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应中共的请求，共产国际送来了治疗鼠疫的药品，又说疫苗已经生产完毕，但没来得及装上飞机，请延安告知能否从重庆中转[1]。和它们一起降落到延安的，还有两个苏联人，阿洛夫和弗拉基米洛夫。
阿洛夫是苏联特意送给毛泽东的医生——许是窑洞湿气太重，他患上了关节炎，犯病时半个手臂都是麻木的。至于弗拉基米洛夫，公开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实际上则是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
延安举办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毛泽东热情地发言说“我很高兴能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又亲自给弗拉基米洛夫取了中文名“孙平”。康生更激动一些，作为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自然地用苏联地礼节与客人们打了招呼[2]——康生拥抱并亲吻了孙平，然后用俄语大声道：“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王耀和其他人围观了这一幕，有那么一刻，他忽然觉得这场景久违的亲切：与瑞金不同，这种“苏联式的”礼节，在延安已经很少见了。自边区被封锁后，延安的社会气氛日趋保守——王耀觉得，其实与中共大量吸收农民党员也不无关系。
延安的情绪是真诚的。自“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以来，毛泽东几乎每周都要给苏联打电报，解释什么是整风、怎么整风等等问题，但可能是基于自身经验，莫斯科总觉得延安在找由头搞“清党运动”，现在苏联情报专员来了延安，毛泽东就可以直接对他解释了。
说起整风运动，初春时延安还为此闹腾了好一阵子。3月，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野百合花》，指责中共搞“干部等级制”，“食分五等、衣着三色[3]”。此文一出，立刻在延安和重庆都引起了轰动：毛泽东读完后气得在办公室拍桌子[4]，蒋介石则十分兴奋，下令加紧印刷、散发各地。
中宣部立刻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随后毛泽东直接下令《解放日报》改版，又召开会议、批评王实味和报社负责人丁玲，警告说[5]：“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丁玲诚恳地作了检讨，而王实味因拒绝认错，在之后的整风运动中被当成了靶子。5月，毛泽东组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重申[6]：
“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孙平的到来对毛泽东本人极有意义，延安的主人从此每周都抽出时间、和他做三四个小时的长谈，“就像在上党课[7]”。但王耀觉得，孙平的价值还在于“刚从苏联前线下来”。
孙平搬进枣园当晚，王耀上门拜访，提出了自己唯一的问题：“我想知道苏德前线的状况，还有国际形势，我是说，真实的情况[8]。”
孙平神色为难：“克里姆林宫只说，如果您需要打私人电报，可以直接发出，其他的……”
“可也没命令你不许说，对吧？”
“……”
“他总说‘形式好转’、‘胜利在望’，可——”王耀叹了口气，“如果这都是真的，现在就不会是德军围着列宁格勒，而是红军围着柏林了。我警告了他好几次，要当心国民党反苏，要当心日军北上，也不知伊廖沙听进去了没有。”
孙平安慰道：“蒋介石决定再派3个联络副官来延安。莫斯科觉得，重庆不会彻底破坏同延安的关系。”
“你没回答前一个问题。”
孙平纠结得眉毛都开始打结了，王耀决定加码：“你告诉我的话，我可以负责……嗯，教你湖南方言。”
“湖南方言？”
“和毛主席沟通，只会官话可不够——你听得懂他说话吗？”
“……”
孙平思考了好一会儿，他再次抬起头时，王耀得意道：“成交？”
6月初，伊利亚收到了王耀的电报，开篇第一句话就让他瞳孔震了震：“伊廖沙，我明白你为什么对英国的态度那么奇怪了，莫洛托夫去伦敦谈判，要求英美尽快登陆、开设第二战场，被拒绝了，是吗？”
苏联人的大脑立刻飞速转了起来，不过王耀棋高一着，直接帮他释了疑：“好吧，我对你一向是诚实的。这些是弗拉基米洛夫告诉我的，我磨了好久，他还是不肯告诉我苏德前线怎么样了，只说你最近在烦心这事儿。我警告你，不许找弗拉基米洛夫麻烦，不然我可会帮他出头的。”
伊利亚哭笑不得，他翻到下一页，读起了王耀显然是反复修改的、近乎挑不出错的“安慰”——其实他知道的事实太少，所以安抚的话也颇有些不伦不类。说完这些后，中国人用抱怨的语气道：
“最后，我还是得重申，你偶尔可以和我诉诉苦的，我用党性保证不说出去。如果你想说自己不会，那我可以先做个示范。
伊利亚•伊里奇•布拉金斯基同志，以后搞事能不能先通知我一声？你知道解决《满蒙划界议定书》弄出的舆论危机，有多累吗？”
尽管隔了十几天——王耀怀疑伊利亚在犹豫是来找自己解释，还是去找孙平算账——在日本海军惨败于中途岛、德军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后，苏联人终究在回电中承认了一切。
“耀，谢谢你的安慰。弗拉基米洛夫说的没错，维恰试图说服英美，可惜没有成功。
更具体地说，3月的时候，因为英军的失误，盟军在北非遇挫，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起草一个新计划。他接受了他的部下，乔治•马歇尔的建议，制定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直捣德国心脏的方案，然后发给了英国。这是4月1日的事。
这一天是愚人节，结果这个计划，我们喊它‘马歇尔将军的计划’，也成为了愚弄人的玩意。英国人觉得，既然美国在欧洲并无多少兵力，开辟第二战场的重任势必落到英军身上，这绝对不能接受。
当然，英国人那么滑头，肯定不会直接拒绝，以免得罪美国。丘吉尔阴险地热烈赞同计划中的某些部分，直接忽略不想执行的那部分。维恰在伦敦的时候，唐宁街给了他一份备忘录，说：‘英国不能承诺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英国人总是这样，春天他们就拒绝给苏联运输船护航，说是惧怕德军轰炸。我对约瑟夫说，英国人就是在期待镰锤旗和卍字旗互相攻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他们再来宣告胜利。他们恐惧法西斯主义，但更恐惧布尔什维主义，英国从来不是我们真正的盟国。
