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7月中旬，中共得到消息，美军观察组准备正式进驻延安，代号“迪克西（Dixie）使团”。迪克西意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诸州，在这里用来指代延安政权。
伊利亚的情报网难得地失了灵，他在电报里苦恼地说：“耀，我实在打听不到他们的具体任务——可能，根本没有具体任务？维恰推测，史迪威的重点应该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能力、延安对美态度，哦，以及你们和苏联的‘真实’关系。”
王耀对这三项“作业”表示胸有成竹：“众所周知，我们和苏联没有任何关系。延安之前还为美国独立日写了一篇社论，你看看合适吗？”
这指的是《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的社论 《美国独立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其中大言不惭地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
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伊利亚在回电里评论道：“那么写美国史很容易把美国人吓到，这次就算了，下次得注意点。还有，虽然罗斯福是民主党的，但也不用特别把民主党点出来，太刻意了。”
伊利亚最近心情不错，电文也就格外长些，他说红军在白俄罗斯战役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苏联赢得战争已成定局，莫斯科为此专门举办了一个 “阅兵式”，以展示成绩、鼓舞士气。这个“阅兵式”非常特别，因为“阅”它的人是莫斯科全体市民，而受阅者，则是约57000名德国俘虏。
“感谢罗科索夫斯基，这都是他的白俄罗斯方面军抓到的，编了足足90个方队，连起来有三公里多长。为了让大家围观得更开心，所有德国将军都穿上了军服、佩好了勋章，连绶带都没漏下，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嗯，他们是重点嘛。”
王耀觉得伊利亚还不够有“创意”：“如果在中国，群众们还会搞些互动，比如丢些臭鸡蛋。”
伊利亚对此也很遗憾：“苏联现在没有这些，不过妇女儿童用拳头招呼了他们，哦，还朝他们吐了口水！”
22日，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组长叫包瑞德，是马歇尔和史迪威的老部下，但据王耀观测，他并不像个军人，倒像是个语言学者或者民俗专家。
延安对这个组长十分满意，王耀在电报里说：“伊廖沙，我得说包瑞德为人不错，也很勤快，每天晚上都在写报告，但他太怕事了，根本没有主动侦查情报——其实观察组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安排他们去哪，他们就去哪。噗，拿着延安给的数据，除了国民党确实废物之外，还能分析出什么呢？”
中共成功地给美军观察组植入了好几个印象：第一，他们拥有比国民党军更强的战斗力，因而更有价值；第二，中共和苏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中国糟糕情况的源头就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而美国是唯一能改善这个局势的国家，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1]。
其实，完成这些并不太容易，尤其是第二点，因为延安就驻扎着苏军的情报组，对外称塔斯社记者站，它的存在是无法隐瞒的——国民党也知道这事儿呢。于是延安一番思索后，决定坦坦荡荡地问包瑞德：“想去见见苏联人吗？”
孙平、阿洛夫等人相当配合，伪装成平凡的记者和医生接受了采访，谎称一切新闻都通过重庆转发、接收国民党的新闻审查。或许是演上了瘾，孙平还主动加了戏，称自己很想知道苏联发生了什么，但延安的中国人都不爱搭理他们，然后借此抱怨起了延安的怠慢，说苏联人都没被当作重要客人看，光吃的就比美军差太多了——这也是实话，毕竟在包瑞德吃土豆烧肉、喝雀巢咖啡、闲来还有爆米花和曲奇饼嚼的时候，孙平打牙祭还得指望阿洛夫周末打猎带回来的麻雀呢。
孙平告诉王耀，包瑞德采访完他后甚至显得非常不安，当即就表示应该将华盛顿发的伙食津贴费交给延安：“你们可别要。”
“当然，”王耀相当上道，“如果他强塞，我就把钱丢进延河里。”
孙平笑了起来，他调侃说，延安的同志们似乎在扮演一个商人，想努力证明自己的产品是最好的。
王耀鼓起了掌：“理解满分！”
美军观察组对中共的评价非常高，据伊利亚推测，这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低阶官员，从未享受过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耀，这就是美国人的愚蠢之处。之前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来苏联访问，我们也用最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然而纪德就觉得不对劲，他在自己的书里写：‘显而易见，他们如此慷慨投资，是另有所图。’我不喜欢纪德，耀，他也不喜欢苏联，回国后就退出了法共，但我们得承认，他比这些美国人有脑子，对吧？”
