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这天，王耀佩着苏军的臂章去了宾县，想找北满临时省委问问东北近况，奈何正副书记都不在，还是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接待的他。两人告别时，作为党内著名烟枪，高岗硬塞了两包大前门给王耀：“从国军那抢来的！”
王耀连连摇头，说素闻你们一开会就和失了火似的，为健康计也该少抽些。高岗却满脸不在乎，说之前开展过“瓜子代烟”运动，要求参会的同志多磕瓜子少抽烟，结果不吸烟的还是不吸烟、吸烟的还是吸烟，还多了一个嗑瓜子的习惯[1]。
于是王耀上车的时候，兜里还多了两包瓜子。
回城就没出城那么顺利了，王耀被要求接受检查，随后两个国民党警察无视他流利的俄语、坚持不信他是苏军，硬把他带去了哈尔滨公安局“暂行关押”，说要去请示上级、再做决定。
王耀最开始十分着急，奈何碍于自己的“身份”不能张口说汉语，等真坐到公安局里后反而淡定了，端着茶杯摆出一副首长样儿，把看管他的小伙子唬住之后，自行嗑起了瓜子。
在高岗的瓜子耗尽之前，伊利亚带着几个苏军找来了。推开门后，苏联人还严肃地敬了个军礼，仿佛自己真是来找“战友”的。
“我就说汉族人和鞑靼人长得并不像，一眼就能看出来。”坐上车后，王耀终于可以自由开口了，抱怨完伊利亚，又开始说国民党管得真够严的。
伊利亚表示，国民党接收沈阳、长春、辽北、松江等地后，也是到处抓人，尤其是会说流利俄语的中国人：“我猜，他们在抓国际第88旅的同志。”
王耀不满地戳了戳伊利亚的脸，后者抓住他的手指，含笑道：“要不，耀，我教你一个新技能？”
“什么？”
“如何科学、高效地越狱。”
“……”
“耀，”伊利亚作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要是我一时找不到你呢，学会这个技能，以后就再也不怕进监狱了。”
“……”
伊利亚自豪地开始介绍布党当年在沙俄监狱里和狱警斗智斗勇的往事，王耀的思维却飘远了，他想起了另一些事：当年，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扣押，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公费行贿，把他捞出来的。
“耀？”
“我在想，”王耀果断抢答，“你刚才应该‘越狱’进来找我，这样才能证明你说得对。”
“……”
“真正的越狱高手，应该既知道怎么出去，也知道怎么进去嘛。”
伊利亚气哼哼地说这份《越狱简明教程》可是不传之秘，自己好心教授王耀居然还这个反应，他不说了：“苏联的新监狱是捷尔任斯基他们设计的，那可是全党越狱经验的结晶，据说，把所有沙俄监狱的漏洞都堵上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本来想带你去实地体验的！”
王耀挑起眉毛：“你是说，把我关进去？”
“还想送你一个[2]。”
“伊廖沙！”王耀笑了起来，“你只是想炫耀一下吧——这东西确实，平时也没机会展示。”
这段对话以王耀掏出高岗的大前门和瓜子行贿告终，伊利亚听完“瓜子戒烟法”后评价道，沙俄当年曾经大力推广茶叶、提议多喝茶少喝酒，结果人民群众丝毫不买账，他们选择两个一起喝[3]。
王耀笑言“他们也选择边吃边抽”，然后伸手抓了把瓜子：“我在省委，听说了一件事。”
“什么？”
“张莘夫死了？”
伊利亚满脸茫然：“谁？”
王耀解释说，张莘夫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官员，负责东北工矿业接收事宜，1月中旬前往接收抚顺煤矿，该区此时处于中共控制之中，他自然碰了个钉子，被苏军勒令离开，张莘夫一行折返途中，火车遭到了劫持，8人被拖出车厢杀害[4]。
伊利亚摇摇头：“我不清楚这事儿——闹大了？”
“还没，但国民政府一口咬定，是中共武装干的。”
“啊？不是你们干的？”
“……苏军指挥的。”
“这还得分策划者和执行人？那要不要再排个主从犯？”伊利亚满脸疑惑。
王耀敲了敲伊利亚的脑袋：“事情快压不住了，一旦捅出去，肯定是场舆论风暴。”见伊利亚满脸不在乎，他叹息道，“好啦，总之，我暂时不回延安。我去趟上海。”
“耀！”
“还不是苏军惹的事儿——”王耀轻轻按住伊利亚嘴唇，制止他开口，“华东局的饶漱石在那里，安心。”
伊利亚眨眨眼睛，拨开了王耀的手指：“耀，我还是先教会你越狱吧？”
王耀和伊利亚在大年初二告了别，一个北上一个南下。路过沈阳时，王耀买了当天所有的报纸，然后综合各方声明，得知国民党已经就张莘夫案向苏军交涉，苏军回答：“此土匪所为，我方概不负责。”延安的反应也快，他们选择反咬一口，称：“国民党反动派为反苏反共，勾结日本人、自导自演了这出戏。”
