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4月和5月,尽管屡次提起笔,甚至有两次连电文都写完了,但王耀最终没有给伊利亚发去一个字母——谁让伊利亚也没有发给他?
当然,例行电报沟通还是照常进行着的,王耀依然能知道: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德军攻入了雅典、希腊政府流亡;英国出兵干涉希腊,但最终不敌败退;英军在非洲战场连续战胜意军……
但是有一件事,王耀居然是从通过重庆的线报知道的:
5月9日,莫斯科通令派驻国外的苏联使团,要他们非常慎重地探察:万一发生俄德战争,这些国家会持什么态度?
而这个问题,莫斯科没有询问延安。
王耀特意去翻查了9日的电报,发现苏联确实提了一个问题:八路军可否配合国军作战,在中条山抗击日军?
中条山战役(即晋南战役)中,国民党左支右绌,不得不向八路军请援,延安借此再次要求重庆“发饷、放人”,却只获得了一张“此次合作成功,两党关系必能转圜”的空头支票,中共自然大为不满,面对沸然的舆论批评,公开表示[1]:“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唯饷弹两缺,望政府接济。”
即使如此,重庆依然不打算退让,而是去找了崔可夫,请他去劝说延安。毛泽东更为不快,措辞严厉地回电说[2]:“请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对日妥协之类的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
现在,不知是蒋介石还是崔可夫,竟然绕了个大圈,请莫斯科来劝说延安了。
想通了这些,王耀更加气愤,很想拎着伊利亚的衣领质问他:“你知道百团大战给中共造成了多惨痛的损失吗?多数参战部队都折损了半数兵力!后来日军又疯狂地报复,好多根据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扫荡,军队内部对百团大战的必要性议论纷纷,毛主席都做了检讨,而你们居然还帮蒋介石说话?”
王耀气冲冲地跑出了档案室,几乎走到了苏联驻延安军事情报组的门口,但这些话,最终还是成为了第三份没有发出的电文。
对于莫斯科的要求,延安决定阳奉阴违,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战,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将主力集中整训[3]:
“必须打日本,但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国民党不能谅解,打得太凶则会被日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让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另附恩来电供参考,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王耀读这份指示时,对着“外国人”这个名词抖了抖眉毛,忽然有些想笑,继而又感到得意,甚至想将它抄送一份送去莫斯科——当然,也只有“想”罢了。
然而,这些难得的正面情绪,很快被另一个消息冲散了:据重庆线报,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已经接到通知,告诫他们不要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旅行,此外,苏联西部正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王耀再次不安了起来。
6月初,各种苏德即将爆发战争的传言甚嚣尘上,王耀愈加忧虑,16日晚,他收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要员阎宝航的电报:
“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
阎宝航报告说,这个消息来自国民政府驻德使馆——在与孔祥熙会面时,希特勒透露了此事。国民党闻之欣喜若狂,认为:一旦德国攻苏,日本定会配合“北上”,这样中国战场的压力就会减轻;而苏联为求自保,必会要求中共出兵“北进”、援助自己;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借机反共,再以收复失地为名“北进”、坐收渔利。
以上计划,国民党内部称之为“三北政策”。
既然打着这个主意,重庆自然不会好心通知莫斯科,而延安收到情报后可谓大惊失色,王耀惊慌失措地冲进了枣园,要求立刻给克里姆林宫打电报。
伊利亚的回电倒是快,可内容和王耀想象的完全不同,开篇就是:“各国党都发来类似的电报了,我还在想,你的得拖什么时候呢。”
王耀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文揉成一团丢出去,事实上,他也那么做了。虽然几分钟后,在孙平的注视下,王耀还是灰溜溜地把纸团捡了回来,展开,继续读下去。
伊利亚的回电很长,似乎要把那些早就想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他先说了斯大林刚刚宣布接替莫洛托夫、就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降为副主席:
“维恰说,现在国际形势紧张、需要大力加强国防,为此,苏联应该进一步提高党与国家机构的协调性——要知道,光是上个月,德国飞机就侵犯苏联领空71次,这个月则是180次。
约瑟夫希望德国相信‘苏联没有进攻的企图’,当然,我们也确实没有。上个月,约瑟夫撤销了对比利时、挪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承认,在德军进入希腊后,又第一时间撤销了对希腊主权的承认,还授意塔斯社否认那些‘苏德即将开战’的传言。虽然我们一直在准备抵抗德国进攻,可同时也仍在竭尽全力保住和平。
耀,老实说,我很怀疑这些举措能有多少效果。我和维恰都认为,德国至今没有发动战争,更可能是因为英国出兵干涉了希腊——嘁,我可不会感谢英国佬。
啊,总之,已经6月啦,阳光可真好啊。我想我们又可以多撑一年了,没有人会在夏天进攻俄国的。等到明年,我们的‘三五’计划也快完成了。”
王耀很想问为什么没人会在夏天进攻俄国啊,拿破仑不就是个例子吗,他纠结地把电文翻到了下一页,发现伊利亚居然用调笑的语气问自己:
“对了,耀,你是不是忘了,阎的顶头上司是罗申,他的消息,自然也会抄送莫斯科一份。”
王耀愣了愣,用力回忆了一分多钟,终于想起:今年1月,周恩来来电,说李克农把收集国际情报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领导。
反应过来后,王耀开始恼怒起自己的“一时情急”,仿佛苏联人在安稳地守株待兔,自己还傻乎乎地往木桩上撞。而许是猜到了中国人的反应,伊利亚开始说东北抗联:
“抗联的战士已经全数退入苏联境内,远东军区把他们安置在雅斯克林区,后勤和军事训练也由苏军负责。伊万诺夫,就是远东军区的政委告诉我,他们中很多人之前都长期挨着饿,很是瘦弱,但即使如此,在户外训练的时候却也没有叫苦怕冷、缺勤掉队的。他们都是好样的。”
王耀的心情更复杂了。在电文的最后,伊利亚用轻快的语调说: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五’计划完成的曙光,没有比这更好的事儿了。”
王耀觉得自己很该假装没收到这封电报,但在失眠了一晚上后,他还是顶着一对兔子似的红眼睛,老老实实地去了枣园,打电报问伊利亚:“你是一点都不担心吗,还有,为什么不能在夏天进攻苏联啊,拿破仑怎么说?”
