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1939年的9月算是个不错的月份，当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最终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时称此役为“湘北大捷”。
但在欧洲，这个月份就颇有些诡异了，一方面，理论上，英、法、德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第二次欧洲大战可以算作开打了；但另一方面，现实里，别说英国还在不急不缓地运兵，连法国都只组织了一次极小规模的进攻，还立刻就撤回了马奇诺防线。于是在月底，以尖刻著称的美国报纸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来形容欧洲局势：假战争（The Phoney War）。
王耀不怎么看外国的报纸，这个消息还是伊利亚告诉他的，苏联人用讲笑话的语气把美国的报道复述了一遍，调侃说：“其实我也觉得，英法仿佛宣了一个假战。听说法国的贝当元帅觉得既然前线无事，自己就可以正常休假，现在八成躺在西班牙的海滩上晒太阳呢。”
伊利亚的心情并不算好，他嘲讽地说，德国人给这场“战争”取名“静坐战”，意思是英法龟缩于防御工事之后、毫无进攻的欲望：“英国共产党的消息，英法在战略部署上存在分歧：法国希望马其诺防线到英吉利海峡那段缺口能由英国军队来守卫，英国则觉得自己的主力需要留守本土，直到现在，他们都没能建起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
王耀无从得知英国共产党的态度，但他知道，苏联政策的转变给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找了个大麻烦：1939年8月23日之前，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反对纳粹，而那一天之后，它们忽然开始谴责英国和法国——甚至连英共和法共也不例外。作为代价，英共在议会里被其他党针对攻击，法共更惨些，已经被法国政府以“追随苏联”为由取缔了，各级党组织都遭到镇压和抓捕。
可要说全世界都相信“苏德条约”的真实性，那显然有待商榷，最明显的一点是，德共、意共依然没能恢复正常活动，甚至德共的总书记——同时也是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还被关押在希特勒的监狱里呢。
比起其他兄弟党，中共倒是没有“因苏德媾和而被国内针对”的烦恼，毕竟如果国民党做得到，他早把中共取缔了。10月初，延安出版了的新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在发刊词里，毛泽东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为了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
将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并入苏联后，克里姆林宫的下一个目标是与波罗的海三国缔结互助条约，让他们提供军事基地。它在10月就几乎毫无阻碍地完成了：红军在这三个国家驻扎了下来，而代价甚至可以说是零——譬如说，按照苏立条约，苏联需要“帮助”立陶宛拿回曾经被波兰占据的维尔纽斯，那里现在就在红军手里。
王耀也问过伊利亚，为什么不干脆把波罗的海三国也并入苏联，得到的回答是：苏联不想刺激德国，如果在德国对西边发动侵略战争（他毫无顾忌地用了这个词）的时候，苏联在东部也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那德国就会产生怀疑；在苏德之间保持几个由苏联控制的缓冲国，政治上更为有利。
“何况，耀，波罗的海三国都是不设防的小国，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把他们苏维埃化。”
许是欧洲的情况确实好了些，伊利亚难得地主动提起了日本，说根据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消息，日本暂时不会组织大规模进攻，军部计划抽调兵力，对敌后根据地开始大规模“扫荡”，以打击游击队、恢复日占区的生产能力。苏联人告诫说，要提醒“所有中国的红军战士”，这次的扫荡可能比过去剧烈得多。
王耀感谢了共产国际的情报，说尽管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中共目前的情况还算乐观，“唯满洲三大游击区（指南满、吉东、北满）处境艰难，长期与中央断联，请苏军多加照看。”
伊利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两人都没想到，几天后，10月26日，东北抗联就在中共中央断联的情况下，独自做出决定：“越界过江，到苏联远东地区野营整训。”不久，东北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前往伯力，要求苏方提供支援。之后一年里，东北抗联各部分批、分期冲破日军包围圈，跨越黑龙江，退入苏联。
中共的麻烦不至于此，除遭到日军 “扫荡”外，11月起，国共的矛盾也升温了——此刻延安还不知道，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把“政治限共为主”的政策改为了“军事限共为主”，开始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可惜的是，国民党开始军事挑衅时，延安并未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理由很简单：诺尔曼•白求恩逝世了。
11月下旬，王耀终于收到了白求恩的遗书和部分遗物，当晚，他给伊利亚打了电报：
“伊廖沙，诺尔曼•白求恩同志在11月12日牺牲了。这两年他一直待在前线，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伤员，还办学校、培养医务干部、编写战地医疗教材，毫无疑问，白求恩同志是个伟大的、可敬的共产党人。上个月，他在做手术时被割破了手指，几周后转成了败血症……对于他的死，所有人都很悲痛。
