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给舅舅写信，舅舅看过很多书，他充满智慧。我想舅舅不但理解我的想法，还理解那些我理解不了的想法。妈妈说，我们上下湾十里八村范围内，改革开放后只出了一个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高材生，那就是舅舅。
还有，我知道舅舅总是有条不紊，他喜欢把信件都整整齐齐地收拾好。这让我放心了。在外的人到处流浪，说不定某一天就出事了，就倒下来，然后再也起不来。这些年里，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作为盲流，死掉就死掉了，没有人大惊小怪的，公安会很快把你的尸体收拾走，免得影响社会大众。虽然我知道如果我也突然死去，妈妈会伤心死的，可是妈妈的伤心永远无法超出那个村子。如果有一天我没有了，我的信就是我留下的一切。
给舅舅写信，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告诉舅舅，这不失为一个好想法，也让我无后顾之忧。今后也许我会把自己的信整理一下，从中找到生活、理想和思想，然后写小说。我还是想当作家，像舅舅一样，虽然舅舅始终不让我看他写的那本间谍小说《致命弱点》，但我认识的能够把自己写的东西印刷成铅字的人就只有舅舅，我崇拜舅舅。
我不知道写《盲流指南》算不算作家，但我很喜欢。看到自己编写的小册子受到和我一样的流动民工的欢迎，我就高兴得很，并暗暗鼓励自己再接再厉。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先从老乡入手，经他们介绍再认识不同省份的人，然后我了解各个同乡会的居住地和主要从事的职业，我把他们带头人的电话也收集起来。另外我还收集诸如便宜的住宿，临时帐篷、郊区木板屋和垃圾场的位置。每个城市都有适合盲流从事的工作，而每个城市又存在着差异，这些资料对于新来乍到的盲流尤其重要。所谓“盲流”，就是“盲目流动的民工”的简称。如果可以提前拿到我编写的《盲流指南》的话，他们就不是“盲流”了。我把尽量多的资料编写进《盲流指南》里。最早使用手抄本，但后来离开北京后，知道手抄本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同样热心的盲流朋友的介绍下，我到当地的盗版印刷厂去印刷一些粗糙的印刷本。
那可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编写的东西被印刷成书，我太有满足感了。
每个城市都有盲流，每个地方的盲流中都有和我一样热心编写这些资讯的盲流。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找到这些人就非常重要。最早还有些困难，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们盲流其实有自己的通信网络。我说的是我们自己的“通信网络”，不要误会，并不是报纸杂志，更不是收音机和电视。我们靠口头相传，往往一个消息出来后，从西城到东城，从南城到北城，都用不上几个小时，而且几乎能通过每一个盲流的耳朵。我们的传播网就是密密麻麻站在路边的盲流。那比中央和省里的电视台更加及时，更加可靠。
《盲流指南》印刷册数有限，但只要印刷出来一些，然后免费在盲流集中的地区散发，那么小册子中的重要信息就会在短短时间里传遍全城，当然我是指全城的盲流，城市人对这样的小册子根本不屑一顾。《盲流指南》里都是关于哪个地区要开发，哪个工厂要开工，哪个地区的下水道总是堵塞，哪个地区的富人最喜欢丢弃有价值的垃圾……广大的民工越来越喜欢这本小册子，我就在各地组织一些人固定更新。我在想，有朝一日，也许我可以把《盲流指南》办成一本杂志，一本盲流自己的杂志，一本盲流信得过的免费派发的杂志！看看现在市面上的书报杂志，不是国家国际新闻，就是改革开放的大道理，或者是那些白领人热衷的一夜情和网恋。没有我们盲流关心的内容，更没有关心我们盲流的内容。
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民工朋友信任《盲流指南》，并把盲流指南的内容推荐给其他的盲流时，我开始计划扩大一些内容。找工作，找便宜住处自然重要，但流浪在外的人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认清这些城市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出来的盲流。可是从哪里入手呢？起先，我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如何回避与城市人和警察的冲突，也就是以前老盲流教导我们的那些。不过后来，我想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无辜的盲流死于残暴和霸道，城市停尸间里也大多是无名的盲流。我想，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些道理我们没有掌握，有些事实我们没有能够认清。但那是什么呢？我看了那么多书，又走了这么多路，如果我认真想，一定可以想出来的。
不久，我想到了我从上海带出的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本东西太好了，我读过好几遍，都翻破了，每一次看，都有新感觉和引起新的激动。同时我也认识到，为什么无论是到北京还是上海，城市人都在谈论讨论这本书，就像妈妈以前珍惜《毛主席语录》一样。北京的城市人觉悟特别高，动不动就把宪法拿出来和政府官员讲道理。开始我觉得这本《宪法》很陌生，后来慢慢感觉到亲切，再后来，我就觉得，这宪法好像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于是我尝试着把宪法上脍炙人口的句子印刷在《盲流指南》的结束部分，让盲流朋友在找到工作、找到住地和吃的地方后，也同时认识到我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这个国家，至少在宪法上规定，我们和城市人一样，我们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也属于“人民”。
很多盲流朋友看不懂，但他们都说喜欢。我就纳闷，看不懂，怎么会喜欢？
真是有意思！
就这样我从一个城市流串到另外一城市，一边靠打小工维持生活，一边联合每个城市热心的盲流编写当地的《盲流指南》。几年下来，我已经编写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湖南、等多个省市的地方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对于到当地来找工作的盲流极其有作用，但最让我激动的是，我现在是一名作家了。所谓作家，不就是写出东西，写出东西人家喜欢，就应该是一名好作家。
