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伊利亚没有发来一个字母，但通过报纸和广播，王耀知道：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于22日，芬兰于25日，匈牙利于27日，先后对苏联宣战；丹麦于26日，维希法国政府于28日，相继和苏联断绝关系。
这个和苏联对立的大联盟可不是空架子，德国及其仆从国迸发出了极其强劲、甚至令人恐惧的战争潜力。不宣而战后的第8天，德军攻占了里加和明斯克，开始逼近斯摩棱斯克。
也就在这天，伊利亚终于打来了电报，和它一起抵达延安的，还有斯大林的感谢电：“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
张闻天是第一个看到电文的，他表现得挺激动，将内容转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后，又说要把这张电报好生收起来、战后送进博物馆：“这可是斯大林同志，第一次给中共发感谢电呢。”
王耀的心情却愈发沉重了：这太不正常了、太不像苏联人会做的事儿了，莫斯科几乎不对延安暴露自己“软弱”的一面——这说明，苏联的情况非常糟。
伊利亚的措辞依然冷静，他用“今天晚饭有黑海鱼子酱”的语气，说苏联准备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主席是斯大林，副主席是莫洛托夫；说列宁遗体已经秘密迁往乌拉尔，打算运到秋明市封存；说西线指挥官巴甫洛夫因“渎职”被撤职，可能马上就要被枪决，继任者是铁木辛哥；说斯大林准备在在7月3日发表广播讲话……说完这些后，他甚至没忘记提一句亚洲战场：
“东京佐尔格小组的消息，美日谈崩了，华盛顿警告东京，如果日军继续侵略东南亚，那美国会对日全面禁运；英国听说之后立刻跟进，说准备废除两国贸易协定。这几个决定，大概下个月就会公布。
耀，我现在每天都在转动办公室里的地球仪，研究哪里可能是新的战区。唉，说起来，我上一次那么做竟然是30年前，那时候我和伊里奇常常对着地球仪，研究哪里可能发生革命、哪里可能爆发新的工运潮流。很奇怪，这都好像是一百年前的事儿了。”
王耀怔怔地看着这句话，过了许久，他听见几滴水溅落在了纸页上，才惊觉自己哭了。
伊利亚没有诉一句苦，只在结尾对王耀道歉，说很抱歉，援华飞行队必须撤回，军事顾问团也得回国参战，至于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也只能暂停制作：
“昨天我们送走了这周第五批红军，我和约瑟夫一起站在列宁墓上，目送他们和莫斯科工厂赶制出来的军火一起奔赴前线。
这一幕被《真理报》拍了下来，约瑟夫说我被拍得特别蠢，可我觉得这得怪内务部的新制服……唉，信里说不清楚，我想个办法把照片寄去延安，请你评评理。
最后，耀，让我们用一个好消息道别吧，还是东京佐尔格小组的消息，日本内阁多数人拒绝配合德国‘北上’，他们准备‘南下’，不惜冒同英国和美国作战的危险，也要继续进攻印度支那和暹罗。”
王耀读完了电报，他愣了两三分钟，然后猛地站了起来，跑向了毛泽东的窑洞：
“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日本不准备北上！”
日本南进、英国联苏两件事，彻底扭转了延安的外交路线。毛泽东明确要求停止刺激国民党人，又判断说[1]：“即使苏联西线战败，苏联也至多只是陷入长期战争中，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
王耀辩道：“苏联不会战败的。”
毛泽东闻言只是摇了摇头，倒也没有出言反驳。王耀冷静了一会后，低头认承认自己的话“太不唯物”，又说：“斯大林同志7月3日会发表演讲。”
“你去听吧。我还有别的事儿。”
7月3日，王耀独自坐在枣园，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在沉默了十几天后，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终于站了出来[2]：
“希特勒德国向我们的祖国发动了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在四千字的讲话里，斯大林一次也没有提“社会主义”，而是大量使用了那些抽象的名词：祖国、光荣、英勇、自由、荣誉，等等；他抬出了俄罗斯的先贤，这些先贤并不是都没有问题；他试图用俄罗斯的、传统的爱国主义，那种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曾被激发过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捍卫革命果实”，来鼓舞人心和斗志。
王耀忍不住想起，自己上次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在走廊上看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和库图佐夫、苏沃洛夫并列，后两者曾积极参加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
中国人心事重重地摘下了耳机，问脚边的米沙：“你说，这一切值得吗？”
米沙懵懂地看着主人，王耀苦笑着抱起了它，揉着米沙已经有些稀疏的毛开始思考：在推翻法西斯主义的必需事业中，革命者应该作出哪些牺牲呢？反法西斯阵线终将胜利，但这又要付出多少代价呢？
在回电里，王耀一反常态，用安慰的语气说虽然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断绝了中共的一切补给，也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但中共现在已经开始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总之，“自行其是”，所以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太糟的事。写完这些，中国人又说：
“中共中央已经在采取措施，努力改善国共关系，还准备破坏华北的交通线、努力牵制日军。但是，国民党未必肯善罢甘休。
因补给困难，若日本攻苏，恐八路军仅能进行敌后游击、无法与苏军配合作战。请转告苏联国防委员会，据此制定军事计划[3]。”
王耀差点就把“如果苏联能把援华物资分一半给延安，我们就能和苏军并肩作战了”写上去，而几秒钟后，他还是闭上了眼睛，郑重告诫自己：“不，这种时候，我不该说这些话。”
王耀猜伊利亚是很失望的，尽管他在回电里说的是：“日内我们将把你所要款项的一半寄给周恩来，另一半会随近期的飞机送到延安[4]。另外，苏联同意你们的行动方针和作出的具体决定[5]。”但显然并没想着掩饰自己的情绪。王耀轻易地从“最近我们没有收到你们的报纸、杂志和其他定期出版物，请安排给我们寄这些材料[6]”等话里读出了苏联人的没话找话——就是靠着这些琐事，伊利亚才勉强凑满了两页电文。
