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苏德在库尔斯克展开人类史上最大规模坦克战的同时，胡宗南奉蒋介石密令，计划以重兵闪击延安。7月7日这天，王耀正准备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的稿件送去印刷，忽然听见了火炮声——国民党军炮击边区。
自去年日军空袭结束后，延安许久没有听见这类声音了。
王耀立刻冲回窑洞，安抚起了米沙。抱着瑟瑟发抖的猫把稿件送到新华社后，他问社长博古：“这又是闹哪出啊？”
博古耸耸肩：“该来的总得来——老办法呗。”
按“老办法”，中共立刻组织了万人群众大会，又致电重庆、呼吁团结抗日，整得倒是热闹红火，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显然，这些老招数已经不太管用了。
所幸延安也还有后招：利用美国人。更准确地说，中共决定努力给美国人戴高帽，让他们觉得自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蒋介石不断施压、逼其就范。
在重庆的董必武召开了记者会，公开向各国大使求救。苏联大使立刻表示声援，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是所有人里最愤怒的，他直接冲进了总统府，要求蒋介石集中力量、好好抗日，还警告说：如果国共开战，美国会立刻将所有援助的飞机撤走[1]。
重重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了行动。
对于苏联的反应，国民党人是有心理准备的，很久之前他们就明白，中苏两党之间在打配合[2]：“每当国民党要求苏联政府给予一项重要援助时，不久就会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种新要求，如果国民党试图拖延答复，那么就会遇到苏联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对中共让步，那么苏联政府也会立刻给予满意的解决。”尽管国民党没有公开那么说，也拿不出确切证据，但他们相信这个秘密链接确实牢固地存在着。
于是重庆没有多和苏联废话，而是集中全力“解决”起了史迪威。蒋介石直接对罗斯福控诉了史迪威，指责他怂恿中共作乱，又进言说“中共如此嚣张，怕是仍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3]，然而只换来了马歇尔的急电，要求国民党不得在中日战争期间对中共动武。
在给伊利亚打电报时，王耀颇为自得地道：“蒋史矛盾，已经愈演愈烈。”然后许是觉得太过“贪天功为己有”，他麻溜地补充了一句：“当然，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合不来。”
既然无法来硬的，国共唯有继续打舆论战，延安诸人纷纷提笔撰文，搞得《解放日报》的版面都不太够了用了。这其中的翘楚，就是周恩来的大作，《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
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在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兢兢业业维护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苏联、美国都没把这话当真，也不准备将“中国特色法西斯主义”打去轴心国阵营，特别是伊利亚，他最近忙得连毛泽东状告王明、博古、张闻天“政治错误”的电报[4]都没空回复了，对于延安的“抢救运动”基本已经听之任之。可即使如此，被扣上奇妙新帽子的蒋介石依然怒发冲冠——如果他还有“发”的话。
蒋介石的怒气尽数指向了史迪威，他在日记里痛骂：“此诚最卑劣糊涂之小人哉！”又时常找茬，说美国援华物资不多、不及时，完全是史迪威不能“正确地”向美国报告所造成的。
在蒋介石看不到的地方，忠于职守的史迪威自然也有发脾气的渠道，在给同窗好友马歇尔打的电报里，他抱怨说[5]：“蒋委员长不愿意他的政权有一支大规模的、有效的地面部队，因为他害怕这支军队的指挥员将不可避免地削弱他作为中国领袖的地位。”
令蒋介石稍感欣慰的是，随着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的胜利已经有了眉目：意大利政局动荡，7月下旬，“法西斯大委员会”以19票对7票过通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决议案，随后这位意大利前总理被押往大萨索山软禁；而既然欧洲曙光已现，那么关于中国战场的讨论自然就多了起来。8月，英美举行了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即四分仪会议），制定了以中国作为空军主要基地、拖住日本军队的计划，这也是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基础。
伊利亚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只知道结果：伦敦再次反对了华盛顿。丘吉尔坚称：在1943年余下的几个月中应该优先扩大意大利的战果、继续向巴尔干进军，为此，将登陆法国的计划推迟几个月也是十分值得的。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被定在了1944年5月。
苏联对此失望透顶，库尔斯克会战胜利的那天，伊利亚给王耀发去了电报，嘲讽道：“我算是明白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大概计划和我在柏林打招呼呢。英美摆明了故技重施，等俄国人把血流干了之后，他们才会武力介入欧洲大陆，然后像1919年那样，把我们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
也就是在这个月，伊利亚第一次把怀疑对象扩展到了美国，他问王耀[6]：“租借物资的交货居然在今年夏天才扩大规模，耀，谁都知道，苏联最窘迫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数学不好、计算失误吗，还是他们在盘算，不能把红军搞得过分强大？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老奸巨滑的资本家，利用德国人来为他们打这一仗而同时又利用俄国人来为他们打另一仗，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王耀无法为伊利亚释疑，不过他自有办法终止这个话题：“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质疑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伊廖沙，今天早上的消息，为了奉承重庆，盛世才杀了陈潭秋和毛泽民。”