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个想法告诉舅舅。舅舅又过了两个生日了，我都忙得忘记了舅舅的生日。有一次打电话给妈妈，她笑着说，你舅舅大概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这样也好，让他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四十岁吧！
从编写南京的《盲流指南》开始，我开始试着把盲流遇到的苦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结合起来，适当加进一些解释和自己的认识。例如我会在小册子结尾解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我们盲流和政府官员商人学生们一样的权利，所以当有人把我们赶来赶去时，我们不必像温顺的受惊吓的绵羊东躲西藏，我们要学会讲道理，讲宪法。我特别告诫上海的盲流同胞，上海不光是上海小瘪三的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盲流的，他们那些规定外地来的民工必须在三天内登记住处，还要交50元押金领榷上海市临时居住证》的规定是违犯宪法的，他们是要对盲流赶尽杀绝。如果上海当局以维护市容维护改革开放的窗口的形象而驱赶我们时，我们应该手拿宪法和他们讲道理。
这算是第一次我把自己的议论写在小册子里，印刷出来的小册子我都不敢多看一眼，我也有些不安，经常看新闻，看是否真有盲流按照我说的这样做而被镇压了。有时我很矛盾。从最早的盲流指南开始，从写一些如何避免惹麻烦，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今天，我开始写一些让盲流朋友拿起宪法争取权利的语句。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这些事，我不敢告诉舅舅，我怕他担心我。再说，我感觉到舅舅虽然也是我们村子出来的，但他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城市人，他不会赞同我的想法的。
好几个春夏秋冬过去了，但当这个春去秋又来的时候，我知道该到福建、广东等南方去走一走。不过这之前，我要去一趟温州。
温州！自从毕业后她离开家乡后，温州就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温州好像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而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时让我牵肠挂肚，有时让我伤心落泪，但大多时候却是让我感到温暖。
她叫柳青，是邻村柳家湾的女孩子，我的初中同学，初中的最后一年，我们两人同桌。直到现在，只要我愿意的话，一闭上眼睛，她就仍然坐在我旁边。我仿佛看见她的柔软的小手在轻轻转动卷笔刀，我可以紧张而快乐地从她飘柔的长发间偷看她粉红的小脸……有时，她乌黑的大眼睛会出奇不意地调皮地瞪我一眼，我的脸准会“唰”地一下，立即红彤彤一片……同桌一年，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我在心里和她的对话，如果写出来的话，会比所有的课本加起来还要厚。一年后，她没有考上高中，回到了村子里。
我带着对她的思恋和幻想，背着行囊到县城里念高中。为了让她看得起我，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我把对她的思念变成学习的动力。半年后，当我回到村子里屁股都没有坐稳，就到柳家湾去找她。我是高中生了，我不再腼腆，我有很多话要同她讲，如果可能，我还想告诉她，我为我们两人计划的未来。
她的村子空空的，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老人告诉我：柳青和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起，出去打工啦。
到哪里打工？县城？
不是，老人想了好一会，才说：是温州，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走了，带走了我的希望和幻想，只在我心里留下一座冷冰冰的城市——温州！
我没有心思读书，读书是为了未来，现在我的未来都被她带走了。
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我想出去打工，走得远远的。可是我却在犹豫再三的情况下，并没有到温州，而是到了广州。我想赚点钱，等自己活得像个人样时，再去找她。
几年前，我在广东东莞失去了一条手臂。我想忘记她，就像忘记那一条失去的手臂一样，可是我失败了。她仍然让我魂牵梦绕，日夜思念。
从无锡坐长途公共汽车到温州，颠簸十几个小时，满车的乘客都疲态尽显，只有我，车离温州越近，就越精神抖擞。
到了温州后，我直奔他们所在的工厂。盲流之间从来不通信，大家只有通过家乡传来的消息才知道彼此的死活和现状。当初和柳青一起出来打工的姊妹小霞被传呼到工厂接待室，见到一条臂膀的我，她吃惊地站在那里；而当她听到我是来找柳青时，她就更加吃惊起来。
小霞说，柳青早不在这里干啦，她不见家乡人，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见你。你打她的手提电话吧！
小霞说完，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自己还在上班，于是转身就走了，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零乱发黄的头发，想起她刚刚面对我时的干枯的皮肤和失神吃惊的眼睛，还有她发哑的干涩的话，我心里一阵难受，几年工厂的苦力，几乎让我认不出小霞，她不再是我记忆中邻村的小霞，不再是初中时秀气活泼的小霞。
柳青还是初中时的柳青吗？柳青还是我心中的柳青吗？我思绪万千。也许柳青像小霞一样，多年的盲流生活让她彻底面目全非，她早不是我心中的柳青了。那么我找她干什么？我又一想，也许柳青一点没有变，反而更加迷人成熟了，特别是当我看到小霞抄给我的手提电话号码时，我知道一般的盲流是不会拥有手提电话的。想到这里，悚然一惊，也许柳青什么都没有变，可是她面前的我呢？
我还是以前的李昌威吗？我还是以前和她同桌时的我吗？
我身上失去了一条胳膊，脸上多了一层尘土和沧桑……那一天在见到她之前，我心里交战着，我希望她没有变化，但又害怕自己的变化会吓着她；我希望她变化了，但又害怕她像小霞一样变得让我感到陌生和害怕……有那么一刻之间，我想放弃，想赶紧离开温州，想永远也不要见她，而让我心中的柳青永远陪伴着我到处漂泊流浪，在我软弱时给我力量，在我痛苦时给我安慰，在我绝望时带给我幻想……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起来，偷偷从暗处看一眼我心中初恋的爱人柳青，可是小霞又没有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最后犹豫再三，我在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话筒里传出了那熟悉的我朝思暮想的声音，带着娇美和朝气。她约我到附近的光明酒店的咖啡厅见面。