王耀不熟悉纪德与他的《访苏归来》，在回电里，他只说：“反正，既然观众好评如潮，我们也就准备顺水推舟，再加把劲儿，争取年底之前分到一部分美援。”
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主动介绍起了共产党的历史：“中共是对中国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佯作懊恼地说，他猜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给美国朋友带去了误解，实际上，他确实考虑过给党改名，改成音译，就像国民党的英文名Kuomintang一样，中国共产党应该翻译成Kungchantang，而不是China Communist Party[2]。
王耀在毛泽东说话时板着脸连连点头，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听众，实际上心里早就笑得不行，晚上连饭都没吃，赶着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伊利亚：
“谢伟思，就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居然还好奇地问，那为什么不改名呢？毛主席回答说，因为群众了解之后就不会害怕了。也不知道谢伟思怎么理解的，反正他一脸恍然大悟。
唉，当时还不能笑，我真的快憋坏了，只能在心里想点儿别的转移注意力。我就想啊，中国有句古话白马非马，西方有句古话恶法非法，我们加上一个中共非共，显得非常哲学、非常思辨呢，是吧？”
伊利亚抓重点的能力总是很强的：“什么，原来我是中国传统？”
王耀对应付伊利亚的直球已经有些经验了：“不，你会变成中国传统。”
中共忙于给美国“科普”国民党有多腐败无能还热衷独裁的同时，8月，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外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了会议，讨论对战后世界的规划，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联合国”，代替已经成了空架子的国际联盟。可惜这次会议，仅仅获得了这一个共识，然后就不欢而散了。
“美国想把一堆国家，包括没有和轴心国交战的拉美国家，都塞进去当会员国，这样一来，大会就会充满美国的傀儡，而苏联会处于受审的位置。我们当然不能上当。葛罗米柯当即就说，那苏联有16个加盟国，苏联要16票。葛罗米柯还没说完呢，英国人就要求发言，说美国有50个州，应该要50票——他们怎么比美国人还急啊？”
王耀对此倒并不关心，只在回电中问了一句：“延安能有一票吗？”
“……可能只能算半票。”
“他们这个算法有巨大问题！”
9月，中共觉得时机成熟，公开提出[3]：“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集各方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延安提出可以开始组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统一各解放区的政权[4]，一脸“如果重庆坚持独裁，我们也不稀罕国民党的承认”。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的标志，就是中共在名义上取消了独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独立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现在中共开始讨论“解联”，意图再次独立建政，无疑给了国民党巨大的压力。
当时中国战场局势危急，重镇洛阳、长沙、衡阳、全州先后陷落，罗斯福终于无法再忍耐蒋介石，派出了特使赫尔利前往重庆，向蒋介石“摊牌”，要求他交出指挥权，双方对峙了一个多小时，情绪都愤怒至极。当晚，史迪威给好友马歇尔发去电报，严厉指责了蒋介石：“他认为华南的灾难无足轻重，幻想着躲在怒江后面，静待美国来结束战争。”
事有恰巧，马歇尔那天正和罗斯福、丘吉尔等在魁北克开会，于是电报被直接呈给了罗斯福，后者立刻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以总统的名义电告蒋介石：“立刻向史迪威移交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否则美国的全部援助都将消失。”
对于这事儿，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不是重庆，而是延安。朱德对包瑞德正式宣布，他支持由一位美国将领来统率所有中共军队，还邀请美国总统派代表来延安。
王耀对这手相当得意，他对伊利亚说：