上周，约瑟夫给丘吉尔写了信，要求他尽快组织第二战场，而丘吉尔居然回信说，伦敦精心制定了进攻北非的‘火炬计划’，相信这能给轴心国巨大压力、减轻苏联的负担——嘁，他说下个月亲自来趟莫斯科，我猜这个英国佬打算展示一下他那非凡的口才，看看能忽悠多少傻乎乎的苏联棕熊，让他们相信自己亲爱的英国盟友根本没有消极怠工。
为了假装自己在积极备战，英国人最近猛捧一个法国人，叫戴高乐的，原来的法国的部长。他被吹成了‘反抗轴心国的象征’、解放法国的希望，天哪，我还不如指望法共游击队呢。
你说我态度奇怪，可是耀，哪怕是为了哄美国人，我们也得装出‘英国是反法西斯好伙伴’的样子啊。因为伦敦拒绝开辟第二战场，我和约瑟夫骂了他们半个晚上，可天亮后，我们还是得继续演。耀，你也要记得这件事。
最后，遵照你的建议——
英国人找了一堆借口，连俄国天气不好都用上了，呸，天气怎么不好了，他们就是夏天嫌热冬天嫌冷，春天说雨季潮湿，秋天喊道路泥泞！一帮畏缩不前的软蛋！”
夏天，延安冻结政治局、组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继续深入整风的同时，轴心国在各个战线——从欧洲的斯大林格勒、非洲的阿拉曼到亚洲的瓜岛——展开了攻势。
从很多角度来说，7月都是苏联抵抗的最低潮。罗斯托夫陷落后，《真理报》古怪地转载了一篇英国驻苏联大使的访谈，强调英俄之间存在长期的互不信任。这篇报道的目的，是打消民众对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最后一点信心、暗示俄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至于德国人已经开始“消灭”犹太人、维希法国也已经通过类似决议等的新闻，显然并不能打动英国人。
8月，王耀和野坂参三一起为刚成立的“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写晋察冀支部筹备方案时，孙平难得地跑来找了他们，因跑得太急，差点被米沙绊了一跤。
“小心！”
孙平站稳后连连摆手示意自己没事，然后举起一份电报，大声朗读了起来——是斯大林刚刚签署的第227号命令：
“继续后退不意味着自杀，就等于亡国，我们每失掉一寸土地，就等于加强了敌人，就会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要不惜流血牺牲，顽强地坚守每个阵地、每寸领土，要死守每块国土，直到最后一息。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后退一步！”
无比严厉的227号命令，自然是为了应对战况的恶化：德军已经攻入了斯大林格勒郊区。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战区的情况则稍好些：延安帮日共组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又因为日军始终没有攻苏，国民党态度软化，邀请毛泽东赴渝商谈。
毛泽东没有答应，只派林彪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重庆。林彪出发的那天，伊利亚来电，诚实地说德军从城北突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两军爆发了激烈的巷战。
“每个俄国人担心着斯大林格勒，自然地，也对西方盟国越来越气愤——它们还是没有动静。前几天，《真理报》直接指责了英国，说他们是‘匪徒的庇护所’。耀，你知道的，纳粹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一年前叛逃去了英国，而唐宁街居然没把他当作战犯审判，还让他享受外交豁免权！
崔可夫建议说，应该对英国示好或者示弱，让他们尽快在法国登陆。我说这不可能有用，如果苏联示弱，英国表面上假惺惺地同情几句，心里指不定多乐呢。不，我们绝不示弱。”
其实也用不着苏联刻意示弱，谁都看得出他们情况不妙。苏德在斯大林格勒鏖战的时候，一贯“墙头草”的新疆军阀、苏共党员盛世才作出决定：抛弃共产国际、投靠蒋介石。
在暗杀了有莫斯科留学经历的弟弟盛世骐后，9月17日，盛世才逮捕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并严刑审讯，要求他们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不久又下令驱逐苏联军事顾问，以此取悦重庆。至此，延安与莫斯科经由新疆联系的道路也断绝了。
可惜，此刻苏共和中共都已经腾不出手对付盛世才了：莫斯科将全部资源都投入了苏德战场，在斯大林格勒，红军与德军逐街逐楼逐屋战斗着，战线的推进几乎是按米来计算的——用伊利亚的话说，斯大林格勒的一栋大楼都比法国坚持得久；中共则受困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正在推动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号召“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竭力维持着自己的生存。
10月12日，王耀陪毛泽东照顾完他负责的两亩地后，拒绝了他递过来的辣椒，抱着米沙拐去了枣园，让孙平准备给伊利亚打电报：
“英美的报纸上，斯大林格勒之战被比作凡尔登战役，号称‘红色凡尔登’。这个比喻当然是不合适的，毕竟凡尔登战役不过是帝国主义们的狗咬狗，根本不具备正义性，它不配用来比喻红军。
毛主席建议说，可以把斯大林格勒战役比作‘转折点’。昨晚他熬夜给《解放日报》写了篇社论，虽然电报按字计费，但我读完后，还是想摘抄两段给你看[9]：
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
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注：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1942年5月5日。
[2] 孙平《延安日记》。
[3] 分别指延安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 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
[4]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5]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7] 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8]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2年4月26日。
[9]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