放下话筒，打听到地方后，我一路小跑赶过去，在酒店门口，我停下来，仔细拉了拉衣裤，拍打掉尘土，小心地把空空地袖筒扎起来，不能让她第一眼见到的是我空空的袖筒。然后我走进咖啡厅。
她就坐在那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也一眼就认出了我，因为她马上站了起来。虽然她烫了好看的留海，虽然她的超短裙让她看起来高了不少，虽然她的皮肤更加白净和娇嫩，虽然她的眉毛更加弯弯，我知道她还是她。我微微向右侧着身子向她走过去，然后伸出右手握住她伸过来的手，还是那么柔嫩的小手！握住她的手后，我说：“我失去了左臂，你不要害怕。”
然后我才慢慢让自己正面面对她，她眼神中一霎那流露出了关心和痛心，在我想开口安慰她时，那关心和痛苦又一霎那间消退，代之的是微微的苦笑和无奈：“我们都失去了很多！”
过后好久我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当时我深情地盯着她，直到她有些不好意思，红了整张俏脸。我们坐下来，这时我才第一次把眼光从她脸上挪开。她穿的低胸T恤几乎被鼓胀的胸脯撑破，这让我极度不安，这么些年我虽然一直幻想她，但从来没有大胆到幻想她脸部以外脖子以下的地方。眼前的柳青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她美丽、性感和刺激。
我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我知道……
她弯弯的眉毛经过修整，她的口红虽然淡，却隐约可见，她的眼角流露出风情，她把半个白嫩的胸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的超短裙把屁股包得玲珑剔透的同时，又以其黑色衬托出她白嫩而修长的大腿……我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其实几乎第一眼中，我就知道我的柳青是个“鸡”。女盲流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想保持这个样子，如果不想被超负荷的劳动折磨得半死不活，如果不想被风餐露宿折腾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女盲流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当“鸡”，中国已经有近千万的娼妓。其中大部分为农村来的女盲流。
“昌威，我早就不再见家乡来的任何人，但我想见你，你不怪我吗？”
“不，不，我怎么会怪你，我专门来见你的！”我马上接着说，声音中带着感情，那是这些年一直憋在我心里，始终无法发泄出来的感情。我深情地凝望着我梦牵魂绕的柳青。
我们就这样看着对方足足有三分钟，柳青伸过两只手，拿起我的右手。“你还好吧，能够照顾自己？”
我能够照顾自己，而且我还想照顾更多的人呢。我自豪地说，我告诉了她有关《盲流指南》的一些事，她假装饶有兴趣地听。她也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她来打工，由于漂亮，老板总是盯着她，最后……我也假装认真地听，不过这故事我听过好多次，祖国大地从南到北，到处都是这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她轻描淡写，故意轻松，但我都明白了，我使劲地点点头。我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这个盲流的世界里，如果你想活得像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人。打工受剥削，是永远无出头之日的，最后落得腰酸背痛，弯腰驼背，还是一贫如洗。从农村出来的姊妹，如果想出人头地，如果想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话，出卖肉体当娼妓是一个选择，恐怕也是唯一的选择。
“昌威，你不嫌弃我……”走在街道上，她挽着我唯一的手臂，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两人同桌的越来越遥远的过去。
那天晚上，和她同房间的姐妹出去接客后，她把我带回到她的住处。然后她抱住我，我们两人都哭了，哭了一会又笑，笑着笑着就又哭起来。最后，她撒娇地让我看她被眼泪沾湿了的衣服，撒娇地把它们扯下来，当她赤身裸体站在我面前时，我仿佛看到了一尊美丽的希腊女神像，我浑身抖不停。
她在我面前跪下来，用初中时曾经帮我削过铅笔的柔软的小手帮我一件件解开衣服……我们在床上赤身裸体抱在一起时，又都哭了，眼泪让我们的身体冰凉，然而我第一次感觉到她身体里的滚烫……* * * * *第二天，我背起背包，离开了温州。听说福建沿海正在搞开发区，我过去是收集资料，写进《盲流指南》的，我想找很多事情做，让我忘记伤心事，让我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从温州到福建的长途车上，我一路伤心一路哭，哭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我不是哭自己失去了一条胳膊，因为我还有一条胳膊；我也不是哭柳青失去了比胳膊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她保住了女人最重要的相貌。我是哭，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见到柳青，又不知道见到她时又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哭，从此我的心中将空空荡荡，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励我去追求去闯荡。
福建沿海的情况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安慰，我早在北京时就听到盲流中流传福建沿海要搞大规模开发投资，所以那时我就安排自己一路南下。但到达这里之后，情况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福建沿海，从北边的发福州到南边的东山岛，几乎都在热火朝天的搞开发。从造船厂到游乐场，什么项目工厂都有，每个项目的规模虽然都不是太大，但好在项目多，种类多。我到达时已经有三百多个开发项目上马，从远近听到小道消息赶过来的民工也大概有五百万，每天还在络绎不绝，不过好像还是无法赶上项目上马的速度和所需民工的数量。
