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1月，江距离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他密切关注伊拉克和朝鲜的严峻危机。特别是在伊拉克，事态似乎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江竭力想避免的。俄罗斯、德国和最积极的法国都赞成这一观点。不难发现，这四个国家在伊拉克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累计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尚未得到偿还，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项价值8000万美元的电信合同，但这并不是江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石油。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国，因此不希望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任何波动。同样，中国担心战争会阻碍全球贸易的开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此依赖性很强。美国若取得胜利，将会扩大其政治势力，从而影响中国的诸多利益，这是中国要尽力避免的。更为险恶的是，如果美国成功解放伊拉克，将会开创利用跨国干预更迭别国政权的先例。江泽民反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与其他反对美国的大国保持距离。江强调，联合国武器核查应得到加强，而不是废除，但他也强调，伊拉克“有义务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他的战略反映出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上，中国已经变得越加娴熟了。他既没有一味地反对美国提出的议程，也没有自动地与中国的传统盟友站在一起。江巧妙地采取了一个维护和平的立场，置身于纷争之外，又不疏远任何一方。
“我们作壁上观。”一位中国官员说。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和朝鲜危机进行磋商。第二天上午，胡锦涛总书记接见了他。下午，在江主席接见时，鲍威尔对江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引证说，中美贸易往来不断增加，在危机问题上密切磋商，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紧密合作。
江主席也认为，在进去的一年里，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多了，合作领域拓宽了”。但是，他明确提出要将台湾问题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对他来说，尽管伊拉克和朝鲜问题很麻烦，但台湾问题才是关键。他再次强调，“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江希望美国给予某种回报，例如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以及更重视中国大陆的利益。
据报道，中国方面后撤了一些部署在面对台湾的福建省境内的短程导弹（这一说法受到美国方面的质疑），那里原先部署有约400枚导弹。江的这一举动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信心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经济上，台湾的工商业日益依靠大陆；政治上，对“台独”政客的支持可望越来越少；军事上，大陆可以花费比台湾更多的钱用于购买现代装备。
在与科林·鲍威尔会谈2天后，江接待了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表达“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私人友谊，江承诺中国会与古巴加强双边关系。为体现这一承诺，他特意陪同卡斯特罗访问了南京。
也许曾经有段时期，支持古巴是同美国的“单极”国际秩序抗衡的一种明智之举，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中国人很喜欢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这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古巴人是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十分浪漫的革命者，他勇敢地与美国对抗，忍受了数十年的制裁。江和其他人一样，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2天后，江接见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江与卡斯特罗谈论的是中国进口原糖和出口大米、芸豆的事，现在他转而讨论起信息技术和源代码的共享。这1周很有意思：科林·鲍威尔和比尔·盖茨的访问之间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江主席在1月初和2月同乔治·布什的电话交谈中都表示，中国反对平壤突然决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他重申，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虽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拉克，但对中国来说，朝鲜局势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可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如果朝鲜领导人告诉江主席，除非江给他更多的援助，否则他要进行核试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能给他增加援助，别无选择，”一位负责平壤事务的中国分析家说，“我们对朝鲜只是有一些影响力。”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会受到压力而进行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可能就会有理由在台湾部署核弹头。结果会怎样呢?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政局发生大变动，中国不仅要面对庞大的难民潮，而且还要面对与自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动荡的难堪局面。在中国看来，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有意外，中国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当可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中国公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满意。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中国现在肯定是情况最好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公共安全稳定，”一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说，“没有人在这里搞恐怖活动。”
江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了。3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十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代表名单获得通过。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领导人中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留了下来，再延续一个5年任期，江在人大上海代表团，胡在西藏代表团。
在十届人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鹏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公开活动。同一天，朱镕基作了长篇报告，这也是他在退休前的告别讲话。他的报告，回顾了政府在过去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对未来作了展望。
江泽民显得非常轻松。在与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当看到正在谈上海农产品生产的那位代表比较瘦弱时，江说：“你是农委主任?你应该肤色很黑啊，怎么看起来更像个白面书生?”代表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距他离任国家主席还有不到1周时间，江泽民被更深地卷入了朝鲜和伊拉克危机之中。他白天忙于参加“两会”，深夜则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断通话，中国的新闻媒体多有报道。3月10日，江与布什总统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江说：“对话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双方是否有诚意，对话能否有实质内容和结果，是否有利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是否有利于解决美朝各自关切的问题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分析家猜测说，江作了一个微妙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会反对美国的立场——任何与朝鲜的对话都应是多边会谈，不能仅仅由美朝两方参加。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支持朝鲜的要求，敦促美朝双边会谈。