根据白求恩同志的遗言，请共产国际通知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告诉他，白求恩在这里十分快乐，他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白求恩同志的照片、日记、文件也一并交予加拿大的党处置。也请通知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白求恩同志有一把缴获的战刀要送给他。请将白求恩同志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考虑给白求恩已离婚的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费，并告诉她，白求恩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这些物品和白求恩的遗书现在都已经送到延安，请尽快安排苏联飞机过来。”
在伊利亚的电报或者苏联的飞机再次抵达延安之前，29日，另一个消息传来：“莫斯科以‘曼尼拉事件[1]’为由，废除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现在正向两国边界进军。”
伊利亚在30日清晨，也就是莫斯科时间的深夜才发来了回电，他爽快地答应了王耀的要求，又道了歉，说自己刚从列宁格勒回来：“边境出了些状况。”
王耀迅速做出了回应，他忧虑地问伊利亚：“你到底签了多少互不侵犯条约——这样轻易撕毁协议，芬兰共产党的处境会很艰难，对你的名声也很不好，舆论会质疑你、质疑苏联的承诺有多少可信度。”要知道，中苏之间的军援协议，名字也叫《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伊利亚显然是没睡，天亮之前，王耀就收到了新电报：“十份，或者十一份[2]？我也没仔细数过。没事的，耀，你记得的话，我签的第一份条约叫《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它在德国战败后就被伊里奇宣布废除了。签署条约是为了获得喘息的时机、争取发展的空隙，条约本身不是目的，谁会觉得它们一定要被执行呢？”
——其实这是句废话，毕竟在1932年，苏联一口气签了八份互不侵犯条约，里面就有和波兰签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
伊利亚看上去心态良好，他用了三大段话来说服王耀“撕毁个协议，多大点事儿”，仿佛是中国人而不是他在违背诺言，又辩解说：“至于芬共，他们在芬兰从来没有合法过，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资产阶级政府还搞起了‘拉普阿运动’，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3]——芬共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讲完了芬兰，伊利亚又说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做了手术，一切还算顺利，伤口已经拆线，目前正在做恢复性治疗，但他的右臂终究不太可能恢复如初[4]。
“周坚持要尽早回去，但我们觉得，他最好能留到一月底，好参加共产国际的秘密会议。之前中共报告说财政情况很差，请把你们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发来，以便共产国际审核并确定援助的额度。另，之前所寄英镑，周说在中国无法流通，请寄回，共产国际会想办法兑成美元。”
下面说的就是一些琐事了，从苏联已经把60吨新闻纸运到哈密[5]，到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延安得尽快交来贺文[6]：“耀，请毛泽东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朱德写《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18日前发过来——短文就行，太长我们反而不好排版。还有，不要忘记21日寄出贺电[7]。”
在电文的结尾，伊利亚话锋一转，意有所指地说，他可没忘记，在1918年，罗马尼亚从虚弱的苏俄手里夺取了比萨拉比亚，这块土地甚至连个“待撕毁条约”都没有呢。
王耀读完了最后一行字，他对着电文叹了口气，然后提起笔，开始构思怎么回复：
“伊廖沙，或许你说的都对，不过我想问一句，莫斯科打算什么时候撕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帮助中共战胜资产阶级政府呢？你知道的，从十二年前中国建政开始，尤其是在‘边区’还能自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中国的红军战士们，一直很希望能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
王耀写回电的同时，苏军正式进入芬兰。翌日，“芬兰民主共和国”在芬兰东部被苏联占领的地区成立，政府主席是原共产国际远东部部长，奥托•库西宁。
苏芬的战争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其中不包括延安，也不包括重庆。
12月初，中国最大的新闻是：阎锡山宣布中共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随后暗中勾结日军、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摧毁沁水等县的抗日政权；4日，晋绥军袭击山西省南阳县《新生报》报社，活埋了编辑王良。
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晋西事变”或者“十二月事变”。
