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8日，武汉“二•一八”空战爆发，中苏两国飞行员联手对敌，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日本空袭编队指挥官也在这次空战中被击落身亡。
这是南京沦陷后，中国空军取得的首次空中大捷。
伊利亚还是不同意去八路军驻鄂办事处，王耀也没心思和他计较这个，在苏联人转移话题、提出“你带我逛逛武汉吧”的要求后，拉着他拐去了黄鹤楼。
走到黄鹤楼边上才发现田汉也在那，他带着几名油漆工，正热火朝天地刷着墙。许是干得太专注了，直到王耀拍了拍他的肩膀，田汉才猛地转过了头，然后赶忙擦起了手。
王耀问道：“忙什么呢？”
“当监工，第三厅准备弄两幅壁画，鼓励抗战，这不是正在准备。”
田汉口中的“第三厅”全称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田汉是其下设第六处的处长[1]。
伊利亚听不懂中文，待两人寒暄完后，便问王耀他是谁，王耀回答说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可伊利亚显然对这首歌没有什么印象；王耀又说是《抗战日报》的创始人，苏联人还是一脸茫然；最后王耀说田汉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者之一、李大钊在日本时的同志[2]，伊利亚这才恍然，热情地和田汉握了握手。
直到与田汉告别、走进楼里，伊利亚才问道：“他们是在画画？”
“对，大壁画，主题是‘保卫大武汉’。”
“怎么选在这里？”伊利亚左右环顾，“这看上去……是个古楼？”
“黄鹤楼，武汉的象征之一。”王耀指了指山下不远处的铁路，又遥遥指了指远方：“京汉铁路，还有粤汉铁路，武汉是它们的交汇处。”
伊利亚用手指比划了一下铁路的走向，然后指着长江挑剔道：“应该造一座大桥，把这两条铁路连起来。[3]”现在火车过江，靠的是轮渡。
王耀笑了笑，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建议：“等战争结束了——”他顿住了。
周围顿时陷入了静默。
不过，在伊利亚开口安慰之前，中国人重新开了口：“所以我得带你来看看，伊廖沙，毕竟这里……你之前都没来过武汉，太可惜了，这里以前……是中国的革命中心啊。”他的声音越来越轻，“等打完仗，这些可能都不在了。”
伊利亚没有接话，楼下恰好一辆火车驶过，洪亮的、源自工业革命的蒸汽轰鸣，轻而易举地盖住了长江那近乎永恒的涛声。
王耀转头凝视着窗外，说起了武汉的历史，说在北伐军改设武汉三镇前，这里叫做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革命后第二天，就在“大清湖北省咨议局”的大楼里，革命党人成立了第一个共和制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说完这些，他又说这里也是北伐折戟的地方，说起“七•一五”反革命事变，说当时武汉戒严，共产党人只能满城狼狈逃窜。
伊利亚眼神游移，似乎在琢磨着要不要打断王耀——不管怎么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谈这些，着实有些不识时务。所幸王耀不准备纠结这点，他又介绍起了长江，然后谈到江对岸的汉口，说那里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埠通商，沿江排列着密密麻麻的租界区，“原俄租界也在那里。”
伊利亚并未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危险话题，只随意道：“我没去过那里。”
“我知道。不过俄租界收回之后，那里还是有很多俄国人，倒是不错的掩护，八七会议就是在原俄租界开的。”
伊利亚轻声道：“你总能把它们都收回来的。”
“谢谢。”
王耀倒是真没准备为难伊利亚，他又心平气和地说那座沙俄捐赠的东正教堂还在[4]，但也没多少人用了：“我听说，苏联放松了对宗教的管制？”
“一点点。”伊利亚揉了揉头发，“约瑟夫说，现在情况紧急，希望能利用东正教，使边界地区服从中央政府的治理。这也算是……统一战线吧。”
王耀笑道：“我记得20年前，你为了凑经费，‘剥夺’了好多教堂呢，连它们墙壁上镶的银片、金箔都没放过。”
“这钱你可也用过。”苏俄没收的教会财产，有相当一部分充作了共产国际的经费。
“我又不想帮教会说情。”王耀说得理直气壮。
伊利亚耸耸肩：“那会我可太穷了，别说援助其他国家的党，布尔什维克自己都经常入不敷出。你第一次来苏联的时候，连黄油都得按人头配给。”
“食堂还没有酒——为了节约粮食。”
“也是你来得不巧，那会是冬天，物资最匮乏的时候。”
