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
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
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国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
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
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
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
展较迟的国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
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
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
归并的形势。荷兰民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与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国即以司法
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到习惯法里去。其
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中国也无
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和西方现代史汇合。亦如
以前留下来的成例，过去官方所坚持的正统教条，不论是伊丽莎白以来的圣公会
《祈祷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
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
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
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
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
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
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国家繁
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
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
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
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
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
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
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国家之
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
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
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
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
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
尽的责任。
①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决议提出，原文载《人民日报》、英译
见（Dan N. Jacobs and Hans H. Baerwald. ed. Chinese Communism：Selected
Documents（NY:Harper & Row, 1963）,pp109-132因为两人的立场既如此明显，本
书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判。读者也可参阅中共在1987年编印之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页343以下各节，内中对毛泽东主动与间接参与文革有直率的
批判。
②马克思主义之本身为由知识界所掀起的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一大集团，缺乏
固定轮廓。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册子不如他经济方面著述之详尽。《共产党宣言》
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
美国在内。此外，《资本论〉则由罗宾生教授（Joan Robinson）与熊彼德教授（J
osegh 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实际的地方，如机器只能传达价值，不
能产生价值，如大学教授不事生产，只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物，如娼妓，如资本
家承担风险不能算是对社会或经济的一种贡献。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
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说他全都遵守马克思
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国家。
人民共和国国有一做书评家指出本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有可商之
处”〔见〈读书〉1983年5月号〉。这点我完全承认。可是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之组
织对法律和文教有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也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样无法否认
受有马氏的影响．刻下将历史观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转自素心学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