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1941年的秋天算是个喜忧参半的季节，一方面，日本主战派东条英机上台组阁、军方得以全面掌权，另一方面，德军的“闪电战”在莫斯科战役中遭到了首次失败后，罗斯福终于批准了第一笔供给英国的10亿美元租借援助、同时宣布苏联也适用《租界法案》。
在10月的最后一封电报里，伊利亚没有提任何一条国际新闻，只用难得的、温暖的笔调写道：
“或许该感谢温暖的夏风，今年苏联全国的收成都很好，收获期也比较早。在乌克兰，收获日期比去年提前了14天；在库班和阿塞拜疆，谷物收割工作在8月间就差不多完成了。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伟大的姑娘们才割完麦子，就不得不拿起枪，上战场去。”
王耀凝视着“姑娘们”这个词，有那么一刹那，几乎感同身受了伊利亚的悲哀——苏联终于到了不得不让女性也大规模提起枪的地步，至于成年男性，早已在前几批被征召入伍了。
“在后方，妇女和孩子们已经代替了男工，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地劳作着，还有些在训练几个月后就去加入游击队。这是一场全民的战争。
今天是莫斯科宣布戒严的第10天，来自各区的工人战斗队已经在防线上各就各位，凡是会放枪的人都同意：狙击敌人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构筑莫斯科周围的防御工事，每个村镇、每个地区、每条街、每所房屋都必须成为一座堡垒。
每个莫斯科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一名战士，正在保卫首都。对勇敢的战士来说，坦克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个有勇气、有决心的人，比一辆坦克坚强有力的多[1]。
下周就是第24个十月革命节了，朱可夫建议，我们应该办一个盛大的阅兵式。我一开始反对，说现在所有的枪炮都在前线，朱可夫说，那就从博物馆里拿。他这话让我们都笑了，然后就像已经开始阅兵了似的，一起喊起了‘乌拉’。”
王耀也笑起了来。他温柔地念出了伊利亚的结尾句：
“我真诚地希望，这是最后一个战争中的十月革命节。”
11月中旬，苏联的飞机再次如约降落，给中国的共产党人们送来了药品和30万美元——季米特洛夫让飞行员传了个口信，说共产国际总部因战事搬迁，余款暂缓拔付。除了这些，王耀还收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礼物”：伊利亚的亲笔信。
“耀，现在是11月8日凌晨，星辰余辉犹在，曙光正在向西飞驰，很快就是下一个黎明了。
昨天我们举办了红场阅兵。我知道你肯定收听了广播，但广播只能传达军乐和掌声，描绘不了保卫着莫斯科城的、初冬特有的雾气。几十万红军士兵们参加了阅兵，他们看上去蓬头垢面、衣着邋遢，分列式走得也是参差不齐。在列宁墓上，布琼尼偷偷对我说，这是‘最不堪入目的阅兵’。
别误会，他没有任何恶意，谁都没那么想。此刻苏联确实狼狈不堪，但我们保卫莫斯科、保卫苏联的决心就和红军士兵的步伐一样坚定——他们从列宁墓走过之后，就会直接出发，奔赴前线。
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约瑟夫对我说，我们绝不会撤退，连一丁点打算都没有，我们就待在这里、待在克里姆林宫，我们将在这里打败德国佬。
我得承认，那一刻我热血沸腾，都快忘了城外还有一百五十万德军。
当然，昨天还是有一点儿小遗憾，因为路上的积雪没清理干净，一辆坦克履带打滑、陷入雪坑，闹出了场小慌乱。但这无伤大雅，甚至，在胜利之后，说不定会变成一个不错的花絮。
昨天的故事说完了，我也该搁笔了。我把信和莫斯科的朝霞一起送给你，愿我们在胜利的时刻再见。”
伊利亚没有署名，只在最后一页用蓝墨水涂了一只抱着花束的熊，似乎要把那束花——王耀想，希望别是红色康乃馨——献给它的读者。
王耀无声地摩挲着这个小熊。其实，他本以为伊利亚会说些“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之类的话，可，或许，自己有些太敏感了？
事实上，虽然王耀猜错了，伊利亚却也没全部猜对：中国人确实收听了斯大林的红场演讲，但反应却和苏联人想象的大相庭径。听到斯大林抬出“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把他们和“伟大的列宁旗帜”并列的时候，王耀几乎要发怒了——虽然他能做的，也不过是愤愤地砸了下桌子。
王耀想起了一些更久远的故事，想起伊利亚曾经告诉自己，列宁从苏俄国徽设计稿上亲手划去了宝剑，只保留下镰刀和锤子[2]：
“伊里奇说，我们不需要占领土地，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政策，我们的战争是防御性的，剑不是我们的象征。尽管我们还没打败白军，我们还要战斗，可战争和武力永远不是我们工作的重心。”
