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随着英法的惨败，日本的野心愈发膨胀，试图从他们手中攫取更多的远东权益。6月，日本分别要求英法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在试探的同时，亦是在切断中国仅剩的运输线、迫使蒋介石屈服。
法国立刻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而根据伊利亚的消息——王耀猜测，大约还是来自英共——英国寻求过美国的支持，但美国不欲继续恶化对日关系、拒绝协助，于是7月17日，英日达成《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香港亦开始对大陆禁运。
见英法如此软弱，日本终于下定决心。9月23日，日军挥师南下，攻占法属印度支那；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署，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英法惨败后，王耀一度认为，国民党将不得不更加仰赖苏联，因而会对中共大幅让步。但他错了。事实上，重庆依然十分强硬：7月提出了《中央提示案》，要求中共限制军队人数和活动范围，随后在10月19日发出最后通牒“皓电”，强令延安执行命令。
延安十分疑惑，众人分析来分析去，始终不得要领，甚至误以为蒋介石可能有意加入“德意日帝国主义集团”。10月，随着日军大举南下、美国批准对华贷款[1]、英国重启滇缅公路，中共终于注意到“国民党英美派最近兴高采烈”，他们还“利用苏日谈判，实行反苏宣传”、“宣传苏联不可靠，只有英美可靠”，总之，国民党可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2]。
作出“中国大资产阶级开始采取使中国投入英美怀抱的错误政策”这个基本判断后，延安公开宣称：“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得民族革命秩序，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
当然，这句话，除了共产国际诸党，谁都不相信。
尽管外边风云诡谲，但延安到底是风平浪静的。10月末的一个下午，王耀喂完了米沙后，和野坂参三带着在“日本工农学校[3]”改造的日军战俘制作起了慰问袋[4]。
“听说上一批慰问袋，因为塞的反战宣传单，全被烧了。”
“得做的再巧妙些，晋察北支部给了个建议，可以印些日本风景画，再塞些思乡歌曲集……”
野坂参三工作热情极高，常常干到深夜，恰好毛泽东也是个夜猫子，“日本问题研究会议”便常在下半夜召开，王耀倒是参加得不多，只记得野坂参三很期待能在日本——最好是东京——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可惜日共自1928年一直在被严酷镇压，大多数领导人都在监狱里，于是这个愿望，起码暂时，看不到什么希望。
野坂参三将一个慰问袋丢进篮子里，顺口问起胡志明近况。王耀回答说因为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胡志明奉共产国际的命令，回国开展革命运动去了，不过沿途封锁重重，上星期才找到机会离开广西。顺着这个话题，王耀说起最近中共正要派人前往外蒙古，准备在那里建立联络点，以便和绥远东部游击队沟通[5]。
野坂参三道：“国际最近看上去……有些混乱。”
王耀叹了口气，心道苏联最近怕是被西欧局势搞懵了：“咳，你还不知道最近的那个笑话吧，”
“什么？”
“国际之前来电，说他们开通汉语广播已经好几周了，问我们怎么看，有没有什么改进意见，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能不能收听到——天哪，要知道，收到这个电报之前，我们压根不知道国际开了汉语广播[6]。”
“……噗。”
王耀无奈地摊了摊手：“我们只能回复说，请国际速把播音时间、呼号和波长发过来[7]，我们听听再说。”
共产国际的混乱自然是因为苏共，与思路单纯、宣称“最黑暗的结果莫过于美国把国民党在财政上和军事上武装起来[8]”的中共不同，苏共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外交上也显得更圆滑。在给中共的复电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9]：“不要再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甚至为避免蒋介石投降，应“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
为了安抚中共，共产国际额外批了一笔经费送往延安，伊利亚又特意对王耀解释说：
“作为一个阶级论者、一个革命者，我们当然是支持中共的，难道谁能相信蒋或者国民党会永远站在苏联一边吗？苏联需要中共在中国发挥政治导向作用，并且发自内心的愿意中共有朝一日能够取代国民党。
但是，耀，具体到此刻，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与德、意、日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笼络住蒋。你说，‘蒋最怕内乱，所以我们可以凭这点欺负他，打到他的后方去，就可以逼他撤退剿共军[10]’，我承认这在军事上可行，可政治上呢？这会对统一战线和中共的名声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
王耀忍不住想：“你进军波兰、攻打芬兰的时候，在意过政治影响么？”
不管王耀多想指责伊利亚“对波兰和国民党完全执行双重标准”——咳，其实这个回旋镖极有可能被反甩到自己头上——在被提醒“现在把枪口对准国民党的话，蒋介石就可以轻易地联日反共[11]”后，他终究不得不开始思考可能的、无法接受的那些后果。
“我们打算派去个新的军事顾问，你也认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就是那个爱吃火锅、会打麻将的年轻人——中东路事件的时候，你还和他下过象棋呢。约瑟夫特地下了命令，让崔可夫尽量弥合两党关系。需要的话，延安可以直接找他。真诚地希望崔可夫的活动能对延安有益。你的伊廖沙。”
这个消息让王耀心情略好了些，他顺手抱起米沙，问它：“你说，伊廖沙这次批了多少钱——上次那笔少得过分了！”
伊利亚没有把话说全，或者说苏联并不会全然指望中共。在通过共产国际偷偷给中共塞经费的同时，苏联也为崔可夫赴华准备了丰厚的随行礼物：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
和运往重庆的军援相比，中共拿到的十几万美元就显得颇不足道了。
崔可夫赴任的同时，罗斯福三度蝉联总统，美国“反法西斯”的态度日趋明朗。11月30日，即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美国宣布“原则上同意”对华提供1亿美元贷款；12月29日，罗斯福在新年炉边谈话中指出：轴心国正威胁着美国的安全，美国应扩充军备，将和平工业转轨为战事工业。
——当然，根据“先欧后亚”原则，美国会先援助英国，在亚洲暂且防守。
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加之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后蒋介石已无投降可能，王耀一度对局势乐观了起来，还给伊利亚打电报，说觉得“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12]”。可仅仅一个月后，1941年1月，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就因为没有遵命北上，遭到国民党7个师围歼。
