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诸人终究没有去蒙古，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在陕北和胡宗南大兜圈子，玩起了大型真人捉迷藏游戏。安全起见，中共限制了大功率电台的使用，改用小功率电台，因此与莫斯科的联络也是时断时续的。
尽管危机四伏，王耀在电报里还是尽量把一切描述得活泼有趣。他从“我们上次遇到了暴雨，毛主席火都点不起来，只能把烟卷放在鼻子下嗅、过干瘾”说到“今天早上打到了麻雀，但我不小心烤焦了”，仿佛自己根本就是在度假。
苏联人显然不吃这套，毕竟他本人就是文字游戏的高手。在毛泽东提出自己想访问莫斯科、当面“请教”建国经验后，伊利亚赶忙应了下来：“国民党那边都开始庆祝了，说中共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大批将领被俘，我吓坏了……约瑟夫同意，如果你们实在不安全，可以来苏联暂避，不过陕北没有机场，最好还是通过哈尔滨？”
王耀回电道：“才没有，林彪都已经重整旗鼓、准备南下了！再说，要是国民党的话能信，朱德都被击毙八回了——连斯大林都被报过病危呢！”
此时苏美在欧洲的对立愈发尖锐了，就在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他来访的前几天，已经抛弃中国、将全部热忱投入欧洲的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做了演讲，提出美国应当承担“复兴欧洲”的责任。这项宏大的经济援助计划，史称“马歇尔计划”。
毛泽东没法去几千里外的哈尔滨，为了迎接苏联的飞机，王耀挑了个打谷场，准备改成简易机场。然而地还没平整完，7月初，莫斯科发来电报，称：“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王耀十分气愤，尽管电报下半截说苏联准备把大连的军工企业交给中共经营，组建为“大连新建公司”军火生产线，但中国人依然在电报里追问：“辰兄是否对我们没有信心？是否对中国革命没有信心？”
——虽然苏联对中共确实没有多少信心，但以动机论，这确实冤枉了伊利亚。他闹这出，源头是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后，苏联考虑到自己战后虚弱，尤其是青壮年损失极多，并不想直接应战，伊利亚甚至去巴黎参加了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在谈判桌上阻止西欧全面倒向美国。
然而世间大部分事，并不是怂一下就能解决的。到巴黎的第三天，伊利亚终于不得不承认：欧洲乃至世界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给斯大林打完电报之后，伊利亚对莫洛托夫叹息道：“战后的新一代，才刚刚出生啊。”
莫洛托夫也叹了口气。伊利亚扭头望向巴黎夜景，低声道：“我多希望，他们能在阳光下健康长大——牺牲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
莫洛托夫语气坚定：“是他们逼我们的。不应战，就只能投降了！”
当晚，南斯拉夫外长主动找上了门，双方就抵制马歇尔计划达成一致。莫斯科下令，所有东欧国家退出欧洲复兴计划、准备与西方全面脱钩。
那么一耽搁，苏联自然就顾不太上了远东了，而中共再疑惑不解，也无法继续纠结此事，因为东北又开打了——夏初，林彪部渡了过松花江，开始围攻四平。
伊利亚那段时间很忙，他和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又在秋初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加强东欧各国的联系；而王耀没什么空了解这些，因为他也很忙：中共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开始了更彻底的土改。
土改为中共提供了充裕的兵源和后勤，也让他们有底气在秋末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国民党自然也深知土改的力量，他们早在1946年就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改革方案，但由于国民党高层多为大地主，缺乏贯彻政策的动力和意志，它最终只能“暂缓实施”。
国民党自身属性带来的问题不止于此，由于其素来重视中央军、苛待非嫡系，甚至在战后停发“杂牌军”的补助，夏初，四百余名军官着军装、佩勋表，列队前往中山陵，哭问：“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
