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Notes
本骨科爱好者终于写到这个梗了，看了眼大纲，都过去五分之三了！
尽管伊利亚豪情万丈地说要活捉希特勒、证明苏共比意共强，但希特勒没有给红军这个机会，4月30日，他在总理府地堡饮弹自尽，尸体随后被焚毁。
当晚，红军开始攻打国会大厦，晚10时，苏军战士将红旗升上了大厦的圆顶。
由于时差的原因，王耀是在5月的第7个小时知道这事儿的，伊利亚的电报只有一句话：“国会大厦上升起了红旗！乌拉！[1]”
王耀立刻发去了回电，考虑到苏联人没时间看长篇大论，他的回电也只有一句话：“向苏联的辉煌胜利致以兄弟般的祝贺，乌拉！”
5月3日，毛泽东、朱德电贺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解放柏林；蒋介石则慢了一拍，4日才向美、英、法电贺——虽然反应迟缓了些，但重庆表现得比延安高兴得多，他们宣布，5日起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全大会）。
也就在这天，王耀终于收到了伊利亚的长篇电报。
“我终于挤出了些时间。自从干掉最后一个纳粹士兵后，到处都在吵架，在旧金山在吵波兰问题和阿根廷问题，在的里雅斯特吵南斯拉夫游击队和英美军队的划界问题，在奥地利吵怎么开展管制……唉，耀，这可比打仗麻烦太多了。
啊抱歉，我该说点令人高兴的事儿。我们终于把镰刀锤子旗插到了国会大厦上！就是希特勒当年自己烧了、还嫁祸给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那栋楼！——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
要不是希特勒死了，我真想把他拖来摆拍，就让他在国会大厦前拿个火把，标题也不用改，就叫《国会纵火案》，拍完再带着德共的同志们打死他，也不用通知盟军总部，反正意共吊死墨索里尼也没通知。
唉，说起来很遗憾，莱比锡不是红军打下来的，不然我们真可以拆了德国最高法院——就是搞过两次莱比锡审判的那个地方——运回莫斯科，然后在共产国际大楼旁边重建，当个永久性旅游景点……”
伊利亚的电报可以概括成两部分：天马行空的瞎想、盟军争吵实况汇编。从他的描述来看，尽管红军是带着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一起进德国的，但这并没给苏联控制占领区提供多少优势。至于盟军吵到快当场决裂的波兰问题，伊利亚说，目前美国已经答应不再提供援助，而红军先下手为强、逮捕了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英国快被这两个消息逼疯了——要知道，波兰流亡政府就在伦敦。
伊利亚对此颇为幸灾乐祸：“还有个好消息，耀，欧洲的战争结束了，英国的战时内阁必须解散，他们会在7月重新大选，我打赌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要输——我们从来不是朋友，我和你说过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带着大炮去镇压过罢工[2]；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在英国议会上蹿下跳，极力支持派军队干涉苏俄，哼，这一笔笔，我可都记着呢。”
事实上，伊利亚很快就会有更多讨厌丘吉尔的理由了。这位英国首相听说美国想带着自己的租借物资回老家、不再理会旧大陆后，惊惧不已，决定竭尽全力地把美国的力量留在欧洲，以免共产主义肆无忌惮地蔓延。在苏联人看不见的地方，丘吉尔正在对杜鲁门汇报，言语间毫不掩饰他对斯大林的畏惧和不信任。
说完“红军在国会大厦摆拍胜利照片”、“我们在德国总理府庆祝了五一劳动节——庆祝完就拆了！”后，伊利亚终于想起了中国局势：
“赫尔利来了莫斯科[3]，他想知道苏联对中共的态度。维恰就说，苏联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内部斗争和国内战争，希望和中国建立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不过在此之前，请中国政府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
赫尔利到底还没瞎，他也承认和国民党军相比，中共的军队才是训练有素、善于作战的，约瑟夫又补充了一句，说你们还很少贪污受贿。耀，你是没看见，当时赫尔利的表情可好玩了，他尴尬地说，美国正在努力纠正国民党的这些恶习。
就写到这里吧，唉，我今天都只能睡三小时了，祝中国的同志们七大顺利！”
王耀决定给伊利亚留出些休息的时间，他在第二天才发去了回电：
“好吧，伊廖沙，我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祝贺红军攻占柏林……”
作为全延安唯一看过雅尔塔密约内容的人，王耀反复强调了“我们准备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国家制度[4]”，申明中共有开战决心的同时，也想提醒伊利亚：“请记得你的信仰。”
