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之前，犹豫过要不要把二战篇和解放篇拆开，不过重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后改变了想法，决定把1944-1946单列，以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以解放战争爆发终；随后就发现，如果那么做，二战篇就不可能完整，于是想着干脆把二战时期也切分了。
之后就着手开始写大纲，最初想划成1937-1941、1941-1944两段，以皖南事变为分界线，但这样就完全无法顾及到欧洲战场，如果再把欧洲战场史以1941年9月为分界线分割，那二战篇就需要有四部分……最终，因为实在划不明白了，决定干脆写1937-1949全篇吧！
据此也就确定了全文的主线：中苏两党在“阶级性”和“民族性”中的挣扎的与选择。
本文开篇的时候，苏联正在进行“大清洗”，这是苏共进行思想统一的过程，以斯大林的胜利告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终究战胜了“世界革命论”。从那之后，苏联身上“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光芒开始褪色，那些民族主义的甚至沙文主义的情绪开始滋长。苏联已经能够毫不在意地唱《喀秋莎》，能够理直气壮地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芬战争、《苏日中立条约》、《雅尔塔协定》辩护，甚至能因《国际歌》不够“民族”、不能“激励民心”而修改国歌。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他曾经有过的那些弥足珍贵的情绪——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对霸权主义的批判、对公正与真理的追寻——正在消亡。因此，米沙会在苏联更换国歌消息传来的时候死去，这象征着列宁主义的熄灭。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身上会同时交织着“理想”与“现实”，因而显得反复无常、左右横跳。他会一边为了东部疆土的安宁对国民党妥协、同意不援助中共，一边偷偷给延安塞钱；会为了履行条约把八路军赶出沈阳，却也会带着他们去撬日本的军械库；会费尽心机占走旅顺港口，却又转头对中共说这是个不平等条约，“如果中共希望苏联从旅顺撤军，那么莫斯科愿意让中国同志如愿以偿。”
这就是本文苏联的全部设定：他是一个满脑子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主义者，知道按“国际主义义务”自己应该怎么做，但却选择性地履行，既不完全服从，也不完全规避。在这个时候，苏联依然喜欢着“世界革命”的前景，却不愿意和诞生时那样拼尽全力地去完成它了。他的思想大概可以概括成：如果世界革命能实现，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不能，那搞搞地缘政治似乎也不坏。
苏联已经不是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了，但却也还没蜕变成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这也让大家对他的爱与恨都不那么纯粹。
中苏关系而言，苏联未必不知道自己对不起中共——事实上，他对不起大部分别国党。在故事的结尾，苏联会问“我是不是做错了很多事？”（历史上，这句话由斯大林问出）。他的歉意或许是真诚的，可惜这个问题并不能答“是”，如果当时中共说“你确实做错了很多事”，苏联肯定会当场翻脸，所幸中共选择了心照不宣的标准回答“当然没有”，他才能继续笑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很客气的”，同时暗暗松了口气。
——顺便一提，十几年后，中共为日内瓦会议之事对越共做出了类似的检讨，并收获了类似的回答，这真是个天道好轮回的故事，用当时的海报口号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jpg”。
可倒退30年的话，苏俄也曾经是纯粹的，谁又没有年轻天真过呢，命运自有改变他们的方式。而那些热血和幻想，多年之后，大抵都被盖上了“盲动主义”、“纸上谈兵”的章。
当然，苏联敢问这种问题，也是一种自信，他自信自己能够收获想要的答案、自信能够预判中共的反应、自信中共会爱着“这样的自己”——在这个时间段，确实如此。
拟人化之后，苏联的恋爱观大概是：“虽然我有时候确实很混蛋，但我相信你依然爱着我。”就这句怎么听怎么欠揍活该注孤生的话，还得配上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神情。
这个可爱的、可怕的、可恨的、可悯的、可悲的苏联。
——嗨呀，写完设定之后，觉得苏联人设真是奇妙得糟糕，这居然都能有男友，一定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保佑【。】
苏联的思想变迁是“单向的”，革命性越来越低，同时民族性越来越高；但对中共来说，这个过程就比较波折了。