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就更大了。布什强调国家安全，坚决要采取军事行动。江则坚称，核查应当继续下去。为了保持平衡，江最后让步说：“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胡锦涛获得了压倒性的2939张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3票弃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得票者”。已经在位13年的江得票率稍低一些，达到了92.5％。稍过片刻，同样被视为在职当选的曾庆红得到了87.5％的赞成票。不过，江泽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现于大庭广众，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明的另一个标志。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府。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领导有方、成就卓著。他说江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十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美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首要目标”发起攻击，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一个例行声明，缺乏力度。尽管中国与法、俄、德反战阵营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江知道，与美国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战争之初，中国报纸发表了对战争有严重倾向性的观点，夸大美国的过错、失误、问题和损失，反复播放子虚乌有的伊拉克新闻部长可笑的声明。中国的读者很可能会因此认为美英联军已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沼。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个敏感领域。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胡锦涛有一些新设想。他决定，政治局每次开会，媒体都应进行报道，这是朝着提高执政透明度迈出的又一步。胡告诉主管媒体的官员，电视新闻把太多时间用于报道高级干部开会和日常视察。胡呼吁播出更多“真正的新闻内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减少对高层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报道，他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这种做法是“浪费时间”。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危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第一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发生了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全面报道，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危机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第二起危机中，人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幸运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媒体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等到情况较严重的时候，媒体仍轻描淡写。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月9日之前，在官方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被完全封锁。2月25日以后消息再次被封锁。
就在“非典”病例急剧增加之时，中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出局势“得到控制”，病例正在“减少”和“不再构成威胁”的报道。
4月3日下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只有12例“非典”。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变了政策。4月17日，胡锦涛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干部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有关方面匆忙在4月20日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主持。但两人都没有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不是37例，比原先发布的数字高出8倍多。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分析家们都目瞪口呆。卫生部长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过高级职务，后调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长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上任才3个月。但是政府的合法性——说得重一些，是国家的稳定已经受到威胁，必须作出牺牲，胡和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充斥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眼下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到了“非典”的真相。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张文康和孟学农失职丢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文章中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行为”。
虽然出现了一些乐观气氛，但死于“非典”的人数仍在增多。每一天都有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国的首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学校停课了，学生被要求在家通过互联网自学。大学生被禁闭在校园里。有些医院实行了隔离，有的医院不接纳疑似患者。人们抢购商品，退守家中。还有人选择了逃离。这座常年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随着餐馆、剧院和迪斯科舞厅纷纷关门而陷入萧条。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奋起抗争。”温家宝总理说。为表示同舟共济，温在北京大学食堂与大学生共进午餐，还在医院向医务工作者鞠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感谢。
江泽民一直住在上海。4月底，他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时，首次针对“非典”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疾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已经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江借与外国客人交谈之机，首次就防治“非典”发表了公开讲话，这比他直接表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委婉。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江命令解放军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的斗争。
“非典”虽然可怕，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它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最早的事件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节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同一天，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向死难官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对这次“重大损失”表示痛心。他把遇难官兵称为“人民的好儿子，祖国的忠诚卫士”。江和胡锦涛接见了遇难官兵家属，这是自“非典”疫情爆发以来，两人首次同时露面。在每次中央军委会议的公开报道中，胡锦涛虽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都是以“副主席”的身份，按礼仪排在江泽民主席之后。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新华社的报道内容涵盖战场上的突发新闻和美伊双方的外交活动。面对一个有多种新闻来源的市场经济，新华社别无选择。如果它不报道真相或不保持相当的公正，就会失去观众。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行径、万人坑和极端的镇压手段都相继被曝光了。而在此之前，对一个反美的贸易伙伴是不会这样描述的。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是空前的，千百万中国人能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世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的。
4月20日，就是召开那场令人震惊的“非典”问题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还有一个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信号。吴薇，一个”自信、健康”的年轻女性，在一次备受瞩目的选美大赛中，从全国2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中国小姐”的称号。所有主要报纸都图文并茂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4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意与美国在北京就其核武器计划进行会谈。中国也将全面参与谈判。这是对江泽民的外交才能的一种证明。江提出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说法，那就是对话形式“并不重要”，这样双方都在立场上不作出让步的前提下轻松地进入协商。据一位发言人称，美国之所以作出妥协，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安排三边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首轮会谈并未取得成果。在官方声明中，中国表示谈判促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寻找解决办法。
