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3
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吟诵古诗，欣赏美妙的旋律，人生的奥秘也会令他神往。
继伍德罗·威尔逊之后，很难再列举出一位美国总统像江泽民这样真正热爱知识。无论是对物理学的着迷，还是对诗歌的热爱，江都堪称一位真正的知分子，没有任何伪饰。他醉心于中西方文化，为古典文学而感动，为数学的美妙而惊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享受思考哲学问题的乐趣，但一旦听说有朋友生病或身体不适，他会放下手头的任何急事去给予帮助。他用心寻求自我完善，也劝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从高级部长到普通工人都这样去做。
江泽民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能够把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融会贯通。在江看来，他在工程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和20多年来在工业部门的从业经验使他的思维架构得以成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30多年中，尽管江学会了像政治家那样运筹和抗争，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像工程师那样去分析和计算。他还是一个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吟诗作诗的文学爱好者。他热爱科学，钟情艺术。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再加上他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兴趣和经验的独特组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集中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则更为罕见，这种独特的组合赋予了江泽民特殊的品质。
从江泽民退休那天起，一个时代就载入了历史。未来的一代不会对日本的野蛮侵占和使中国大伤元气的内战留有真切的记忆。江以后的领导人没有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岁月，他们对“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破坏力也会变得印象模糊。新一代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下乡锻炼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并不是真正的羞辱、迫害和苦难。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此会有或多或少的理解。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虔诚的信仰和政治狂热，对那些背负着厚重历史的事件，比如中日关系、党政改革和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官方评价等，他们的反应将会多一些理性分析，少一些感情色彩。在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领导下，新一届领导集体经过长期努力，将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被改变。变化是在所难免的，江自己也这么说。江预言，正如他们这一代超越了前辈一样，他的接班人也将超越他。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江的功绩簿上，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笔：封建制度结束之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成无创痛的和平权力交接。黎安友和杜林虽然指责这一交接太过隐秘，但也不否认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交接班是“经慎重审议的精英管理过程”。
对中国未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件非常时尚的事，发表类似中国会从内部崩溃，或者中国会迅速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挑战者之类的见解，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但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似乎是相当平坦的。除非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持续提高，中产阶层会继续快速壮大，由于电信业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度也将会增大。中国的问题将仍然存在。收入不均、失业、腐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从长时间来看，有可能得到逐步改善。“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遏制中国。”泰德·费什曼写道。“如果有哪个国家会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取代美国的地位”，他的结论是“非中国莫属”。
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虽然不是以人均来计算)的国家。杜林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中国式民主。克里斯托弗同意这一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我们两人都猜错”，因为“中国观察家的预言鲜有准谱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也充满无法预料的坎坎坷坷”。克里斯托弗的结论是，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中国“都会扮演本世纪的主角之一”。
江通常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前进，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到那时再回顾历史，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很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江泽民时代。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差异几乎已经毫无意义了。从经济角度讲，对效率和革新的追求正在创造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市场，几乎每个国家都要参与其中的竞争。真正争斗的双方，一边是秩序和现代性，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斗争中，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同盟，而不是对手。
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江泽民呢？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根基，有着受压迫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受到早期社会主义影响的理想主义，他具有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涉猎百科的雅趣，这样一位历经扬州、上海、长春、武汉、北京的江泽民，最终于20世纪后期横空出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的推动下，他成为永久性改变了中国的人。
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他人协助下）引导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安全驶过惊涛骇浪。虽然他没有从军经历，但他对军队实行了现代化改革，赢得了军队的拥戴。虽然他不擅政治伎俩，但他却成为协调众议、理顺党内关系、巩固权力的行家。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他规范了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议事程序，让地方官员处在人大的监督之下。虽然他不是法官，却能惩恶扬善，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的财富。虽然他不是哲学家，却能阐明社会矛盾，传承文化、道德、文明和美德。
在短短的几年内，江泽民领导中国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10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重的外交大国。江泽民的贡献之一就是使政府体制正规化，至少对那些追随其后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果说，江最深切的愿望是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那么这个出生在扬州的和蔼可亲的工程师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功绩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预想，无疑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想。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江泽民12岁读中学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他的学校；17岁时，他在被日寇占领的南京参加“反毒品”学生示威；23岁时，江在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的上海分销冰激凌；31岁时，江被迫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判“右派”，接着奋力将其发电设备改燃原油；41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在武汉被红卫兵剥夺了受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机会；54岁时，在邓小平尝试推行改革政策的头几年里，江为经济特区奔忙；62岁时，也就是1989年初，身为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开始制订退休计划；66岁时，也就是1992年，江总书记面临着经济挑战和政治斗争。谁能料想到这一切呢?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江泽民的一生，堪称当代中国的编年史。至于江泽民的卓越功绩，那就是缔造了中国的未来。
【江泽民生平年表】
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
1926—1943在中国传统的书香门第长大；读完小学和中学；喜爱文学、音乐和科学；成为革命烈士的养子；江泽慧成为他的妹妹。
1943—1945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工科；参与反毒品运动；结识室友童宗海。
