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元旦公告，称要还政于民，决定在战争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提前行宪；而国大召开前，可先成立“战时内阁”。延安一眼就看出，这是在公开否定“联合政府”。
至此，国共都提出了两个方案：共产党的第一方案是联合政府，第二方案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国民党的第一方案是战时内阁，第二方案是召开国大提前行宪。
两手对两手，新的一轮较量即将开始。
1月24日，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周恩来飞抵重庆，再次开始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的国共谈判。
就像王耀对伊利亚解释的那样，谈判并不意味着中共准备妥协，只能叫做“给赫尔利与（未来可能的）美国援助一点面子”，中共的政治目标已经不可能改变。因此，赫尔利再次来信、暗示美援只能通过国民政府的谈判桌分发后，延安见美援已无指望，便直接关闭了刚成立的英语班、报复性地延迟提供气象情报，又当面拒绝了“由美国军官来领导中共军队”的建议。
周恩来在重庆高调声明“应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1]”的同时，一直密切关注欧洲局势的延安注意到，苏联红军胜利反攻，大军直逼柏林，沿途扶植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政权，尤其是在1月，苏联选择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的临时政府、否定了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这一切让中共愈发确信苏联不会不支持中国革命，于是对国共谈判便更无诚意了，一心只想着看准时机、重新拿起意识形态工具。
王耀在电报里邀请伊利亚“等战争结束了，你来中国陪我过春节吧”的那天，在克里米亚山脉的最南端、黑海之滨的雅尔塔，召开了苏、美、英首脑会谈，史称“雅尔塔会议”。
伊利亚告诉王耀，会议将在里瓦几亚宫举行，那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行宫，“约瑟夫挑的地方。你看，耀，我当年说的没错，最终英国首相还是得老老实实来苏联开会，对吧？”
苏联人或许是忘了、或许是根本不知道另一段历史：1879年，清国使臣在沙俄胁迫下，在里瓦几亚宫签署了《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因此它也叫作《里瓦几亚条约》。在电报里，伊利亚用优雅的、诗歌般的语言说，初春的雅尔塔美得就像童话故事，希望王耀有机会能去游览，“这里的鱼子酱可棒了。”
王耀便语带双关地问：“行吧，伊廖沙，看得出你心情很好？听说这两天，重庆的气氛可糟透了。”
伊利亚没有领会这个暗示，甚至愉快地表示自己做了点小贡献——拒绝了宋子文访苏：“蒋当然不高兴了，才到手一年的‘四大国’地位仿佛昙花一现，连罗斯福都主动说别让他来雅尔塔了。虽然我觉得，耀，你可别生气，这应该和中共的活动关系不大，主要是国民党军表现得太糟了，他们直到昨天还在溃退吧？”
雅尔塔会议召开的那个星期，伊利亚几乎是按日对王耀说着会谈细节，从战后德国会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战争赔款如何分配，到苏波边界的划定、联合国体系的建立——不管他自己是什么感觉，反正王耀觉得，雅尔塔会议就是在“瓜分世界”，或者说得好听些，“确立战后由三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红军攻占布达佩斯那天，伊利亚在电报里说他们终于谈妥了远东问题，由苏联负责解决日本陆军：“我得谢谢你，耀，罗斯福确实没得到阎的情报，他还以为日本关东军依然实力强劲，解决起来得牺牲三十万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降到了三等预备役水平——感谢中国的同志，我们占据了谈判主动权。”
王耀读完这封“感谢电”却战栗了起来，立刻回电追问：“你得到了什么？”
伊利亚答得倒也快：“日俄战争中被抢走的那些东西，萨哈林岛、南千岛群岛、中东路，还有大连的贸易权和旅顺的驻军权。耀，如果操作得当的话，我们不但能把美国赶出远东，甚至可以把满洲的政权交给中国人，我是说，东北抗联的同志们，我们会带着他们进入中国。”
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问心无愧”，伊利亚甚至附上了刚签订的秘密协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看，但记得保密，这要一年后才对外公布呢——之所以那么约定，主要是不相信蒋，罗斯福昨天才说，如果什么事儿让蒋知道了，那用不了一个月，全世界都知道了。”
伊利亚还是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罗斯福的原话是：“和中国人谈话的困难之一是，任何事情一旦告诉他们，全世界都会在24小时以内知晓。”
王耀略过协定书前几行废话，直接跳到第一个条款，然后眉毛猛烈地抖了一下：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
几经思虑，王耀最终还是烧了那页纸，决定当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它。于是延安与重庆对此都毫不知情，他们继续着注定没有结果的斗争，企图让自己在舆论上占据优势——是的，只是舆论，双方都没觉得“民主化”会成为现实。
美英苏在雅尔塔开会时，国民党撰写了《中共问题提要》，火速印刷后分发给了27个驻外机构，加紧宣传“中共不同于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全无社会基础，纯依赖国际共党而生存[2]”；中共则成功拉拢了民盟，制造出了“全国党派除了国民党都在反对它”的声势。
王耀报告这些的时候，语气倒是难得的幽默：“我们在努力假装自己不‘共产’，重庆在努力论证我们不‘中国’，就差谁来论证我们不是个党派了。”
尽管打了一个月嘴仗，但其实谁都不在意具体条款，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落到实处。中共考虑的是怎么利用谈判进行政治宣传，陷国民党于被动；国民党则将计就计，借此对赫尔利宣传：“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3]。”
雅尔塔会议闭幕的时候，国共谈判也再次走到了尽头，周恩来飞回延安，赫尔利的第二次斡旋宣告失败。3月1日，蒋介石发表演讲，公开否定“联合政府”主张，扬言将单方面于11月12日，也就是孙中山冥寿日召开国民大会。
王耀终究没有明确告诉伊利亚自己私自烧掉了秘密协议，但在电报里，他还是辗转地暗示了这点——尽管苏联人极有可能看不懂：
“伊廖沙，上星期，闻一多带领昆明文化界发表了《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筹备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蒋介石很生气，他不好对闻一多动手，就派人强制解散了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嘁，真是专捡软的柿子捏。
反正，既然重庆都这样了，我们也不用客气，立刻就开始讨论‘解联’的可行性。毛主席还准备重新强调意识形态，刚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快完成了，就和斯大林同志对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毛主席全程主持编制了《决议》，准备拿它充作中共党史，草稿光我知道的就改了七次[4]。毛主席说，这也算是他的‘准著作’。