会谈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朝鲜战争结束50多年之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谈判桌上的一方转变成许多国际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其立场向世界表明，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敌人美国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支持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世界和平。维护国内外的稳定是江政策的鲜明特征。
江泽民为中国能够在解决这一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骄傲，但美方把出现的问题基本归咎于中方，又使他非常无奈。江在一次会谈中会突然改变话题，向美方提及此事。有人天真地回答说：“许多美国人认为朝鲜似乎是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理应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江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不是那么回事!”他大声说道，一脸严肃的表情，“我跟布什总统说过的。朝鲜在决策上是很独立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中朝是友好邻邦。”江最后沉吟着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确是非常复杂啊。”同样，江也会主动与来宾谈一谈自己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在回顾了他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谈”和自开战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江承认说，美国的迅速取胜令他“震惊”。但他补充说，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斗“促使我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江列举了上周美军的伤亡——“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6人丧生，另一架直升机上有6人丧生”。他总结说：“伊拉克问题不是那么快、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
从这一点，江很自然地转到了他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基调上。“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江表示，“美国不能奉行单边主义。中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相信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多极化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除外交政策外，江忙于他目前担当的唯一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他极其认真地履行着这一职务。每次会议他几乎都参加，这在以前他身兼数职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他集中精力推进军队改革，特别是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高科技能力。
4月底，全国正处于抗击“非典”战役的高潮，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这次会议。掀起学习的新高潮，“就是要使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会议还研究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呼吁各地区、各部门不要忽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方面继续搞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自己的远见，那就是中国绝不能陷入恐惧，自乱阵脚。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中国经济就此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更多的人会受到危害。
令人刮目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胜了“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江是在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内乱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而今天在其退休之时（虽然尚未全退），几场危机没有打垮政府，反而促进其发展。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2003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主席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希望发展江的观点而不是取而代之。胡年轻且更加务实，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胡喜欢到民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现代西方的政治竞选活动。胡锦涛把自己的国内事务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和从不间断的工作，如扶贫、实行党内民主，他也继续支持江泽民制定的中国的远期目标和策略。
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叫做“科学发展观”，即改变过多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会被高消耗的“形象”工程歪曲），更加注意“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胡锦涛提出：“努力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胡锦涛的自信和尊严展示出一个受尊敬的大国形象。
为了他退休后的新生活，江泽民拥有两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内朴素的庭院，还有就是上海的住所。与往常一样，江每天游泳600米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长的距离。
“一般说来，他们都可以按退休时的级别终身享受相应的待遇，”常驻北京的评论家龙安志说，“但是他们不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出来赚取巨额演讲费。”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的领导人“安享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发财致富。对于共产党的元老来说，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写书，演讲，在公司董事会任职，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退休”后的江泽民，这个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领导中国走进一个夺人瞩目的新时代的人物，用不着通过演讲或是著书立说来保持自己的发言权。他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江泽民将会继续施加“相当的影晌”。
江泽慧建议说：“我希望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整理一下。我个人希望他能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考察科技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当然，他现在还是很忙，兴趣那么广泛，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
江泽民现在无拘无束了。“现在我不再担任正式的党政职务，”他说，“我是无官一身轻。”
但他对发号施令更为谨慎了。有一次，江让一位部长决定是否应该带某位外宾参观某地，那位部长把他的话当作指示。
“我马上带他去。”部长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说的，”江纠正他说，“我没有说某某先生应该去。我是说由你来决定某某先生是否应该去。”
这位前任国家主席仍然在中南海富丽典雅的接待大厅接见外国政要——2003年6月来访的印度总理和法国国防部长，7月来访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还接见了2004年4月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江对他说，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次周在会见朝鲜的金正日时，他呼吁进行“深入而坦率的交流”，以应对“复杂而多变”的局势。同一周他在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时说，愿他们的双边友谊“一代接一代地”发展下去。2004年7月，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重申，中国“绝不容忍‘台独’”，这一报道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有关报道还提到，2002年赖斯陪同布什总统访华时，江和她一起跳过舞，还曾用俄语交谈过。江告诉赖斯，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了”。）
中国的“主要代表”乐于谈论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年轻的外表。“我77岁了，”他愉快地对朋友们说，“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据报道，布莱尔跟江说，他看上去很年轻，江回答说：“我感觉很年轻!”
