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在苏联的敦促下，国共之间的战争在明面上结束了，但很显然，哪一方都没有就此放下戒备：不管是国民党要求“编共而不容共”、“彻底消灭其所谓红军、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还是共产党内部宣传说“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都毫不掩饰地体现了两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脆弱如纸的信心。
因着双方强烈的防范心理，红军改编等问题的谈判进展艰难，即使1937年春日本国内已经开始鼓吹“对华一击”，日军亦屡次增兵华北，国民党也依然坚持对共产党“招安”而非“合作”。而作为中共最大的靠山，苏联为尽快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缓解自己东部边境的压力，选择对国民党的行径予以默认。
南京愈发得意，开出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延安节节败退，眼看只能被迫准备接受“由国民党指派边区政府主席、中共军队直接归蒋介石指挥、不设军部[1]”等条件，日军却忽然发动了七七事变，随后大举南下。7月底，平津沦陷；8月，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拉开了帷幕。
中共趁机提高了要价，坚持红军必须设立独立军部，迫于形势，蒋介石终于做出了让步，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存在。9月22日，历经九个月的讨价还价，国共终于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
中共握紧了陕甘宁边区——也就是之前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随后，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国共实现合作后，苏联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与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
当时，中苏海上运输线已被切断，唯一能保持交通联系的只有经兰州、新疆到苏联的陆空交通线路。为保障援华工作的顺利进行，10月，苏联在兰州设立了代表处。空中航线建立后，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陆续抵达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11月7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欢迎苏联援华人员。
王耀是在招待会中途悄然走进宴会厅的。因着心里依然有气，尽管红军已经完成改编、改佩青天白日章，他还是刻意地戴了一顶挂着红五角星徽章的军帽。他可以肯定，自己踏入厅门的那刻，周围的空气忽然凝固了几秒。
片刻后，国民党人迅速重拾了聊天的热情，他们开始大声地、详细地议论起了苏联的援助，从刚拟定的信贷协议一直说到即将抵达兰州的战斗机。尽管谁都没有看向门口，但王耀自然明白，这一切都是演给自己看的。
王耀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望了望墙上的列宁像，抬手敬了个礼，然后径直朝着伊利亚走去——苏联人正站在一个角落，端着酒杯，也没有挥手致意，只眼神幽深地望着他。
“我还以为所有人都会围着你呢，结果，”王耀走到伊利亚身前，凝视着他的眼睛，“一个人？”
伊利亚抿了口酒：“我让他们都离远点。”他伸手想抚摸王耀的脸颊，后者却果断侧身闪开了，“耀，你看上去……很不好。”
“我刚从上海回来。”
伊利亚嘴唇动了动，还是没把“上海战况如何”问出口——其实看王耀的表情就能知道大概了：“辛苦了。”
这更激发了王耀的怒火，他很想拎着伊利亚的衣领、把中共这几个月受的委屈统统吼一遍，但才撩起袖子，就听见苏联人温声道：“耀。”
王耀连“嗯”一声都没有心情，于是伊利亚顿了几秒后，直接说了下去：“我喝得有点多了，能扶我回房间吗？”
见王耀满脸“你喝得哪里多了压根不需要人扶”，伊利亚便又眨了眨眼睛：“这里人太多了。”
王耀左右环顾了一会，终于纠结地同意：这里确实不是说话的好地方。
伊利亚把王耀带回了苏联援华志愿队的住所，介绍说附近的几栋楼都已被划拨给苏联人使用，用来培训、指导中国飞行员尽快熟悉苏联飞机的驾驶和维护，还要建一个苏联作战飞机和军事物资转运站。
“我们查过了，没有窃听器。”伊利亚合上房门，看似随意地提了一句。
王耀眼角一跳，忍不住开始琢磨这话有没有弦外之音、自己该不该就势翻脸，而伊利亚看起来并没有多想，他低头泡起了茶：“我以为你在生气。”
“我就是在生气。”王耀压着声音，气冲冲地道，“你知道中共差一点就——”
伊利亚抬起头，将冒着热气的茶杯递过去：“我让你打一顿？”
“……”
伊利亚的神情居然还挺严肃：“如果你真的‘那么’生气的话。”
王耀没有接过茶杯，他捏紧了拳头，真切地觉得自己应该往伊利亚脸上招呼一下——但最终没有。
