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汪精卫的叛逃，延安一度对重庆缓和了态度——尽管两党在地方的摩擦层出不穷，但国民党毕竟并没有投日；尽管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取消共产党，但他也毕竟公开拒绝了“近卫声明”。1939年1月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蒋介石现在既联共又反共，但联共还是主要的，因此，中共对国民党“要亲爱，要团结”[1]。
可是，这一厢情愿的缓和，并没能持续多久。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抗战到底之“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以及“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将政策重心从抗日转移到了反共，不久，又秘密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历史上，这被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2]”。
尽管蒋介石考虑到“团结御侮”的舆论环境，要求地方务必保守秘密，但消息几乎是立刻就走漏了——为了在宣传上造势、取得各界同情，国民党各地党部迅速编写出了一系列揭露中共“阴谋”与“暴行”的小册子。于是理所当然地，延安勃然大怒，也立刻展开了宣传攻势。
延安反击说，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对日妥协派”，他只想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还企图搞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通过割让东北、内蒙来“和平地”解决中日关系问题[3]。这话倒也并非空穴来风，中共确实得到消息，美、英、法被欧洲局势牵制，无力干涉远东，正在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令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
在这时说“慕尼黑阴谋”，含义比去年又更深了一层：3月15日，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捷克建立傀儡政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在斯洛伐克则建立了“斯洛伐克共和国”，并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了匈牙利。
宣传斗争之外，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也开始升级。3月起，先后发生了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的“博山惨案”、张荫梧率领民兵杀害深县八路军的“深县惨案”、杨森部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平江惨案”、程汝怀部围杀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后方机关的“鄂东惨案”、确山县长纠集武装袭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确山惨案”，等等[4]。
随着坏消息一个一个传来，延安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王耀可以断定，中共内部想要实践一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必然不在少数，就像毛泽东说的，“来而不往非礼也”[5]。但没有国际的背书——王耀的口信到底是做不得准的——他们究竟不能公然反对“统一战线”，因此也就无法直接动手、以牙还牙。
5月，延安终于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因张闻天恰好不在，毛泽东又十分焦急，最后还是王耀主动揽下了翻译的活计。
第一封电报说的是克里姆林宫的新外交政策。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公开批评了英、法、美，控诉他们抵制“共同抵抗侵略者”、转而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的立场”，并指出：“不干涉政策，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干它们的黑暗勾当”，他们不会妨碍日本侵略中国，也不准备妨碍德国搅乱欧洲或者侵略苏联。
“这些‘非侵略的民主国家’之所以竭力采取‘不干涉政策’，其关键就在于他们都包藏着一种祸心：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便可以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战场上，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现时盛行的‘不干涉政策’的真面目。
……
我们拥护和平，也愿意同所有国家加强联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不怕侵略者的威胁，我们准备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企图破坏苏联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战争挑拨者的打击[6]。”
王耀把斯大林的发言稿翻译完了，作为惟一的听众，毛泽东颇给面子地抬手鼓了鼓掌：“说得好！”
王耀暗地里舒了口气：“好在哪儿？”
“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来解释，因为非侵略国一旦加入战争，战争就会成为世界性的，那时就有可能爆发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知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革命在最大的国家之一取得了胜利。他们害怕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也会使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毛泽东凭印象把王耀刚才翻译的话复述了一遍，夸赞道，“这段最好！”
王耀抽出了第二份电报：“还有共产国际的，听么？”
毛泽东点了点头，于是王耀低下头，开始翻译共产国际的电文。
国际的指示更具体些：目前中共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是英、法、美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的必然反映，而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中共应当立刻开展斗争，反对妥协投降，以应付可能的反共阴谋，同时应注意，不要给统一战线的破裂造成任何借口[7]。
毛泽东点了根烟，深吸了一口，吞云吐雾地评价道：“洛川会议上，我就强调过，资产阶级是有他们的本性的，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明总是说，要抗日，要团结，然而，如果蒋记国民党真的决心抗战到底，他们又怎么会忽然反共呢？这个问题，今天终于得到了解答——还有什么，一起念完吧。”
“没了，”王耀摇了摇头，在心里怀疑毛泽东是想借着国际的指示给自己铺路，“剩下的是我的私人电报。”他举起最后几页电文，大大方方地展示给毛泽东看。
“我不懂俄语。”
“你多少也该学点儿。”
毛泽东笑着摆摆手，说自己早年间在长沙求学时，外语就拖总成绩的后腿；投身革命后，更没什么时间学习了；倒是在延安，因着斯诺和史沫特莱的鼓励，水平提高了不少，可惜因湖南口音太重，听起来十分可笑：“你还记得之前，斯诺‘看’完我的英语，怎么说的么？”
