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里,作者直白地记录正在爱尔兰发生的引发争论的灾难性事件,在遭到一位贵族的斥责时捍卫自己。
《纽约论坛报》
1847年11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的讨论重点:
为什么爱尔兰发生饥荒?
撰稿人:伦敦分部助理
G. G. 迪克森先生
这位在职记者要求对不久前刊登在本报的一封信件做出回应,该封信件的署名人是“戈尔韦的戴维·梅瑞狄斯”,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卡舍尔与卡纳的金斯考特勋爵,主题是关于爱尔兰的饥荒。
现在肆虐爱尔兰全境的这场灾祸是由天启四骑士——自然灾害、赤贫、穷人对单一脆弱作物的完全依赖、他们的地主与主子的铁石心肠——的可怕共谋而引发的。各个地方的赤贫人口陷于饥荒都是拜这四股可怕的力量所赐。这并非“意外”,而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此罪孽深重的土地,除了邪恶,还能结出什么果子呢?
靠着剥削家族的佃户,金斯考特勋爵支付全额学费接受了牛津大学的教育,任何受过类似教育的人想必都知道这个事实。和每一场夺去人命的饥荒一样,之前已经有许多场饥荒发生过。(过去三十年爱尔兰发生了十四场饥荒,在18世纪中期还曾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枯萎病疫情。)点燃这个引火盒的火花,是出现于两年前的真菌感染,它摧毁了爱尔兰穷人的主食马铃薯,这种疾病的具体名称尚未可知。
事实上,令这场灾祸发生的经济体制的名字已是众所周知。它叫“自由市场”,并广受推崇。和戈尔韦的戴维·梅瑞狄斯一样,它也有另一个化名。许多罪犯都有化名,绝大多数贵族也一样。它的化名叫作“自由放任”,它宣称对利润的渴求能够调节一切:包括谁能活下来,谁应该死去。
正是这种自由容许爱尔兰的食品商人在饥荒地区将价格抬高到四倍;由得一车车未被摧毁的收成由爱尔兰的农场主在武装保护下运到都柏林和伦敦,而他们的同胞饿死在发出腐臭的田野里。(在都柏林富人的饭厅或尊贵的大主教的宫殿里可没有饥荒。)
没有其他人性的品质可以被允许干预自由市场的宏伟运作。就连赐予我们辉煌的文艺复兴的人类想象力也不可以。为我们缔造了美国的对自由的向往也不可以。对受苦的同胞兄弟的自发同情也不可以。自始至终,只有利润这台引擎在刺耳地运转。
这并不是夸张的表述。不事生产的贵族有责任不让那些被他们吸髓吮血的农民活活饿死的言论,被英国和爱尔兰的贵族视为奇谈。斥责穷人活该挨穷和认为财富是天赋权利才是合理的言论。最辛勤劳动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却最少,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人反而拥有最多。
事实不容抵赖,由得爱尔兰的穷人惨遭灭顶之灾的权力阶层大部分是英国人。但也有许多是爱尔兰人。关于那些英国人已经有许多文章,但为那些爱尔兰人而写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有些人觉得谴责“英国”是这场灾祸的罪魁祸首很方便,但造成这场毁灭的并不是“英国”,而承受苦难的并不是“爱尔兰”。真实的情况更加复杂,但同样残忍。
英国的统治阶级放弃了责任,被他们统治的数百万爱尔兰人在漫长而残酷的历史中遭受了最为残忍的毁灭。在此期间,许多情况相对较好的爱尔兰人,虽然他们与那些受苦之人拥有相同的国籍(仅此而已),却漠然置之。正如金斯考特勋爵所说,引用他那番令人难忘的话:“饥饿杀死穷人。它从来不问他们的国旗是什么。”无疑,如果饥荒在约克郡肆虐,政府的应对想必不至于那么无能和令人沮丧。可是,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尊贵的约翰·罗素勋爵[1](英国首相,第一任罗素伯爵、安伯利的安伯利子爵、阿德萨拉子爵、第六任贝德福德公爵大人的第三子)会提高对他那帮贵族“同伴”的赋税以救助遭遇饥荒的利兹,那他会被当头浇上一大盆冷水。
事实上,正如金斯考特勋爵不久前在信里自豪声称的那样,罗素政府已经送去粮食。但援助总是无济于事:糟糕的规划、糟糕的组织、糟糕的分配,数量严重不足,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在错误的时间分配到了错误的地点,可谓杯水车薪,为时晚矣。他的许多爱尔兰崇拜者——数目确实很多——必须分担罗素勋爵及其政府的责任。
许多爱尔兰富农根本没有出手帮助饥民;事实上,他们将穷人放弃的土地占为己有,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一伙儿声称对爱尔兰人民怀着热忱的地主实际上做的事情是将千千万万的爱尔兰人从他们世代继承的土地上赶走。金斯考特勋爵自己的家族就是这伙儿人中的一员。他说他是“生于戈尔韦长于戈尔韦的爱尔兰人”。你会猜想他是不是在长年居住的切尔西宅邸里说出这番话。