福建沿海和台湾隔海相望，一直以来作为前沿阵地和战区，没有得到国家的重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几乎都没有很好的开发。现在中央突然改变策略。据说，为的就是给台湾一个样板，让台湾人民看到大陆的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中央改变策略具有试验性质，所以并没有大张旗鼓地登报开会搞宣传。民工大多都是靠大家口头相传得到消息后才赶过来的。赶到这里的民工都挺满意，工资有近一千元，这比南方的都高出两百多元。
我到这里后，看到到处都是欢欢喜喜的民工，心里也慢慢把温州的不快一点点驱逐出去。
我找了个临时工，工作很轻松，然后找机会从南到北地走了两趟，把基本情况都搞清楚了。这里主要以水上游乐场，造船厂和制造业为主，从南到北几乎开设了十几个造船厂，以小型渔船为主，也有小型游艇。水上乐园则以游船和划艇为主。由于这些制造都是低科技的，所以并不需要熟练工人，一般民工就可以胜任。
由于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福建政府一反过去保守的做法，也跟着北京大量投资，据说，短短一年下来，总投资已经达到一百亿人民币，而且还在不停增加。和大量的投资投入相比，盲流虽然每天都在涌入，但显然仍然供不应求。主要原因是这里的交通不方便，没有几个像样的大城市，加上投资消息基本上没有正式报道过，盲流们没有可靠的消息，不敢贸然赶过来。
我找到几位有些专业文化的老乡，他们告诉我，按照目前的投资进度，福建沿海这几个城市附近至少需要一千五百万民工，目前只有五百万，就算加上临时从福州和厦门转过来的民工，也不会超过七百万。这就是说，仅仅在今年，这个地区短缺至少五百万盲流民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就是说至少又有五百万盲流有工作了。虽然靠民工们口头相传，每天都有民工涌入这个地区，帐篷和临时居屋每天都搭起一片，要达到五百万的话，还是很困难。我想，根据以前的反馈，大家对《盲流指南》越来越信任，现在是我为盲流出力的时候。
我计划到目前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去发行新的小册子，把福建沿海地区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信息传递给内地和广东沿海的盲流民工。另外，就我所知到的情况，广东地区长期存在着以低工资剥削民工的情况，我想赶快到那里去号召民工转移到福建沿海地区。
让自己很忙，让自己有事情做，我就会忘记不快。我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广州。
舅舅和两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他心中有事，他的眉头皱得像一个解不开的绳子节。
舅舅好奇地上下打量我好几遍，一会点头一会摇头。一会说我变化真大，一会又说我还是老样子。我都糊涂了。
仿佛没有搞懂我而想多相处几天，舅舅对我说，多住几天吧！
我也想，可是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告诉舅舅。舅舅点点头。我们谁都没有提起那些信，那些我以前给舅舅写的信，但我知道舅舅一定好好保存着它们，而且他在观察我的时候，一直在想着那些信。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太懂得说话，但让我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出来，所以给舅舅的那些信才更能代表我。
我从东莞到深圳又到珠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到过很多地方。广东是盲流民工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盲流向往的地方。可是由于长期低工资低成本，在这里打工的盲流民工也是受剥削和压迫最深的。这里的盲流民工拿到手的工资表面上看来要稍微高过内地一些地方，但是如果和当地的生活消费开支比较，就知道这里的盲流民工如果靠老老实实卖力气赚工资的话，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很多内地盲流当时东挪西凑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到这里拼死拼活干几年后，存下的钱除再买一张火车票回家之外，所剩无几。但就是这批忍受剥削和压迫的盲流民工使得中国争得了“成本低”的名声，而且正是他们使得中国在短短十几年里，成为“世界工厂”。
前几年，这里的民工认识到没有出路而纷纷离开，结果造成了民工短缺，后来严重影响了外资和合资工厂。就在有些工厂主考虑增加工资时，某种势力为了维持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为了保持中国“劳动力价廉物美”、“成本低”的优势，而无形中从内地调动了更多的盲流过来。
这些我都听说过，但我们无能为力。既然离开农村，就要找工作，至于人家给多少钱，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更加没有一个保护盲流民工权益的机构，盲流民工们并没有选择。但我想，这样的情况迟早会有变化，也一定会结束的。虽然我自己还不清楚以什么方式结束，什么时候结束。
我想这次到广东地区，一边找工作做的同时，一边把广东地区的《盲流指南》编写好，这里有很多有文化的盲流，不用多麻烦，我就找到了多个合作伙伴。我还想，要不失时机的把福建的情况通报给大家，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有选择，不一定要留在广东。
我觉得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意义，也越来越充实，虽然这些年我挣的钱只够糊口，稍有剩余也都投进了《盲流指南》里，但却很满足。特别是看到像我一样的盲流兄弟姐妹们互相传看我发起编写的小册子时，我真好像有一种“大侠”的感觉。
哈哈，由于我没有钱买手机，又居无定所，所以各地编写的《盲流指南》小册子都没有留地址电话。所以这些年下来，我走过的地区大家都知道有本小册子叫《盲流指南》，他们也都知道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是个独臂人。大家喜欢这本盲流自己的杂志的时候，就称编写者为“独臂大侠”，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是在杭州，我当时都兴奋得要飘起来啦。我拾起一枝柳条，坐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幻想自己在西湖边杨柳中飞舞“独孤九剑”的样子……后来，我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独臂大侠”的踪影。只是从来没有人当面叫过我“独臂大侠”，我想，这也难怪，就我这副样子，离“大侠”的称号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
