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点10分，江泽民主席在一个由6个外交团体举行的特别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民惟邦本’、‘缘法而治’的朴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他追溯中国历史的演变说，“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苦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江泽民承诺说中国“只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保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下午，江泽民率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江在费城只停留4个小时，随后他将前往纽约。但他在这几个小时中非常忙碌：他将在两个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地方官员和3位大学校长，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地访问费城独立厅，并以私身份探望一位老朋友和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师。一名记者描述了美国人在看到这位中国领人时的惊讶表现：“这座城市从江身上得到了没有料到的感受——与其他许多受到邀请预计要进行这3项时间紧凑的活动的政治家相比，江泽民更加美国化、气宇不凡而且懂英语。”
第一站位于费城西区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江的长子江绵恒六年前在这里获得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德雷克塞尔大学校长康斯坦丁·帕帕达基斯在江泽民刚宣布要访问美国时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名义是邀请“一位德雷克塞尔校友的父亲”，帕帕达基斯在后来的讲话中对江主席竭尽赞美之辞。
在江泽民的车队到达大学之前，警方征用了3辆空的大巴，停在示威者聚集的路边。一名记者称无意中听到一个警察说：“江泽民的随从不希望江看到任何一个示威者。”
“中国人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示威者转移，那样主席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江泽民访问费城期间陪伴他的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回忆说，“我们尽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不可以强迫那些人离开公共街道。”
快到下午5点30分时，江140余名陪同人员的伴随下到达德雷克塞尔大学一个有900个座位的礼堂。此刻，礼堂内已坐满了官员和公司领导人——他们刚刚参加完以如何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礼堂里还站了数百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坐在一起的政要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等人。
江的风采让听众着迷。远离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置身于友好的学术环境里，江很放松。“我要向德雷克塞尔大学领导和所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对那教育过我孩子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使用英语讲话，听众反应热烈，“我想感谢他们教授他专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还补充说：“我们家现在有个博士了，可我只是一个学士。”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国会议员科特·韦尔登赠给贵宾一件红白两色的费城“飞人队”的球衣，球衣背面印有他的姓氏“JIANG”，这样，这位中国席就成为全美职业冰球联合会的名誉队员了。
江笑着站起来，拉着球衣的袖子，好在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麦克风。他说，自己心爱的孙子已跟他父亲江绵恒在费城住了3年了，小孙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他很喜欢橄榄球。”江主席用英语说道。他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喜爱引来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孙恒教授是江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也曾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江绵恒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孙曾经做过他的指导教授。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请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在费城，江泽民还特别探望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95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在美国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 Hsiu Ku”，使用的是西方的姓名顺序以及不同的音译方式。江不顾安全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顾教授的家中探访，这反映出他尊师重教的儒家信条。
江主席和夫人王冶坪来到顾教授家里做客。顾教授的家位于费城音乐学院后面，在一栋普通公寓楼中。江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期间他们在一起边吃饭边叙旧。此时，他的态度立刻从高级领导人转变成执礼谦恭的学生。这个当天早上勇敢地与50名不友好的会议员舌战的领导人神奇的转变过程，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却不会使中国人惊讶。这意料之中的，如果不这样就不符合中国传统了。