伊利亚保持着递杯子的姿势，不急不缓地道：“开场时没见到你，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王耀咬着牙反问：“你给我发了通知，我就一定得来吗？”
伊利亚摇了摇头：“我当时想，我该就带着航空志愿队，去上海找你。”由于苏联并未对日宣战，于是名义上援华飞行队都是“志愿队”。
这话让王耀猛地咬住了唇，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不用了。”
伊利亚怔了怔，然后听见王耀哽咽道：“上海守不住了。我走的时候，日寇已经……登陆了杭州湾，最迟明晚，守军就会开始撤退。”
“……”
“军事会议上……大部分人都说，南京背水、无险可守，只能主动弃防，但是……但是那里是孙先生的陵寝所在，不能……”
伊利亚低声道：“那我们就去南京。”
“什么？”
“战斗机大队最迟三天后到兰州，应该还来得及。”伊利亚用了相当乐观的语气，想尽量给王耀鼓鼓劲，“第一战是保卫中国的首都，非常有意义，不是么。”
王耀想起在军事会议上信誓旦旦地说“死守南京”、“起码能固守一两个月”的唐生智，心中翻涌着浓烈的悲哀，他明白，南京也极有可能守不住：“你……伊廖沙，那里不安全。”他顿了顿，主动帮苏联人找了个借口，“大部分国家的大使馆都已经撤走了。”
“我们不打算撤，毕竟战场上没有地方是安全的，耀。何况，你不是才去了上海。”
王耀犹豫了一下，伸手接过了茶杯，随后说出了实情：“我去见了陈独秀。他刚刚出狱[2]。”
伊利亚一愣，脸上神色变幻，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王耀无声地叹了口气，还是决定说下去：“独秀身体一直不太好，这几年在监狱里又吃了不少苦，静脉炎和心肌炎都加重了，现下寄住在傅斯年家养病……不过上海这情况，也待不了多久了。”
伊利亚冷然道：“他家怕是宾客盈门吧？”
伊利亚猜对了。陈独秀出狱后，已有周佛海等邀请他参加“低调俱乐部[3]”、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去写自传、胡适等邀请他参加国防参政会、蒋介石邀请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就在王耀去拜访的当天，托派还邀请陈独秀去整顿组织，据陈独秀说，他对此断然拒绝。
王耀道：“是的，不过他都拒绝了。想知道更详细的吗？蒋介石说，可以让他去当劳动部长。”
这个例子是王耀特意摘出来的，他甚至可以说有些恶意地等待着伊利亚的回应，可惜后者只是叹了口气：“你想说的不是这个，耀。”
“……”
“我猜错了？”
“……没有。”王耀磨了磨牙，抛出了第二个陷阱，“独秀问我，他能不能去延安。伊廖沙，你觉得呢？”
气氛已经堪称“肃杀”了，可伊利亚却在这时微微笑了起来：“这是在出考题吗？耀，你到底是希望我答对、还是答错？”
王耀咬紧了下唇，言不由衷地道：“你答什么，标准答案就是什么，伊廖沙。从来如此。”他刻意地将最后一句话咬了重音。
伊利亚笑道：“真的么？”
“……假的。”王耀将视线移动到了门口，心血来潮地思考起了伊利亚到底有没有锁门，“不过，总得做给国民党看吧，啧。”
伊利亚追问道：“这句是真的么？”
王耀不准备直接给出答案了：“做人要自力更生啊，布拉金斯基同志。”
“东方同志的想法总是很难猜的。”伊利亚的声音里有着恰到好处的不满与宽容。
“我一直尽量把题出得简单些，但你也该费点儿心思。”
“给个提示？”
王耀扬起了眉毛，用挑衅的语气道：“我说的不全是真的。”
伊利亚佯作思考了几秒，忽然伸出手，按在了王耀的左胸处：“耀，你的心跳得好快。”
“……”
“刚才，我问你能不能扶我回房间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拒绝的。”
“……”王耀忿忿地道，“下次不会了！”
伊利亚笃定地道：“你下次还是会的，耀。”
“……”
王耀接不了话了——他在心底承认伊利亚是对的。苏联人抽回了手，用公事公办的语气道：“陈已经转为托派，决不能再次入党。”
王耀的眼角跳了跳，迅速说出了早已想好的台词：“他和我保证，已经脱离了托派组织。伊廖沙，为什么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却不能允许陈独秀重新入党？凭什么？”他边说边站得更直了些，想尽量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
伊利亚没有正面回答，他笑了笑，仿佛王耀是在无理取闹：“那么你的意思是？”
“我对独秀说，他最好能去武汉。”王耀盯着伊利亚的脸，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窥探思想，“我会建议董必武去拜访他。”
伊利亚轻叹道：“耀，你是希望我鼓个掌吗？”
“你会愿意吗？”
伊利亚诚实地摇了摇头：“我记得，当年是陈独秀自己拒绝认错。耀，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可是，他肯认错道歉吗？”
陈独秀自然绝不可能认错。王耀咬紧了牙关，还想再说什么，却被伊利亚的直球打蒙了：
“耀，你只是在生我的气罢了。”
王耀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而伊利亚也不再纠结陈独秀，他温和地道：“我们决定，让王明、康生都回国，还有在新疆的陈云，让他们都回延安去。共产国际……”伊利亚顿了顿，似乎临时换了个词，“希望中共能够……采取措施，根除自己行动中种种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4]。”