王耀调侃道：“是啊，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困窘得就像严冬的西伯利亚荒原。”
伊利亚神色有些尴尬，不过在他开口之前，王耀补上了下半句话：“但是，透过死气沉沉的严冬暮霭，能窥见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
伊利亚眨眨眼睛，神情十分无辜，终于惹得王耀大声笑了起来。
王耀笑够了之后，伊利亚便说起前几年改建莫斯科时又拆了好些教堂，大概有四百个，而王耀却已经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他趴在栏杆上，说起原俄租界有个中俄合办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说是沙俄和清廷的合资，但清廷根本没有管理权，后来……”
“怎么了？”
“据说，总部被你没收了。”
伊利亚歪着脑袋想了会儿，诚恳地道：“我不记得了。”
“小事儿。”王耀伸手把伊利亚拉到了窗口，“看，太阳快下山了。”
两人便迎着江风，看着天边的云彩渐渐被霞光染出不同层次的颜色，亮金、暖橙、橘黄、桃粉、玫红、绛紫、浅灰。
天完全黑透之前，街道上出现了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举着巨幅画像，以及纸扎成的、坦克或飞机形状的彩灯，欢呼着准备游行。
伊利亚问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这可比元宵节的时候热闹多了。”王耀看着一些没有花灯的群众举起了火把，火光跳动，给整条街增添了不少活力与暖意，“今年以来，中国空军的首次大捷啊。”
王耀把那些巨大的画像一一指给伊利亚看，最前面的是孙中山遗像，后面是国共抗日将领的照片。伊利亚好奇道：“他们这是要去哪？”
“我猜是汉阳门，洗星海和合唱队在那里，等恩来、沫若的演讲结束，就会举办一场大合唱。”
伊利亚估算了一下视野里的人数：“地方够大吗？别发生安全事故。”
“够，合唱队在船上呢。”
不久，果然传来了清亮的歌声。歌声最初听上去十分遥远，但很快就沿着火炬和彩灯一路绵延到了黄鹤楼下，与路旁群众的喝彩声连成了一片，直上云霄。
王耀跟着哼了几句：“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又对伊利亚说，这是延安为“抗战宣传周”写的歌，词曲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虽然毛主席不太赞同……但是，伊廖沙，延安努力按国际说的做了，‘一切服从抗日’。前几天，恩来成功说服了老舍，让他出面倡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王耀的语气渐渐阴郁，“但国民党……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平衡能维持多久。”
伊利亚建议道：“你可以告诉任，让他写个报告，带去莫斯科。”
“写了报告，就有用么？”
伊利亚迟疑了，而王耀微微笑了起来，他伸手搂住苏联人的脖子，把脑袋埋进了他的肩窝里，轻声道：“伊廖沙，你总是……在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两端摇摆不定。”
伊利亚眨眨眼睛：“对苏联来说——对一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
王耀默不作声，而伊利亚仿佛才想起来似的，谈起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经费分配：“我带了30万美元过来。放心，国民党不知道。”
“斯大林批的？”
伊利亚摇了摇头：“约瑟夫说，他很忙，来不及看文件，让共产国际自行决定。”
王耀咬了咬唇：“即使你把援助——我是说大部分援助都给了国民党，他们依然不会满意的。现在前线战况……很不好，我来武汉之前就听说，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直接出兵作战。”
两人彼此凝视着，王耀在读出了伊利亚眼神里的情绪后，为自己辩解道：“我不是……起码这次不是在说国民党的坏话。伊廖沙，你得当心蒋介石的背叛。”
伊利亚道：“你是说，以前就是了？”
王耀：“……”
伊利亚揉了揉王耀的脑袋，然后干脆把他揽进了自己怀里：“其实，蒋已经给莫斯科打了电报了，说希望趁欧洲局势缓和，让苏联‘予远东侵略者日本以教训’。”
“你没答应。”
“对。”
王耀倒也没有很意外，他断言道：“你要是愿意，土地革命时期就该出兵帮助中华苏维埃了。”两人都清楚，苏联援助中国、并且坚持让国共组成统一战线的目的就在于遏制日本，使其没有进攻苏联的余力，因此它是不会主动去挑起战争的。