当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回忆说：“中国国家主席和顾教授在一起的场面令人难忘：他彬彬有礼，像任何一个普通学生来拜见尊敬的老师一样。”
江送给顾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书，这时注意到顾教授把自己作的一首诗自豪地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诗曰：“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诗表达了师生50多年的情谊，如今重温此诗，江感慨地说道：“尊师重教是中华族的传统美德。能有机会拜访您，我觉得特别高兴。”江跟他革命的父亲一样崇信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顾教授一家，包括他的夫人、3个孩子和许多孙子，用莲子汤和豆沙汤圆等家上海小吃来招待江和他的夫人王冶坪。江回忆说，以前顾教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要讲的东西他都记在脑子里。同样，顾也回忆说年轻的江泽民当时坐在前排看起来很认真，做了很多笔记。
晚饭后，江起身告辞。他对顾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子机械工程方面的教授，还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您都是非常杰出的。”
当顾被问及在过了这么多年普通人的生活之后，与江一起坐在聚光灯下是否感到不习惯，他轻声回答说：“，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这对美国观众来说似乎很奇特。”
他罗列了与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他是周恩来的朋友，所以他成为周恩来的继任者邓小平的朋友——接着成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朋友，而江恰又是他学生。同样，他曾是蒋介石的顾问，因此他也得到了台湾历届国民党政府的信任。
但顾教授强调说，江泽民来访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没有任何政治议程。“他希望过来放松一下，”顾说，“就我们两个人。但是他倾听了我的建议，他会对此进行思考。我认为与世界和平相比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大学都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教学，不是吗？”
“我不问政治，”他接着说，“我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只是一个退休教授。我只享受生活。我不会试图去影响任何人。”在过去的10年中，顾有时会就政治和国际事务给江写信。
“当我1998年成为驻美大使时，”李肇星继续回忆道，“我拜访过顾教授。他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对曾经与江主席联络感到非常自豪。当顾教授到俄克拉荷马州时，江主席要我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去探望过他。”
当顾教授2002年去世时，江泽民深感悲痛，旧日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打电话给顾教授的夫人，表示自己的哀悼，并送去了花圈，称顾的“高尚精神”将激励世代中国人。在正式吊唁信中江主席评价顾教授是“一代名师，终生勤于学习，关心祖国的统，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
“江主席对顾教授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孤例，”李肇星回忆说，“他非常尊重离退休老同志。1997年初，江主席视察上海时，他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邀请的是离退休官员，而不是在位的干部。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我曾听江主席说过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不能做势利小人，不论别人的地位如何，应该彼此学习，那些离退休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以给我们以指导。”
因为时间很紧，江有许多事要做，他乘车来到宾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很快地参观过中国藏品后，江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该校沃顿商学院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设立现代管理课程表示赞赏。江联系到自己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顾教授的重逢，说道，“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应该倍加惜。”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接下来是参观独立厅，由于观光时间有限，江一行直接到达会议厅，一名导游向大家介绍了这里的辉煌历史。而此时，江主席坐在一张旧橡木桌旁，《独立宣言》就是在这张旧橡木桌上于1776年签署的。
江泽民参观独立厅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江就开始学习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和言行。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杰逊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了他希望与启示——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意义重大。此外，江觉得他与这些美国革家一脉相承，那些人所赶走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当年从中国的领土上夺走香港的殖民者。这些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而江自视为爱国者。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在费城，尽管有一些抗议的声音，但总的来说江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下一站——纽约——江受到了不同的接待在上午7点30分举行的早餐会上，高级官员中只有前总统乔治·布什愿与他见面，布什曾于20世纪70年代任美国驻华联络官。地方要员——乔治保陶基州长、鲁道夫·朱利亚尼市长、丹尼尔·莫伊尼汉与阿方斯·达马托参议员——都婉言拒绝席。他们或以“日程安排上有冲突”为托辞，或是明确拒绝以示抗议。眼睛盯着更高职位的朱利亚尼表示“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严重关”。乔治·保陶基州长的发言人则以“即将到来的选举”为托辞，虽然他并不参选。