就像伊利亚之前说的：“很奇怪，这都好像是一百年前的事儿了。”
12月初，尽管希特勒依然叫嚣着要“将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灭掉”，但列宁格勒军民的反抗再次粉碎了柏林的企图，于此同时，包围莫斯科的德军已成强弩之末，6日，红军成功组织了大反攻，迫使德军开始撤退。
那几天，延安难得地和重庆感情同调了，就在中共为苏联的胜利欢呼的时候，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随后对英美宣战，美日关系彻底破裂。翌日，王耀用讲笑话的心态给伊利亚发去了电报：
“中西功同志告诉我们，美日其实11月底就谈崩了。月初的时候，罗斯福特意召见了驻美大使胡适，警告说，如果美日战争爆发，希望中国领袖和中国人民能自我克制，不要公然庆祝[3]。
你也猜得到，并没有人理会胡适，重庆人民该怎么庆祝就怎么庆祝。全城的报纸都脱销了，有些人读完后直接在街上欢呼，有些跑去美国大使馆喊话说感谢他们，还有些人干脆放起了鞭炮——反正美国人也不好公然生气。昨天丘吉尔还说，珍珠港事件让他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欣慰呢，华盛顿要找麻烦，也该先去找伦敦的。
总之，谢天谢地，重庆在3小时前，或者说在美国对日宣战1天后，总算是对东京宣战了——原来蒋介石还记得这茬啊？”
王耀尽量写得轻松愉快，他知道伊利亚肯定也松了一口气，毕竟，美日一开战，苏联就可以将远东的部队调往欧洲了——因为国民党战斗力太差，苏联不得不在远东驻扎了一百多万红军来盯梢日军。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却未必在延安的期望之中。
按中共的推测，美国为牵制日本，会大手笔地援助国民党，而苏联对华援助已基本停止，那么美国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显而易见，美国是不可能支持中共的，故国民党不仅从此地位无虞，而且将迅速摆脱苏联的影响。此后，重庆再要对付延安，顾忌可就更少了。
——要知道，苏德战争爆发后，胡宗南、何文登等人，已经率领着数十万大军，把延安团团围住了。
王耀苦笑着看了眼墙上的军事地图，抱起了米沙，对它道：“好吧，起码，我们还可以共享一下被围城的经验。”
莫斯科并不需要延安的经验，但到底也意识到了国共势力开始失衡，伊利亚建议说，可以让蒋介石过去的学生林彪回国，以缓和两党关系。
延安对此并不算太乐意，可就在这时，他们的工作出了个大纰漏：国民党军统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4]。
1942年春节前夕，伊利亚拍来了紧急电报，王耀本以为这是莫斯科保卫战宣告胜利的喜电，故而他是笑着接过电文的，但五秒钟后，中国人的笑容就凝固了。
“耀，立刻关闭所有重庆的秘密电台，它们被国民党发现了，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都已被掌握，戴（指戴笠）现在按日向蒋汇报密电内容。立刻，所有。”
泄密导致了中共好几个重要组织，如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即“南委”）等接连被破获，加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叛变、供出大量信息，延安那段时间极其被动，自然无力给重庆制造压力了。
而相比延安的阴沉，重庆的这个春节，却算得上志得意满——英美终于公开和国民党站到了一起。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此形成，签署宣言的国家，称“同盟国”。
最令重庆满意的是宣言的署名。在签名时，其他22个国家按首字母排序，但有四个国家不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也就是所谓“四大国”，单独排序，列于最前。
据伊利亚说，把“礼节性的成员”中国加进去是罗斯福的主意，他希望借此把欧洲帝国主义的这一页翻过去，开启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基于这个愿望，他还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后者建议“英国所有自治领应当排列在一起”。
尽管苏联人没写任何评价，但王耀还是觉得，伊利亚在不动声色地嘲讽伦敦：“英国佬永远对他的殖民地念念不忘。”
