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Notes
我真的很喜欢《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的“苏共是我们的先生”
随着太原、杭州、武汉、西安、南昌、上海先后解放，访苏也被提上了日程。但5月，北平迎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朝鲜劳动党的金日成[1]。
金日成自称刚从莫斯科回来，说斯大林答应帮他建立海军，又要求拿回当初借给中共的三个朝鲜师，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平壤准备对南方动武。
三个师本就是借的，此刻解放战争即将胜利，还给原主人也是情理之中，毛泽东自是慨然应允，但随后立刻给金日成泼起了冷水[2]：“朝鲜同志不要立刻向南韩发动进攻，而应等待更为有利的形势。此刻进攻，麦克阿瑟就能迅速将日本军队和武器运到朝鲜，但我们却不能迅速而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全部主力都在长江以南。”尽管如此，他依然承诺[3]：“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
毛泽东最关心的还是“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趁此机会，他试探起了平壤的意向。加之美军开始轰炸北平机场，解放军临危受命、开始组建空军，中共更抽不出人手了，于是访苏计划只能推迟。
王耀遗憾地告知了伊利亚此事。其时，中共虽已拿下北平，但链接莫斯科的电话线尚未接好，他们还是只能用电报的方式交流。
“伊廖沙，这个月是没可能了，我们努力下个月出发。不过，这周还是得劳烦你们的飞机来大连，接走毛主席的夫人和女儿。江青需要去苏联治病和疗养，李讷得做个全面身体检查。这俩姑娘都没出过国，也想去苏联开开眼界，小李讷很可爱，你会喜欢她的。
前天上海也解放啦，司徒雷登说想去探望美国侨民，我们答应了——不用太担心，华东局会全程盯着他的。中共同意苏共的看法，只有当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正式拒绝在所有方面援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后，我们才不会拒绝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4]。
说到外交政策，上个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给定了调子。他说，中共要先解放全中国，还要学会管理城市，真正站稳脚跟后再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统统搞掉，然后才能讨论和这些国家建交的问题，这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苏联，会上是那么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必须遵行，不能做任何修正。因为它完全使用，这是原则性；而我们所添加的是枝叶，不是根本，这是灵活性。关于我们的策略和方法，我和某些苏联同志谈了，他们说我们做得很对。’你看，即使在内部会议上，我们也记得不能泄密，没把米高扬三个字说出去。”
伊利亚爽快地批准了申请，毕竟那个月他也没什么空：5月下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宣布建国，德共十分激愤，伊利亚忙于处理外交事务，给王耀的电报都短得只剩两页了。
北平开始钻研如何组建新政府，他们独立完成了第一个草案，不过很快被苏联打了回来，说它几乎照抄苏联，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过于繁琐，而且政府核心人员不能有外国人，应该把那几个苏联人都划入“顾问”[5]。斯大林特别叮嘱：目前不宜广泛宣传苏联和民主中国的友谊，这样的宣传安排在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中国民主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才较为合适。
王耀本觉得南京城都进了，完全可以不用再等，所谓：“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6]。”但既然莫斯科那么决定，北平也只能照办。
在回电里，王耀说起新的经济政策起草得非常艰难，连毛泽东都承认自己不太玩得转经济，在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他还打了个比方[7]：“我们好像是个将要出嫁的姑娘，知道自己会生孩子，可不知怎么生，但她知道出嫁后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
伊利亚完全没有领会这个比喻的美妙——也或许在得了便宜还卖乖？——他抗议道：“我怎么觉得，你们根本不关心孩子父亲是谁，只想给他找个‘接生医生’？”
秘密访苏团6月下旬才最终成行，对外称“东北高岗代表团”，但实际带队的是刘少奇。其时，美军已完全撤出中国，中共觉得可以公开自己的倾向了，19日还宣布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但在此之前，还需要与苏联进行沟通。
一行人在26日抵达莫斯科，因是秘密访问，自是没什么欢迎仪式的，连会见都安排在了深夜。苏联领导人来得齐全：斯大林、维辛斯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等；中共一方人就少多了，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刘少奇坐在中间，左右是高岗和王稼祥，师哲、戈宝权、邓力群、徐介藩分坐两边。
最先开口的是斯大林，他开门见山：“你们来干什么，你需要什么？”
刘少奇起身答道：“需要钱，需要武器，需要飞机、坦克、军舰、大炮，要工厂，要专家，要海军基地，要清除水雷。”
斯大林笑道：“没问题，要什么都给，不要都给。”
王耀对于把访问搞得和偷情似的多少有些不满，凑在伊利亚耳边低声道：“那么怕泄密，就不该安排在克里姆林宫。” 刘少奇之前提出想了解和学习苏联国家机关的组织情况，为此需要将访问公开化，但因为担心泄密，最终作罢。
伊利亚笑道：“找遍莫斯科，哪有比克里姆林宫更安全的地方？”
王耀低声嘟哝了几句，这时双方的问候结束了、斯大林开始读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他便抽空道：“毛主席本来想自己带队的。”
“那可真瞒不住！”伊利亚连连摇头，又把茶杯塞到了王耀手里，“约瑟夫最喜欢的茶，尝尝？”
“……好甜！”