但是，江还是成功地向人们宣传了中国的发展。上午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站在悬挂有中美两国国的楼厅上，俯瞰交易场，江荣幸地敲响了开市钟宣布交易开始。其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尽管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但是对自由场体系的积极意义，包括筹集资本的需要，双方是一致认可的。如果有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完成了现化改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江的个人功绩）抱有疑虑，他们只需要注意一下就会明白了：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朝鲜战场上，海浪一般的中国士兵猛攻美军阵地的时候举的便是同样的旗帜——如今正福佑着纽约证券交易所，17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也在这里上市了。
交易所董事长兼总裁理查德·格拉索赠送给江一尊象征市场走势的牛熊雕塑。来而不往非礼也。江也回赠格拉索一尊绿色飞马，并用英语说：“我祝愿你们的股市像飞马一样充满活力。”
据称，有一次尚慕杰使去拜会江主席时，惊讶地发现江正在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江想知道中国是否能够从罗斯福那里学到对付股票市场投机分子的办法，因为股票投机已成为中国掠夺式的初期资本市场中的严重问题。尚慕杰略带幽默地说，罗斯福请来一位主要的股市操纵者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来担任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江答道，对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要是我能够断定谁是最大的股票操纵者的话”。
从曼哈顿南城的华尔街出来后，江前往位于纽约阿蒙克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部，它在曼哈的北郊，司执行总裁郭士纳前来欢迎他，并用中文说道：“老朋友，你好！”
IBM公司在中国有8家合资企业，它必须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了粉饰。郭士纳经常提到他与江泽民的长期友谊及他们之间的多次会面，这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对江来说，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江主席从前是电子工业部部长，也是科技爱好者，他渴望看一看最先进的计算机产品这次参观由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用中文进行讲解，这位科学家的父亲曾是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
此行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技术在中国的适用性。可事实上，江喜欢技术。他对公司展示的3种超前设备兴趣尤甚：一种是像信用卡一样的装置，两人握手时（利用人体自身的传导性）可借此传递数据；一种是称作“亭式银行业务处理系统”的装置，借此可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交易；另一种则是用于天气预报的超级计算机。江在提问时用了不少英语术语比如“integrated circuits”（集成电路）、“prototype”（样机）、“chip”（芯片），这表明在技术问题上他几乎比任何美国政治家都行。
江风趣地对接待人员说：“我和你们是同行，但是遗憾的是我已多年没有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午，江在其下榻的位于公园大街的华尔道夫宾馆与300名纽约华人代表见面。江告诉代表们，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有关西方的书籍，而且学习了多门语言。但是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哪怕只见一次。”江与这群美籍华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又去学习技术知识了。
下午，江穿过哈得逊河前往新泽西的两家电信公司参观，一家是美国话电报公司，在那里他参观了网络操作；另一家是朗讯科技公司，在那里他穿上了防护装——一件白大褂、一双一次性无菌鞋、像头巾一样的防护罩和双手套，进入一间封闭的“无尘室”，这里是制造最先进的微型芯片的地方。
“我当然不懂江主席提出的技术问题，许多美国人也不懂，”陪同访问的副外长李肇星回忆道，“但江是真的喜欢与科学家交谈；他热爱高科技。”
晚上，江同样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总商会在华尔道夫宾馆专门为他举办的晚宴。该委员会为争取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一直带领着华盛顿的贸易游说团多方游说。来宾包括大约200名来自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位来宾的入场餐费为1000美元。他们来此是想了解中国将怎样使得他们各自的大公司有更大的发展。19世纪，贫穷的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淘金——他们把这里称为金山。如今，富有的美国商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倒转过来涌向中国。现在，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到2.3万个，签约额超过36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
这里是江的天地——这些首席执行官都在设法获得江的青睐，而不是要江去讨好他们。他们手中有金，但他手中有市场。所以江松轻自在且精神焕发，江在调动着人群，不断与人握手，宣传商机。今晚将不会再有人提及人权等问题了。
