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的回电在6月初到了，出乎王耀的意料，苏联人几乎没有怎么提欧洲局势的新变动，回电里大量的篇幅，都在说莫斯科的谈判进展。
针对王耀“为什么他们都不想要你的援助？”这个问题，伊利亚（理所当然地）大谈特谈了一番：“资产阶级的政府恐惧苏联的援助会同时带去革命，张伯伦就公开说过，如果不遏制苏联，就是默认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骂完英国，苏联人絮絮叨叨地抱怨起了法国人[1]：
“杜芒克（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神神秘秘地拿了一份文件出来，说是什么关于法国陆军实力的‘绝密数字’，还要我承诺看完就忘掉——原谅我，耀，我确实已经忘掉了，不过从印象上来说，这个数字大约配不上它的密级。当然，法国人到底比英国人大方些，英国人说自己只能出32个师，就这都得分期支付，如果明天战争就爆发的话，伦敦出6个师。”
英法苏三国谈判简直比最近流行的那些“鸳鸯蝴蝶派”小说里男女主角谈的恋爱还磨叽，所幸伊利亚做了个总结陈词：“英、法都对谈判进展缓慢感到不安，听说他俩正在私下讨论要不要对波兰继续施压，吵得砸了好几个杯子。”
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问题是三国谈判里最困难的一部分，英、法坚持说这两国在被德国进攻时“一定会向苏联求援”，因此即使波、罗都拒绝作出任何承诺，苏联也应该公开宣告保障其安全。对此，苏联人觉得“岂有此理”，当即就要求英、法也无条件地保障苏联的安全，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谈不下去了”。
现在英、法为这事吵翻了，伊利亚自然有得意的理由，他嘚瑟地说：“伦敦和巴黎想让我给他们当‘雇农’，还不打算支付任何报酬，嘁，这种好事，只会发生在梦里。对了，杜芒克甚至说，如果法国被德国进攻，波兰会去支援法国的，天哪，我真不理解法国人，难道他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就能相信波兰会来支援苏联吗？”
批评完英法后，伊利亚的话题便转向了延安，他先赞赏了张闻天的工作——这位中共总书记正致力于编译出版十卷本《马恩丛书》和二十卷本《列宁选集》，在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理论”的风潮：
“学习原典是很好的，伊里奇的书要加紧翻译，不过你说的也对，他的作品确实太多了，不少老布尔什维克都没读完……咳，耀，你们先出版革命时期的那部分吧，至于革命成功后的，可以适当延后。还有《马恩通讯选集》，中共的干部也应该好好研读，这可是伊里奇亲手编的[2]。”
对于“学习运动”中王明枯木逢春、四处作报告，还广受延安各机关和学校欢迎这事儿，伊利亚只随意评价了一句“这很好啊”，他更关切当时尚在编译的《斯大林选集》。对于这套书，伊利亚殷切叮嘱道：“翻译过程务必仔细，若有疑问及时来电。”又说按王耀在电报里的要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万册及该书纸型已经通过新疆运往延安，“这本得列为必读。”
王耀几乎立刻就领会了伊利亚的暗示：“必须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编辑各种文选，至于那些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人，他们的话最好删去。”
念及此处，王耀又忍不住想起另一件事：伊利亚之前说，蒋介石要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时，点名要的人是布柳赫尔，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加仑将军”、北伐时期的军事总顾问、张鼓峰战役的总指挥——这自然是个好人选，如果他没有死于“大清洗”的话。
“不要声张，耀，知道就行。苏联知道这事儿的人也不多。”
当时王耀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伊利亚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他安静地凝视着王耀的眼睛，直到中国人僵硬地点了点头。
“别告诉其他人，耀，连毛都不许说。”
王耀很想问：“那你告诉我干什么呢，分享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吗？”尽管他成功地把这话掐灭在了声带上，伊利亚还是解读出了这些细微的情绪。
“不想听？”
王耀立刻摇了摇头，也不知在表达“不是”还是“不想”，伊利亚见状笑道：“好吧，那我以后不说了。”
苏联人并不生气，相反，他自信得就像一个欲擒故纵的猎人。
王耀被这种小把戏弄得有些窘迫，他拉住伊利亚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心口，低声问道：“那你想跟谁说？”
“憋在心里。”
“……你知道的，伊廖沙，”王耀咬紧了唇，这让他的发音有些模糊，“无论什么时候，我总是……乐意听你说话的。”
“你并不想听。”
王耀郑重许诺道：“我乐意听。”
想到这里，王耀默默摇了摇头，随手在纸上记了一笔，准备晚上再去找一次张闻天。
伊利亚这次的电报并不长，在快结尾的地方，他漫不经心地说，日本不自量力，在诺门坎再次挑衅苏联——或者更准确些，试图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
“蒙军战况不利，暂时撤至海拉尔，不过苏军抵达后，日军就被击退了，他们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王耀对这场冲突极为关注，因此明白伊利亚没有说全部的真话：诺门坎的战斗规模并不大，但苏日都在不断派兵增援，战斗因此持续不停，双方各有胜负。而就在两天前，苏军换了个新主帅：朱可夫。
顺着这个思路，王耀思索起了诺门坎战役可能的发展：目前看来，尽管苏联和日本都深信他们迟早会打起来的，但哪方也不希望现在就激起这样一场冲突，远东的苏日冲突依然算是“可控的”，对此，重庆只怕非常失望——他们十分期待，苏军能直接地、大规模地和日军开战。
对重庆而言，6月并非没有好消息：谈判多年的《中苏通商条约》终于在莫斯科签署了。但显而易见，比起这个，重庆更需要的是军事支持。
延安的态度更模糊一些：中共自然是希望苏军大获全胜的，但是苏日大规模冲突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顺势让八路军和红军会师的话，那就更妙了——事实上，延安早就就下达指示、要求开辟冀热察的根据地，以备将来苏日开战时，八路军能够苏军配合作战、取得补给[3]。