“七大没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但是大家依然热情地称颂苏共的领导地位，说俄国的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总司令毕竟还在。所有人都相信，苏联没有大规模援助我们，只是因为他们还在战争中、空不出手来，现在欧洲战争结束了，那么国际援助一定回来，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伊廖沙，或许孙平没有告诉你，毛主席甚至公开比划着脖子说：‘如果不来，杀我脑袋[5]。’
这当然不会成真的，毕竟二十四年来，中共一直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曾经援助过外国无产阶级、援助过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这是确凿无疑的，不是吗？”
写完这些话，王耀的笔都有些颤抖了，他咬着牙又吸了些墨水，说中共决定在苏联出兵东北之后，派出15-20个旅去和他们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
“还有一件事，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把往来电报里的暗语换一换，苏联之前是‘远方’，之后就改啦，你的新代号是‘辰兄’……”
王耀迟疑地停了笔，开始思考这个词究竟该怎么翻译，直接翻译成‘北方’显然不足以体现其内涵，那解释一下“辰”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别逗了，就伊利亚那点子中国文化水平，当面对他解释都八成会理解歪。
王耀想了好几分钟，最后还是决定直译：
“——就是‘北极星哥哥’的意思。”
董必武代表中共——更准确地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份子——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同时，中共正式宣布：“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于11月召开，会期定在11月，这显是为了和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打擂台、指责后者不配代表全中国。
如果一切顺利，那11月之后，中国也会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奇妙景象，这倒像在致敬俄国人、强行走既定剧本了。
国共的战争可以说一触即发。夏天，尽管日本人还没被赶走，但国共流血冲突已经不断发生：7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外围；8月，八路军以5个营兵力与巨大伤亡为代价，消灭了国民党暂五十九师1个营的守军。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为阻止共产党获得战后优势，终于下定决心接受苏联的条件，并派出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
这场谈判十分胶着，一直到美国的原子弹都在广岛爆炸了，双方依然僵持着。8月8日下午，莫洛托夫通告国民政府代表团，苏联将于数小时后对日宣战。当晚，苏联三个方面军强渡界江，进入中国，分三路向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攻，史称“八月风暴”。
延安闻讯兴奋至极，尽管根本没有得到莫斯科的通知，但还是第一时间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热烈欢迎苏联红军，然后立刻召开政治局会议，表示虽然还不知道如何与苏军配合作战，但立刻就要派出几十个旅去东北，再让其他部队对敌伪军发动广泛进攻、努力快速壮大力量[6]——至于蒋介石要求解放区军民“原地待命”的命令，根本就没人理会。
王耀可能是唯一一个不那么激动的：尽管条约还没签，但伊利亚已经和他透露了具体条款，他知道延安可能要失望。
日军可以说兵败如山倒，宋子文再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苏军已以惊人的速度挺进东北腹地。未免苏联撕破脸、直接援助中共，蒋介石电告宋子文，只要苏联承诺仅向国民党移交政权、不承认中共合法性，其他方面都可以退让。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几乎同时，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宋子文于数小时后直飞华盛顿，国民政府亲美的格局已经显露无遗。
延安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措手不及——他们甚至还没和苏军接上头。加之杜鲁门建议东北日军由苏军受降、其他地方的则由国民政府受降，横竖没有中共的份，于是延安诸人思考之后，干脆直接选择无视，继续令八路军向东北进发。
16日，莫斯科正式通知延安：为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同时苏联将把占领的中国东北领土全部交予国民党。