王耀答道：“斯诺送了你一本他签好名的《西行漫记》，你回了一张便条，写着‘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看不懂，来问我，我告诉他说这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的中文音译，他就拍着大腿，笑了足足有两分分钟吧[8]。”
毛泽东朗声笑了起来，王耀看着他，忽然想到了之前斯诺重访延安时，毛泽东说的一句话：
“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一定要做好的。[9]”
毛泽东笑够了，他站了起来，顺手掐灭了烟，说自己要去针对国际的指示写篇社论，请王耀在张闻天回来之后把电报给他：“让洛甫写个文件，通报全党。”
尽管毛泽东已经被定为中共和核心，但暂时，总书记一职依然是张闻天担任着。
王耀应了是，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径直出门了。王耀望着他的背影，心想：“当时我不敢保证，但我就觉得，毛主席会喜欢这个新政策的。”
毕竟，这与他“必须防蒋”、“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靠英美”的思路，不谋而合。
待毛泽东的脚步声远去后，王耀低下头，开始读伊利亚的电报[10]。
苏联人开篇就是一长串抱怨：“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入侵阿尔及利亚后，英法终于紧张了，他们提议恢复英法苏三国会谈，我们答应了。但是！！！！（伊利亚愤怒地连打了好几个叹号）英国首相张伯伦拒绝出席，只派来了他们的驻苏大使，法国人有样学样，他们的代表是法国驻苏代办，这简直毫无诚意。”
王耀忍不住腹诽了一句“你的诚意也有限的很”，然后接着读了下去：
“或许有些英国人——哦，还有法国人——终于认识到了，签订互助条约的有利因素要超过不利因素，但很不幸，迄今为止，后者在英国政治家们的头脑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伊利亚用了近两页来侮辱、咒骂和嘲讽英国，这让王耀不得不耗费了点儿时间才从充满情绪性用词的叙述中整理出了事情的经过：英国说服了法国，联合提出了一个草案，要求苏联“单方面作出承诺，宣布对于正在抵抗外来侵略的、任何苏联的欧洲邻邦，在其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时，苏联都将给予援助”。
苏联自然很愤怒：一方面，他希望能与英法缔结互助协议，即在苏联被侵略时，英法承诺自己有援助的义务，而草案对此只字不提；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的欧洲邻国——波兰、罗马尼亚、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无一例外地拒绝来自苏联的援助，以避免苏联能“合法地”派遣军队进入它们的领土，而英国又确实无法强迫苏联去援助那些不愿意接受援助的国家，于是伦敦提议说，可以把援助作为一项议程，交由国际联盟处理。
“谁不知道国际联盟的德行？他们可以磨蹭到下个世纪！难道战争发生时，我们还得指望英国人拖拖拉拉地召集会议？如果玻利维亚之类的小国在日内瓦制造障碍，苏联就得老老实实地接受轰炸？耀，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绝无可能！”
伊利亚接着说，一周前他当面痛骂了英法两国的代表，指责他们“别有用心”，重申“协调一致的三国互助条约”是最后底线，而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问题，英法应当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发完火后，又警告他们说，苏联愿意与英法继续谈判，但是这也不会影响他们与德国“从实际出发建立商务联系”。
——王耀觉得，这里更合适的词，应该是“威胁”。
讲完这写，伊利亚的火气似乎也就发泄完了，在下一段电文里，苏联人（居然）换上了俏皮的语气：
“下次谈判大概会在6月。张伯伦依然不愿意来莫斯科——其实我们也不欢迎他。耀，你记得的话，张伯伦公开表示过，一旦把希特勒震慑住，他会马上切断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哦，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不肯来，最后也不知伦敦怎么想的，派了外交部的一个小司长来参会。维恰非常生气，好吧，其实我也很生气，不过我忍住了。我安慰维恰说，迟早有一天，英国首相得老老实实来苏联开会——耀，你说，会址定在哪里比较好，克里米亚半岛怎么样？”
说完苏联的外交进展，伊利亚用了两句话将即将签订的中苏第三笔贷款协定一笔带过，又用三句话说完了苏联和日本在远东的小范围战争（也就是“诺门坎战役”），仿佛它们都是不值一提的事儿。讥讽完日本后，下面几段就全是各类琐事了：从克里姆林宫换了个挺大的新壁炉，一直说到农村正在开展的扫盲运动。
在电文的最后一段，伊利亚说自己昨天去看了部今年上的电影，《第五飞行中队》，剧情是假想中苏联与纳粹德国发生了战争，战火烧遍了德国全境，最终理所当然地，红军取得了最终胜利：
“朱可夫——啊，耀，希望你记得，就是在重庆当了几个月军事顾问，才回国的那个秃顶——很喜欢这部电影，说应该让基辅电影制片厂多拍些类似的，作为国防宣传片放映，鼓励年轻人当兵。约瑟夫喊我，得停笔了，希望你也顺利，收到你电报的日子就是节日。你忠实的伊廖沙。”
王耀心道你拍什么拍，你不是要和德国谈判么，但重新把最后两页读了一遍后，他还是笑出了声，随后站了起来，准备去构思回电——他可不比“财大气粗”的伊利亚，能在电文里写那么多废话，得精打细算些。
联共（布）的十八大，标志着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由“集体安全”转向寻求本国安全。在苏联指责英、法是“最危险的敌人”后，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也随之转向，开始全力防备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投降、妥协的可能性。具体到中国，它不仅极大支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而且还使得中共中央不必太多顾虑“统一战线”，可以大幅度调整自己的策略了。
总而言之，莫斯科外交政策的转变在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激情洋溢地赞美了斯大林的英明伟大，说他的报告“以其深刻无比的科学天才，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描写了目前错综万端的世界时局，以及伟大而美满的新社会之发展 [11]”。
相比兴奋的延安，莫斯科可以说焦头烂额，除了停滞不前的英法苏三国会谈，他们眼前又摆上了个更烦心的事儿：
5月22日，德国、意大利缔结《德意同盟条约》，正式宣布组建军事同盟。
注：
[1] 《毛泽东关于汪精卫叛变事件的报告》，1939年1月5日。
[2] 即抗战期间三次反共高潮的第一次。对于第一次反共高潮，有两种说法，一说以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一说以1939年末“十二月事变”为标志，本文取前者说法。
[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5月7日。
[4] 这些事件是在1939年2月到11月之间发生的，本文在此一并处理，不再赘述。另，“深县惨案”的真伪颇有争议，一说此为八路军围杀张荫梧部之借口。
[5] 毛泽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
[6]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
[7]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8] 这个故事应当发生在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的时候，文中对时间线进行了改动。
[9] 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9年9月24日、
[10] 以下内容基本改编自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1] 《关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全会上的报告》，《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