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个割裂与沉默的时期，我给自己找了另一重身份。
木叶商业街往东拐，穿过两条窄巷子，有一家叫“猫眼”的酒吧。不大，门面被两棵老槐树遮去大半，招牌是一盏手绘的猫眼形状的霓虹灯，每晚会亮起琥珀色的光。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退役中忍，早年腿受过伤，走路拄着拐，嗓音却依然洪亮。他在暗部情报课做了二十年的内勤，所以对戴面具的客人从不打听来历。我是在追一个情报贩子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家店的——那贩子喝了三杯就趴在桌上报了价，我坐在旁边隔间听完，点了一杯冰水，没喝。
后来情报贩子再也没来过，但我留下了。老板说他正在找一个驻唱歌手，工钱不多，管四小时饮品。我说我不喝酒，他说那就热巧克力，免费续杯。
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猫猫”。上台那天，我把长发散下来，在左边嘴唇上方画了一颗小小的痣，和卡卡西面罩下那颗痣一模一样的位置。然后我戴上半截面具——只遮住眼睛和鼻梁，露出下巴和嘴。面具是猫形的，黑色亮面，两侧耳朵尖微微上翘。老板看了说“你这造型不错”，我说“猫耳是战术”。他说你一个唱歌的搞什么战术，我没解释。
第一首歌我唱了周杰伦的《安静》。
酒吧里当时只有零星几桌客人，两个正在掰手腕的土遁忍者，一个喝闷酒的暗部中忍，还有老板自己在吧台后面擦杯子。我坐在高脚凳上，抱着从二手店淘来的旧吉他，拨了第一个和弦。吉他是民谣款，面板上有前任主人磕出来的一道浅坑，恰好落在琴桥下面，低音弦弹下去时会带出极细微的沙沙声。我调了很久才适应的音色，手指也因为长时间握手里剑而生了一层薄茧，拨弦时偶尔滑出不应有的力道。但话筒把这沙响和手指的微动都拢了进去，说不上专业，只是真实。
和弦很轻，和我以前在街头用琵琶弹《七里香》时完全不同——不是那种跳跃的、烟火气的轻快，而是沉下去的、把心事压在指尖慢慢推出来的重量。我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说话低，尾音发颤，下意识地用握着手里剑的力度去握琴颈。
“……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
那句歌词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开，没有人抬头。那个掰手腕的土遁忍者还笑了一声，说这把吉他的音准有点问题。我没有停。
“……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
那个喝闷酒的暗部中忍放下了杯子。
他没有转过头来看我，只是把杯底停在吧台上，侧耳。吉他面板被我指尖的茧刮出细微杂音，像旧收音机在老频道边缘捕捉到的一点空白噪音。安静的手指并不想弹准每一个音，只是想让每一种不够完美的震动都刚好被这间昏暗的酒吧接住。而那个暗部中忍听到了。他大概听出来这不是一个专业歌手——她唱得没有技巧，却像在用每一句歌词替他念他没写过战报的伤口。
第二首我唱了林俊杰的《她说》。第三首是王菲的《红豆》。等我唱完第四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整个酒吧都安静了。掰手腕的两个土遁忍者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手，一个在转自己的杯子，另一个盯着桌面。暗部中忍面前已经空了三个杯，但没有再点下一杯，只是把第四小杯残酒握在手心里转。没有人打断，我眼前所见只有晃动的杯底和静止的手指。
“猫猫，”老板在吧台后面轻声叫我，“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有个客人哭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身穿深灰便装的暗部情报课成员，面前放着一杯没喝的酒，酒杯旁边是一小块叠成方形的微湿手帕。
“不是哭，”那人哑着嗓子说，“是眼睛进烟了。”
老板没有戳穿他，只是倒了一杯热巧克力放在我手边，压低声音说了句：“你唱的不是木叶流行的调子，但这条街上没人弹得出那种低音的沙响。下次吉他拿来我帮你调一下。”
猫猫这个名字在木叶地下音乐圈里传开的速度，比我预想的更快。