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莫斯科强加的，虽然共产国际按头各国党联合资产阶级政府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但在抗日初期，中共已经被说服了，他们承认莫斯科正确的，联合“明天的敌人”来对抗“今天的敌人”在战略上是可行的。尽管偶有摩擦，尽管对莫斯科的经费分配很不满意，但是中苏两党短暂地实现了思想和路线的统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被共产国际定为了“核心”。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恰逢苏联和英法谈判破裂、走上了对德媾和的道路，这让中共和苏共的路线再次一致：苏联要谴责英法的绥靖，中共要痛斥重庆的反动。但这次“思想一致”十分短暂，随着德国在欧洲大获全胜，苏联愈发需要中国拖住日本，于是不得不再次对国民党让步，宣布“民族矛盾”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共勉强接受了这个解释，为此发动了百团大战，但国民党却不打算配合，而且不久之后，甚至发动了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引爆了中共最高的愤怒，尽管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对，中共没有使用军事报复，但延安果断回到了阶级高于民族的原则上，从此不再理会国民党的命令。这里应该强调，不管延安认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哪个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他们的革命性是一以贯之的，不管是先打日军还是先打国军，最终目的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
随着苏德战争的进行，中共的愤怒开始销饵，或者说开始“理解苏联”，同时他们开始更灵活地处理各种问题，熟练地耍着两面派的手段。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在越来越像那个“现实主义的苏联”，毕竟，“开始现实主义”和“理解苏联”完全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如果在思想上理解苏联，那中共就自然会开始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
不管怎么说，不管宣传上、行政上使用了多少阴谋阳谋，中共始终坚信自己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结尾的开国大典上，他们喊“人民万岁”的时候，确实是真诚而纯粹的。
中苏关系而言，最初，中共是“不喜欢但理解”苏联的，但“理解”这个行为本身就会削弱愤怒，他谅解了苏联，也因此，他不由自主地、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地，和苏联开始思想重合，这让他们在1943年制定战略时一拍即合。
中共可以说见证了苏联民族主义（甚至可以说民族沙文主义）的滋长，但在1945年重遇时，或者重遇之前，他就决定了“原谅”。他接受了苏联的解释，说服了自己——“苏联那么做，是为了‘更高的’理想。”
苏联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中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选择原谅他；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中共是个比自己更理想主义的人，他对那个至高的理想比“现在的”苏联真诚，这埋下了日后中苏论战的种子。
但在本文故事的时间段，中共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作为外化的表现，也不过是中共也和苏联一样，开始有了那些“理直气壮”的、自信的判断与脾气。这时候的中共，对党际关系相当自信，他敢在1945年和苏联军队互怼，敢理直气壮地要求苏联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就像苏联不觉得中共真的会翻脸一样，中共也对苏联有一个基本判断，并且足够自信。
他们对彼此的判断都有偏差，不全然正确，可又不全然错误；这其中最大的悲剧是，他们都以为，对方理解了或终将能够理解自己的“内在”——事实上，直到最终，他们也没能完成这一点。
在故事的最后，中共得意地说“革命实现了他最初的目标”时，他想起了很多往事，但唯独没有想到，中共革命胜利了，可一切远没有终结。
这毕竟不是一个“此处可以完结撒花”的故事。
结尾特别选用了戚本禹压轴，这纯粹是因为他在回忆录里对开国大典的评价：“这真是旷古奇声！人民原来也可以万岁呀。”当然，某种意义上，他也可以象征中国之后20年，甚至30年、50年的命运。如果中苏论战篇（你看这饼它大又圆！）写得出来的话，大家还能再见到他的XD
不管怎么说，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对着麦克风开始演讲的那刻，确实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峰之一，而这个故事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该是那天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那句话：
“人民万岁！”
“原来人民真的可以万岁啊。”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