“伊廖沙，这是招绝妙好棋，史迪威听了这话，怒气更上一层楼，当即就去威胁了蒋介石，说他握有美国租借物资分配权，他要向中共提供5个师的装备。蒋介石也干脆，直接把史迪威赶出了屋子，然后召见了赫尔利，要求美国撤走史迪威——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将军当年也是他请来的呢。
哦还有，重庆似乎打算破罐破摔，他们直接公开了国共矛盾，还发布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共产党问题文件》，历数共产党‘颠覆国民政府’的事迹，然后特地往美国大使馆送了一箱——平时没见他们效率那么高啊。
唉，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是能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昨天他们开始了新一轮宣传，主题是‘中共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如果不是重庆已经把自己的声誉折腾成了负值，我们还得礼节性担忧几秒呢，你说对吧？”
为了对抗华盛顿，重庆宣称自己宁可重新独立抗战、不要四大国的地位，也必须罢免史迪威[5]。几天后，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了演说：“美国努力援助了某个大国，但该大国依然在军事上遭到了严重挫败，我们不得不对此深表遗憾[6]。”
蒋介石对金主罗斯福尚有顾忌，但英国自己都是租借法案的主要援助对象，自然是想骂就骂。翌日，重庆军委会发言人直接公然驳斥了丘吉尔，《大公报》亦发表社论《向人民申说！向世界控诉！》，称英国拿走了全部美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中国只得了百分之一二，而中国对付的敌人数倍于英国，这凭什么叫做过分？
10月7日，重庆收到了华盛顿的威胁：“史解职的后果明显比你认识的要严重得多。”但蒋介石这次顶住了一切压力，以“不撤换史迪威就无法继续中美合作”为由，终于让史迪威在10月底滚回了美洲。离开重庆前，史迪威撂下了一句狠话：“日本终将失败，但这个战区完了[7]。”
作为代价，重庆与华盛顿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那一星期里，美、英、苏先后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与意大利政府，却谁都没有通知重庆，中国“四大国”的地位摇摇欲坠。
伊利亚告诉王耀，华盛顿充斥着对蒋介石的失望和反感，他们放弃了重庆政权，转而计划请苏联战胜德国后再出兵远东，新的作战方案已经送到了莫斯科：“伦敦也有一份，重庆大约还不知道这事。”
伊利亚最近对英国人的恶意又增长了，他讥讽说：
“丘吉尔最担心的是，俄国人把共产主义和红军一起带往欧洲，他正手忙脚乱地在东欧和南欧物色非共产党的政治领袖。我猜，丘吉尔找好人选之后，准备再来莫斯科当一次销售员，就像把戴高乐推销给罗斯福一样，把那些人推销给约瑟夫。
天哪，他担心东欧赤化，我还担心战后再来一次‘要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周围装上铁幕’呢。耀，你记得的话，这是一战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名言，说完这话，他们就组建了军队，前往俄国进行军事干涉了。
英国人觉得，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向欧洲大陆落渗入的最好办法，是在危险地区迅速安插英美军队，他们正在那么做。不过好消息是，美国人对反共兴趣不大，起码没有英国人那么大。我们还有机会。”
1944年深秋，铁托避开英国代表团，独自前往莫斯科访问，与斯大林达成了双方协同作战、待贝尔格莱德解放后苏军就撤离的协定，证明英国人的担忧起码有部分将成为现实时，王耀接到了一个新消息：
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先生，决定着手调停国共关系，为此，他将访问延安。
注：
[1] 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2] 这个故事见《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民国年间用的是威玛拼音。
[3] 《林祖涵同志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报告》，1944年9月15日。
[4] 见《周恩来年谱》。
[5]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待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9月10日、10月6日。
[6] 改编自《邱相演词》，《大公报》1944年10月3日。
[7] 见《史迪威日记》。
Chapter End Notes
我觉得应该掌声欢送全重庆最努力抗日的人之一，史迪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