伊利亚回答得倒是有理有据:“就像你说的,拿破仑也曾经在夏天,具体来说,是6月24日,进攻俄国。然而俄国太大、抵抗太剧烈了,法国人没能在秋天结束战斗,战争拖到了冬天,然后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俄国倾斜了。最终如你所知,拿破仑失败了,俄国人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王耀知道沙俄把俄法1812年战争称为“卫国战争”,但他确实第一次从伊利亚口中听到这个名词——说起来,他什么时候,不再在“俄国”前面加上“沙皇”的前缀了?
念及此处,王耀的心情更恶劣了,他草草扫完了伊利亚安慰自己的话——“天哪,这些话他自己信吗?”——然后在最后一段,愕然地看见:
“好吧,写到这里我想我得承认,耀,其实我特别害怕,但是越害怕,表面上就越要装得信心十足啊,这样才能唬人。唉,你可不能说出去。当然,如果你坚持要私下安慰我的话,我是相当欢迎的。你的伊廖沙。”
王耀对着最后三行字磨起了牙,觉得这已经不是守株待兔了,这是请君入瓮。他犹豫了好几天,在20日傍晚,终于还是发出了电报:
“伊廖沙,我承认自己并不是全然自愿地写出这封电报的……我不是来安慰你的!我只是提醒你注意,尤其是6月22日!”
那几个苏联军人把这两句话变成电波、发往莫斯科时,王耀倚门看着延安少见的、似乎无休无尽的暴雨,心中忽然一片茫然。
伊利亚的回电在第二天下午到了,谢天谢地,这次看起来终于正经了些:
“耀,你得知道,莫斯科收到了大概50份电报,它们提供了14个进攻日期。我知道你想说‘那不如直接开始战争动员’,但是不行,如果德国抓到哪怕一点点借口、提前发动进攻,也是苏联吃亏,现在多拖一天都是赚的。
我们知道战争不久即将爆发,撑死了是明天还是明年的问题;也知道苏联不如德国强大,我们不得不先退却,唯一的问题是退到哪一步,斯摩棱斯克还是莫斯科。后方正在用最快的速度建造军事工业,我们必须延缓战争,哪怕只有一天、一个小时……如果能拖到1943年,我们就能以均势力量迎击德寇了[4]。
啊,我还该为你拒绝安慰我而难过五秒钟——如果耀有点儿内疚的话,也可以陪我难过五秒。
今天约瑟夫建议,可以同意德国来苏寻找在欧战中死亡的德军的尸骨,这可是个大工程,起码能干上两三个月。希望苏联能平安度过6月22日,还有6月,还有7月。
等秋天来了,或许我能抽空再去次延安,这次可不许锁门,不然我就真砸了。”
王耀心情复杂地读着电报,毫无“陪着难过五秒”的打算——他甚至怀疑伊利亚是笑着写出这句话的。但读完最后一句时,他还是情不自禁地道:“希望如此。”
闭眼收拾了五分钟情绪后,王耀终于提笔开始写回电。他从“毛主席作了个报告,建议应该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研究马列主义,其他一切都是辅助的,可他同时也批评了留苏学生‘言必称希腊’[5]”,一直说到了“日本、美国、蒋介石正在酝酿新的阴谋,我们得努力揭穿它[6]”。写完这一切后,王耀几经思虑,还是在末尾补上了一句:
“其实,伊廖沙,如果当时你再用点力的话,就会发现门根本没有锁。”
这晚王耀根本没有睡意,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几百次,在天色微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惜没过多久,就被门外的喧哗声吵醒了。
王耀心中升起了相当不妙的预感,他跳下床,冲到门口问道:“怎么了?”
“几小时前,希特勒发表了广播演说,对苏联宣战。”
王耀愣了足足半分钟,然后机械地转过身,跌跌撞撞地跑去了枣园。
枣园里的几个苏联人正围成一圈收听广播,王耀冲进去时,听见了莫洛托夫的声音[7]:
“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粉碎!胜利将属于我们!”
注:
[1]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
[2] 《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3]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51年5月18日。
[4] 引自《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5]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 5 月 19 日。
[6] 毛泽东《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年5月25日。
[7] 莫洛托夫的广播讲话,1941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