起初只是“猫眼”酒吧的常客知道有个戴猫面具的女歌手，每周末晚上来唱两三个小时。后来有人开始在别的酒馆提起——“听过猫猫没有？那个遮着脸的，唱的歌完全没听过，但旋律和歌词很戳心，带着淡淡的遗憾和心酸，不激烈，但久久放不下。”
一个月后，“猫眼”酒吧的座位每到周末就订满了。两个月后，有人开始从别的村子专程跑来听。三个月后，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手写的排班表，上面只有一行字：“猫猫：周五、周六晚八点至十一时。仅限十八岁以上入场。”下面用更小的字补了一句——“不是色情表演，是你们听了会哭。”
我什么歌都唱。周杰伦的《安静》《搁浅》《不能说的秘密》，林俊杰的《她说》《修炼爱情》《不为谁而作的歌》，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富士山下》《淘汰》，王菲的《红豆》《匆匆那年》，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遇见》，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温柔》，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张惠妹的《听海》。这些歌在这个世界没有出现过，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原唱是谁，没有人知道我唱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另一个世界借来的。他们只知道，这些歌很好听，又很疼。
每首歌之间的间隙，酒吧里几乎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划拳，没有人劝酒，连吧台后面老板擦杯子的动作都会放轻。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一个戴猫面具的女孩，抱着一把旧吉他，把另一个世界关于爱而不得的所有故事，一首接一首地唱给这个忍者的世界听。
有一次唱完《我怀念的》，角落里一个五大三粗的土遁忍者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他的同伴手足无措地拍着他的背说“喂喂你没事吧”，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闷声说“别碰我，让老子再听一首”。另一次唱完《突然好想你》，一个女忍者眼眶红了，她旁边的队友小声对我说“她未婚夫上个月战死了”，然后自己也说不下去了。我把自己那杯没喝的热巧克力轻轻推过去，然后走回话筒前，继续唱下一首。
店里的烟味、旧吉他的木香、调酒杯底的残渣与热巧克力的甜混在一起，成为那两年里我另一种呼吸的气味。丸子在后台角落给我守衣服，每次我唱完都会用意念补一句：“那个中忍今晚又来了，还是在最靠墙的那张桌。”
“他以前不是不喝酒吗。”
“现在喝了。不过每次都只叫一杯，放到你唱完才喝完。”
那段时间凯和阿斯玛他们也开始频繁出现在“猫眼”酒吧。
他们大概是从某个听过我唱歌的暗部队员那里听说了猫猫的名号。一开始只是好奇，后来变成了固定节目。每周五晚上，凯会穿着一身墨绿色便装——这已经是他最不显眼的打扮，但西瓜头配上两条粗眉毛，把纽扣全系错位了也像刚从训练场出来——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猫眼”门口，点一杯牛奶，坐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张桌子，全程眼睛发亮地盯着我看。他不是来借酒浇愁的，他是真的来听音乐的。听完还会在每一首歌结束后用力鼓掌，鼓掌的节奏和他数训练回合的口令一样精确有力。
阿斯玛坐在他旁边抽烟，面前通常是一杯没怎么动的清酒。红偶尔来，来了就坐在阿斯玛旁边，两个人肩膀靠得很近，听歌时都不怎么说话，只是在每首歌唱完后交换一个很轻的眼神。有一次我唱《红豆》，红听到一半忽然把手里的杯子轻轻搁回桌面上，然后就没有再拿起来，只是微微侧过头靠在阿斯玛肩侧。阿斯玛手里的烟燃了很久没弹烟灰，直到那根烟自己熄在烟灰缸沿上。红是幻术专家，幻术是用谎言让人看见真相，而歌声是反过来——用另一种真实的疼痛去拆掉你筑起来的幻象。她没有哭，但烟灰落缸的那声轻响，已经够了。
卡卡西也来酒吧听过，但只有一次。