王耀漠然道：“国际想要我们做什么？”
伊利亚避重就轻：“你该挑一个新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了，耀。”
“只是这样？”
“你们还得在兰州设立一个八路军的办事处，约瑟夫同志说，共产国际在10月的会议上给中共批了50万美元的经费，可以通过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航空线送过来。”
伊利亚并不指望能得到积极回应，毕竟在上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经费是200万美元，而这依然补不上延安的财政缺口[5]。果然，王耀听完后的反应冷笑一声：“你给国民党的，只怕得加两个零。”
伊利亚沉默了。由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里苏联承诺不援助“第三方势力”，即使共产国际想给中共拨经费，也只能暗地里、小额度地进行，至于武器等实物，更是想都别想。中共对此十分不满，但终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接受。
王耀自然知道苏联那么做的道理，也明白共产国际做出决策的立场，但还是忍不住嘲讽道：“你拿了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能稍稍分我们一点呢？”
“我们……好不容易拉住了国民党。而且，”伊利亚犹豫了一下——王耀不确定这是不是装出来的，“我个人……耀，你能回延安去吗？”
“什么意思？”
伊利亚轻声道：“我希望你呆在延安。”
“我还希望你直接援助中共呢。” 王耀的语气里已经饱含嘲讽了。
伊利亚露出了无奈的笑容，又换了个话题：“我该夸奖你一句，平型关打得漂亮。”说完这话，他张开双臂，温柔地拥抱了王耀一下，几秒钟后就松了手——抢在王耀反抗之前。
王耀在伊利亚松开手之前后退了一步，语气里并没有喜悦的色彩：“你喜欢这些的话，只怕得失望了，中央已经决定，以‘独立自主的、分散的山地游击战争’为主，阵地战不会太多的。”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一度准备出动主力、集中作战[6]，可蒋介石再三催促红军出兵前线、国民党军却纷纷后撤，这让延安不得不怀疑南京有借刀杀人之心。平津失陷后，毛泽东、张闻天立刻改变前议，称对外宣传和实际行动应有所区别，行军“宜缓不宜急”[7]。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中共通过决议，应当“加强阶级的独立性和警觉性”，并定下了“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作战原则[8]。
伊利亚大方地表示斯大林也是那么想的——王耀对此十分怀疑——又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安保工作，便准备送客了：“你晚上住哪，需要我送你过去吗？”
王耀很是诧异，他把自己的心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在了脸上，引得伊利亚笑了起来：“别这样，耀，你又不想见到我。”他表情很真诚，仿佛说的就是心里话。
王耀抿着唇道：“我想，斯大林应该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比如‘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
“没有，约瑟夫只说过，纳粹德国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同昔日和明天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更大的威胁变得合乎情理了——即使对最忠诚的革命者来说，打败法西斯主义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话对你也适用，耀。但你不想听这个。”
王耀道：“你知道我想听什么的。”
伊利亚显然不准备说王耀期待的那些话，他走上前，温柔地吻了吻中国人的额头：“我希望你回延安，耀。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你呢？”
“我在这里等战斗机大队，告诉他们，马上出发，去保护南京。”
王耀和伊利亚对视着，有那么三五分钟，屋内只有两人的呼吸声。
“你就觉得我一定吃这套？”王耀说得一字一顿，以尽量掩饰自己语气里的颤音，“你这样想？”
伊利亚缓缓摇了摇头：“明年，苏联就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了。”他说得很难过，毫无十年前第一次说起五年计划时的自信与雄心。
王耀听得不明所以，伊利亚凝视着他的脸，声音更温和了些：“它是个……全速发展军事的计划。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该在莫斯科的，耀，但我想来见你一面。”
