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就是一张单程票而已，我已经有了免疫力。】
第二天，我好了。
虽然起床时候还有些空空荡荡的晕眩，虽然刷牙时候嘴里有药物代谢后的苦味，但是我已经好了。
我照了照镜子，除了眼圈还有些发黑，眼窝有些深陷，嘴唇干裂，皮肤粗糙泛着油光，我都已经没事了。
我洗了澡换了衣服，看起来并不像生过大病，本来也不是什么病。
就像跑个十公里，却在八公里处遇到了上坡，就像骑行到终点前最痛苦的一段爬坡，看着心率190，也会以为过不去或者要死在当场，可是最后只要坚持一下，就过去了，顶多在终点低血糖昏倒或者跪下呕吐罢了，回头看时，又觉得没什么，因为醒过来或者爬起来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死。
就算再遇到同样的痛苦，也就想想，这没什么。
除了发照片当天，除了父母连续几天问东问西，也没什么人安慰我，大家过后就忘了，这么大的城市里，一个人得了场一般来说死不掉的小病，如果还非要别人安慰一下，自己都觉得矫情。
X：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疾病人类不知道，知道的绝大部分治不好，能治愈的，只是极少数的部分。就像你得的流感，其实也只是靠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病毒罢了。
O：你的意思是我就不该去医院，不该输液吃药吗？
X：当然也不是，现代医学的贡献就是帮你扛过让你活不下去的症状，剩下还是靠你自己的免疫力。发热就是免疫系统的锻炼罢了，这一次免疫系统帮你清理了病毒，就会有了新的抗体，只会让你更健康。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更健康，但是起码我本来也不怕一个小小的流感。
老张约我去吃个饭，我有些犹豫，但是不想不给他面子，毕竟他对我还算不错。
他还请了几个别的朋友，说起来是他老家要做个博物馆综合体，所以约了几个做上下游业务的朋友，商量怎么组个联合体把这个项目接下来。
我还在吃药，不敢喝酒，陪着他们闲聊了一晚上，有几个人不错，也有个把不是正经人。
他们喝到十点才散了，老张下楼把人送走，最后才是我，他说有一些东西要给我。
我问他我的车怎么被他侄子开回来的。
“季老师本来要开回老家，路过我那我们就喝了顿大酒，我一看这不耽误人家事吗，就让人送他回去了，他就让我把车给你省的还要从老家发给你。”
“你们认识？”
“认识有两年了，是个好人。”
我点点头表示笑纳了他的鬼话。
“对了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要是螃蟹就算了，也不要是大葱、萝卜、熏肉，我都不需要。”
“是无花果。”他让人帮我把几个纸箱子搬到车上。
“前两天你病了，慕容还在担心你。”
“就是发个烧，有什么大事。”
“如果有空，去看看他吧。他一个人，也不容易。”
“他怎么了？”
“没怎么。”老张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
回到家，我拿出澄见给我留下的画，看着那个封签，不知道揭下还是不揭下。
我答应他，我要重新开始，但是现在，还不能算。
如果我生病痛苦的时候，还盼着一个人回到我身边，或者，仅仅存着这样的希望，那就不能算重新开始。
我总要戒断，过程会有痛苦，会有反复，但是我总要戒断的。我总想这世上有药吃了就好，希望有人帮我熬过来，现在我需要靠自己的免疫系统自愈。
我给慕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去上海找他。
“好，我帮你订票吧，什么时间合适？我去接你。”他语气平静没有多说什么。
几分钟后我收到了订票短信，我看了看，是虹桥机场，我不知道是为了照顾我出行，还是他已经习惯了黄浦江以西的生活。
我翻着抽屉，想看看有什么可以还给他。
我翻出房产证，和门钥匙一起塞进了一个不透明的文件袋。
然后又看到一块表，他送我的，我的第一块表。我已经很久不碰了，就是挺贵的，舍不得扔，二手也不太好卖。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握了下我的手腕，笑着问我为什么这么瘦。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把表戴在我手上，他专注的眼神，好像除了我这个世界都不存在。
所以我的世界也不存在了，好像就这么模糊了真实与幻想的界限。
现在我只戴运动手表，以前高兴了还换换表带，现在连表带都懒得换了，一条九块九包邮的黑色编织表带，就可以应付一切需求了。
我把表也丢进文件袋，封上了口。
下了飞机慕容在等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接机口等过我，我还是可以从人群里一眼找到他，看到我的瞬间，他露出温暖期待的微笑，我加快脚步，当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却轻轻后退了半步，我愣了一下伸出了手，他也伸出了手，我们竟然礼貌的握了握手。
我低头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我们这样像什么？”
“还像朋友吧。”
意外的寒暄结束的时候空气才让人觉得有些尴尬，他伸手接过行李箱的拉杆，又和我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他把我送去酒店，没有陪我上楼，就在大堂等着我去放行李，我把文件袋放进随身的挎包。
去吃饭的路上，我们坐在车里，空气依然有些奇怪，虽然不同的频段，还是一样的hitFM，放着一样没心没肺的流行单曲。
他看着我的时候依然会带着温柔的微笑，可是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专注的开着车尽量避开我的注视，就算偶尔视线的接触，我们也会飞快的躲避着彼此的目光。