能够为和我一样的盲流做些事，而且受到他们的肯定，比什么称号都让我满足。广东的盲流发展较成熟，我在广东编写小册子时不但得到人力支持，而且印刷厂听说我是印刷《盲流指南》，就免费印刷，连成本和工本费都不受。他们说，只要多盗版两本书，就赚回来了。
在我接触的所有盲流中，深圳东门的姜老伯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他老人家七十多岁，靠乞讨为生，在乞讨的生活中，他收留了八个六到十四岁的乞讨儿。他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姜老伯收留的乞讨儿中有些是被有黑社会背景的乞讨集团控制的，姜老伯帮这些孩子改过自新。他告诫这些孩子：乞讨和打工挣钱光荣，但盗窃和加入黑社会就绝对可耻。
那天在棚屋里，刚刚认识我的姜老伯听完我的介绍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由于盲流特别是盲流中的年轻人和孩子，从小离开家和大人，对好坏和善恶的认识有限，结果他们成为沿海地区黑社会和黑势力竞相发展的对象。姜老伯说，他自己收留这八个孩子，能够让他们不陷入黑社会的控制，就满足了。他希望我的《盲流指南》能够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我说，我对黑社会和黑势力不清楚。姜老伯说他可以介绍人和我认识。
从那以后《盲流指南》里又加进了如何识别黑势力、黑社会的内容，都是由姜老伯介绍的人撰写。我看过一些，有些害怕。
不久我发现广东也有一些为盲流谋福利的组织，例如最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台湾传销网，组织者不但不歧视盲流，而且还以我们盲流为发展对象。很多在工厂吃不饱睡不好的盲流加入这个传销网后，获得了新的生活。
上面这些事加在一起，让我感到一些希望，让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不到盲流的未来，看不到盲流有什么希望。
不过最近两年，总有人想找我的麻烦，我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但他们好像对我的《盲流指南》很忌讳又很有兴趣。我很不高兴。后来舅舅竟然也两次问到我的《盲流指南》，我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了，这只不过是一本让我们盲流找口饭吃找个地方躺下喘口气的小册子而已……2008年七月底，那时我已经来到厦门，舅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吓了我一跳，舅舅的脸色像土，仿佛苍老了十岁似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舅舅用那么严肃的表情，那么急切的手势和那么恳切的声音同我说那么多话。我一开始都没有听懂，舅舅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
“……决战境外……台海必有一战……盲流……致命武器……”我终于听懂了，但我却怀疑自己这一辈子都搞不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心里一片空白，大脑一片混乱，一半血液在沸腾另外一半又好似冰冷得凝固了……“这些狗娘养的！”那是我当天唯一能够说出口的话，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口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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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决战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周玉书？”总统脸上混杂着讥笑和愤愤不平的表情，“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长十年前提出的计划，竟然让我们中央情报局大大的局长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总统先生，我们尽力了！”戈斯觉得该说清楚的时候不能一直唯唯诺诺，否则今后别想再在华盛顿混了，“我们对北京的人力情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让人满意？”
“让谁满意？”
“让北京满意吧！”
“哈哈……”
戈斯对于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他神情凝重地说：“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当美国人民嗅出让人振奋的和平气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刮过来血雨腥风。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把和平演变中国作为首要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北京采取两种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封锁，想法设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带进中国，传遍大陆；二是培养扶持已经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民运精英展开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变中国政治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力图在北京成立亲近西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把麦当劳汉堡包店开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中国人也习惯了在披萨薄饼门前安静地排队，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使用白切鸡的调料吃肯塔鸡的中国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于北京连搞几次反精神污染并且多次借机煽动仇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那些年在北京传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把绿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证发给了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暴政中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一党的利益置于台湾利益之上，而把台湾利益又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手里的人力情报。