到了2月中旬，事态几乎是一天一个新进展。先是国民党重庆党部在民主党派集会时冲进去殴打众人，制造了“较场口惨案”，让中共赢得了舆论优势；随后《雅尔塔协定》全文曝光，恰逢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全国一片哗然，纷纷指责中苏两党，国民党口碑瞬间翻盘；东北行营趁机公开了张莘夫案，又指责苏军逾期不撤离，群众反苏反共情绪愈发高涨；中共提出“东北四项主张[5]”，迅速被指为帮苏联搞东北特殊化……待王耀在上海下火车时，重庆已经爆发了好几场反苏游行。
当晚，王耀在电报里告知伊利亚：“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昨天被几百个暴徒袭击了，门窗家具全被砸毁，办公用品也都被掠走。最过分的是，他们连衣服都没放过，从袜子到大衣全抢走了！当时在办公的几个同志都被打得头破血流[6]……暴徒撤退后，警察终于出现了，调查结果是：系普通市民激愤之下所为。”
伊利亚表示这种事他太有经验了：“谁家普通市民那么空，绝对是国民党的人装的。”
是不是真普通市民并不重要，毕竟中共没能抓到决定性的证据，而延安以往战无不胜的哀兵政策这次却失灵了。2月22日，重庆两万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举行游行，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等，学生们自绘了巨幅漫画、指责“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在斯大林画像旁边打出“死在林”的招牌，高呼“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等口号，史称“二•二二反苏大游行”。
国民党试图将矛头转向中共，中共则以“雅尔塔协定的本质是为中苏条约铺路，没有雅尔塔就没有条约，没有条约可能就没有胜利”洗白苏联，又回击说：“蒋介石在开罗的时候就和罗斯福讨论东北问题，后来却表示吃惊，这是不诚实的！中共与条约无关，我们主张所有外国军队都该撤出中国。”
中共的回击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反苏游行迅蔓延到了全国。23日，上海万余名学生举行游行，在苏联驻上海总领馆前高呼口号“打倒出卖祖国的所有政党”、“打倒赤色汉奸”，随后又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采取强硬外交。北平、南京、昆明、郑州等地也发生了游行示威。
当夜，王耀紧急前往华东局，结果没找到饶漱石，却碰巧遇见了一个学生党员：江泽民。
江泽民声称自己是代表交通大学学生会来的，他之前组织了好几次学生运动，是他们的领袖。江泽民说，目前交大学生情绪激动，要求举行反苏游行，他是来问对策的。
王耀道：“那就去呗。”
“啊？”
王耀便说起中央大学，那里的学生自治会由中共掌控，之前也两次否决了反苏游行，结果其代表被愤怒的学生直接罢免了。中共南方局得知此事后，立刻作出决定：让所有学生都去参加游行。
“为什么？”
“这是多数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不去，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而且如果不去，日后难免会陷入孤立，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何况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7]。”
江泽民若有所思，直到王耀好奇地问起上海学生运动的情况时，他才推了推黑框眼镜，开始长篇大论：
“我第一次领导学生运动是在去年12月，当时昆明的师生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上海群众决定集会抗议，虽然参加的大部分是工人，但学生们的斗志最为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音沙哑，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第二次示威是为了向蒋介石请愿，他要取消我们的学分……”
王耀奇道：“取消学分？为什么？”