1945—1947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机电；参与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结识王慧炯并成为同学和终身好友。
1947—1951参加工作，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任副工程师；提升为总经理；结识汪道涵，成为至交。
1949与王冶坪结婚。
1951—1953上海制皂厂副厂长；熟悉上海工业；长子江绵恒出生（1952）。
1953—1954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上海）电器专业科科长。
1954--1955协助一机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次子江绵康出生（1954）。
1955—1956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学习俄语，喜爱俄罗斯文化。
1956—1962在长春一汽度过6年；提升为动力分厂厂长；花三个月时间将燃煤改为燃油；忍受“反右”和“大跃进”；结识沈永言，成为终身好友。
1962—1965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65—1968调到武汉，任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评，“边站”（但没有被打倒）。
江泽民生平年表1966—1976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恶梦般的经历。
1968—1970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被送进河南渤海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1970—1971回到北京；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
1971—1972率中国技术小组在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1972—1976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提升缓慢。
1976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逮捕；十年动乱结束。
1976—1977“文革”后被作为“14人小组”成员派往上海恢复秩序。
1977—1980回到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
1978邓小平上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长达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80—1982任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而设立的两个新委员会（进出口和外国投资）的副主任（副部长级）；帮助设立经济特区；率团参加联合国发起的40天世界参观（第一次赴美）；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1982—1985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访问美国，包括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旧金山的惠普公司；与惠普签订中国最早的合资协议之一。
1985—1989在上海度过5年时间，任市长、市委书记；建设城市，加速发展和投资；迎接外宾，如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戈尔巴乔夫；1986年处理学生抗议事件，背诵“葛底斯堡演说”；接待常到上海的中国元老（特别是邓小平）。
19894月胡耀邦去世后发生大规模学生示威；江撤消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的职务；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恢复上海秩序；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1月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90—1991开始行使权力；视察若干省份和军事基地；出访朝鲜、苏联。
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重新给改革开放注入活力；江支持和推行邓的改革方针；在中央党校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的十四大上，经济发展成为中心目标，江又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3—1994当选国家主席；经济起飞，但开始过热；通货膨胀加剧；“软着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江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第一次会见克林顿总统；偕夫人王冶坪访问法国。
1995提出“精神文明”的概念与物质文明相平衡；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腐败官员陈希同被解职和逮捕；江制订“科教兴国”计划；李登辉访美后两岸关系紧张；江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会晤克林顿总统；访问韩国。
1996整顿党风，提出“讲政治”；台海局势进入最紧张时期，进行军事演习；寻求把艺术和文学引入政治。
1997邓小平去世，全国哀悼；党、政、军团结在江周围；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上“所有权”得以放松；江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高调访美，与克林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大获成功。
1998朱镕基被任命为总理；改革步伐加快，政府机构精简；抗击特大水灾；禁止军队经商办企业；访问日本，在“道歉”问题上发生争议。
1994月“法轮功”分子围攻中南海，7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北约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发中国公众强烈反应；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调破坏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群众游行庆祝建国50周年；中美在中国入世问题上达成协议；江采取反腐败措施；提出“三讲”，整顿党风；“神舟”一号飞船发射。
2000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现代化；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出席纽约联合国千禧年峰会；抓科教工作；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精彩采访。
2001美国侦察机与中国喷气战机相撞，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公众反应强烈；江访问拉美；发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用“三个代表”思想革新全党，提出允许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北京获2008年奥运举办权；“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反恐战争开始；江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与布什总统会晤；中国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2002为重要的党的十六大做准备；在北京会见布什总统；大力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得克萨斯农场会晤布什；在十六大（11月）上总结中国状况和他个人任职期间的成绩，展望未来；“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权力和平移交给新一届领导人；江被称为他这一代的主要代表，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为与江关系密切的同事；再次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2003江两届国家主席任满，胡锦涛接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在军队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表现活跃（与他同辈的其他领导人都已退休）；非典肆虐中国但得到控制；参与伊拉克和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中国第一位航天员进入地球轨道。
1989—2002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年。
1989—2004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
1993—2003担任国家主席10年（两个5年任期）。
2004退休后的江泽民继续作为他这一代人的主要代表，向新一届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
【注释】
［1］ 我和江主席在一起的场面凑巧被新华社拍摄下来，成为官方发布的照片。这幅照片刊登在2000年9月10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大报纸头版上。
［2］ 还有一点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朱亚当会成为我未来的合作伙伴——当时他是一名干部，只有22岁，精力旺盛，思想活跃（获得过语言文学学位），被派来给我当翻译。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从1994年开始一起工作。
［3］ 我家里还有两个人与中国有缘。我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是以演奏恰恰图良而著名的钢琴师，担任北京三家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我女儿丹妮拉是演员，在中央电视台两台戏剧系列节目中担任主角，还在一部即将发行的由李前宽导演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片中扮演角色。
［4］ 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探索中国》录像可在www.shoppbs.org购买。
［5］ 《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纽约：电视图书，2000）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纪实片《探索中国》的配套书。
