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2
轮廓。
从《后汉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自
此以后即阴气渐消而阳气渐长。因此，每逢这一天，汉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
地方官，便都按时换着红色袍服，所有的乐器也在那天经过一番调整。又将水与炭
的重量量出来，以验证季节对物重变化之影响。日晷仪上的影长，也在当日量出。
只是我们无从确定如此这般的活动，仅在表彰阴阳交替之际，其影响及于各种事物，
或是因为实践的参与可以促成其阴去而阳来。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可能认为因参与
而有推进之功效。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
廷并不仅是人间的组织，如果再用它去维护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与特权，更是不成
体统。这并不是基于现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们认为，天子务必对上苍负责，而
使治下的亿万生灵满足愉快。刘秀的朝臣曾于公元54年劝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确定
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当时以天下苍生尚未能安居乐业为理由，拒绝了这项建议。
不出两年，他却改变初衷，举行了封禅礼。这当中自然有可疑之处。什么是安居乐
业的标准？由谁来做判断？答案虽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 日的眼光看
来，后汉之意识形态着重一切保持原状，朝廷则冀望向各方一致讨好。刘秀与王莽
之斗争至为短暂。他的帝国实际上是从造反的农民及各地军阀手中夺来，征伐的时
间超过10多年。当初是因为自卫和保持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才举兵，刘秀与他的将领
当然从未忘怀于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读经典，更加上在农村的实地经验，知道
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数农民之要求得到满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调和。因此，
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
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所以刘秀注重
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
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
“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
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
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
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
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
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
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
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
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
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
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
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在这情形
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
叛军。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
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
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
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
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
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
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
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
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
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
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
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
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
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
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
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
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
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
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
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
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
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
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
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
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
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
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
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
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
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
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
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
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
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
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
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
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
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
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
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
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
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
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
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
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
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
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
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
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
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
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
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
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
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
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
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
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
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
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
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
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
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
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
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
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
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
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
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
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
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
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
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
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
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
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
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
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
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
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的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
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
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
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
（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旗而起的时候，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10万
兵众在他麾下候命；又称其食粮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抵挡他的乃是曹操，他
的背景更为复杂。曹操之义祖父曾腾乃是宦官，以黄门从官的名义为太子待读。曹
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
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他的军队大部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自
军屯。他自称这时候仍在维持汉代的朝纲与体系，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为人所尽信。
曹操在官渡得胜，但是汉代终究缺乏起死回生之术。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兴
起之前，中国经历过很多局部的帝国与小朝廷的时代，同时也遭受不少异族的入侵。
转自素心学苑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濬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濬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转自素心学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