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的头发虽然日见稀疏，但仍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看起来精神矍铄，充满活力，体重也减轻了一些，声音依旧是那么浑厚有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出席官方宴会的次数少了。
在江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年，外国批评家讥讽他“不具领袖魅力”。如今，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伟人的风采和从容的自信，十分迷人。打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江个人身上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整个国家的变化。
虽然在2003年下半年保持了低调，但江仍然关注着军队建设。11月，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寻求加快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使解放军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特别是高科技和信息战争。他号召深化军队改革，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以质取胜”，“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他紧抓军队的“党建”工作和作为培养军事人才“主要基地”的军队院校的建设工作，革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技术。他说：“科技和人才是关键。”
10月，中国首位航天员、“太空人”杨利伟完成了绕地球飞行14圈的壮举。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全国人民引以自豪，欢欣鼓舞。江泽民喜气洋洋地称赞这次飞行“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江说：“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谱写我国航天事业以及整个科技事业更加绚丽的篇章。”仿佛是实现了一个毕生的梦想，江又说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回报的时刻。他要向那些多年来帮助过他的人表达谢意。2004年1月上旬，江邀请长期报道他的活动，特别是国外活动的电视工作者，来到中南海——第一天上午请来6位记者，第二天上午请来7位制作人和编辑。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追忆过去，交流见闻。如，有一次一位摄影师为找到最佳拍摄角度，跨越护栏，站到非洲一处陡峭的堤坝上，身体摇晃起来。江本能地伸出手让那人抓住，避免了摔伤。交谈过后，江请大家吃午饭并参观。
跟电视从业人员聚会的主意源于江泽民和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一次电话交谈。两次聚会赵都参加了。他讲的是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出差错的伤心事。
这期间，江在另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赵，要让中国人学习欣赏古典音乐，因为他认识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有些中国人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江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
“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基本上归功于江泽民一人，”余隆说，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青年指挥家，北京音乐节的艺术指导，“1992到2002这1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谈论中国的经济复兴，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复兴同样重要，它将滋养许多代人。江主席对艺术，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爱好，对全国人民都会产生影响，这一点毫无疑问。”
1月下旬，江在中国南方旅行了3个星期，参观工厂、农村、军营和主题公园。香港媒体称之为继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之后的一次“江的南方之行”。报纸头版上刊登了江在中国民俗文化村跳舞的照片，这证明江身体强健，活力依旧。
照片透露出丰富的含义。江在各种公开场合与其他9位常委在一起呈现9+1的格局。例如，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北京人民种树300万棵，江和9位常委出现在北京最大的朝阳公园。他们身着相同的深色茄克衫，手持同样的绿色铁锹，排成一排齐步行进，每两人之间夹着一名身穿红、白服装的儿童。江泽民和胡锦涛处在中央，两侧各4人，严格按职位排列，位高的在内，位低的在外。尽管按惯例胡的名字在标题中排首位，但所有人，包括胡都尊江为前辈。
江泽民此时心平气和。2004年中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展现出稳定而强大的国际形象。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力过渡进行得平稳而顺利，像在一般国家一样。似乎江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或者说行使自己的权力，完成最后的权力移交工作，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最后正式职务。
但江泽民很谨慎。陈水扁的“台独”活动在悄然进行（3月份台湾曾经历过一次很乱而离奇的“总统”选举），香港的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民主派”屡屡施压，这一切都推动或迫使江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2004年早些时候，他在深圳对当地官员讲话时，强调了邓小平的告诫：“香港领导层的主体必须由爱国人士构成。”随后中国国内媒体受命发表文章指责香港“民主派”不够爱国，美、英等国外势力正在插手中国内部事务。
有人说江重新对政策施加影响会与胡主席产生冲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胡自身也坚决反对“台独”，强硬抵制香港2007年行政长官直选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胡锦涛仍然尊重江泽民的意见，同时仍继续派同事担任省、市职位，做好扶贫工作。
这位前主席在路线上似乎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如在台湾问题上，他要求加紧备战。
江泽民认为，他的所有决策都是确保中国政治稳定所必需的，否则国家稳定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遭到削弱，但有些决策却被国外媒体指责为倒退。在江看来（以他大家长的眼光），什么也不能阻止中国变成强大的世界一流大国。
江如何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呢——他需要完成权力交接，又要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退休时间表之间权衡再三之后，这位终身爱国者又一次选择了爱国之路，可能也再一次震惊了低估江泽民和他的爱国之心的那些人。
2004年9月19日，江泽民辞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出意料地由胡锦涛接任。胡锦涛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在此过程中，全国一切如常，这是新中国的一次和平权力移交。胡的上任再一次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至高原则，得到一致赞扬。（胡锦涛自1999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来一直在默默努力赢得军方尊重。）
