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解散后，延安的“整风”愈演愈烈；运动本身亦逐渐政治化，对党内高层的批判也开始升级。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展开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了[1]。”
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王稼祥在夏末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辞，但这显然还不够拯救“国际派”，毕竟最大的那个靶子，王明，还没有低头呢。要知道，王明问题可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康生就认为，延安存在一个“右倾主义机会集团”，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都是其中的成员[2]。
1943年秋冬，延安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开宗明义，说开会的目的是“打倒两个宗派”，即“教条主义宗派”与“经验主义宗派”，为此，他还主持编辑了《两条路线》，以供高级干部们“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
党史上，这被称为“第二次九月会议”。
博古再次做检讨后，王耀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告知伊利亚此事：
“按博古的说法，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不知道你怎么想，可伊廖沙，我觉得《两条路线》特别像《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
“不，不行。”王耀略一思索，坚决地把这句话划掉了，“不能那么说。”他在稿纸上散乱地划拉了很多下，然后把它揉成一团，随意一丢，准备全文重写。
“博古认了错，算是开了个好头吧，他之后，恩来、弼时、洛甫也主动反省了错误。恩来有个很新颖的言论，说地球上有两个共产国际，一个真的和一个假的，斯大林、莫洛托夫、鲍罗廷、维经斯基他们是‘真国际’，是英明的，可惜很多部门都被‘假国际’分子掌控，所以王明才犯了那么多错误。
我想，他们想证明王明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一切‘错误’，都不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那些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3]。话虽如此，但是伊廖沙，这可不许说出去，要是影响中共和兄弟党的党际关系，我就……”
王耀心烦意乱地停了笔，把这页纸也划得乱七八糟的：“算了，这个也别说了，延安又不可能真的否认莫斯科。”
王耀闭上了眼睛，努力整理着脑子里那些七零八碎的词句，在五分钟后重新铺开了纸：
“王明告了病假，不愿意去开会，但上周终究服了软，说完全放弃他自己的那些意见，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错误意识。但我总觉得，他说的不是真心话……”
“咚，咚，咚。”
“谁？”王耀疑惑地转过头，这个时间，延安还醒着的人可不多。
“阿洛夫，急事。”
王耀开了门，见阿洛夫撑着黑伞，肩头和衣角沾满了雪珠，身后飘着漫天鹅毛大雪：“啊，下雪了。”
“三小时前开始的。”
“哎，今年的第一场雪，总算是来了。”
阿洛夫眉头紧皱，显然没什么兴趣寒暄，合上门后直接说明了来意：“我从王明那来。”应王明的请求，毛泽东同意让苏联医生去给他看一次病。
“他怎么样？”
“很虚弱，根本下不了床，精神状态也很糟，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握着我的手哭，还……”阿洛夫语气很纠结。
王耀心领神会：“他是拜托了您做一些，令您为难的事吗？”
“是的。他请我给他些建议。可我是个军人，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什么都没法说，他就……很绝望。他哀求我，务必给苏共中央打一个电报。您知道的，延安就两个电台能直联莫斯科，另一个在毛手里。”
王耀抿了抿唇：“什么电报？”
“他请求莫斯科、请求共产国际，告诉中共中央，他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是遵照其决议去做的，这是他的任务和职责，他没有也不会背叛共产国际。”
“……”
“您说，”阿洛夫的目光掠过书桌，显是对纸上的内容很好奇，但还是迅速移开了视线，“这个电报该打吗？”
王耀沉吟片刻，反问道：“您觉得呢？”
“我不知道。他反复求我保密，但这个电报一打，怎么可能保密呢？何况两党关系……”
王耀叹了口气：“这……确实很难办。”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开了口，“听说，柯庆施的夫人，曾淡如，跳井了。”
柯庆施是王明好友与曾经的副手，30年代两次支持王明路线，因此与北方局同僚刘少奇不睦，今年春天以来被刘少奇和康生联手批斗，其夫人则因卷入“红旗党”问题[4]而自尽。
阿洛夫微微摇头：“不清楚。不过王明说，他病了那么久，也没几个人去看望他，但柯庆施去了，”他抬起眼睛，盯着王耀“我猜，他们应该还谈了些别的。”
王耀微微眯起眼睛：“您想说服我？”
“如果这个电报一定要发，那由您来发，最为合适。”阿洛夫神情坦然。
“我拒绝的话，你也会发出去吧？”
