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7日是中共进驻延安以来，第一个没有隆重庆祝的十月革命节，那天中共领导人们都等在机场，准备迎接赫尔利——这可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机场迎接外国人。
王耀这次老实多了，起码没有翘掉延安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晚宴跑去打电报，他参加了全部活动，然后一直等到深夜、确定美国人都睡着了之后，才独自前往了孙平处，果然，他也没睡。
“伊廖沙，我从第一眼就不喜欢赫尔利，你说得对，他是个衣着华丽的绣花枕头[1]，老态龙钟、谈吐随便，还喜欢东拉西扯。赫尔利钻出飞机后，先是大喊了一声‘呦吼’，然后在停机坪上跳起了舞。去大礼堂的路上，他又被路边的农民激发了灵感，大谈他朋友的奇闻轶事，我们只好假装很感兴趣，其实根本没人想听。
哦还有，赫尔利很傲慢。你记得吗，延安河渠边上有个讲台，今年9月，有个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为救战友牺牲了，我们在那里给他开了追悼大会，毛主席作了《为人民服务》演讲。赫尔利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就在看小差，我猜啊，他的注意力全在自己新衬衫的衣角被弄脏上了！
你之前说，赫尔利来延安之前特意询问了莫斯科，莫托洛夫回答他：‘那些自称共产党的中国人与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关系，他们不过是借此表达对贫困的不满，一旦经济状况改善，就会忘记政治主张。所以，苏联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还让重庆的苏联外交官不得与中共公开联系[2]。我想这些努力是有效的，起码赫尔利真的相信了，晚宴上他甚至建议说，如果中共愿意改个名，不用‘共产党’这种外来词汇，就能大大降低群众的反感[3]——我们上次就随口一说啊，他还当真了？再说了，群众哪里反感了？群众最多是听不懂！
虽然我们对赫尔利先生本人实在没有兴趣，但我们毕竟对美国的免费武器感兴趣啊，于是大家还是得热情地接待他。赫尔利说，美国愿意与一个不受苏俄控制的中共建立合作关系，甚至提供了一份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方案、询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当然热烈赞同，然后借势提议，应该重新分配美援。
毛主席准备了一份关于‘联合政府’的方案，向美国人建议：为了肃清贪污腐败之风，应该在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联合统帅部、指挥一切军队，这也有利于公平地分配联合国的物资。听说赫尔利带来的方案是改组中共的，我们绝不会接受，反过来还差不多，我们要通过他去改组国民党！蒋介石踢过来了一个球，我们得把它漂亮地踢回去[4]。”
赫尔利带来的“球”是要求中共军队接受国民政府收编，结果经过四轮会谈后，尽管这个球愈发五彩缤纷、光彩夺目，但核心却变成了中共的“联合政府”方案。
11日下午，赫尔利满意地在文件上签了字，许诺把它带给蒋介石，然后欢天喜地地接过了毛泽东给罗斯福的感谢信——他似乎以为，这会成为自己的“重大政绩”，说不定还能在事件上冠以自己的名字，比如“赫尔利调停”。
在离别的机场，赫尔利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刚刚连任成功，他计划年内会访华，或许您该去亲自拜访他。”
毛泽东神色真诚地点了点头：“抗战八年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赫尔利将军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
目送飞机远去后，毛泽东果断转过身：“去请孙平，把这些都告诉莫斯科[5]。”
伊利亚的回电却并不愉快，他怒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丧心病狂，刻意在11月7日那天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这是挑衅！纳粹最近也忙着枪杀共产党员，我们刚得到消息，恩斯特牺牲了……我们差点就把他救出来了！”
这指的是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国际名誉主席，他已经坐了12年牢，而伊利亚一直觉得，红军能驾着坦克救出他，救出德国、日本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
伊利亚的懊恼与不甘填满了足足四页电报，在第五页，他终于重新用理性思考问题，指出罗斯福这次选举是险胜：他得了2400万票，而他的对手，反苏的托马斯•杜威，也得了2100万票。
“战后的世界未必有多美妙，我们得早做打算。耀，不要轻信赫尔利，他能轻易放弃蒋的方案，也就能同样轻易地放弃毛的。”
王耀本就不信任赫尔利，在回电里他只叹息道：“汪精卫死了，他死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应该死在人民的公审台上。”
蒋介石看到赫尔利带回去的方案后，首先是大呼上当，然后当着赫尔利的面就开始咆哮：“昨日桂林、柳州陷落，华南空军基地炸毁，贵阳岌岌可危——真是祸不单行！本以为赫尔利你经验老道，没想到比其他所有美国人都糊涂！[6]”赫尔利许是被吼懵了，一时惶恐无计，只得把方案发给了罗斯福，请他裁决。
罗斯福很欣赏这份方案，认为其“充满着美国权利法案精神”，因之对蒋介石的反应大感失望，这个情绪又被传递给了赫尔利——其实，苏共和中共都应该感到庆幸，如果赫尔利把蒋介石的那份方案一起发了过去，那罗斯福也会觉得它“完全合理”。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中共借此大做文章，周恩来送了亲笔信给来华考察的美国官员，表示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不愿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失望，这信被带往美国，作为“中国经济情况考察”系列文件的一部分交给了财政部。
恰好美国财政部负责援华事务的哈里•怀特是苏联间谍，他一直在努力援助苏联、同时尽力耽搁着援华资金的兑现，在怀特的操纵下，1943年初就已被国会批准的5亿美元到1944年末也只到账1900万，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挽救重庆的财政危机。国会对此已有不满，于是怀特见到信后喜出望外，觉得可算能交代过去了。
给王耀说这个故事时，伊利亚炫耀地补充道：“哈里•怀特比阿尔杰•希斯还要重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用自己的‘怀特计划’击败了英国人的‘凯恩斯计划’，又帮苏联争取到了一个重要权力：在盟军占领的区域，和美国拥有同等铸币权——要知道，按英国人的设想，红军一张纸币都不许印呢。”