苏联人甚至没有告诉王耀，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被德军俘虏了。
王耀的心情更复杂了，他沉吟了许久，还是拿不准伊利亚是在习惯性地逞强、还是真的在生自己的气。几经考虑后，他是在“毛泽东近日患病，延安急需治纤维蛋白原发炎药30盒、紫外线灯1套[7]”的后面，迟疑地加上了“请代我向斯大林同志致哀”。
夏天剩下的时间里，苏联人忙着制定新的作战政策和战时经济计划，其他各国也在加紧进行外交活动和军事部署。7月24日，日本开始南进作战，两天后，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对日施行贸易禁运，英国、荷兰和自由法国也旋即宣布实行此政策；28日，作为报复，日本宣布冻结美国、英国和荷兰在日资产。
美日会谈的破裂和经济制裁的实施，给了日本当头两击。8月4日和8日，日本两次向美国提议重启会谈，可惜东京并不知道，当时罗斯福正在与丘吉尔举行秘密会议。14日，作为会议成果，英美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宣布反对“任何不符合民族愿望的扩张、侵略与战争威胁”。
此时苏联的情况愈发不妙了：8月，莫斯科的西大门斯摩棱斯克城失陷；9月，基辅失陷、列宁格勒被围，苏军大部继续撤退；10月，德军距离莫斯科仅剩一百公里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苏联迅速声明赞同《大西洋宪章》，随后美、英、苏召开了莫斯科会议，探讨合作问题，三国反法西斯同盟宣告形成。
——这场会议，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参加。
重庆自是难掩沮丧，莫斯科会议召开的当天，王耀用幸灾乐祸的语气给伊利亚发了封电报：
“重庆的情报说，蒋介石原本推测日本会在8月15日进攻苏联，还特地召开了会议商讨对策，准备释放张学良、派人收集国共最近摩擦事件的材料。结果那天报纸头版是《大西洋宪章》，而且罗斯福和丘吉尔只把声明寄给了斯大林，而没有寄给重庆，这可把他气坏了[7]。
总之，张学良又被关了回去，蒋介石严令禁止报纸上发表任何关于张学良的消息。恩来还打听到，蒋介石正在散布谣言，说美国主张中日进行和平谈判，以挑动中共站出来反美，顺便再抹黑一把苏联。啧，我们当然不能上这个当。
哦对了，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按你的要求，我来评评理：伊廖沙，不要理会斯大林同志，我用党性保证，你和过去所有时间一样英勇帅气——虽然，如果你能稍微控制一下表情的话，就更棒了。
还有件事，延安准备更新一下俄文学校的课本，麻烦给我们寄些俄文铅字过来，好印刷《俄语语法》教科书，当然，最好是金属铸造的字模[8]。”
王耀也开始学习伊利亚的“报喜不报忧”的套路，他没有提最近的国共摩擦，同时还瞒报了另一件大事：
9月10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动挑起了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他在1938年就尝试过那么做，被共产国际阻拦了。
尽管毛泽东依然宣称，应该“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和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9]”，但实际上，王耀看得出来，相信其他人也看得出来，“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才是真实的目的。
这场历史大讨论的结果是，王明、博古为首的“国际派”大受批判，张闻天、王稼祥、邓发、任弼时等人做了检讨，在陈云和康生的发言中，刘少奇被抬了出来，成为了“过去十年来白区工作正确路线[10]”的代表。
这场会议，党史上称为“第一次九月会议”。会后，因为“未能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
王耀沉吟再三，最终只告诉伊利亚：
“今年冬天起，高级干部中会开展学习运动。毛主席指示，应着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苏共关于学习《教程》的有关决议。
这个月，我们还组织了东亚、东南亚各民族代表的‘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是朱德，斯大林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如果方便的话，能请他写一段寄语吗？太忙就算了，我们也不会生气的。”
王耀有些艰难地完成了最后一个字母，然后他低下头，问米沙：
“你说，在未来的‘中共简明党史’上，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会变成加米涅夫或者布哈林吗？”
注：
[1]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采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
[2] 斯大林的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
[3]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1年7月18日。
[4]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7月17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1年7月19日。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7月20日。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8月1日。
[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1年9月11日。
[8]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1年10月10日。
[9]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
[10]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