那天他是被凯硬拽过来的。凯用了一整套青春的说辞——“卡卡西！这家酒吧有一位歌手！她的音乐能燃烧灵魂！你必须来听一次！”据后来凯的证词，卡卡西当时的回答是“不去”，凯说“这是青春的邀请”，卡卡西说“不去”，凯说“我买单”，卡卡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去酒吧喝牛奶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买单”。凯最后还是成功了，用的方法大概是连续一周每天在暗部门口堵他。
卡卡西第一次踏进“猫眼”酒吧的那个晚上，我差点在舞台上弹错和弦。
他坐在靠角落的卡座里，没有摘面罩，没有点酒，只是把椅子往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副“我只是路过”的懒洋洋姿态。凯坐在他旁边激动地耳语“你看那个歌手，猫猫！她的音乐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痛楚！每次听她唱歌我都会热泪盈眶”，卡卡西的回答是“嗯”，眼睛却一直看着舞台。
那天我穿了一件绿色的便装，——绿色是卡卡西的专属颜色。长发散在肩上，面具遮住了上半张脸，只有嘴唇和下颌露在外面。吉他拨片在上一场临时弄丢了，今晚只能直接用手指拨弦。拇指和食指长期握手里剑的薄茧刮过钢弦时带出极细的杂音，我那几下切弦慢了半拍。我努力压住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低着头不敢往角落的方向看。因为我知道他在看。
唱到第三首时，他的眼神变了。
那首歌是周杰伦的《搁浅》。唱到副歌“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读着我给你的伤害”时，他的手指在臂弯里轻轻收紧。不是大幅度的动作，只是指尖从臂弯上滑下来半寸，然后停在那里没有继续滑下去。我太熟悉他的状态了。他听懂了某一句，发现这首歌的痛感不是虚构的——是有人在每一个字里，都在努力撑住不要崩溃。
一首唱完，我对着话筒轻声说了句“谢谢”。他拿起凯面前的牛奶杯看了一眼，放回去，然后继续靠回椅背上。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话，没有鼓掌，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在结束后多待一会儿。他只是在凯急着去买CD时对他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她的声音，有些熟悉。而且她的嘴唇左边，有颗痣。”
凯没听到。老板没听到。但我听到了。我低头把吉他靠在舞台边，把自己那杯凉掉的热巧克力转了小半圈，巧克力液面薄薄的奶皮碎成星点。我知道他在看我了。但我不确定，他是在看“猫猫”，还是在看一个他不敢认的人。
那之后他再也没来过酒吧，但CD买得越来越多。
说起CD，那是老板的主意。
我唱了两个多月之后，有一天他把我堵在后台，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唱片，封面印着茶色底的手绘猫眼和一行手写体的“猫猫 Vol.1”，制作粗糙得连侧面的标签纸都贴歪了。
“这是什么？”
“你的唱片。我把你上周的现场录下来了，找情报课的老朋友帮忙转录了几十张，先试试水。没经过你同意，所以这第一笔利润全归你。要是亏了算我的。”
“老板——”
“你先听我说完。”他把拐杖换了个手，语气难得严肃，“猫猫，我做了二十年情报内勤，听过太多人说话。但你的歌不一样——不是因为你唱得比专业歌手好，是因为你唱的东西里有一种很贵重的痛苦。这种东西别人演不出来。”
“……痛苦还能贵重？”
“能。因为它不虚假。咬得那么准的歌词，不是别人写给你，是自己也撑过。”
我没有告诉他那些歌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告诉他那些痛苦并不是歌词练出来的。我只是低头看着那张从录音到压盘都简陋得不像话的专辑，想了很久，然后说：“卖。”
第一批五十张CD在三天内售罄。第二批两百张，一周卖光。第三批、第四批——老板不得不从情报课那边借了一个专门负责转录的退休老忍者，把生产线从小作坊升级到了小工坊，又从小工坊升级到正经的磁带盘录音间。CD封面从手绘变成了印刷，从茶色底变成了黑白写真，后来又变成了彩色。每一张封面上都有那只手绘的猫眼，和一行小字——“猫猫”。
我的收入从那一天起开始超过暗部的工资。这是穿越前兼职销售时代到现在，我第一次重新有了积累财富的感觉。
凯是最早一批买到CD的人之一。他买了三张——一张自己听，一张送给阿斯玛，一张硬塞给了卡卡西。