阿洛夫叹了口气：“或许吧，我也不知道。”
王耀道：“我看起来特别心软，是吗？”
阿洛夫居然点了点头：“所以我才敢来——那，您的意思是？”
“……明天我去找孙平。”
翌日，在王耀开口前，孙平抢先掏出了伊利亚的新电报：“凌晨到的。”
心绪纷乱的中国人开始读电报。伊利亚说，他刚从德黑兰回来，那里干燥得难受：“开罗-德黑兰会议是强行拆成两个开的，因为约瑟夫觉得，不该在没有毛在场的情况下单独见蒋。约瑟夫很坚持，英美只好妥协，让蒋去开罗。”
王耀很怀疑这个理由的真实性，毕竟苏联之前还试图把中国开除出“四大国”[5]，即使蒋介石、斯大林真碰上面，估计也只会互相嘲讽——或者再恶意点想，斯大林是刻意支走蒋介石的。
王耀要很久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居然无意间猜对了，在德黑兰会议上，英美同意用远东的不冻港大连交换苏联出兵日本，而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他接着读了下去：
“你说蒋在开罗会议上出尽了风头，还得到了许诺，说能收回中国1895年后失去的所有领土，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老把戏了，选择性宣传。
史迪威也去了开罗，他当面对罗斯福告了状，说蒋只是在积蓄力量、以便在战后对付共产党，并且由于蒋的政权腐败无能，即使给他们再多的援助，也只会变成某些人的利润。罗斯福被说服了，他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指望中国军队击败日本，转而通知美军准备执行‘跳岛战术’。哦还有，罗斯福建议蒋，说应该让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话你们大约也不知道吧？”
王耀对着“联合政府”这个词扬了扬眉毛，觉得有点儿耳熟——哦，好像之前伊利亚提过，英国希望铁托领导的南共和流亡英国的南斯拉夫王室和解、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不过铁托对此毫无兴趣就是了。
伊利亚继续用嘲弄的语气说：“那几天蒋很激动，也对，毕竟他是第一次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蒋甚至准备宽恕史迪威，这个可怜的蠢货，他根本不知道史迪威对罗斯福说了什么，‘蒋希望保存他自己军队的实力，并尽其所能向美国人索取物资，而把对日作战的重担推给别人。’——耀，如果你想问我怎么知道这些，请感谢美共。”
开罗会议就那么说完了，伊利亚的消息确实足够劲爆，王耀决定待会去找毛泽东谈谈，然后翻到了下一页：
“开罗之后就是德黑兰。这是我第一次见罗斯福，他双腿残疾，只能坐轮椅，但似乎压根不在乎这事儿。约瑟夫和丘吉尔吵到站起来的时候，他还开玩笑说：‘怎么，你们欺负我走不动路，想显示你们有两条健康的腿吗？’
是的，耀，约瑟夫和丘吉尔又吵起来了，虽然在见面的时候，他们表现或者表演得还行。丘吉尔带了为纪念斯大林格勒胜利特意铸造的宝剑当见面礼，约瑟夫笑着接过，还吻了吻它，但我猜啊，约瑟夫和我转着同一个念头：他们英国人真是有空铸剑没空登陆，正事不干天天整这些虚的。
会上谈得很糟，约瑟夫反复追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坚持先进攻罗德岛、解放地中海。约瑟夫很生气，干脆绕开了这个话题，说起了战后世界的规划……”
王耀猛地睁大了眼睛。
伊利亚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在说一个极其重大的话题，他平淡地说斯大林提议剥夺法国一切海外殖民地，这让丘吉尔极其不安——出于恶意，他详细地描写了丘吉尔“可笑的”神态变化。
“丘吉尔暴露了保守主义的反动本质，满口‘剥夺殖民地的先例不能开’、‘要照顾法国人的自尊心’，耀，得亏那位戴高乐将军没来，不然他就该问了：‘为了我们法国人的自尊心，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登陆呢？’
英国人坚持不该在明年5月之前登陆，甚至宣称为了‘准备得更充分’，还得再延迟六到八个星期。因为美国人也不支持他，丘吉尔就装起了可怜，说什么：‘我的一边是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我真想问他，哪有那么秃的毛驴啊？”
王耀噗的笑了出来，很想对伊利亚科普中国有个词“秃驴”，他继续读下去：
“当然，好消息还是有的。开罗会议后，因为罗斯福的要求，蒋应该会明面上停止反共，转而要求进行谈判，你们可以借机休整一下。
哦，英国人也退了一步，承认苏联的国境线是合法的，还同意应该先援助铁托、而不是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保皇军队‘切特尼克’首领）。可惜，登陆计划最终没能谈拢。约瑟夫当面挑衅丘吉尔，问他英国是真正同意‘霸王’计划、还是只不过装出同意的样子来哄骗俄国人，可惜这个秃顶英国佬依然不松口，该死的！
说起来，大概是想回击吧，午宴时丘吉尔忽然说，他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世界主宰。罗斯福可能以为他在说笑话，就接了话，说他也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成了宇宙主宰。罗斯福说完后，丘吉尔就得意地看约瑟夫，我得强调一下，耀，他的表情特别欠揍。
约瑟夫当然不会被这种小把戏难住，他喝了口杜松子酒，说自己也做了个梦，不过在梦里既没有批准对丘吉尔的任命，也没有批准对罗斯福的任命。啧，比说俏皮话，谁又说得过约瑟夫呢？