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虽然台湾已经从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王牌特务中共少将刘连昆处获得了中共‘实弹’演习中使用空炮弹的情报——也就是说中共尚算理智，两岸并无擦枪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台湾国安会当时给我们的情报却声称，北京已经准备好利用擦枪走火的机会对台湾实行点穴式的打击。由于我们在北京的情报人员并没有获得高层情报，无法证实台湾情报的真假，于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美国动用了两艘航空母舰，并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战斗群进入戒备，必要时立即驰援太平洋。台海危机虽然和平化解，但却奠定了中美对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后来台湾的王牌特务刘连昆被北京抓获，我们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台湾当局利用和蒙蔽了。”
“这也不叫什么蒙骗，”国防部长打断道，“台湾当局也许只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让我们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质。我们不是在那之后调整了对华战略策略吗？”
“这个我承认，可是那件事情也让北京调整了对美战略策略！”
“哦，是吗？”总统好奇地看着戈斯，“说来听听。”
“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美国把中国提到主要对手的地位加以重视。但在中国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变，这之前他们只是怕美国和平演变，只要防止美国和平演变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台海危机之后，他们从上到下都生出了迟早要和美国打一仗的念头。我们后来获得的确切情报显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接下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国已经暗中调整了核子武器发展计划和策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时在不实行核试爆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囤积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时实行批量生产。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致命武器’也是在那个时候由北京国家安全部一局情报局局长周玉书提出的。”
“局长先生，你的前任特内特在任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情报策略，是否成功？”国家安全顾问这时插进来问。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我们当时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要开展对华人力情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例如我们利用中国军官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发展了中国国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潜逃来美国了？”
“对，他当时几乎把中国国防部涉及到对美的所有绝密文件都带来了……”“可是没有带出‘致命武器’的计划？”
“很遗憾，那个计划实在太绝密，北京最高当局知道无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改头换面，结果让执行计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行‘致命武器’计划。据我们所知，在‘致命武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全中国知道这计划的总共不到十个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军头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这个计划……”“原来是这样！”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十人中，每个人配备的常规警卫都超过一个连的正规军，别说从他们那里获得详情，就算是想远远地看他们一眼都困难！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局长周玉书！”
“难怪你们只能从他下手，现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绍你们对中国改变策略后发展情报人员的做法。”
“我们主要对三个层次的中国人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法进行情报工作。”
“说来听听。”