这对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当天下午，王耀差点和孙平打起来，后者坚持拒绝发出“充满侮辱性词汇和情绪性指责”的电报，而王耀在拍了十几次桌子后，愤怒地摔门而去。
毛泽东几经思索，依然命令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抽调干部前往东北，“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但由于摸不清苏联底线，派的人不宜太多；至于他自己，则接受斯大林的意见、赴重庆进行谈判。
25日，就在毛泽东赴重庆前，一架美军运输机恰要飞离延安，一直充当美军观察组联络人的叶剑英突发奇想，询问能否顺路送一批人去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因为七大的原因，大部分高级干部此刻都在延安。
年轻的美军小伙一口答应，然后，本准备走陆路去东北、当面找伊利亚算账——他拒绝考虑伊利亚根本没来中国的可能性——的王耀接到了通知，让他立刻去找一顶降落伞。
这是一次高风险的飞行，上飞机的干部包括了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萧劲光等中共最善战的将领们。两个多小时候，飞机成功降落到了太行山，这帮他们节省了约2个月的陆路脚程。
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当天，中央党校派出了首批赴东北的干部，出发前刘少奇对他们讲了话：“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东北，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29日，延安发布正式命令：未免苏联外交上为难，所有人不要声张，摘下肩章、领章、帽徽，化名东北军或义勇军，秘密进入东北。
这天，王耀骑马一路狂奔，终于赶上了最早一批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曾克林告诉王耀，他们昨天刚解放了绥中，现在正准备去山海关，消灭那里残存的日伪军：“日伪军大概有一千多人，他们按蒋介石的命令，固守据点，拒绝向我军投降。”
王耀扬眉道：“那就去！”他当然知道这可能会给苏联找点儿麻烦，但此刻也不在乎了。
30日上午，王耀和曾克林一起赶往山海关的路上，撞上了他们来东北要找的人：一队苏军侦察兵。
曾克林喜出望外，下令停车，然后派出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准备吹欢迎号、迎接苏军，结果对方却以为他们是日伪军，直接摆开阵仗，将欢迎部队团团围住，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们，要求缴械。
王耀遥遥望着这一场景，扶额道：“毛子的脸盲症没救了，真的没救了，他们永远分不清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还有蒙古人。”
曾克林道：“……或许还有越南人、马来人什么的。”
两人匆忙下了车，跑过去救场。但在他俩赶到前，副政委唐凯已经想出了办法：让全体官兵齐声高唱国际歌。歌声响起后，尽管苏联红军听不明白中文歌词，但这熟悉的旋律显然让他们知道了对方的身份，知道了彼此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同志，激动地丢下抢，拥抱在了一起[7]。
曾克林十分感动地鼓起了掌，说他记得起列宁说过，只要会唱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而王耀觉得这场景感人之余还有点安全隐患：“他们就确定日军不会唱《国际歌》吗？日军又不是榆木脑袋。”
曾克林重重拍了拍王耀的肩膀：“起码这次没认错人！我们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王耀道：“好吧，他们是苏联的八路。”
旁边一个小战士好奇地问：“这位同志，你是懂俄语吗，那你教教我吧，怎么和苏联同志打招呼？”
王耀抖了抖眉毛：“打招呼啊？那比如，就刚才那个场景，你可以热情地对他们招呼一声：‘苏卡不列’——”
话还没说完，王耀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耀？”
王耀愣愣地转过身，看见不远处的装甲车上，伊利亚半个身子都探出了车窗，正激动地朝自己挥手。
注：
[1] 这是第三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向朱可夫报告的话，“国会大厦上升起了红旗！元帅同志，乌拉！”
[2] 指1911年1月的塞德奈街事件。
[3] 下文谈话内容均来自《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载《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
[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6] 《毛泽东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
[7] 这个故事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