其时王耀尚在陕北溜圈子，自不知道蒋介石差点就把哭陵的军官按共党论处了。但国民党在搞大新闻上从不令人失望，王耀北上哈尔滨、坐在苏联总领馆里晒太阳时，就从报纸上读到了另一个笑话。
王耀还没读完报道就笑得从沙发滚到了地上，他扶着茶几站起来，一边揉着膝盖一边提起话筒，要求转接电报局。
“伊廖沙，你应该也听说了，一个多月前，美国撤销了对国民党的军售禁令，然后派魏德迈来华评估国军战斗力。不过有个笑话你可能不知道，魏德迈当面骂哭了蒋介石——的义弟，戴季陶。
是这样的，魏德迈考察了一圈，觉得军队的腐败简直触目惊心，在最后一场会议上，他当着国民政府几十位高官的面，直言各级军政官员贪污、腐败且无能。戴季陶听到一半，忍不住就开始哭，散会后都没停。有人问他，魏德迈是说了什么坏话让他难受成这样，戴季陶回答说：‘问题就在于，他说的不是坏话，而是纯粹的事实，吾从政国民党26年，从未感到如此之羞辱。’
戴季陶尚算有点儿自知之明，蒋介石就未必那么想了，虽然不敢当面辱骂魏德迈——我该说气走了三位美国总统特使后，他终于学聪明了点吗？——但我猜啊，他说不定天天在日记里雪耻呢！”
对国民政府而言，比腐败更大的问题是经济政策严重失误，这让物价如脱缰的野马般狂奔不已、极大损害了国军的战斗力。秋末，解放军实现了反攻，中共的信心更加膨胀，他们开始思考组建政府的问题。
恰好民盟被国民政府取缔、随后彻底倒向中共，毛泽东借着这个由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询问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时期，是否应该循苏联和南斯拉夫之例，令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退出政治舞台[2]。
这信可以说相当不巧了，当时因为援助希腊革命等事，苏联和南斯拉夫爆发了剧烈冲突，于是斯大林在几个月后才回了电报，说他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却也无法可施。
王耀对此也很不高兴，不过翌日伊利亚的电报就到了，苏联人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堆欧洲局势，然后开始介绍苏联最近展开的新型冲锋枪设计竞赛，说胜利者叫卡拉什尼科夫，它的作品被命名为AK47云云。叨了五页废话后，他终于提供了一个有效信息：“蒋告诉约瑟夫：他希望‘美苏并重’、改善中苏关系。耀，这真是我见过最没诚意的示好了，我长着一张第三者的脸吗？他怎么会有这样大胆又离谱的想法？”
王耀忍不住在腹诽：“这怪谁呢！当年抗战的时候，你给重庆多少援助，又给延安多少援助？”
伊利亚嘲了两句蒋介石没有自知之明、总觉得苏联一定会原谅包容宽恕他，接着说自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做了些布置，准备再搞一出“人民革命”，不过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知道华盛顿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在电报的最后，仿佛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似的，苏联人用严肃的语气道：
“前几天，约瑟夫见了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对他们说，自己曾认为中国不具备革命成功的条件、只能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但并没有照办。事实证明，中国同志才是正确的。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反帝、民主的新中国。”
伊利亚的电报到这里就结束了。王耀看着意味着“全文完”的“你忠实的伊廖沙”，十分摸不着头脑，觉得这既不像道歉、也不像宣言。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中国人终于灵光一闪，领悟了伊利亚的言外之意：由于苏南冲突，斯大林重新对中国革命寄予了厚望。
王耀拧着眉毛，想起伊利亚屡次抱怨自己心思太多太绕，终于口出恶言：“苏联人也太……死要面子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和杜鲁门为大选铺路、发表援华咨文，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知悉苏联支持捷共镇压反对派后，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马歇尔计划”，以免更多国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蒋介石并不在马歇尔的援助计划里，春初，中共又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毛泽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第二次打了申请访苏的电报。