［6］ 对书名略作介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有一本同名的儿童读物，即赛珍珠的《改变了中国的人：孙逸仙的故事》（纽约：兰登书屋，1953）。我对采用相似的书名有些担心，但兰登书屋的编辑（还有其他人）认为那本书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老书，而且新书使用老书的名字并不鲜见。她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书名很吸引人，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当然对这个主题可能会存有一些争议。我考虑到，孙和江都“改变了中国”，虽然改变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对中国的今天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个相似而不相同的书名我是事后才想到这么多理由，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令我十分喜爱。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以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就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重要和多方面的改变，如果这两个雷同的书名能让读者读懂这一点，我想是再好不过了。
【后记】
我曾3次见到江泽民本人，其中两次与音乐有关。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在古巴哈瓦那的国际饭店高层上与他擦肩而过，我感到十分吃惊，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而我是陪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她在古巴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担任钢琴独奏。第二次是2000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江主席参加在林肯中心举办的一次音乐会，这是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中国艺术和服装展示活动，我和合作伙伴朱亚当参加了组织工作。[1]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非正式讲话。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3月，在学生涌向天安门的一两个月前，但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开始对那里发生的事件有所理解。当时我是应中国国家科委之邀，为中国的研究所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顾问。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所受的训练是科学方面的，而不是律师方面的。我开玩笑说，可能我不是那么危险。
我从刚到中国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住了，中国的改革引人注目，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中国对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那时还并不清楚。［2］
从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就投入到中国的事务中去了。［3］我在多家公司和机构任职，多为科技、财务和媒体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举办了许多有关并购的讲座和讨论会，旨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并购市场不仅能够使管理良好的企业得到发展，减少管理不良的企业，还能够保护国有资产（这种观点与主流意见相悖），防止人们利用特殊关系捞取好处。
他改变了中国后记1996年，我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书，这就是译成中文的《投资银行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中国同类著作的第一部。1999年，我的一本关于交易的书《交易人》（经济科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2000年，《走近真实》（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中美两国同时出版，这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关于科技、意义和未来的系列节目的同名书。
1999年，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8集纪实片《资本浪潮》-—中国国家电视网络播出的有关并购的第一部系列片。我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部探索中国改革的纪录片《探索中国》，于2000年9月8日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同一天晚上，江泽民主席出席了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坚持要求对《探索中国》美国版的剪辑拥有否决权，我也坚持同等的对中央电视台对中国观众播出的《资本浪潮》的最后剪辑拥有否决权——出人意料的是，在合同中我竟然得到了这一权力。（中央电视台并未使用它的否决权，这是创纪录的；台领导内部经简单的讨论之后决定，在美国公共电视台首播时，甚至连审查都免去了。）
对编辑的控制是不可逾越的。在早期与媒体高层官员的会议中，我发言说，如果我们关于中国的纪实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会一点都不相信。我说，我们制片组对“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在意；我们只是想用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官员最终对我们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纪实片表示满意，甚至包括其中关于（哈尔滨）阿城糖厂破产的“负面”片断，大量下岗工人的人生悲剧（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东北严酷的寒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授说，他们将把这部片子用作教学观摩片。[4]
我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我敬仰江泽民，他受到轻视，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受到各种非议，人们甚至对他永远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功绩无动于衷。我也体会了一次小小的心理历程——努力去认识江的政治哲学和领导艺术所依赖的观念和感情经历。
本书立足于大量而广泛的采访和一些特殊（尽管有限）的渠道，对于这些我未作增减。我得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有帮助，有些与我的观点相反——但我们都达成协议，编辑权归我个人。
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理解江泽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江的行为和信仰。我的前一本书《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5］，主要有两个对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主题——中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所表现出的自豪感，和他们对稳定的狂热追求。如果能认识到自豪感和稳定这两个主题的种种表现，就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机构有相当多的了解。
2000年9月，我观看了江主席接受《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尽管我自认为对中国很了解，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我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次产生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我在采访中探索了他如何改革共产党和中国——大多数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或不明真相）。我发现自己被江的个人故事所吸引，我的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本来想写一本探索他对改革所起的作用的书，最后却写成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中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宣传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官方媒体中不乏语录和照片的登载，但传记却单单被排除在外。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屡屡把国家推入动乱的深渊。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废除个人崇拜。但中国如今成熟起来，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真实的传记必然会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当今世界媒体和名人广受追捧，传记能使中国“与时俱进”。
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在15年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和娱乐，吃饭和探索，以及人际往来中赢得的。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忍和勇气正在强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推动中国去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
坦白地说，我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人们自然会问，我与这个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否会改变或影响我对其领导人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答：我希望“不会”。这个回答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我并没有自诩为不加个人感情的公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就像一名本地球队的忠实球迷一样为中国欢呼喝彩；当中国政府的行为为中国增光时，我为之欢呼，当不得不面对相反的情况时，我为之痛惜。我努力把事实和个人观点区别开，把实际情况和能够或应该出现的情况区别开。与科学精髓并行不悖的是，我尊重目前所能确定的真理。这本书就是我在当前所能确定的江泽民的真实情况。［6］
【鸣谢】
【译者附记】
------------------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