理所当然地，延安和重庆的大部分心思都集中在了国内的军事摩擦上。12日，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又率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制造了“陇东事件”，被中共所击退，两党矛盾随即升温：国民党中央秘密制定下发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中共则以阳谋应对，由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调转枪口对内。
谁都没有想到，苏芬战争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它让重庆和莫斯科的关系变糟了——这可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都没做到的事儿。
战争开始当天，芬兰就向国际联盟提出了诉讼，决议案被提交给国联行政院讨论表决，而中国恰好是其成员。由于国联行政院在通过决议时采取一致原则，一票反对便可使议案被否决，于是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大外援，苏联理直气壮地要求国民党：投反对票。
12日晚上，王耀把《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发给了伊利亚，说延安还准备了庆祝大会，毛泽东会亲自作讲话[8]，赞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演讲稿里有一句话引起了广泛争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用交作业的心态报告完这些“必修课”，王耀又充当起了预言家：
“尽管，‘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9]’但国民党更喜欢美、英、法，而不是你，他肯定不会投下反对票。
当然，看在苏联援助的份上，重庆也没胆子去支持芬兰。我打赌，国民党会选择弃权。我亲爱的伊廖沙，如果你确实不想这个提案被通过，那可得抓紧时间，另找一张反对票。”
12月14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宣布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并建议各国尽己所能援助芬兰。苏联拒绝出席会议，而中国投下了弃权票。
以破坏盟约为由将会员国开除出去，这在国联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苏联貌似淡然地在塔斯社刊文，称自己对被开除之事“泰然自若”，但显然对这一结果极感不快，尤其对中国未能明确地站在苏联一边大为不满。恰逢国民政府代表访苏，莫洛托夫会见他时，对援华问题避而不谈，并表示：“今后苏联援华的程度，将取决于中国对苏联的态度。”
王耀有些怀疑，伊利亚罕见地对重庆发那么大火，是因为苏军在芬兰进展不顺，他想找个靶子宣泄怒气——不过想归想，即使确实如此，延安也乐的火上浇油，他总不能帮重庆说话不是？
1939年的最后一个晚上，王耀给伊利亚发去了新年贺电，坚定地表了态，重申延安毫无疑问是站在莫斯科这边的：
“克里姆林宫说‘国联已经变成了英法集团的战争工具’，我觉得可以换个词，把‘已经’改成‘一直就是’——我可没忘记，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的‘李顿调查团’说了些什么呢[10]。
至于被开除，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反正国联也没什么正经用处，说得好像缩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的那些胆小鬼，真打算去援助芬兰似的。”
注：
[1] 1939年11月26日，苏联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的死亡，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并将军队后撤20到25公里，但被芬兰政府拒绝，苏联因此宣布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
[2] 1932年《苏法互不侵犯条约》《苏波互不侵犯条约》《苏意互不侵犯条约》《苏爱互不侵犯条约》《苏拉互不侵犯条约》《苏立互不侵犯条约》《苏罗互不侵犯条约》《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苏南互不侵犯条约》。
[3] 实际上，1923年芬兰共产党才被宣布为非法。1929年11月，在芬兰北部的拉普阿地区一群当地的法西斯分子袭击了青年工人，之后芬兰资产阶级政府加紧反对工人和芬兰共产党的行动，以转移人民群众对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4]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0月8日。
[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1月15日。
[6]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2月7日。
[7]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2月15日。
[8]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9] 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0] 李顿调查团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导致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