斯大林原本一口答应，但5月，苏南开始了论战，而“农民党”是核心争论点之一，这个词实在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中共。为了不让毛泽东深入了解苏南论战，斯大林决定再次放他的鸽子，这次借口是：“您离开岗位可能会对战局进程有影响。”
毛泽东什么都没说，不过王耀收拾文件时注意到，这封电报上被人用香烟戳出了两个焦黑的窟窿。
春末，中共中央搬入了河北阜平西柏坡村，安顿好后，毛泽东第三次申请访苏。结果这次连出尔反尔都没有，他只收到了一封口信，说现在去不是时候，苏共中央的委员都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
虽然气愤于苏联连个借口都懒得想了，但中共依然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在回电时，王耀毫不掩饰地对阿洛夫说：“难道苏联把粮食收购看得如此重要，乃至党中央领导人都要去参加吗？”
阿洛夫也显得很不安，这让他老老实实地把王耀的原话发了出去：“毛主席非常看重这次出访，他整理了大量资料和地图，买了新行李箱和新皮鞋，缝制了厚呢大衣。苏联不应该那么做——你就那么害怕公开支持我们吗？”
伊利亚当然没去收麦子，他是不想王耀在这时候访问东欧各国，卷入苏南冲突。而王耀再气愤，在7月得知欧洲情报局开除了南共后，为了“合群”，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了南斯拉夫，尽量和苏联保持一致。
许是实在好奇，伊利亚忍不住来电试探：“你真的，知道我们和南斯拉夫在吵什么吗？”
王耀语气诚恳地回了电：“不知道，和他不熟，所以我们决定原文照抄苏联的稿子。”
9月，蒋介石推出“金圆券”的第三周，华北野战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战役。此时，中共武装已有280万的的规模。
大约是觉得苏联的麦子应该全部收割完了，月底，毛泽东第四次申请访苏。屡屡受挫后，他的电文都不那么正经了，甚至换上了调侃的语气：“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请指示。”
“大老板”是东欧诸党给斯大林取的绰号，中共那么喊倒是第一次。而忙于和南斯拉夫相互报复的苏联，这次干脆选择了装死，毛泽东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给自己搭了个台阶，申请延期到来年1月。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先后胜利后，1949年春节前夕，毛泽东第五封申请访苏的电报终于得到了“算是人话”回应：莫斯科你先别来了，怕消息走漏，我派米高扬去中国。
为了给己方找点理由，伊利亚在回电里解释道：“此刻过来，如被发现，很容易被西方理解成听取指示，毛会被说成‘莫斯科的代理人’，有损于中共的声誉。待中国革命政府成立，情况将完全相反，你们的访问将不再需要掩盖踪迹，反而能提升自己的声望。”
王耀觉得这压根是在瞎编，直接打电报嘲讽道：“你还不如说，你们要收拾收拾、准备冬眠！”而伊利亚说的确实不是实话——起码不是全部的实话。苏联的真实理由是，他们正忙于建立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对抗马歇尔计划。
按理说，米高扬身为苏共中央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是需要用最高规格接待的，但王耀心里有气，也就没跟着去机场，只准备和毛泽东一起在自己屋前等待。结果1月31日，伊利亚毫无征兆地跟着米高扬钻出了车门。
伊利亚下了车，自顾自地感叹道：“天哪，终于到了，这路也太颠了。”他上前几步，站到了王耀的面前。
王耀还在发愣：“你怎么……”
苏联人笑了起来，伸手把他按进了自己怀里：“出发前约瑟夫才同意的，没来得及打电报。”
“我……”
“还在生气？”
王耀愣愣地摇了摇头，这是真的，在见到伊利亚的那刻，他感到自己剩余的那点脾气几乎完全消散了。
“好啦，耀，”伊利亚松了手，“既然不生气的话，那，欢迎一下我吧？”
王耀抿紧了唇，犹豫片刻，还是揽住伊利亚的脖子，贴上他的脸颊，情不自禁地蹭了蹭。完成贴面礼后，中国人微微颤抖着道：“欢迎来西柏坡。”
伊利亚满脸得意：“耀没有邀请我。但我知道耀一定会欢迎我的。”
注：
[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2] 转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