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中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扩张不再置若罔闻”，军民深感振奋，全国慰劳总会还趁势开展了“春礼劳军”活动，号召全国民众制作年礼赠给官兵，前线后方为此都忙碌了起来，这个春节也算是过得颇有年味儿。
春节前夕，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公开与国民党争夺起了领导权。
按说最看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该是伊利亚，但他最近正生着国民党的气，自然没有动力去阻止中共，即使知道延安公然表示“除非国民党将来能够实施我们的纲领，不然继续合作会有困难[1]”，莫斯科也没发表任何评价。那两个月，莫斯科和延安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医疗援助：共产国际同意，建立一个疗养院、两个医院，再配上两架救护飞机，供中共伤员使用[2]。
尽管往来电报频繁，伊利亚却鲜少提及苏芬战争，事实上，他宁可和王耀分析在延安开设青年学校的可行性，或者说说“无线电器材收到了吗？苛性钾可得小心保存”之类的闲话。但即使没有国内外的各色报道，光凭伊利亚这个态度，王耀也能猜到，苏联在对芬兰的战争中表现得并不好。
王耀终于按捺不住了，在2月初的电报里，他旁敲侧击地问起了英法是否还在“假宣战、真静坐”，伊利亚对此似乎很不高兴，两天后，他给中共派了个新任务[3]：
“共产国际决定，按照国际援助程序，中国共产党应同日本、印度、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联系，并组织对他们的援助，首先援助日本共产党。”
王耀哭笑不得，他在回电里建议说：“伊廖沙，你偶尔可以和我诉诉苦的——我保证不说出去。”
伊利亚到底不愿意过多展示自己的软弱，王耀也就不再提这茬，而是尽量配合他说些令人高兴的事儿。春意降临延安的时候，中国人告诉伊利亚：
“重庆提议开展军事划界，这轮反共高潮看上去快结束了。啊，对了，伊廖沙，之前和你说过，中共在拍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现在拍摄工作已经完成了，摄影师们踏遍了八路军的北部战线，光胶片就拍了快两万米呢。
延安没条件剪辑电影，我们之前打算把胶片寄去美国或者香港，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送往莫斯科更好。为给影片配上中国音乐和解说，还得派摄影师袁牧之、音乐家冼星海一道去莫斯科。妥否，请速答复[4]。”
伊利亚自然一口答应，在回电里，他看似漫不经心地提了句：“苏芬战争结束了，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这也是唯一一次，王耀从伊利亚口中而不是报纸上，了解苏芬战争的局势。
3月12日，苏芬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和约，苏联获得了部分争议领土，并可租用汉古半岛30年。至于英国和法国，尽管“极表同情”，但他们果然没有踏出马奇诺防线半步。
延安等待苏联飞机的时候，3月30日，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人皆嘲为“汪伪政权”。
从表面上看，日本对中国抗日阵营的分裂取得了成功：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离开了抗日大本营，投入日本的怀抱。然而，汪精卫最终成为傀儡，也就失去了他曾被寄予的号召力与权威性，在和伊利亚谈起此事时，王耀不无嘲讽地说：
“汪精卫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加了个布条，写着‘和平反共建国’，我看这几个字啊，只有反共是真的。对了，伊廖沙，延安要来客人了，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计划下个月来访问。”
伊利亚领会了这个暗示：“周和任一定赶得回去的。”
周恩来、任弼时在仲春时分回到了延安，和他们同机来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加上之前就在延安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陕北倒是名副其实地成了亚洲革命的中心。
阿里亚罕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是中共的老朋友，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中国工作，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团的成员，中文名张然和；至于另一位，据说论资排辈的话在共产国际都是数得上的，是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双料创始人。
野坂参三本想假扮华侨潜回日本，但当时国民党对延安封锁严密，加之毛泽东等邀请他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野坂参三慨然应允，搬去了王家坪的窑洞，和朱德当起了邻居，并且按惯例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哲。
王耀为此给伊利亚专门写了份报告，说完这一切后，他揶揄道：“野坂同意加入八路军，请莫斯科记得把野坂同志的那份工资打给延安，据他说，共产国际每月得给他1600卢布呢。”
野坂参三开始在延安领导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招募“日籍八路”的同时，4月9日清晨，德国入侵丹麦，丹麦人几乎没有抵抗、军队一炮未发，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哥本哈根，随后开始进攻挪威首都奥斯陆。
挪威告急之后，英法终于动弹了：英国派出了自己的皇家海军，法国则组织了远征军。但北欧地理条件不佳，加之德国占据了空中优势，5月4日，挪威军队投降。
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胜利成了英国放弃绥靖政策的倒数第二根稻草，张伯伦的支持率开始暴跌，8日在下议院，工党党魁艾德礼引用了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的宣言：“你们在这里坐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干出任何好事，走吧，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告诉你们，滚！”