江泽民解释说因为上海是“沦陷区”、在七年多的时间里被日本占据，去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布了一项政令，《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要求所有大学生上“政训课”，不上不许毕业；几个月后政策又加了码，学生们必须参加“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成绩来决定他们能否继续学业。
王耀迟疑道：“呃，好像，也不是很过分？”
“非常过分！政训课的教材是《中国之命运》，学完还要交两万字的心得体会，两万字啊！”
“……那是挺过分的。”
江泽民愤怒地敲起了桌子：“你能想象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真是荒唐！那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却要被自己的政府惩罚！更过分的是，国民党决定对自己的党员网开一面，只要是国民党员，学分直接追溯有效，很多学生就决定去加入国民党了！我们不想加入国民党，我们当然要抗议！”
“抗议的结果呢？”
“我们成功了！教育部改变了政策。”
王耀赞赏了几句，在江泽民说这次学生准备去破坏苏联人拥有的《时代时报》大楼和苏联驻上海总领馆后，摇头道：“那也还是去吧，真砸了——也无所谓。”
“这会助长国民党的气焰！”
王耀叹息着给江泽民塞了一把瓜子，两人面前的瓜子皮堆到两寸来高时，江泽民忽然眼睛一亮：“我有办法了！”
“嗯？”
“我可以带着学生们去示威——我是说，假装示威。”
“假装？”
“把报社和领事馆围起来，堵住路，这样，国民党的人就进不去了！”
王耀被这个天才的主意震惊了，而江泽民当即就站起来，说要回校去召集同学，急匆匆地跑出去了。
两刻钟后饶漱石才回来，王耀嗑着瓜子，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听：“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饶漱石拍了拍他的肩膀：“那毕竟是江上青的儿子。”
翌日，王耀前往围观了学生游行：他们确实去了《时代日报》报社大楼和苏联总领事馆，但江泽民提前带人把那两处建筑密不透风地围住了。最里层的学生们看上去十分忘我，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激烈，但谁都没有动手，就干喊着[8]。
王耀看得笑出了声，但立刻控制住了表情，安静地看后面拥蜂而至的示威者焦急地喊“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而这些话自然起不到任何效果。两个多小时后，大多数人终于失去了耐心——或者是午饭时间到了？——纷纷散去。
苏联的建筑毫发无损，连块玻璃都没碎。
王耀忍着笑准备回华东局，途中与几个举着“请中共学会爱国”横幅的示威者擦肩而过。
王耀回头望着那条标语，忽然心中一动，开始思考：“我们说的确实是假话——虽然国民党说的也不是真话。”
王耀开始想过去二十几年发生的一切，想苏联、想伊利亚，心绪越来越乱，在走过下一个街角时，他在心底叹了口气，告诉自己：“总之，我爱他，这一定是真的。”
这本该是总结陈词了，但下一秒，王耀脑海里浮现出了另一句话：
“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却常常被人带着爱说出来[9]。”
注：
[1] 这个故事实际上来自建国后，50年代政治局“瓜子代烟”运动。
[2] 苏联日后确实送了中国一个监狱，即秦城监狱。
[3] 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
[4] 张莘夫事件内容参考：朱彧《张莘夫遇害事件真相考》；中央文献出版社《吴亮平传》，吴亮平系当时抚顺市委书记。
[5] 1946年2月13日中共在延安正式提出对东北问题的四项主张：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中共在东北军队；承认各县市自治政权；限制国民党在东北军队数量。
[6] 此事实际发生在2月22日。
[7] 此话是王若飞指点中央大学新青社的，见燕凌《我参加的1946年“反苏”游行》。
[8] 这个故事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9] 纪德《访苏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