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并不是《纽约客》杂志编辑或者某些心理学家使用的一阶函数模型，而是广泛且深入地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的数据。
别误会，本书里讲的投资人暴露在“风险共担”的枪林弹雨中，并不是行为金融学里面的动机与后果问题。不！这是一个关于对称性的讨论，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搞砸了，那么你得承受一部分伤害，付出一部分代价。
有鉴于此，本书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观动机分析、二手车买卖、道德伦理、契约理论、学术界以及现实世界的学习、康德法则 [3] 、政府权力、风险科学、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政府责任、社会正义、期权理论、基本人权、狗屎的供应商、神学……我还是住嘴吧！
一个更准确的书名
我曾经考虑过给本书起一个不同的名字，更加准确但也因之更无趣的名字，那就是“暴露在游戏中的另一面：被忽略的非对称性及其后果”，我喜欢惊险刺激的体验，不喜欢强加给读者一本从名字开始就平庸、正确却无聊的书，现在，遵循我本人倡导的风险共担中的互惠性原则，我邀请读者和我一起加入一场充满奇趣的思想旅程。
只要读完60页左右的正文，读者就会发现“风险共担”中强调的对称性原则的重要性、普遍性和独特性。但是，我建议读者不要过多地纠结于为什么某个概念是重要的，过多地纠结于概念本身将妨碍你在实践中理解这个概念。
除了不纠结于概念本身以外，阅读本书还需要直觉的帮助。一旦你在本书的启发下，凭直觉意识到那些平时被你忽略的非对称性，你将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惊奇，这种惊奇将帮助你反思自己平时的思考方式，有时候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受益匪浅，并将更深刻地理解你所处的现实世界。
为什么那些旨在保护少数族群的法规最终让大多数人感到不舒服？为什么所谓的普世主义最终害了它本该帮助的那些穷人？为什么当今世界被奴役的人比罗马帝国时代还多？为什么你的外科医生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试图帮助你的人？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更多地强调耶稣基督人性的一面而非其神性，后者不是基督和我们人类最大的区别吗？为什么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书中，总是充满了战争而不是和平，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难道不是和平时期吗？为什么你在经济和宗教方面获取的免费信息对你的帮助几乎为零？为什么有明显缺陷的候选人比毫无瑕疵的候选人看起来更可靠？为什么我们都崇拜那个反叛罗马帝国失败的迦太基英雄汉尼拔？尽管雇用了一批能干的人，为什么一个公司瞬间就倒闭了？为什么那些邪教总能在不同人群中收获一定比例的信众？外交事务是如何推进的？为什么你不该向有组织的慈善机构捐款（除非它们能像优步那样高效运转）？为什么基因和语言的传播方式不同？为什么一个群体的规模很重要（如果一个渔夫群体的规模发生变化，群体内部可能从相互合作转为相互争斗）？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几乎不研究个体的行为，而市场几乎与参与者的偏见无关？为什么只有理性才能在市场上生存，是什么机制让理性的投资人活了下来？什么才是承担风险的实质？
对于我个人而言，到市场上去亲历“风险共担”，意味着我将体验到：人类的正义理想、个人的荣誉感、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其他事关人类生存的最宝贵的品质。
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风险共担”意味着你必须坚信“实践出真知”，而且“实践是获得真理和获悉真相的唯一途径”。这应该成为读者阅读本书时谨记的法则，这条法则有助于你澄清当今世界上许多分歧所带来的误解。
这些分歧包括：采取行动还是坐而论道、发表承担责任还是澄清动机、从事实践还是钻研理论、追求荣誉还是在意名声、发表真知灼见还是夸夸其谈、具体分析还是抽象总结、道德约束还是法律制裁、真材实料还是花哨包装、追逐利润还是循规蹈矩、提倡原创力还是执行力、藏锋敛锐还是招摇过市、为爱坚守还是被钱驱使、考文垂还是布鲁塞尔（欧洲的分裂还是统一）、奥马哈还是华盛顿（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真实的人性还是经济学模型中理性的人、动手创作还是编辑加工、老卡托还是奥巴马（恪守体制还是试图突破）、以学为乐还是以学为生、尊重科学还是唯科学主义、投身政治还是成为政客、为爱而生还是为钱而活、民主分权还是集中治理、依赖崇高的精神还是规范的文本、口碑营销还是广告大战、全身心投入还是口头表态，还有最关键的问题——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
让我们从中抽取几对关系来做一下对比研究，由此读者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同事物之间会有超越自身的广泛联系。
[1] 要想知道为什么道德、风俗、技能和责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割裂开来，请考虑以下事实：当你对你的会计说“我相信你”的时候，你的意思是：（1）你相信他的道德（他不会参与远在巴拿马的洗钱活动）；还是（2）你相信他的会计处理能力；或者（3）两者皆是。整本书的意图就是要告诉大家，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很难把道德与知识和能力区分开来。
[2] 劳伦斯·彼得·贝拉（Lawrence Peter Berra，1925—2015年），因其盘腿坐姿像在练瑜伽（Yogi），故绰号尤吉·贝拉（Yogi Berra），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捕手、教练和球队经理，球员生涯主要效力于纽约洋基队，常用朴素的语言说出生活的真谛，他也是卡通形象瑜伽熊（Yogi Bear）的生活原型。——译者注
[3] 康德有关道德律令的三条法则：第一，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第二，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绝不只是用作手段；第三，作为自己和全部普遍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译者注
安泰俄斯之死
不要离妈妈太远。谁是大军阀？罗伯特·鲁宾和他的勾当。车祸现场般糟糕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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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泰俄斯（Antaeus）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他有个奇怪的爱好，那就是强迫路过他领地（利比亚）的人与他摔跤，而他最擅长的把戏就是将受害者摁倒在地，然后压死他们。这个血腥的爱好居然有一个虔敬的目的：用死者的头骨为他的父亲建造一座神殿。