伊利亚道：“你想知道的话，东京刚刚对莫斯科提出了抗议，说苏联实际上近乎锁国，而且航空设备都为政府所控制，而今苏联军人入华作战，说是‘援华志愿队’，实在令人无法信服。”
王耀心道你这借口本来就是糊弄傻子的，口中则问道：“莫斯科什么反应？”
“我们拒绝了抗议，说明明有很多国家的公民都在华作战，日本凭什么只针对苏联，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噗嗤。”
伊利亚把嘴唇贴到了王耀耳廓上：“克里姆林宫决定，不理会他们。何况真的不只有苏联人，美国-加拿大援华医疗队下月就会抵达延安。”
王耀有些惊讶——这个医疗队居然派给了延安，而不是重庆：“共产国际派来的？”
“对，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组织的。”
“……这账不还得算你头上。”
伊利亚无辜地道：“苏联可指挥不动加拿大和美国的公民。”苏联人的呼吸软软地拂在王耀的耳道上，令它泛起了隐约的红。
这时不远处的人群换了首歌，王耀侧耳听了会：“《救亡进行曲》，延安也经常唱。”
“文艺活动上？”
“对，虽然大家更喜欢跳舞。”
王耀便谈起了延安的舞会，它一般在周六晚上举行，遇到节日也会加一场，自己常去的“舞厅”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朱德几乎从不缺席，毛主席一月来两三次，彭德怀常常出现，但作壁上观、不肯下场。”
“可能他不会跳。”
“最开始谁都不会跳，第一个学跳舞的朱德，他跳起来就像在出操，还喜欢踩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总把场地踢得尘土飞扬。”
“他是第一个？我记得周会跳舞。”
“艾格尼丝（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了之后，延安才开始定期举办舞会。第一场就是她和朱德跳的，艾格尼丝说，这叫‘破除迷信’。恩来嘛，他本来就会，跳得就像在解数学题，横竖都挑不出错。”
伊利亚被这个比喻逗乐了：“其他人呢？”
“毛主席跳起来就像是在散步，还大言不惭地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贺龙跳得最欢快，还被艾格尼丝夸奖过，说他是全延安唯一有节奏感的舞者；博古和弼时也喜欢跳，博古有一整套柴可夫斯基交响乐的唱片，如果当天没有乐师伴奏，就让他放唱片，有一次我脚一滑，还碰坏了一张。”
伊利亚道：“听起来，你跳得可不怎么样。”
“博古说没事儿，跳舞就该无拘无束，想跺脚就跺脚，想溜圈就溜圈。”王耀诡辩完后，又找补道，“还有人扭秧歌、耍武术呢。”
伊利亚笑了起来，在王耀说自己从史沫特莱那里学会了维吉尼亚土风舞时，他问道：“我记得她想加入中共吧，现在还在延安么？”
“……没有。”王耀的神色瞬间窘迫了起来，“艾格尼丝，她……”
伊利亚疑惑道：“怎么了？”
“……”王耀犹豫了一会，还是坦白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夫人把她、还有她的秘书赶跑了，说是……‘这种一男一女搂抱着、缓慢移动的舞蹈，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
“……”
伊利亚满脸“竟有此事”，王耀更难为情了：“其实也不止她们，很多领导人的夫人，都很不满意……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和他夫人，贺子珍，闹得很不愉快。”
“……”
“这是延安的错。艾格尼丝一定很生气。”
伊利亚思考了会，终究没有对延安作出评价，只把王耀按得更近了些，抵着他的耳朵轻声道：“没关系的……她是共产国际的人。”
王耀瞪大了眼睛，伊利亚解释道：“你还记得佐尔格[5]么？”
“……记得。”
“她帮助过佐尔格，建立上海和广东的情报系统，还给他推荐了好几个人，比如汉布尔格和尾崎秀实[6]。”
“我知道尾崎，还有他的朋友中西功[7]……但不知道这些。”
伊利亚道：“所以不用太在意，耀。她都没和共产国际报告。”
“……伊廖沙，即使如此，依然是延安做错了。不生气是她的宽容，而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辩护词。”
伊利亚稍稍与王耀拉开了些距离：“那我帮不了你了，耀，道歉总得你自己去。”
“我也是那么想的。”王耀垂下眼睛，低低叹了口气，“不过……我还以为，你会嘲笑延安呢，‘封建主义作风’之类的。”
“你要我评价的话，完全的小农残余，实在是太缺乏工人阶级的精神了。”
王耀叹道：“伊廖沙，你得理解，延安——还有整个中共，甚至中国，工人的比例都很低。”
伊利亚耸肩道：“我刚刚可憋着了。”
王耀侧过头，吻了吻伊利亚的唇角：“我又没怪你。”