他把CD送给卡卡西那天，是在暗部总队长办公室。他把专辑拍在卡卡西办公桌上，力道大到差点震翻卡卡西的茶杯。“猫猫的唱片！青春的音乐！你必须拥有！”卡卡西看着那张封面，歪了歪头，说了句“我不听流行乐”，然后把CD放在旁边那摞任务卷轴上面。
但后来卡卡西还是听了。不仅听了，还一张一张地买全。每一张专辑，每一次新发行，他都在发售当周的傍晚独自走进唱片店，从货架上取走一张，放在自己宿舍绝不外借的那几册《亲热天堂》旁边。那些CD封面有黑白、有深蓝、有一期曾用了我某次演出前被老板偷拍的剪影——灯光暗得看不清人。他不知道猫猫是谁，但他在这副被面具遮去大半的面容上，总能看出一个他熟悉的人的影子。
有一次他在家听《淘汰》，被隔壁房间过来送文件的年轻队员听到了。队员后来跟人说：“旗木总队长的宿舍里半夜会放流行乐。我敲门的时候他关得很快，但我听到了一句——‘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
没有人敢当面问他。
几个月后，卡卡西开始单独买猫猫的唱片。发售新品的时间通常选在周五傍晚，和他从前顺路往我家放苹果的时段重合。后来唱片店的老板娘认住了这个银白头发的年轻人——总是单独来，不试听，不挑曲目顺序，只把猫猫的CD放到柜台上，交钱时从不多说一个字。
有一次她随口对他说：“你上次订的《猫猫 Vol.4》到货了，还没上架，先给你留着。”他顿了一拍，然后弯起眼睛说了声谢谢。那声谢谢很平常，但他接过纸袋时用拇指在封面那一角上轻轻按了一下，像是反复确认了碟片的存在才收回手。
他是总队长的身份，太容易被认出来。后来他不再自己去买，改在唱片店的邮购名册上登记了一个化名——“K”，收货地址写的是暗部总队办公室。每个月新发行的猫猫CD从唱片店包装好直接送进暗部收发室，再由他下班前从收件格锁着的夹层里取走。鹿丸后来帮他整理文件时看见密码柜最下一格整整齐齐码着十几张猫猫的专辑，问了句“这是证物吗”。卡卡西锁上了柜子，把钥匙收进口袋，然后用一种过于平淡的语气说：“算是吧——某种证据。”
那十几张CD的编号和发行日期，刚好对应他陪我吃秋刀鱼、替我包扎、在窗下听我絮叨的所有次数。他不是囤积唱片，是在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时间一张一张记进心里。
我终于搬离街角的公寓，也是在那年深秋。
距离他不再来我家，已经一年半。不是因为忘了，而是那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在提醒我他来过，又走了。冰箱冷冻层最里面还留着他走之前贴好标签的最后一袋秋刀鱼，保鲜袋外面的墨迹晕开半圈，像是曾在某个潮湿的深夜被手指反复摸过。窗台上那盆薄荷已经长老了，开了三季细碎的白花，每一朵都安静地朝向窗外，和我一样习惯了等待。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怕自己离他太近，会让原著的轨迹偏移；我怕自己的存在已经偏转了他哪怕一度，在某个我无法预知的节点让他替我去挡本不该属于他的致命一击。我没有能力预知自己的选择会怎么影响世界，我只知道宇智波那条线我不能开口，而卡卡西——他会是未来的火影，我不能让他的结局有任何闪失。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搬远一点。搬到一个他顺路不会经过的地方，搬到一个我在凌晨归来时踩不到他影子的地方。
搬家那天我请了假。行李不多——一个旧包裹、一把二手吉他、一盆薄荷、一个抽屉里的小木盒。小木盒里装着碎掉的萤火虫耳钉、一枚淡粉色蝴蝶结、一把刮鳞刀、一张泛黄的秋刀鱼保鲜袋标签。丸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了一圈，最后蹲在门口，用意念对我说：“窗台上留了印子。他那年经常把手放在窗沿，两手的食指位置都有。”
我走过去，窗沿的漆面上微微凹下去两条很浅的印痕。我没有擦掉。转身关上灯，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上。丸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尾巴在月光里轻轻摆了一下。
“不告诉他？”
“他会发现的。”
卡卡西是在第十一天才发现的。
新住处在一座老式双层公寓的二楼，楼下是家二手书店，从阁楼能直接翻上隔壁旧水塔改建的晾衣台。往南绕过一片斑驳的围墙就能潜入暗部训练场。往北走两条巷子转进商业街后巷，没有路灯，深夜回来不容易被岗哨注意到。
新住处没有槐树，没有街对面那扇被他关了无数次的窗，没有他凌晨踩过的落叶。但这些我还是记得。