等下月召开政治局会议、把它通过了，‘第二次九月会议’和整风运动，也就都该结束了吧——这会开了一年零九个月，真是创纪录的长，我打赌，共产国际都没有开过那么长的会。
我们也关注着世界局势，还根据公开报道，对未来做了些推测。我们觉得美、英、苏之间有矛盾，而太平洋战场的问题，如果没有苏联参加，是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的，所以未来远东很可能变成大国的角力场[5]。毛主席说，我们要准备联合苏联，警戒美、英和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
说起来，伊廖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之前不是有好几个人撺掇中共改名吗，毛主席也提到了这事儿，他说：‘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我看共产党的名字很好，不能改，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6]。’他觉得，局势已经今非昔比了。
蒋介石说总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他当年访苏真的算是白去了，连‘两个政权并存’这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他觉得天无二日，天上就真的不会出现两个太阳了？我们偏不信邪，一定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7]！”
尽管准备以军事解决问题，但延安毕竟不能无视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4月初，谢伟思回国前，毛泽东托他带话：“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不要插手。”
伊利亚对此并不看好：“别抱太大希望，谢伟思又不是什么高官。”
此时红军已经抵达柏林，一路上建立了由本地共产党主导的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联合政府（或称“人民阵线”），下一个准备宣告建国的是匈牙利。伊利亚告诉王耀，可以等彻底胜利后再把其他党派逐出政府，借此实现一党专政：“我们当年就是那么干的，这完全可行。”
王耀觉得这是在暗示什么，但鉴于“历史经验”，也完全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他翻到下一页，发现伊利亚换了个话题：
“伊里奇的遗体已经运回了红场，其实当年也是多虑了，德军的炸弹连列宁墓的边都没摸到。马上就要胜利了，莫斯科全城狂欢的那幕可不能让伊里奇错过，对吧？
毛的大儿子已经入了党，当然，苏共的党员。他强烈要求上战场，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于是约瑟夫决定授予他中尉的军衔，我帮他挑了去服役的部队：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耀，他可能成为光荣的、第一批进入柏林的军人呢。
让毛别太担心，我用约瑟夫的名义保证，苏联会保护好他的孩子的。我们的领袖们已经失去太多孩子了。如果你还是不放心，我可以亲自去照看他——耀，我是说，我也该去柏林前线了，这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
伊利亚的判断很准确，几天后，赫尔利公开发言支持蒋介石，断言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毫无疑问，在这轮舆论对决上，重庆是最后的赢家。
蒋介石闻讯极为得意，马上下令清剿“奸军”，要求各战区在7月前完成任务。他此刻并不知道，赫尔利还将带回另一个消息：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决定让中国支付一些代价。
恰在此时，苏联正式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而希腊出现了英军直接镇压希共游击武装的事件。延安为苏联即将出兵东北兴奋之余，更加确信战后会出现意识形态对立——要知道，中共的敌人蒋介石，可比希共的敌人危险多了。
毛泽东下令，尽快召开一再延期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中召开了。
这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大会主席台上挂的画像变成了毛泽东和朱德，马、恩、列、斯的画像被挪去了两侧墙上。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尽管苏共没有要求，孙平、阿洛夫还是特意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又在会后专门对孙平做了简要说明，方便他对莫斯科报告。
开幕那天，王耀遥遥站在门口，看着大厅两侧摆着的6个旗座和上面插着的24面红旗——象征着建党24年以来的6次党代会——思绪万千，想起上一次六大已经是17年前，而那次大会甚至是在莫斯科开的。他的目光落在主席台上悬挂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标语时，朱德开始发言了：
“我们今天的大会，是第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
全场都开始鼓掌，王耀却不合时宜地想到，这次大会将会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继而又想起告病的王明被要求躺在担架上参会、以此彰显“团结”，忽然有些不安。在当晚的电报里，王耀重申了延安的亲苏政策后，斟酌着写道：
“罗斯福脑溢血去世了，我不太了解新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只听说他比罗斯福冷酷多了，我们都得小心……”
王耀咬起了笔杆子，几分钟后，生硬地写下祝贺苏军包围柏林、祝贺意共游击队成功截住并吊死了墨索里尼，又说起董必武前往旧金山、参与联合国成立大会——虽然伊利亚肯定知道这事儿。
在终于没有什么闲话可说后，王耀开始说起重点：
“七大决定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之所以称‘思想’而非‘主义’，也是向斯大林同志学习。斯大林的思想称之为学说，并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
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世界上就会有好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决定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它，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8]。”
注：
[1] 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
[2] 《中共问题提要》，1945年1月，台北党史馆藏。
[3]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5]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
[6]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
[7]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说的话，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8]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