伊利亚写下这段话时是很得意的，为苏联的优秀情报网，也为在眼前缓缓展开的美妙蓝图，奈何作为唯一的听众，王耀实在是不熟悉美国政府的那批人：“阿尔杰•希斯又是谁？”
“……美国国务卿助理，美共地下党员。”
苏联人的预测起码对了一点，赫尔利再次轻易背弃了自己的诺言，11月底，他拿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要求中共接受。
毛泽东十分气愤，去电警告说自己要把赫尔利签过名的协议向记者公布，引得后者大怒：“妈的——他骗了我！”赫尔利认为延安在故意给自己难堪，并怀疑这是莫斯科教唆的结果。毛赫交恶，由此而起。
恰在此时，因为“调处国共得当”，赫尔利被罗斯福任命为新的驻华大使。
延安见好就收，迅速收敛了自己的脾气，宣布暂缓成立“解联”，又对美军观察组深情承诺：“我们愿全身心无条件地效劳于一位美国将军旗下，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将亲往迎接，并听从号令。”但这只是表演罢了，在秘密会议上，中共已经统一了认识：“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我们，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7]”
深冬时分，包瑞德再次降落在延安，他带来了美军的最新作战计划、询问中共能否配合，但却对援助方案含糊其辞。
王耀对此其实已经不太抱期望，他在电报里说：
“伊廖沙，我们觉得，军械是不太可能了，朱德写了信，直接索要2000美元的贷款。包瑞德问为什么不问苏联要，我猜这是个拙劣的试探，就说，因为苏联拿不出那么多钱啊——咳，准确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依附于莫斯科，而且现在和战后都很难从自身有困难的苏联得到援助。’
包瑞德看起来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同意把信带去美国，所以伊廖沙，你能不能让美国财政部的那位怀特同志，想想办法？”
伊利亚无奈地表示，要阻止美国援助国民党容易，要让国会同意援助中共可就难了：“你还不如等我打完德国佬，回过头去远东呢。”他告诉王耀，斯大林答应了罗斯福，在战胜德国后出60个师对付日本，而蒋介石压根不知道这事儿，他已经被白宫放弃了。
王耀在心里记下了这点，不久，这个提前预告的计划就帮了苏联人一个大忙：曾经探得德国攻苏准确日期的阎宝航又获得了一个情报，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详情。
“这是蒋介石夏天买来的，据说花了一大笔钱，还是美元。文件很杂，有陆空军的部署、要塞地点、设防计划、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反正，什么都有。
我不知道蒋介石拿这个有什么用，他现在面对的根本不是关东军，而是已经打到独山的日军。但这些对苏联应该有用。另，还有一件事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蒋介石居然没有把它们分享给罗斯福。”
伊利亚最近正因为匈牙利发生箭十字党政变、德军坚守布达佩斯烦心，王耀的电报算是意外的好消息，他在回电里用华丽到虚伪的词汇褒扬了中国人一番后，又道：
“蒋那么做，自然是因为和罗斯福的矛盾呗，不对，他也可能准备坐地起价，靠这份情报换取美军帮他收拾关东军？算了，懒得猜了，反正他得逞不了的，美国根本不准备登陆满洲。”
尽管东线进展不顺、德国人正靠着冬季组织最后的防守与反击，不过伊利亚终于不再全心挂怀欧洲战场了，他很可能是即兴发挥地写了一个新剧本，告诉王耀：“我知道你不认识米哈伊洛维奇，不要紧，美国人和英国人认识就行。”
中共解读完“剧本”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新的表演：在重庆与华盛顿矛盾加深时，趁机大放厥词，宣传中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介石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而毛泽东即是铁托[8]——王耀后来了解到，这是个非常恶意的暗示，米哈伊洛维奇与铁托不睦，其军队常与德、意法西斯合作，进攻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伊廖沙，这比喻是很妙，可有个问题，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呃，不对，‘皇帝’还是有的，在伪满洲国的新京呢。”
伊利亚难得地展示了哲学或者俏皮话的功底：“不要紧，耀，真正的皇帝是住在人们心里的，不管蒋自称总裁还是总统还是委员长，他实际上就想当皇帝。”
王耀纠正道：“是军阀，新军阀！唉，算了，你没说是沙皇就算进步。”
1944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轴心国行将覆灭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现实，无非是他们到底会死在来年春天还是夏天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最大的悬念居然是：重庆国民政府，真的撑得到那一天吗？
蒋介石自然是无论如何要撑下去的，他坚信战胜日本的成绩能把自己送上神坛，成为中国无可替代的领袖；而延安，自然会对这个理想嗤之以鼻——如果需要的话，也不介意亲手送他一程。
基督教圣诞节那天，美国的清教徒们忙着做“蒋介石和宋美龄带领四万万中国人皈依”的美梦，而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9]：
“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内战时期，我党不懂得发展生产，也不缴得节省人力，以致后来精力枯竭，不能持久。现在必须充分注意发展生产与节省人力，使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的命运！”
注：
[1] 为苏联间谍、供职于美国财政部的所罗门•阿德勒评语，原话为stuffed shirt playing at being a great man。
[2] 齐赫文斯基《回到天安门》。
[3] 这实际上是赫尔利在重庆对林伯渠说的，见《董（必武）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10月18日。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5] 孙平《延安日记》。
[6]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9-11日。
[7] 《毛泽东在董必武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
[8]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9]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