就像我们身上都有一层看不见的壳，可以弹开一切目光。
也许为了给我看看上海的纸醉金迷，他选了外滩有江景的包房，只是天黑前的风光只有现代大城市灰色调的生硬冷漠。
我们无聊的讨论着菜单。
我们无聊的讨论着天气，讨论北京的和上海雨的区别。
我问他的腿怎么样了，他问我是不是还在吃药。
我们讨论着菜品，放弃了点酒，我们说着窗外的风景，兜兜转转，对着前菜和汤，没法开始什么有意义的话题。
“你还好吗？”我想我还是要结束这种无聊的游戏。
“还好吧，享受一下放个长假。你呢？”
“瞎忙。”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好几次想去找你，正好你来了。”他垂着头，躲避着我的视线，用勺子轻轻搅着面前的汤，勺子偶尔碰到碗边，发出一两声轻微的脆响。
“我能接受。”
“你说过，找到一个让我觉得重新开始的人，就不要再去找你了。”
我忽然觉得心脏被重重的击中，可是我也只是轻轻搅动着面前的汤，努力控制着面部的每一块肌肉不要有任何变化。
“恭喜。”我努力让自己露出一个体面的微笑。
“我想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吧。是吗？”他坦诚看我。
“当然。”我坦诚回答。
他拿出随身的包，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这是给你的，回去再打开吧。”
我接过来，茫然无措的握在手里，发了一会儿呆，才塞进包里，把我准备的文件袋取了出来。
“这是还你的。”
“有什么可还呢？”
他却接过来，打开封口看了一眼，把那块表掏了出来，仔细看了看，然后戴在了手腕上，封好文件袋，又推给了我。
“你是不是傻？”他笑着看我，笑容却慢慢凝固，“以后，你一个人，如果累就别勉强自己，如果不喜欢北京了就去找个喜欢的地方，去找个真心对你好的人。”
“谢谢你。”
“是我该谢你。”他不再看我，转头看着江景。
我忽然理解了风景的意义，至少，能缓解此刻的尴尬。
夜幕缓缓降临，万千灯火次第亮起，黄浦江露出她最旖旎的面目。
我看着江水倒映中破碎的灯光，我们都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那是我们最后的体面。
饭后我们就在外滩散了散步，保持着一步的距离，也许终于说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很轻松，只是礼貌而疏远。
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再认识他，剥离掉于真实与想象之间，他给我的专注的眼神和温柔的微笑，我才意识到面前的人已经如此陌生，陌生到不敢相信曾经相伴这么多年的时光。
最终分离的时刻已经如此迫近，我看着荡漾的江水中破碎的城市的光，喧嚣的城市好像和我忽然隔着一层穿不破的透明的玻璃墙，我和这个世界陌生又疏远。
“我自己回去，不要送了。”我伸出手向他。
“好。”他也伸出手，我们礼貌而疏远的握手。
我忽然感觉到他手指的力量，捏得我有一点疼，我轻轻皱了眉，这轻微的失态让他惊醒般的松了手。
“再见。”他转身离开，不再回头。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在关闭车门的一刻一切伪装都失去了意义，我哭了出来，至少这一次不是在他的面前。
哭着哭着我忽然愤怒起来，那种感觉，就像争吵的时候想要离家出走却被他先摔了门，我做好了一切分手准备，却被他抢了先。
我愤愤不平的回到酒店，很意外我没有再哭一场，被他的抢了先的愤怒已经完全掩盖了分别的悲伤，或者是，我对分别这件事已经足够熟悉，我的免疫力已经足够了。
最初，很痛，现在，只是有点痒。
我拆开那个档案袋，里面有几页保单，信托凭证，一个U盘，我一一收好，只是那个U盘，我并没有带电脑，但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刑事律师会看到坏人最好的一面，离婚律师会看到好人最坏的一面，我们撑到了一切结束，剩下几两情意，几分体面，但终究会烟消云散。
一个人，看着窗外繁华夜色，平静到连买瓶红酒为自己庆祝一下的心情都没有。
第二天我去逛了逛美术馆，一个人对着偌大的空旷，呆坐了一个上午。有小孩在临摹，画的稀奇古怪但是很有意趣。
中午约了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吃了顿饭，然后回到酒店。
退房时候我正要转身就走，前台礼貌问起如何付费，我才发现他没给我预付房费，当然也没给我订返程机票。
我掏出手机给她发票码，忽然觉得怒气爆满。
回到公司以后秘书来找我，问我有张单程机票怎么办，要么把机票钱给她她去财务补交，或者让甲方给我写个单程报销说明，而且，住宿费也超标了。
我不知道找谁专门写个单程票说明，我实在没这个脸。
“住宿超太多啦，财务不给报，她们说就算是上海也只能浮动30%，你要报就找别的票抵吧，不过你的评审费还垫了两万多呢，我都给你找了半年的票还没补完呢。这个你自己找票吧。”秘书叹了口气走了。
“我本来就是要抵个账，抵不了就算了，财务怎么这么多废话？”
片刻她又回来说：“上周给你那个表你填了吗？经营办说每个进程和付款不对应的项目都要写说明，我写了好久才写了一半，剩下我真的编不出了，赶快编了给他们吧。他们说巡视组要来了大家都互相体谅吧，简直快把我逼疯了。”
我真是气到发抖了！真是越想越气！
我认真的搜索了如何写辞职报告，最后我还是忍住了，我想他们一定会逼我填完表再辞职的，所以我只能忍住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开始填项目表格。
分手就是一张单程票而已，剩下的麻烦，都要自己承担的。
何况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