在描绘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巨大的商机之后，他精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对美国仍然每年就中国的最惠国地位（美国除了未将最惠国地位给予少数几个最具敌意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拥有了这一权利）进行审提出了谴。江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稳定情况使得“同中国做生意和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家，总感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利斯之剑”。对首席执行官而言，不稳定是最大的威胁。
江在讲话即将结束时提高了声调，高声承诺“我们将继续稳步开放市场”。江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话作为结束：“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限制是今天的犹疑。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江的讲话结束时，在场的美国听众纷纷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江举杯向大家祝酒时，还单独同亨利·基辛格碰了杯。
11月1日一早，江主席与随行人员前往波士顿，他计划在哈佛大学做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中美高级官员都提醒他在这里可能会遭到非常强烈的抗议，建议他不要去，但是江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哈佛大学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如同华尔街一样是美国成就的殿堂。江对哈佛的学术造诣一直十分敬仰，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到哈佛去。警告非空穴来风。有5000人走上了剑桥的街头，这可能是自越战结束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场合之一，他们冒着冰冷的冬雨，呼喊着挑衅性的口号，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求西藏与台湾“独立”。这些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聚集的人群中有1200多名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支持江。亲江的民众戴着由大波士顿区华人联合会分发的徽章，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江主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派人数竟相差无几。因为死硬的反江抗议者估计也不过1500人左右。但在嗓门大战中双方势力悬殊，因为当人们抗议某事的时候喊声似乎总比他们支持某事的时候要响亮。
在大多数地方，身处不同阵营的人都紧紧挤在一起，分不清他们各属于哪一边。其间有小争执爆发，但在几百名负责监控人群的警察面前，没有发生暴力事件。有处地，人权激进分子与西藏流亡分子叫喊着：“西藏独立，台湾独立。”而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群大陆人则唱着中国国歌，用喊声回敬他们：“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抗议者的目标并不一致，这使得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一些要求民主的中国激进分子也认为“中国的西藏”不应“独立”
只有那些事先安排好的友好团体，比来自剑桥华人学校的孩子们才被允许进入警察设置的路障之内。在江的车队驶近时，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孩子们从一家自助餐厅涌出，开始手舞足蹈地挥着花束。当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到达哈佛大学校园时，江主席距数百名示威者只有几码的距离，在美国土地上，这是他与这些异见一族距离最近的一次遭遇。写有“西藏独立”字样的黑白相间的一面面巨大的旗帜映入他的眼帘，传入他耳中的是声嘶力竭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话筒用普通话喊出的口号。但也可以看见大量支持江的红色旗帜以及表达爱国情的中国国旗，这构成了混乱的美国民主万花筒。对于那些懂中文的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记分牌来区分这两个派别和他们举的标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说：支持者与抗议者人数都这么多，我想媒体会感到惊奇的。”
离上午11点的演讲开始之前好一会，哈佛大学最大的报告厅桑德斯讲堂已经坐满了人。听众达1000多人，超过了定员量，其中包括推选出来的学者与亚洲问题专家，一些记者，还有抽签选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了满足人们浓厚的兴趣，哈佛大学作出安排，通过闭路电视，用汉语和英语向校园内其他会场转播江主席的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对江主席表示欢迎。他指出，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江主席是第一个在哈佛发表演讲的中国领导人。对于江来说，次演讲事关重大，而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演讲开始了，江跟以往一样首先谈的是演讲地的一些特色。“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他说，“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一直同哈佛大学保持着学术交流。”接着江切入自己的演说前提，他解释说唯有了解中国，才能正确评判它，这是他对西方人解释时常说的一句话。他强调“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他继续说：“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由此他回忆起他高中所学的第一堂微积分课。“老师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课就是讲《庄子》中的‘一尺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形象地使我建立起极限的概念。”