“第一层是针对北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集权统治，人治的色彩很浓，政府决策经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据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恶黑箱操作，所以针对一些高层的工作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层次的工作也最难于展开，大家知道，能够通过一关关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踩着无数共产党员的尸体爬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的几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们早就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刀枪不入，而且我们也无法使用经济手段。”
“为什么，我给你们的拨款和情报经费还不够吗？”总统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统先生，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情报经费完全不够。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通过家属或者子女控制了数十亿的资产，除非总统你还想美国出现赤字，否则休想去收买他们。前些年我们使用绿卡作为诱饵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对于自己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可以红旗不倒抱怀疑态度，都在纷纷暗中转移资产到海外铺后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利用了一些情况。但是总统先生，这招已经不灵了，他们大多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不害怕我们会要挟他们。后来我们开始采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国公司雇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给他们近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情况下自愿成为我们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哈哈……”大家都随着总统笑起来，“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好好！”
“他们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团等美国控制的跨国金融公司的中国部或者研究部任职，例如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子女在这类公司任职。总统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也不例外，他们的子女既然在国内不能经商，那就到外资企业去任职吧，年薪都不少于一千万美金。”
“这么多？太过分了！”有好几位摇头表示不可思议。
“不用担心，主要是企业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分析’对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补助他们一点，不过那些企业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并不欠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针对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曲线救国的情报工作，过去我们获得的大量的经济政治情报，就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惑，那就是这些子女大多并不关心北京党政军方面的绝密情报，他们的父辈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些保密知识和原则的。加上最重要的，这些太子党们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和体制下的幸运儿，他们潜意识里都不会作损害那个政府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具有片面性。”
“我们使用第二个层次的情报对象弥补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重点工作对象就是中共党政军中的中高级干部，由于高级干部大多已经掌握实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手中的权力慢慢换成金钱和享受，所以我们工作成功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中级干部。我们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黄金万两两手对他们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些人经过一段在中共体制内艰难的跋涉，大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他们心里一方面羡慕高级干部大权独揽，靠贪污腐败享受金钱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变中国现状，实行清正廉洁公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很愿意与我们合作。问题就在于‘找到机会’，由于做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们本部的间谍经营者（Master）亲自出马，而我们大多为白人，出动到中国大陆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党政军高级干部到美国访问和学习，我们的机会并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这样被发展的。”
“我知道，但你们也有失败，你们以为前国台办主任周明伟是哈佛大学培养的，于是就乘他到美国的机会擅自提高接待规格、开展说服工作，结果这人不买账……”“对，总统先生，我们原来以为他受到美国教育，会接受我们的……没想到，他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