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书架，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很轻，像是有人踩到了一片瓦。丸子从窗台上竖起耳朵，用意念说了一句话。
“他来过了。”
我推开窗。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晚风吹过空荡荡的巷子。但窗台上放着一小袋苹果，还是他惯常买的那家水果店的纸袋，袋口折得整整齐齐，和他以前顺路放台阶上的每一个苹果一样。
我拿起那袋苹果，低头发现纸袋背面用铅笔写了两个字。字迹很轻很潦草，像是写完又犹豫了很久才留下的——“平安”。
我没有吃那些苹果。我把它们放在书桌上，每天看一会儿。丸子问我为什么不削来吃，我说太甜了，舍不得。
他知道了我的新地址，但他没有敲门。我也没有去找他。暗部走廊里我们还是点头之交，说一句“辛苦了”和“你也辛苦”。
他不在的时候我没再开窗等他。只是那袋苹果始终放在书桌一角，每次晒到傍晚的阳光，整个房间都会浮起一层很淡很淡的果香。
我没有告诉他，那些CD里每一首歌都是写给他的。
《安静》是写给他转身离开的那个夜晚——他关上门的声音那么轻，轻到我宁愿他摔门，也不想他沉默。《搁浅》是写给灭族之夜后我们的第一年——他在走廊里对我点头说“辛苦了”，我望着他走远的背影，把手指掐进掌心。《好久不见》是写给他偶尔顺路经过旧址却不再上楼的那段时间——丸子说他的脚步在街角停了三次，但没有一次走近过大门。《淘汰》是写给他在我梦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那张脸——明明是他先对我好的，先给我烤秋刀鱼的，先在我家沙发上睡着的，先送我蝴蝶结的。怎么最后是我在唱“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唱到最疼的一首，是五月天的《温柔》。那是我让老板刻进《猫猫 Vol.5》最后一轨的歌。没有给客人的赠言，没有安可，只有一人一吉他坐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从我头顶打下来，让面具在鼻梁上压出一小块沉默的阴影。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最后一个音落下的时候，酒吧里安静了至少五秒。那几秒里没有人吹口哨，没有人起身拿外套，连吧台后面冰块融化的声音都格外清脆。然后角落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客人——他不是忍者，只是住在后街的普通木叶老人，他的儿子两年前在边境任务中牺牲——摘下眼镜，用袖口擦眼眶。他没有出声，但老板在旁边递纸巾时自己也咳嗽了好几声。
那天晚上收工，老板把热巧克力放在我面前，难得没说话。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重复了一遍这句歌词，“写得真好。”顿了片刻，他又补了句：“但也是真的苦。”
我点了点头。
我的财富是在某一天我清点存款时忽然意识到的。
CD分成、演出的固定酬劳、老板替我留的夜间加班费，还有一些情报课合作方买断部分歌曲在五大国同步发行的版权预付款——不是一夜暴富，是稳定、持续、从无到有地积累起来的。暗部工资我从来没有动过，每个月准时打进去之后就留在账户里，但我身上常穿的那件墨蓝色便装已经磨出了袖口的线迹，上台遮脸也永远是半截面具。
我给自己买了新吉他——一把全手工的民谣琴，比原来那把贵得多，低音弹下去不再有沙沙的杂音。又买了一套便携录音设备，这样不用每次都依赖情报课的老爷子加班，可以在深夜里独自把新写的歌录成小样，等他离职以后再交给他慢慢刻盘。剩下的钱我存下来了一半，另一半全部匿名捐给了木叶战后遗孤抚养院。署名不是萤火，也不是猫猫，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猫爪印。后来有一次我在暗部资料室翻文件，发现卡卡西也定期给抚养院汇款，用的一行备注是“用于孤儿教育，不具名”。我的猫爪和他的“不具名”并排出现在同一本受捐名册上，中间只隔了几行旁人写的记录。
这之后不久，抚养院的孩子画了一幅画贴在募捐箱旁——一个白发的高个子牵着几只小猫，旁边画了双猫耳朵。后来凯从商店街淘到我CD后一脸兴奋地跑来“猫猫！抚养院的孩子画了张画！画上这猫怎么那么像你——”他说了一半自己停住了，把后半句吞回嗓子里。
凯没有追问。但他大概，终于猜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