微积分？极限？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曾在某次重大的演讲中提到过微积分的精髓、极限的本质呢？这不是说其他领导人没有学过微积分，而是说江对此极为着迷，从哲学视角来看，这就显示出他思维的特性。江正是从此切入，进而深入谈及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
江所做的描述妙趣横，表明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江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热爱之情不但是其爱国主义的源泉所在，也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谈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谈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谈中国人在数学、音乐、医药等方面的贡献；谈丝织、陶瓷制造、冶金和造船；最后讲到“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江以光的七彩之色做比喻来论述其政治主题：“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江要求西方人不要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中国，而是要在理解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的基上来看中国。江谈了四点“看法”，他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经过全民族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江强调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现实与历史的基础上的。此时，江主席换用英语进行最后一部分演讲，他赞扬“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强调“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江通过对比美国的文化来结束他的演讲。“我很欣赏哈佛校门上的一段话，”江面对济济一堂的演讲大厅说道，“‘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国同胞走出去。’中国青年也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接着说：“我希望中美两国青年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在为时45分钟的演讲中，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讲堂外面，示威者一直在大喊大叫，他们通过手提扩音器发出的声音在讲堂内听来虽有所减弱，但还是依稀可闻。江似乎未被这微弱的杂音所困扰，虽然有时他低沉的声音好像有所提高。
演讲之后便是自由问答，这是江同意的，却是他的助手们原本想避免的。江告诉他的手下，他同意安排答问。大学一方也作了让步，只安排15分钟的问答时间，而且所有问题都是预先拟定的，但事先并不向中方透露。为了使江主席免遭抗议或抨击，由哈佛4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从哈佛校内征集问题，该委员会由费正清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与尼曼新闻学基金会主任比尔科瓦奇负责。他们挑选了5个在他们看来最有针对性的问题。
问题由傅高义朗读。朗读之，他告诉江，这些问题是十分刁钻的，接着，他对聚精会神的听说道：“我们希望江主席不要忘记哈佛是一个民主之地。”第一个问题如下：“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是进行对话，但为什么他拒绝跟自己的人民对话？”
江泽民回答说，中国是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要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很难，但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然后，循着相同的逻辑，他语惊四座，这句话也成为了次日报纸的大标题：“毋庸讳言，我们可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回答了另一个关于西藏的尖锐问题之后，江表示愿意让听众提一个问题。傅面对人头攒动的听众席说：“这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个问题。”
楼厅上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问起有关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情况傅高义喝令这位提问者坐下。“我不认识你，”他说，“请你坐下。”然后他对听众说道：“江泽民主席说过他首先想回答美国人民的提问。这个机会是给美国听众的。”傅于是请坐在大厅后部的一位女士提问，她是来自《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她问中国主席对大厅外的抗议之声作何反应。
“对于民主的一般概念，我有自己的理解，”江开始耐心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夏威夷开始，我对美国民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比我从书本上所学到的更加具体。虽然我已经71了，但我的耳朵还很管用。因此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但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得更大声一些。”
甚至在江的回答被翻译成英文之前，听众中懂中文的人就爆发出了一阵笑声和掌声，当被译成英文后，笑声与掌声响成一片，甚至变成了欢呼。所有的听众都喜欢这个回答。
傅高义教授讲话盛赞江主席，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最后他说出了一个小秘密。就在江主席抵达哈佛大学之前，江向尚慕杰大使坦承，感觉“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傅高义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通过了这次考试。”如一位记者所说：“江谐地谈论美国的自由制度，但他并非是表示不屑。”对于江主席来说，这样的调门恰如其分。