宣言签署后第三天，同盟国宣布盟军总统帅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世界将划为几个大战区：中国战区、东方战区（苏联战区）、欧洲战区、东南亚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太平洋战区、北非战区。自然地，蒋介石成为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后应其请求，美国派史迪威中将前往重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同盟国开会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攻占了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入侵了缅甸，占领了马六甲海峡。2月，马来半岛的5万英军、新加坡的8万英军先后投降，盟军在东南亚战区可谓颜面尽失。
其实，这对重庆可能是个好消息：在中国战区，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战败，这是盟军组建以来的首个胜利。
东南亚的战况让延安改变了自己的思路，毛泽东不再主张“战争很可能会很快结束”，尽管他依然坚信“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个时间的长度，无疑已经从一两年变成了三四年，甚至更长。
在春节后发给伊利亚的第一封电报里，王耀叹息完“1942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又说：
“伊廖沙，你最近都没怎么嘲笑英国人，我都有些不习惯了。前几天，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叫做麦克阿瑟的，面对日军竟然临阵脱逃，坐着鱼雷快艇溜去了澳大利亚，8万多军队就那么被丢在了菲律宾，只来得及听见上司坐在快艇上喊‘我会回来的（I shall return）’。唉，这都是什么破事，我还以为你怎么都得讽刺他几句呢。
对了，林彪已平安抵达延安，毛主席让他先别去前线，继续担任抗大校长，主要负责统战。刚好这个月毛主席做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5]的报告，准备开展‘整风运动’，他可以先领导抗大学习组，不至于太累。
中共电台已全部替换完毕，新密码已送至苏联大使馆。另外，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中西功同志久未来电，不知是否遗失了延安通讯密码，若是，请国际代为告知。”
伊利亚的回电半个月后才到，他语气沉重地说，莫斯科也是刚刚弄清楚，去年冬天日本破获了“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佐尔格、尾崎秀实等人悉数被捕。
“佐尔格小组的最后一条电报是在10月，‘日本将南进’，我猜，这就是他们暴露的原因。
中西功冒险回了东京，探查得知了‘美日谈判已破裂’和‘日本可能于12月8日对美开战’，这两个消息，他也通知了中共。
目前日本军部似已起疑，但共产国际在日情报线俱毁，无法警示，若中共有安全路线，请速告：东京已不安全，尽快前往延安。”
延安没能迎接这位客人。1942年夏，中西功被捕，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日籍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不久，中共上海情报站、南京情报站遭破获，满铁中潜伏的中共党员悉数暴露。
在被捕前一日，西里龙夫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情报：
“日军将攻中途岛。”
注：
[1] 《真理报》，1941年10月19日。
[2] 见《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文选（三卷本）》。邦契-布鲁耶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作家，1918年7月，他把苏俄国徽的设计稿拿去给列宁过目。
[3] 《胡适致蔣介石电》，1941年12月8日，引自《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4] 见《鲍尔沙科夫致季米特洛夫电》，1942年2月6日。
[5] 收入《毛泽东文选》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
Chapter End Notes
给大家划一下重点，这位史迪威先生日后戏份挺多，不妨提前眼熟一下X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