王耀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伊利亚伸出手，安抚地揉了揉他的脑袋——王耀忍不住想，他为什么没把自己搂进怀里呢：“我明天就得回去了，第二批志愿队大概会在明年1月抵达中国，我能做的只有那么多，不论你……是否满意。”
片刻沉默后，王耀低声道：“西班牙共和国怎么样了？”
“不太好。”伊利亚显得沮丧而无奈，“夏天的时候，西班牙国民军又重新占领了北方的工业区，人民阵线深受打击……现在也还没恢复过来。
“国际上呢？”
出乎王耀的意料，伊利亚没有谈及纳粹，而是说起了远东的局势：“日本的暴行没有引起英美足够的重视，他们并不打算推翻《华盛顿条约》，也不准备和东京翻脸。”
“所以——”
“耀。”伊利亚决定打断他，“你再不走，我就要猜测你压根不想走了。”
“……”
王耀移开视线，望向已经不再冒热气的茶杯，用古怪的声调说：“你很想我走？”
“东方同志的想法总是很难猜的。”伊利亚把自己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有那么难吗？”
“……其实不。”伊利亚勾了勾唇角，语气里也带了些笑意，“介意我猜猜吗？”
王耀纠结了一会——或者“假装”纠结了一会：“不介意。”
“我猜，你刚才一定想过，我有没有锁好门。”
“……”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生我的气，你是——更多地，你在生自己的、生中国的，尤其是国民党的气。”
“……”
“耀，”伊利亚伸出手，摩挲起了王耀的颧骨，这次中国人没有闪躲，“你假装自己是来找我发火的，但其实，你只是想来见我。”他又笑了笑，补充道，“我很满意。”
王耀终于决定投降：“希望你把门锁好了。”
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已选定西南作为后方基地。淞沪会战后期，战况转危，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
王耀终究决定（暂时性地）服从伊利亚，他没有前往重庆，而是回了延安，几日后，载有王明、康生、陈云等人的飞机抵达，王耀目睹了毛泽东对王明的热烈欢迎，还致辞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延安诸人的笑容十分灿烂，但王耀心里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王明将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带回了中国、并要求中共中央对前此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讨，这与毛泽东等主张的“党和阶级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背道而驰，仅此一点，不喜欢他的人就占了多数。
日军占领上海后，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其于11月底逼近南京，南京保卫战就此打响。苏联首批志愿飞行员于11月南京保卫战中飞抵南京机场，12月1日起与日军展开空战。
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暴行一直延续到1938年2月初。12月14日，日军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沦陷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
注：
[1] 《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
[2] 在共赴国难的形势下，原政治犯开始大批被释放。陈独秀于1934年以“危害民国”罪入狱，1937年8月21日，提前获释。
[3] 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常去周佛海家躲避空袭，并在那讨论时局。他们对中日战争前景均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认为中共、桂系军阀等均是为“倒蒋”而大唱“抗日”高调。
[4] 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召见了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向他们下达了对中共的指示，这是其中之一。
[5] 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
[6] 《朱、毛、彭关于拥蒋抗日问题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7] 《洛、毛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给周、博、林的指示》，1937年8月1日。
[8]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补充报告》，1937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