国共两军激战了七个昼夜，大部分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遇难，军长叶挺被俘；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更放话要将叶挺“送交军法审判”。
此事史称“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
得到消息后，王耀冲到枣园，对着苏联驻延安军事情报组[13]大叫大嚷，命令他们立刻打电报给崔可夫，质问他：“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14]”翌日，得知崔可夫不过警告蒋介石“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苏联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我会把你们进攻共产党军队的消息报告给莫斯科”，王耀更加激愤，当即给共产国际打了电报，称[15]：
“现世界革命时机已近，中共已有与蒋介石撕破脸之决心。目前国共关系已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请国际考虑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的问题。”
伊利亚这次回电拖了好几天，话里话外都在和稀泥，说什么“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王耀怒火更旺，尖锐地进行了回击[16]：
“伊廖沙，重庆已经宣布延安叛变了，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决不能再容忍、决不能怕破裂。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
不管王耀说得多郑重，伊利亚依然坚持不允许“与蒋破裂”。事已至此，延安干脆无视国际的命令，自行起草了作战方案，又询问华北前线能抽出多少兵力、调集多少火炮。可惜，彭德怀的回答是：如果缺乏苏联支援，那中共的本钱不足以和蒋介石抗衡，至于“打到四川去”更是困难重重。
碍于实力对比，延安不得不把自己热得发烫的头脑强行冷却下来，开始思考那些军事策略的可行性。恰在这时，伊利亚又打来了电报，承认：“红军参谋部的讨论结果是，五个月内不可能调兵支援中共。”
王耀很怀疑这个时间限制是苏联人随口编的，毕竟皖南事变后，别说明确站在中共一边了，莫斯科甚至没有停止给重庆输送军火。
既然觉得伊利亚在撒谎，王耀的回电也就很不客气，他直接驳斥说：
“据我们在重庆的线报，蒋介石之所以敢围歼新四军，就是因为你们对他太过友善。蒋介石相信，有苏联压着，中共当不至扩大叛变[17]。果然，你的做法和蒋介石预估的，一模一样。
我想请问你，伊利亚•伊里奇，为什么拒绝延安的要求，还在往重庆运枪和子弹？为什么蒋介石可以用你提供的武器屠杀我们的党员，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你们的帮助、保护自己？
我可以告诉你，重庆已经软化了态度，通过孙科、冯玉祥他们来劝我们顾全大局、勿施报复；但我还得告诉你，延安没有理会他们，中共通电全国，声称对蒋已无话可说。对了，我去问了野坂参三，他说，即使共产国际不支持，日共也会站在我们这边。”
2月初，随着蒋介石又在河南组织了一次抗日攻势（即豫南会战）、放出与中共和解的信号，伊利亚再次来电，劝说王耀“共产党从未像今天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舆论支持”，并认为延安的反应有些过激。王耀怒不可遏，在论述完“莫斯科的态度极大地约束了我们的反攻计划”后，他用自己能想到的最尖刻的话攻击了伊利亚：
“布拉金斯基先生，你根本一点也不在乎中共的安危，只是想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只要蒋介石不投降，哪怕他明天宣布八路军也是‘叛军’、中共是‘汉奸’，你也不会往延安送一颗子弹。”
注：
[1] 1940年10月前，中美达成了两笔借款合同，分别是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和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
[2] 《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1940年10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
[3] 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此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4] 反战同盟按日本人的习惯，也往前线送慰问袋给日军，最开始反战同盟在袋子上印“反战口号”等，但都被日军军官没收了，后来他们就只印日本风景画。见野坂参三《为和平而战》。
[5]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0年6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1940年9月9日。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9月3日；
[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0年9月10日
[8] 《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1982年版。
[9] 《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分裂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
[10]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3日。
[11] 见崔可夫《在华使命》。
[12] 《毛泽东关于利用日汪合流的世纪准备政治新攻势给周、叶电》，1940年11月30日。
[13] 苏联驻延安军事情报组早在1940年创设，由基斯林科中将带队，大约有10位苏军混合兵种的情报人员，原旨在建立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边区的情报网，在延安独自开办训练班，为苏联培训间谍。
[14]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事件应告崔可夫致周、叶电》，1941年1月15日。
[15]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叶、董电》，1941年1月23日。
[16]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应取对立态度不怕破裂致周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
[17]《事略稿本》，1940年12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