两人都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王耀指着天空给伊利亚说了些星星的故事，然后被伊利亚带着跳起了华尔兹——虽然这现成的“配乐”并不算太合适，但谁都没在意。
感觉自己的耳垂被咬住时，王耀侧目问道：“想做？”
“你有体力么？”
“我没有又不要紧。”王耀说得一本正经。
“耀，”伊利亚一挑眉，伸手按住了他的唇角，轻轻摩挲着，“我看是你想。”
王耀一笑，干脆伊利亚的拇指尖端含了进去，用舌尖绕着它慢慢转了个圈：“好吧，算是我想。那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下次果然还是该去延安。”
王耀读懂了言外之意，他松了口，不满道：“要是苏联被入侵，你会好好呆在莫斯科？”
“会。”
“……”
伊利亚解释道：“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防部建议制定一个撤退方案，说莫斯科离边境线太近了，如果敌军入侵，中央委员们在首都不安全。但约瑟夫说，他就呆在莫斯科，哪里都不去。伟大的莫斯科城不会投降。”
王耀决定战略性认输：“好吧，那伊廖沙，现在我们去哪？——我不去中共长江局。”他并不希望伊利亚和王明碰面。
伊利亚提议道：“苏联领事馆？”
王耀反问：“这和去八路军办事处有什么区别？”
“地方大，隔音好。”
“……”
“认识你的人少。”
“……但认识你的人多。”
“我在这儿又待不了几天。”
“……”王耀看着眼前理不直气也壮的苏联人，无奈道，“那可得快点，再晚可就没摆渡船、过不了江了。”
走进领事馆的客房时，伊利亚忽然问道：“你不喜欢中共长江局？”
王耀脚下一顿，斟酌着道：“我并不讨厌王明，但也不希望……长江局继续凌驾在中央之上，成为‘第二中央’。要知道，连李德都看出不对劲了。”为了增加可信度，王耀搬出了德共的李德作为“证人”。
“任交给国际的报告里，记得让他加上这一句。”
“唉？”
伊利亚道：“我不能直接出兵帮你对付日本人，但起码，我能帮忙解决掉长江局。只要中共的报告里有这句，共产国际就得明确表态——用文件的形式。”
王耀怔了怔，缓缓道：“虽然……但我得同意你的一句话，伊廖沙，党应该是团结的。”他用了一个并不真实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以免被认为之前的话是出于私心好恶。
伊利亚似乎没有听懂，只笑道：“我倒是希望你同意另一句。”
“哪一句？”王耀温驯地任由伊利亚抚摸自己的腰侧，“需要我猜猜吗？”
伊利亚直接说出了答案：“中苏两党也应该是团结的。”
王耀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下次你可以说，‘亲密无间的’。”他伸出手，解开了伊利亚最上面的纽扣。
注：
[1] 历史上，第三厅于1938年4月设立，黄鹤楼抗战壁画是在7月开始绘制，下文出现的歌曲《保卫大武汉》和“抗战宣传周”都是4月之事，文中进行了时间线调整。
[2] 这里指田汉1919年在东京响应李大钊号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3] 1957年，在苏联帮助下，武汉长江大桥开通，京汉与粤汉两条铁路接轨，这是中国第一条可直接过江的铁路。
[4]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1年曾经游历汉口，参加俄国茶商开办的顺泰砖茶厂25 年周年庆典，并决定捐献一座东正教堂给当地侨民，即今汉口东正教堂。
[5] 理查德•佐尔格，“红色谍王”，向苏联提供了国进攻的确切时间、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等重要情报，1930-1932年在上海活动，暴露后赴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牺牲。
[6]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德共党员，曾协助中共中央特科铲除叛徒与东北抗日组织的斗争，1935年调回欧洲，1948年与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德共党员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协助了苏联核事业。尾崎秀实，原《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回国后为共产国际工作，1941年和佐尔格一起被捕，后牺牲。
[7] 中西功，1931年在满铁加入中国共青团，1937年转为中共党员，同时也是日共中央委员，经常将尾崎秀实的情报转给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