安泰俄斯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不过他也有短板，他那源源不断的力量都来自他的大地母亲，只要他和大地母亲分开，他就失去了他那不竭的力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练就了一项专门攻击安泰俄斯的本领，他把安泰俄斯举过头顶，使之脱离他的大地母亲，然后杀死了他。
现在，请把安泰俄斯想象成“知识”，把他的大地母亲想象成“实践”，你怎么能让你的知识脱离实践呢？脱离实践的知识就像被托举到空中的安泰俄斯一样虚弱得不堪一击。不仅如此，你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可以脱离实践的具体事物。不脱离实践就意味着你必须和现实世界密切接触，就像你的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一样。你必须做到风险共担，才能理解这个市场。为此，你必须付出代价，承担后果，无论是赢是输，你都得接受。就像用你的皮肤直接接触粗糙的地面时，你会有擦伤的痛感，这就是你实践的代价。希腊谚语说：“Pathemata mathemata”（直译为：在痛苦中学习），意即学习知识必然是痛苦的，因为你只有在痛苦的实践中才能学到东西。我在另外一本书《反脆弱》中曾经提到过，大多数我们本以为是大学学者发明创造出来的“知识”，其实是能工巧匠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学者们的贡献仅限于记载和署名。那些我们通过摸索、试错和亲历得到的知识，相比那些我们通过推理、记忆和学习得到的知识更宝贵、更可靠，也更高明，因为后面一条道路使我们脱离了大地母亲，脱离了可以获得真知的实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把这个发现应用于制定政策。
今天的利比亚
让我们假设安泰俄斯的故事是真的。数千年之后，在安泰俄斯曾经统治过的领土上，经过了一场旨在“赶走独裁者”的政权更迭之后，利比亚的土地上出现的是更血腥残忍的一幕：奴隶市场。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抓来的极度贫困的人，在停车场上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
造成利比亚今天悲剧的人，恰恰也是2003年主张入侵伊拉克的人，正是同一批人主张武装干涉他国。我可以在此列举几个著名的干涉主义者，他们是比尔·克里斯托尔和托马斯·弗里德曼 [1] 等人。而且他们正在呼吁对另一批国家实施这种所谓的政权更迭。其中就包括叙利亚，因为那里也有一个“独裁者”。
那些干涉主义者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们，先是帮助某些组织创建、训练和支持伊斯兰激进派，然后他们又支持伊斯兰“温和派”，但这些所谓的温和派最终演变成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组织——没错，就是那个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炸毁纽约世贸双塔大楼的基地组织。奇怪的是，那些干涉主义者并不记得基地组织前身就是美国为了打击苏联而组建（并支持）的“温和派”。我们很快会看到，那些人的脑子里根本装不下这个推理的结果。
所以，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尝试过一次政权更迭了，那里的情况现在糟透了。美国又在利比亚尝试了一次政权更迭，现在那里建立起了奴隶市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对“赶走了独裁者”这个结果感到满意。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医生为了提高患者的胆固醇水平，可以给患者注射“适量的”癌细胞，然后在患者死后骄傲地宣称自己打了一场胜仗，要是尸检报告显示患者体内存在大量胆固醇，那就更值得骄傲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医生是不会用这种致命的方法给病人治疗的。因为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医生们了解人体器官及其生理机能的复杂性。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不仅会对这种复杂性保持足够的敬畏，而且会秉承数千年来形成的医德操守和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
千万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否定逻辑、知识和教育。因为更严谨的逻辑将告诉你，除非推翻所有的实际证据，否则，“政权更迭”就意味着奴隶制度或国家的衰亡（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典型的案例）。所以，那些干涉主义者不仅缺少对实际情况的正确感知，而且忽略了历史教训，更是连简单的推理都没有做好。他们只能在看似精致花哨、十分时髦，但也十分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推演，并最终淹没在这些抽象概念中无法自拔。
他们有三个缺陷：（1）他们只考虑静止的状态，而不考虑动态的机制；（2）他们的思考是低维度而非高维度的；（3）他们只想到了采取什么行动，而没有想到行动本身会有反作用。本书中，我们将会更深入地了解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书呆子的推论缺陷。
干涉主义者的第一个缺陷，是他们把思维局限在一个步骤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事情总有连续性后果。其实，就连蒙古的牧羊人、马德里的侍应生以及旧金山的修车匠，都能够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考虑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N个步骤。第二个缺陷，是他们无法区分“统一整体”与“单一表现”之间的关系，就像身体是一个由多个维度构成的统一整体，而胆固醇水平则是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某个单一维度的表征。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系统的运行方式很难用单因素实验来解释，在情况不甚明了之前就去触碰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他们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鲁莽。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急于对复杂问题给出简单方案，而且对问题本身也缺乏了解，他们把某些国家的贪腐独断和挪威或瑞典这些国家的廉洁高效相比，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此根本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个缺陷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预测，他们无法预知被他们攻击的对象会因为他们的干预而产生怎样的变革，是否会因此而发展壮大。
玩人丧德