意大利在9月正式投降，并转投同盟国阵营、对法西斯德国宣战，尽管他们并没能交出最大的战犯——德国执行了“橡树行动”，成功救走了墨索里尼，随后又帮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西西里的盟军显然还不足以与德军硬碰硬。
伊利亚那几天心情糟糕，评论也就十分尖刻：“我是不指望英国佬了，耀，意共去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训练游击队了，我还不如等着和他们会师呢！即使永远没有第二战场，我们也能打回去，打到柏林、巴黎，甚至伦敦！”
红军在秋天展开了反攻，9月解放了斯摩梭斯克，10月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王耀教孙平语言课时——他的湖南方言已经说得相当不错了——从广播里得知红军进入了基辅。
孙平当即就罢了课，拉着王耀去找阿洛夫，欢呼道：“我们很快就能解放全国了！”
阿洛夫的院子总是很热闹的，毕竟他除了给中共领导人们看病、开班培训野战外科医生外，也时常帮周围村庄的群众看病、甚至接生。听闻喜讯后，阿洛夫十分激动，拍着手说看完这几个病人就请王耀去打猎。
“……打猎？”王耀有些茫然，“延安附近哪里能打猎？”
“可以去山上打麻雀，运气好的话，还有野鸡、兔子。”
“这都快冬天了！”
“如果什么都没有，还可以去河滩，用枪打石头玩。”
“……”
阿洛夫慷慨地表示可以把自己的马和狗都借给王耀，它们可都算是“有故事的”，马是毛泽东亲赠的，狗则有个绕口的俄语名“涅灭茨查巴剌衣”，意思是德国鬼子。
王耀依稀想起来了：“……几个月前，就是这个‘德国鬼子’和老乡家的狗打架，你还掏枪助阵，把那条狗打死了？”
“……对。”
王耀连连摇头，告诫说当时萧军恰好路过，他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信，说苏联同志和老乡不和睦，这非常不好，请阿洛夫注意不要再犯。阿洛夫低头认错后，王耀问：“你会给宠物看病吗？”
“啊？”
“米沙，它最近几个月，特别没精神。”
米沙的病因在于衰老，阿洛夫对此无能为力。初冬，延安第一次响起苏联的新国歌《苏联颂》的同时，米沙去世了。
王耀那天本就心烦意乱，他对苏联居然把象征着巴黎公社和国际共运的《国际歌》换掉一事极其难过，甚至想发电报劝诫，可屡次提起笔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如果说世界革命的理想的话，或许在1920年欧洲革命失败、1922年苏联成立之后，就已经被伊利亚埋进心底了。
而如果不是“欧罗巴苏维埃”梦想破灭，或许共产国际根本不会转向东方，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不会有法西斯崛起，不会有苏德战争，苏联也就不需要捡起那些一度被扫进垃圾堆的意识形态，重新用“古老而传统”的民族主义来鼓舞人心。
“欧洲革命成功了该多好，”王耀心不在焉地想，“虽然这样的话，我就不重要啦，伊廖沙他——呃……”
这个念头把王耀吓了一跳，他先是愧疚，随后愈发烦躁不安，连文件都看不进去了。而尽管如此，下午，王耀还是按时去了枣园，和苏联人一起收听他们的新国歌。
在听到“牢不可破的自由共和国联盟，伟大的俄罗斯永远团结在一起”时，王耀的眼泪差点涌了出来。他想：“还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更好些。”
中国人心情沉重地回去了，在习惯性地抱起米沙时，他遭受了当天第二个打击。
“伊廖沙，先贺红军第聂伯河会战胜利。我得说一个不幸的消息，米沙去世了……”
尽管这甚至算“不该浪费电讯资源”的琐事，伊利亚还是温柔地安慰了王耀，承诺想办法再送一只猫来延安，什么品种、什么毛色都行，请王耀自己决定，如果还是喜欢米沙那款，列宁养过的猫是没有了，但差不多样子的总找得到：“我帮你去挑，保证谁都分不出来。”
王耀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对伊利亚说，那只是“相似”而已：“我总是分得清的，伊廖沙。你当然能找只一模一样的送给我，但再像，它也不是米沙了。没有必要——何况你也很忙，总之不必了。”
伊利亚回复说：“可这样的话，米沙就只能活在你心里啦。”
“难道我养第二只猫，喊它米沙，米沙就算活过来了吗？伊廖沙，唯物点，科学点，这只是移情作用。”
伊利亚没有放弃，在几周后的电报里，他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自己本想请斯大林立刻开始养猫，好在战后用“斯大林的猫”来取代“列宁的猫”，可惜斯大林表示自己只养狗：
“耀，这可真不好办——你要不考虑考虑？‘斯大林的猫’是没有了，可‘斯大林的狗’听上去也挺不错的呀！按照米沙的命名法，或许你想它取名梅德韦登（медведь，意为大熊）？我觉得这不太好，毕竟这个词还有个意思，‘笨重不灵活的人’。”
王耀哭笑不得：“不，伊廖沙，这种笨重而不灵活的熊很难养，我养过你就够了，再也不想养第二只了。”
伊利亚对这个回应基本满意，仅对其中一个描述略有异议：“我明明很好养！”
注：
[1] 见《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2] 吴国桢著、吴修垣译《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
[3] 《蒋中正致宋子文电》，1943年9月9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1卷。
[4] 指《毛泽东关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路线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3年6月25日。
[5]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6] 改编自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些是作者对1943年夏天苏联领导人内心活动的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