1940年5月10日，德国大规模入侵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和荷兰的那天，被整个共产阵营骂了快一年的张伯伦自请下台，他的继任者叫温斯顿•丘吉尔。
德军在西线依然采用了闪电战，并迅速取得了战果：5月11日卢森堡沦陷；14日荷兰投降；28日比利时投降，英国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3日，敦刻尔克撤退的最后一天，德军轰炸巴黎，对法国发动总攻；10日，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随后法国政府迁至图尔；13日德军占领巴黎；16日马奇诺防线弃守；17日，法国投降。
23日，王耀降落在莫斯科时，发现伊利亚居然没有等在机场，这令他更忧心忡忡，下了车后几乎是跑着去了伊利亚的房间，推开门才发现，苏联人端正地坐在书桌前，看着桌上的收音机发愣。
王耀走进去，伸手摘下伊利亚戴着的耳机：“伊廖沙？”
“希特勒去了巴黎视察，现在在凯旋门阅兵。”伊利亚的声音异常生硬，他甚至忘了和王耀打招呼。
王耀把耳机放到了自己的耳畔——完全听不懂，估计是德语。
伊利亚没有站起来，只向后仰着头问：“我听说中国局势……”
王耀打断道：“枣宜会战，我们输了。”
伊利亚识相地没有追问下去：“喝茶吗？”
王耀微微歪了歪头，没有出声，伊利亚便叹了口气，终于还是问道：“耀，你怎么来了？”
“如果我不来，你就打算什么都不说么？——就像去年那样。”
伊利亚咬着牙道：“法国号称三百万陆军……”
“还自称欧洲第一强国，宣称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
“……”
王耀把耳机丢到桌上，顺手关了收音机，然后保护似的把伊利亚圈进自己怀里，揉着他显然有段时间没有打理的头发，低声道：“别怕。”
屋内几乎陷入了绝对安静。王耀耐心地数着自己的心跳，好几分钟后，才终于听见了伊利亚的声音：“我担心……来不及了。”
“不会的。”
“我上次有这种感觉……是十七年前了，耀。那会我几乎住在了高尔克庄园，日夜守着伊里奇……伊里奇已经说不了话了，可他还活着，不是吗？”
“……”
“很多人都来安慰我，安娜、娜佳、尼古——”伊利亚猛地住了口，反应过来，很多名字已经不能够再说了。
“……”王耀用下巴蹭了蹭苏联人的脑袋，“他们说了什么？”
“说没事的，伊里奇会好过来的，我们会请最好的医生，布置最好的疗养院……可是，耀……”
王耀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低低喊了声“伊廖沙”。
伊利亚顺从地把脑袋靠在王耀怀里，又轻柔地摇了摇头：“谢谢，耀，但不该你来安慰我的……中国也很困难。欧洲这个局面，一定会刺激日本扩张的野心……”
王耀握紧了伊利亚的手，两人的手指纠结在一起。中国人似乎希望通过这些肢体上的、动物性的接触，构筑出更紧密的情感连接：“我应该过来。”
伊利亚低声道了谢，然后刻意换上了轻快的语气：“想听个笑话吗？还是刚出炉的。”
“什么？”
“德法的停战协议，你知道是在哪签的么？”
“……哪？”
“福熙车厢。”伊利亚语气夸张，显是觉得自己说了个好笑话，可惜惟一的听众满脸茫然，完全不理解笑点何在。
伊利亚便解释了起来，说那节车厢曾经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御用车厢，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输给了普鲁士——“当然，耀，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还催生出了伟大的巴黎公社”——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这对法国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于是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投降协议的那天，法国代表、也就是协约国的总司令斐迪南•福煦，为了“一雪前耻”，坚持把签订协议的地点定在了那节车厢里。
“福煦对停战协议很不满意，认为它并没有大幅度削减德国的实力、因此德国有可能东山再起。据说，他对凡尔赛体系的评价是：‘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休战。’唉，耀，这真是个顶聪明的法国人，可惜，死的太早了。”
伊利亚发出了嘲讽的笑声，而尽管这个故事确实有“笑话”的潜质，可王耀却实在是笑不出来。
伊利亚继续道：“这次，轮到德国羞辱法国了。希特勒下令，停战协议必须在福熙车厢签订，法国人没有办法，只能砸碎了比贡比涅森林停战纪念馆的墙，把火车厢重新拖出来，摆去当年那个位置。”
“……”
“连签协议的桌子都是同一个，只是双方的座位调换了一下：希特勒坐在了当年福熙元帅的椅子上。听说因为太赶，车厢里纪念欧战胜利的装饰品都没来得及拆走；甚至德国代表团签字前，还去了趟停战纪念馆，参观1918年立的纪念碑和福煦半身像。我看啊，要不是福熙已经躺进了棺材，说不定还能再代表一次法国。”
“……”王耀艰难地做出了评价，“这节车厢……更该进博物馆了。”
“德国人把车厢运去柏林了，我猜，它确实会进博物馆，德国的。”
伊利亚的笑话注释也说完了，他安静地仰头看着王耀，直到后者俯下身平视着他，温和而坚定地道：“要我说的话，等战胜了纳粹德国，你该把这节车厢拖来苏联，然后在——”中国人顿了顿，他实在是不太熟悉俄德过去的战争史，“布列斯特造一个博物馆。”
伊利亚眨眨眼睛：“还可以借给中国去办巡回展。”
“我赞成。”
“耀，”伊利亚扬了扬眉毛，“你以前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带坏的。”
“……带坏的？”
王耀从善如流：“教好的。”
注：
[1] 《毛泽东同马丁的谈话》，1940年2月。
[2] 《古里亚耶夫和莫尔德维诺夫关于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1939年12月。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共向远东和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提供国际援助的决定》，1940年2月8日。
[4]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1940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