会上谈的内容就那么多。罗斯福还提议，打败德国后由苏联对日作战，但也没说具体计划。耀，让我们用一个笑话结尾吧：会议结束那天，丘吉尔问约瑟夫是否有领土野心，约瑟夫看穿了这个圈套，回答说，他个人完全支持大英帝国的扩展，比如直布罗陀海峡。”
伊利亚的电报就那么结束了，从措辞上推测，起码后半部分他写得很愉快，奈何王耀实在无法与他共情，这不仅仅是因为笑话完全不好笑——往最好里想，苏联人写下某些话的时候，也没有照顾到中国人的感情。
王耀可以说是咬着牙开始写回电的，他先写下了：“那么，伊廖沙，你在德黑兰会议上得到了什么呢？”然后猛然想起阿洛夫的话，一时心乱如麻，几经思虑，还是抖着笔划掉了这句话。
“伊廖沙，最近重庆挺热闹的，蒋介石出国后，国民党高层试图串联反蒋[6]——可惜，不幸被发现了。好消息是，蒋介石现在收拾不了他们，坏消息是，只怕他准备战后一并算总账……”
说完了重庆动态，王耀又写了两笔延安琐事，最后才提起王明的请求，并叮嘱说：
“阿洛夫说的有道理，伊廖沙，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该让苏联出面，不过相信莫斯科足够了解延安，请你们自行判断。如果苏联觉得需要做些什么，务必小心斟酌措辞。我觉得，这件事最好别由你或者斯大林同志来做，甚至莫洛托夫也不行。”
苏联人采纳了这个建议。12月末，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名义给毛泽东发去了电报[7]。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分两部分，前半截说的是毛岸英近况，毛泽东是笑着看完的，但翻到第二页的时候，他就笑不出来了：
“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原来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季米特洛夫只提了和他关系密切的王明和周恩来，绝口不提张闻天和博古，借此把这份电报伪装成“私人友谊的关切”；又给毛泽东找了台阶，说这一切都是国民党间谍的阴谋，主动把矛头指向了康生。但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依然深深震撼了毛泽东。
尽管已是深夜，毛泽东还是立刻把孙平喊了过去，让他发出一个复电，直言不讳地说：“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王明不可靠，但他的错误我们只向高级干部做了通报”，“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当然，不能忘了最重要的：“我向您保证，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8]。”
尽管后果严重，但据王耀所知，并没有任何人因为王明的求援被处理，甚至孙平等人的待遇还提升了一截，这让他多少松了口气：要是毛泽东选择勃然大怒，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随着季米特洛夫机缘巧合地挽救了周恩来，延安整风也进入了尾声。
碍于与苏共的关系，王明路线最终未能入罪，只被定性为“党内问题”，在之后为中共七大准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也并没有遭到批判。《决议》只着重讨论了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领导路线问题。
作为整风运动的收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伊利亚没有再提及过这件事，仿佛季米特洛夫从未发过这份电报、莫斯科也毫不在意延安对“国际派”的清理。在祝王耀1944年元旦快乐时，他轻快地道：
“我们基本肃清了国内的德军，列宁格勒也即将解围，等你庆祝春节的时候，红军应该正在跨过苏波边境。苏联的反击要开始了！”
注：
[1]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1956年9月29日。
[2]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3] 毛泽东《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后改名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4] 指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假冒共产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5] 指1943年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苏联本建议宣言只由三国代表签字，但因美国的坚持，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也签了字，《莫斯科宣言》成为四国宣言。
[6] 指李济深于开罗会议期间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暗通款曲，谋求西南地区联合。
[7] 《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给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
[8]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信》，1944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