突发事件一定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焦虑和恐慌，有时候人们称之为“黑天鹅”事件。有个固执的老家伙 [2] 曾经写过一本同名书，里面讲得很透彻，即人们如果对后果不是很有把握，就不应该触碰、干涉或者阻止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尤其当你即将面对的不确定性后果主要来自负面损失，而非意外惊喜。其中最关键的非对称性是，那些干涉主义者本人根本不需要去面对、承受或解决这些糟糕的干涉后果。他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待在恒温空调房间，照料孩子和狗，修剪草坪，整理车库就行了。
试想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像那些干涉主义者一样不了解对称性却还要驾驶飞机，他不仅不能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对即将面对的风险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还满不在乎。这样的飞行员会要了许多人的命！他最后会葬身于百慕大三角海底的某个地方，不再威胁其他人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干涉主义者还多承担了一些责任，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所以我将“知识分子”的称号加在那些充满妄想、精神错乱的人的头上，他们从来都不对自己的行为或者建议的后果承担责任或付出代价，整天说一些非常时髦花哨的抽象概念（比如，他们喜欢谈论“民主”概念，但实际上他们鼓励“斩首”行动；“民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研究生院学到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谈论一些深奥且抽象的概念时，你可以肯定他们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其实他们受的教育不仅方向错误，而且远远不够，关键是你不能指望他们承担责任。
如今那些无辜的人，比如雅兹迪人、生活在中东或中东附近地区的基督教少数派、曼德恩人 [3] 、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利比亚人，不得不为那些干涉主义者犯下的错误买单，而那些干涉主义者却坐在舒舒服服的办公室里享受空调。这违背了人类早在《圣经》记载之前，自巴比伦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正义”信仰，同时它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结构。
干预应该像给病人使用药物一样，其首要原则是“不造成伤害”（拉丁语为primum non nocere）；并且我们会证明，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人根本不应该参与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一直都很疯狂，但过去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这个世界，而现在我们有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声称“缔造和平”的干涉主义者，看看他们的和平进程是如何把巴以问题拖入僵局的。
古之军阀亦有道矣
“风险共担”这个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几乎所有军阀和好战分子本身就是真刀真枪上战场的战士，而且除了某些特例外，古代社会通常是由那些能够承担或者化解风险的人来推动的，而不是由回避和转移风险的人来承担这一重任。
伟大的人物总是主动承担风险，他们承受的风险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罗马皇帝朱利安战死于波斯边境无休止的战争中——他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别以为只有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才亲自领军参战，那是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都是由讴歌他们传奇事迹的历史学家堆砌起来的。而朱利安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例证：还有什么证据比穿透他胸膛的波斯长矛（当时他没有穿护甲）更能证明这个皇帝曾亲自在前线作战呢！他的前任之一瓦莱里安也曾经参加对波斯的战争，并在边境被俘，据说瓦莱里安曾被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当作上马的人肉脚凳来羞辱。还有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人们看到他脱去象征罗马皇帝的紫袍，和他的部下一起，高举利剑和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作战，他面对必死的结局保持了豪迈的尊严。虽然有传闻说土耳其人曾经向他开出过诱人的劝降条件，但一位有尊严的皇帝是不会考虑这个选项的。
这些都不是历史中孤立的证据。本书作者做过统计并确信：只有不到1/3的罗马皇帝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只有很少几个罗马皇帝因衰老而死，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大多数罗马皇帝之所以没有活得更长，是因为他们要么死于对外征战，要么死于宫廷政变。
即使在当今世界，君主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皇室和贵族为国家承担风险”的社会契约。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皇室成员安德鲁王子 [4] 驾驶着直升机在前线作战时，承担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风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源于一个古老的社会契约，即贵族的特殊地位源于他对其领地上平民的保护，他用承担风险的代价换取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所幸的是，无论是英国王室还是平民，他们依然记得并奉行着那份社会契约。如果你不能为人民承担风险，那么你无法成为他们的领袖。
罗伯特·鲁宾的勾当
有人也许觉得推翻我们头上的贵族就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
在一个由官僚，而不是贵族主导的体系中，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本来需要为此承担的后果被轻易地分开了。
有人会问，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天然会造就不用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官僚，那我们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