听众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给江的讲话与答问打了高分。波士顿大学的另一位授傅士卓指出：“他显然很放松并且乐在其中，当他回答有关对外面的示威者作何反应的问题时尤其如此。他一个美国政治家一样，以幽默避开锋芒。”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罗斯发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自愿接受为期一周的诘问，而没有享受到正常情况下应给予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礼遇。现在，他回国后就可以对自己的同仁说：‘我不但能甘受诘问，同时能一一化解，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江主席同波士顿的200位商界领袖共进午餐，马萨诸塞州代理州长保罗·塞路奇与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都不像纽约的同僚那样不愿与江会面。塞路奇表示，该州决定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特别是要加强信、生物技术与工程方面的业务合作。
江脱开预先准备的讲稿，用英文插了几句话，开玩笑地说他讲得太快了，他的翻译都跟不上了。他说：“你们知道，我想节省你们的时间。”这话引起了笑声。此后，他回忆起14年前（江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访问这一地区时的一个亮点，全场为之鼓掌。“我去过‘路边餐厅’，”江即说道，指的是波士顿萨德伯里郊区的一间餐馆，“那儿的牛柳味道很好。”
江泽民访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洛杉矶。专机在午夜前抵达。在下榻的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房间里，江主席拿起电话给老朋友沈永言打了个电话，和他分享了自己的激动心情。“江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哈佛的演讲，”沈回忆道，“江对那次演讲感很自豪。他说整个美国之行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11月2日，周日上午，江主席驱车前往休斯电子公司，开始了他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访问。在休斯电子公司，他了解了为中国生产的卫星通信设备的情况后，他又参观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车间，在“别克君威”轿车上坐了坐，通用汽车公司将于翌年开始在上海浦东新区生产这种汽车。这位老工程师的注意力被4辆高科技汽车所吸引，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型汽车，他急切地坐进了“SSC智能车”原型车的驾驶座，那是一辆配有计算机的面包车，装有车雷达，可防止事故发生，如果司机丢了钥匙，可以通过输入卫星信号来打开车门。
此后江主席一行返回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与来自商界、娱乐界与政界的750名南加州精英一道共进盛大的午餐。在与翘首以盼的客人共进午餐之前，江还私下会见了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及洛杉矶市市长理查德·赖尔登，讨论了商贸问题。洛杉矶不是纽约，这儿展开了官式欢迎的红地毯，显示出加利福尼亚在经济上正越来越依赖中国。
在午间的庆祝活动上，江与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未来学思想家阿文·托夫勒及舞蹈家西达·沙里塞这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各界的人士打成一片。出席者主要是来自南加州技术公司、银行、媒体组织的商界领袖。
在午宴上，江自始至终都活力十足，魅力四射威尔逊州长坐在他右边，赖尔登市长坐在他左边，江与两人同时交谈，左右逢源。精心排练过的南加州大学特洛伊行进乐队奏响了激动人心的中国国歌，江主席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这群资本主义的精英似乎也随着高昂的革命旋律及鼓舞共产主义者士气的歌词（号召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在齐步行进。
威尔逊州长在欢迎江主席时称加利福尼亚是“19世纪中人用体力（建造铁路）及20世纪高科技时代中国人用智慧建立起来的一个州”。这位最近曾肩负贸易使命去过中国的共和党州长在介江泽民时，间接地提到了民主价值观，而此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正坐在讲台上，依然愉快地倾听着他的发言。“个人自由这一灵丹妙药是最好的处方，”威尔逊说，“在你们完成建设中国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会加快你们走向成功的步伐，也会使你们事半功倍。”
在江访美之行中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中，他向洛杉矶的听众许诺，中国与这座城市之间不断增强的友谊会在经济、科学与技术方面给双方带来利益。“中国已成为洛杉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还指出，“加州已有19个城市同中国的有关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他为时20分钟的演讲的后半段，江开始用英语赞美洛杉矶。江以前来过洛杉矶两次，第一次是1980年，当时他是早期一个改革委员会的成员。“我花了17年时间得以看清这座国际名城的美丽，”他突然即兴发挥了一下。江最后引用了一句有名的中国谚语作为结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学者包瑞嘉指出：“他在华盛顿面向外交与新闻界，在哈佛面向学术界，在弗吉尼亚面向史学界，在这儿和纽约则面向商界。每个领域他都顾及了。”
午宴之后，江私下会见了美国老资格的福音教派牧师葛培理。他们谈的是中国的宗教自由，这是引发许多抗议的根本问题之一。“20年前，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座教堂开着，”葛培理在会见后发表的讲话中说，“今天，则有数万个教堂开着，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
江原计划是在当天下午离开洛杉矶。但为了当晚出席有大约900名美籍华人社团领袖参加的庆宴会，这位中国领导人将访问时间延长了1天。晚宴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比尔特摩酒店举行，这一特殊事件表明中国政府最近正努力赢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华人社团的支持，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并挫败台湾的游说企图。