王耀怔怔地思索了好一会，然后把电报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伊利亚问自己“听说日军打到山西了，延安还安全吗？若有必要，可撤往苏蒙边境”时，他忽然鼻子一酸，心道：比起日军，延安的危机只怕更多地来自重庆。
日军在6月初开始逼近陕甘宁边区，大有渡河进攻的迹象，而国民党对此甚至谈不上作壁上观：重庆在甘南、陕北新任命了一批县长，并与中共地方组织屡屡发生冲突，从布局分析，蒋介石是在“封锁”边区。
延安极为愤怒，所有领导人都怀疑，国民党有和勾结日本、消灭中共的可能性。为安全计，毛泽东等已经制定了“必要时分散至每个省、打游击战争[4]”的方案，并据此要求每个省至少得开辟一块根据地；而中共决心继续扩军的态势，自然让国民党人更为不安，两党态势，愈发不妙。
至于正和日军对峙的“山西王”阎锡山，“在三个鸡蛋（国、共、日）上跳舞，哪个都不能踩破”言犹在耳，对于他能否抗日到底，延安诸人并没有什么信心。
可阎锡山也好，蒋介石也罢，到底还没有投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破裂。明面上，还不能把他们看作敌人。
王耀思虑良久，叹了口气，转头望向窗外，看着广场上新造的日晷——咦，米沙什么时候爬上去了？
王耀匆忙站起身，准备去把米沙抱下来——要知道，它可不再年轻了——结果跑到地方时，发现柯棣华正在那里……撸猫？
柯棣华抱起米沙，问喘着气的王耀：“来接米沙的？”
“……要是摔着了，可没有特供它的兽医。”
柯棣华笑了起来：“我可以客串一下。”
“医疗资源那么珍贵。”王耀摇了摇头。
“对，所以应该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米沙当然配不上“最重要”这个形容词，柯棣华指的，显然是希望印度援华医疗队能够去前线。
王耀为难道：“延安病人也多……您真想去，也得毛主席点头。”
“我已经打了两次报告了。”柯棣华俯下身，温柔地揉了揉米沙的小脑袋，“国大党派我来，可不是缩在后方的。”
王耀瞬间想到自己几乎一直呆在后方，他沉默了片刻，在米沙懒洋洋地开始摇尾巴时，坚决地道：“那就打第三次。”
柯棣华到底没能顺利前往前线，因为他收获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病号：周恩来。
7月的延安本在忙于辱骂英国——虽然前科累累，但这次倒真不是跟风苏联，而是因为英日达成了一个妥协，《有田-克莱琪协定》。伦敦不希望英日公开冲突，于是首相张伯伦决定再次绥靖，许诺在英租界抓捕一切抗日分子：
“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存在着特殊的战争局面，在华日军为保障自身安全、维持公共秩序，凡有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的行为或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以制止或消灭。英国政府无意鼓励任何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
延安愤怒地指责英国打算像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出卖中国，又怒斥美国依然在向日本输送战略物资。几天后，中共起草了新的局势声明，指责美、英、法都是“投降主义者”[5]：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而就在王耀准备把这份文件发给莫斯科时，他听说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不慎坠马，现在正躺在八路军总医院。
周恩来右肘肱骨下端粉碎性骨折，整个右臂已经不能伸屈，在柯棣华确认自己无能为力——延安并没有良好的手术条件——后，中央决定，把周恩来也送去苏联治疗，顺便进行两党沟通，了解欧洲局势和苏共政策。
伊利亚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只抱怨了一句“苏联简直就是你们的义务医院”，又建议这种伤应该尽快治疗，不然拖到断骨错位愈合，治起来就太受罪了。
延安对这个意见当然是支持的，但由于周恩来坚持开完政治局会议再走，于是出发日期就定了8月27日。
8月可以说是1939年最不平静的一个月，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大新闻。在中欧，希特勒申索自由城市但泽，波兰坚决反对，英法亦强烈抗议，但德国似乎并不在意；在莫斯科，英法苏谈判停滞不前，三方都坚持“这已经是最后底线”、拒不让步（当然王耀知道，克里姆林宫其实开了两扇门，同时进行着两个会谈）；在美国，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建议抢在德国之前制原子弹；在远东，苏日的战争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在日占区，汪精卫正在上海筹备“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在抗战的前线，日本空军开始频繁空袭各大城市，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
而这一个月里，最令人震撼的新闻出现在下旬：
22日，苏联突然宣布，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将于次日赴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那个李维诺夫苦苦维系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这天，彻底地寿终正寝了。
注：
[1] 这段故事发生在1939年8月的英法苏三国谈判中，见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2]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列宁编著，1913年出版。
[3] 1938年8月3日，张鼓峰捷报传来不久，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彭真，强调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提出将来苏联与日本开战后，八路军可依托冀热察根据地与苏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给。这就是后来的“平北抗日根据地”。
[4] 《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6月8日。
[5]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