江泽民的辞职是在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这次会议由胡锦涛主持，主要议题是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合理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新的改革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在选拔党政官员时提倡公开竞争。
一份措辞严谨的公告表示，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13年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公告称他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贯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公告还赞扬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建军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现代军事思想前冠以他的名字，江的功绩得到进一步确认。）
这一惊人消息宣布之后，媒体将聚光灯对准这两位大人物。中国中央电视台将黄金时段留给这一交接过程：78岁的江泽民和62岁的胡锦涛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热烈握手，全体中央委员簇拥在他们周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基本政策上一致的胡和江摆姿势照了相。胡锦涛说：“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特地来看望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
“讲三句话，”江作了一个简短而充满感情的告别演说，“第一，衷心感谢中央委员会接受我的辞呈。第二，衷心感谢这么多年来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希望大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继续前进。我坚信，我们党的事业必定会不断地取得更大的胜利！”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向江泽民表示敬意，感谢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衷心感谢他对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此前，江泽民在9月1日的一封正式信函中向政治局提出辞职。江以清晰有序的措辞表示他“一直期望着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他提议胡锦涛接替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称胡“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江还称赞胡领导全党“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尽管有传言说他受到政治压力和健康困扰，但江认为自己的退休是自愿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写道：“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江坚信，党的成功或生存有赖于胡锦涛成为掌握实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新的中央军委由7人增加到11人。在第一次会议上，新任军委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胡在谈到应邀与会的江时，说“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江主席品格高尚，襟怀坦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称胡为“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领导人，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出色的能力”。他表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江继续说：“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我真是感到千钧重担在肩啊！”“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军队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
在9月1日的辞职信中，江说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他说：“我永远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1958年，江泽民还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时候，有人说苏联机床比美国机床的“噪音大”，结果江迫于压力把那个人确定为“右派”。2003年，同样是江泽民，使党向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兴阶层”敞开了大门，并让中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
1988年，江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取消了一次选美比赛，他当时说因为“条件尚未成熟”。2003年，“中国小姐”大赛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夺冠者将参加争夺“环球小姐”的桂冠。
2003年11月，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集会上，江泽民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的荣誉称号。
2004年3月，跟早些时候写入《党章》一样，江的“三个代表”思想被写入中国的宪法。同时被写入宪法的条款还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个人财产从而获得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
从“选美大赛”、航天飞行到企业主和私有财产，再到反恐战争和保护人权的新法律条款，虽然仍面对无数积弊陋俗，但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与时俱进”。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屡屡发生。他们不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心，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忧心忡忡。这种误解延伸到了江泽民身上，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强硬的独裁者，统治着一个好斗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使他非常失望：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中国人抱怨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并不了解江泽民。中国涌现出了一代新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有，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大跃进”、“反右”运动、国共内战和日本侵略了。在他们眼里，江泽民不过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对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浑然不觉。但是，这些年轻人现在可以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穿自己想穿的衣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思考，说心里想说的话。
临危受命的江泽民既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不是军界强人。当年他接任总书记时，正值1989年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