江对情绪高昂的人群发表了非正式讲话，在讲话中他肯定这次国事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并预测中美关系前景光明。他预言：“在21世纪，中国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听众的热情所感染，江唱了几段他喜欢的京剧，听众大为高兴，并起立欢呼。一轮明月照窗下……”江脖子上仍挂着欢迎他的花环，笑着开始吟唱京剧《捉放曹》。接着，他指挥合唱简短而充满激情的歌曲《歌唱祖国》。当说普通话的江泽民学着说粤语时，大家开怀大笑。
江也没有回避台湾问题，这是在华人社团中分歧最大的问题。近年来，仅南加州一地的美籍华人就已增加到40万。来自大陆的移民改变了这里的政治倾向。多年来一直占主流的亲台湾派现在已经被支持北京的派别所超越。江提到最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他说到“台湾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祖国统一是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翌日上午，江主席搭乘改进型的国航客机，准备凯旋。离开时，江在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说：“我亲身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是中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重量级的外交人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包瑞嘉说，“这是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是在这里而言，也是对在回国后面对的中人而言。”
江主席的访美是锦上添花。他刚在十五大上顺利接掌了中国的领导权，接着便必须交出答卷。中国有些人认为他秉性严厉，江向这些人展示了他有幽默感，表明他有能力与难以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及外国记者打交道，有能力吸引听众并赢得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他能处理好美复杂的双边关系。
江的美之行被认为是一个领导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种仪式，此前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但仍必须证明他“确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今，他已经表明自己能够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促进商贸，并且有能力与难缠的抗议者和咄咄逼人的媒体周旋。
“这一年是属于江泽民的。”乔治敦大学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王冀说，“他需要美国政府助其树立自己的形象，他成功了。”
11月底，江主席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也成了江主席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尽管有一些抗议活动，但是加拿大安排了很高的格接待江主席。对于加拿大总理让·克雷斯蒂安而言加强中加两国之间本来已经很好的双边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之一。他希望通过加强与亚洲的贸易来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重访北美洲，江显得很高兴。路透社评论称：“江身着短皮夹克，面带自豪的微笑，他表明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在国际社会瞩目之下仍能保持轻松自在的人。”在加拿大之行的后期，江头戴白色牛仔帽，这是另一种衣着语言，突其粗犷的个人形象，这肯定吸引了北美和中国国内的公众。
尽管江个人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首脑会谈都无助于解决亚洲的经济问题。此前不久，货币贬值和股市下跌已经开始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12月14日，江主席前往吉隆坡参加东亚地区国家首脑会议，江承诺在稳定货币和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一定会尽力合作。此外，江还宣布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织捐助10亿美元用以援助金融风暴的中心——泰国。
两天后，江主席宣布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他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政府也不会补贴出口。这个消息大大缓解了一些国家因为担心中国货币贬值而出现的恐慌。货币贬值有助于中国维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是这会造成“多米诺效应”，使整个地区的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使危机升级。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评论说：“如果中国‘顶不住’（让人民币贬值），一切都会动摇。中国顶住了压力，他们表现得极负责任。”鲁宾本人几年来也曾为恢复融稳定作出了超常的努力。
江还努力消除他国对中国的动机和最终野心的猜疑。“中国永远不称霸，”他说，“中国永远是东盟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
1997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邓小平逝世，权力和平移交给了江泽民。而随着香港回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江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随着备受瞩目的对美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江的“高超表现”迫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访美使命作出“世界性的重新评估”。前美国外交官阿诺德·坎特说：“江外表敦厚率真，几乎老是作态解除别人的防范，实则精明过人，能力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