伊利亚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啊，我忘了！”他取来柠檬，开始将柠檬汁挤到茶杯里。
“我之前没说错吧，你们就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
伊利亚解释说俄国路况不好，过去出远门前会喝一杯加了柠檬汁的茶，以减少晕车症状，时间一久就成了传统：“好了，再尝尝？”
王耀本想再调侃几句，但这时刘少奇的报告开始了，他赶紧咽下了茶水，迅速坐正，目不斜视地对伊利亚道：“下次我带些龙井来吧。”
“嗯？”
“我爱喝那个——不许加牛奶、蜂蜜和方糖！”
第一次会谈几乎都是斯大林在回应中方的清单。斯大林同意了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请求，年息1厘，又针对毛泽东“利息是不是太低了”的疑虑解释说，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息都是2厘，但是苏共中央觉得，中国的战争尚未结束，理应得到更优惠的条件。
伊利亚轻声道：“其实约瑟夫觉得，毛这话，又是‘东方人的礼节’。”
王耀横了他一眼，后者眨眨眼睛：“猜错了？”
恰好此时斯大林也笑道：“当然，如果中国同志坚持要用更高些的利息，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伊利亚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咬着重音重复道：“对，是你们的事情！”他伸出手，戳了戳王耀的嘴角，神情颇为得意，仿佛在暗示“比嘴皮子谁怕谁”。
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双方以极快的速度敲定了苏联专家的报酬、清除水雷的日程安排。斯大林特别强调了新疆问题，说新疆汉族比例不到5%，这太危险了，占领新疆后需要往那里迁移汉族，起码把比例提高到30％，这才能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伊利亚低声道：“约瑟夫的职业病又犯了。”
“不，这是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伊利亚笑了笑，觉得这依然是“东方同志的客气”。这时关于援建海军、空军的方案也谈完了，斯大林起身，开始总结陈词：“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
会谈就此结束，更具体的方案得等苏共中央进行讨论后再拟定。众人散去后，伊利亚拉着王耀，介绍起了中共代表团即将入住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那是一座沙皇时代的一位大资本家建造的豪宅，十月革命后成为了苏共中央的招待所，“当然，耀不用去。”
王耀摊了摊手：“我可没把钥匙带来。”
“丢了？”
“伊廖沙，我真的需要它吗？”
伊利亚鼓起了腮帮子，想做出生气的样子，但几秒后就忍不住笑了：“好吧，确实不需要——想吃点心吗？”
伊利亚开始切蛋糕，王耀托腮看着他，忽然道：“司徒雷登还在上海呢。”
“不是南京？”
“我看司徒雷登也不想回南京，他打了个申请，想访问北平。”
“也正常，毕竟现在都在传，共产党会定都北平，而不是南京。”
王耀接过蛋糕：“你也听说了？”他提起叉子，小心翼翼地沾了些奶油放进嘴里，以验证这次的甜度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伊利亚笑道：“我倒是喜欢哈尔滨，但确实太偏了些。”
王耀本想说哈尔滨太缺乏历史积淀，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怎么看上去，比我还开心？”
“我诞生以来，遇到的开心事儿本来就不多。”伊利亚倒了热可可，主动和王耀碰了碰杯。
王耀愣了愣，看着伊利亚的侧脸，感觉自己的心脏抽疼了一下，而苏联人对此无知无觉，吹了吹杯口的白雾后抬眼问道：“耀，不喜欢可可吗？”
王耀用力摇了摇头，刻意用轻快的语气道：“你知道粟裕吧？”
“听说过，是你们的将军。”
“上海解放后，他带着夫人上街散步，途中忽然说：‘这家咖啡厅一定不错！’他夫人就很惊奇，问为什么，粟裕回答：‘如果在这个咖啡厅上架几架机枪，可以封锁整个街道。’”
伊利亚被逗笑了：“听起来，粟应该可以和科涅夫当朋友。”他放下茶杯，把王耀拥进怀里，给了他一个甜腻的吻。
王耀低声赞美了可可的味道，然后摘下苏联人的眼镜，吻了吻他的眼睑：“你会收到另一个好消息的，这月结束之前——我保证。”
“什么？”
“作为你‘很少遇到’的开心事儿，”王耀用自己的鼻尖蹭了蹭伊利亚的，“伊廖沙，应该到时间再拆礼盒。”
收到刘少奇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后，7月1日，毛泽东抢先抛出了表明中共冷战立场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以胜利者的姿态公开宣告了中共革命的历史道路、基本经验和执政原则，决定“一边倒”向苏联。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这篇文章无疑令许多人跌破了眼镜，受刺激最深的人之一，就是率领西方国家外交使团集体拒绝跟随国民党南迁、坚持留在南京“迎接”中共的司徒雷登。
这位美国大使沮丧而痛苦地报告说[8]：“毛不会被收买，他确信与西方不存在妥协”，“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之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变得不能更紧密了。”
而这，恰恰就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想要证明给莫斯科看的、他二十余年来苦心奋争所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
就像王耀回国后、用刚开通的新电台打给伊利亚的第一个电报里说的那样，中共在得意而哀伤地宣告：“我们即将用最伟大的成果报答所有活着和死去的共产党人：中共革命达到了它最初的目标。”
注：
[1] 历史上，1949年5月秘密访问北平的是金日成的亲信金一。
[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3]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4]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
[6]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
[7]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8]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