据说“英国人”要为这场饥荒负上责任,因为他们支持不愿施以援手的政府。这显然是不对的。基本上,那个王国的无产阶级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加剧爱尔兰饥荒的腐朽政权。证据很简单。那些人并没有投票权。[2]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民主的母邦,投票权(戴维·梅瑞狄斯在未经选举而产生的“上议院”里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只分配给富人,而不是全体公民。事实上,没有哪个英国人是真正的公民,他们只是女王陛下[3]的臣民。每二十个英国人中,有十九个没有投票权。“人民”的意见在那个曾对我们实施高压统治的残暴专政王权之岛根本无足轻重。我们延续了他们的古老传统,剥夺了我们那一半长不出胡须的人口的选举权,是何等乐事。
不久前,金斯考特勋爵在本报里告诫我们:“关于这场爱尔兰饥荒的一切远比它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确实如此。和那大批大批的饥民不一样,勋爵大人很享受能活着去争辩情况复杂性的奢侈。
诚然,将奉行农业的爱尔兰划分为富人与赤贫者两个阵营并不完全准确。此外还有小农场主与其他人,他们所拥有的微薄资源令他们与名为济贫院,实则为美化过的监牢之间隔着薄薄一张纸的距离。许多人居然还买得起棺材,但大部分人无力承担,要是金斯考特勋爵肯从书桌旁站起身去眺望窗外,他就会有所了解。在穷苦的佃户里存在大量非正式的土地再分割情况(无须支付田租或租金非常低廉),导致对本已耗尽肥力的土壤进行大规模的过度种植,从而令贫困与饥饿的情况变得更严重。此外还有一无所有的赤贫人口。他们连移民的八美元都没有(这只是金斯考特勋爵在伦敦俱乐部吃一顿晚饭的价钱),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以卖掉筹钱,他们以成千上万的规模死去,而我们却在津津有味地探讨复杂的问题。光是今年就有二十五万人死去。这个数字比佛罗里达、艾奥瓦与特拉华三州的人口总数还多。
关于这场饥荒的一切的确很复杂,除了这场灾难的受害者——老人、青年、弱者与穷人——的深切痛苦。他们的劳动令爱尔兰的乡绅们过着优裕轻松的生活,后者和他们的英国同人一样,半日光阴消磨于床笫之间。我们明白勋爵老爷们和夫人小姐们是多么倦怠。浏览一下过去几年的《伦敦画报》就会知道狩猎、舞会与其他累人的优雅乡间生活消遣是如何在灾难深重的爱尔兰继续欢乐地进行,而饥肠辘辘的人却不知趣地倒毙在路边。
这些人被残忍地榨干和抛弃,他们现在能到何处寻求帮助呢?或许向备受尊敬的英国第四阶层[4]同人求助。下面是一篇来自近期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金斯考特勋爵持有这份刊物不少股份):“我们认为这场马铃薯枯萎病是一次祝福。当凯尔特人不再只吃马铃薯,他们一定会转而吃肉。美味的肉食会令他们提振食欲。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稳定、规律与坚强。”
最新一期的《笨拙周刊》(一份反美小报,它的编辑经常到金斯考特勋爵的府邸做客)提倡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我们充满信心,如果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话,那将是自圣帕特里克除害[5]之后,振兴爱尔兰的最伟大壮举。”
事实上,大规模的迁徙正在进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爱尔兰人要比那个残酷不公的国度更多,他们在自己的故乡被视为祸害。
这不是有预谋的种族谋杀,该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歪曲谬论。这是另一回事,在这件事情上,金斯考特勋爵的意见非常正确。(对一个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的母亲来说,知道他们的死并非故意为之,那真是莫大的安慰。)而且这场饥荒也不是受害者的懒散和愚昧导致的(总之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但现在伦敦的报纸正充满仇恨地对此大肆宣扬。“笨拙先生”并不是唯一将爱尔兰人与野兽和恶棍等同而论的狞笑傀儡。这些愚蠢的内容到处得到反复强调。许多爱尔兰神父已经在这样教导他们的信众:英国人是不信奉上帝的堕落者,是既没有教养又残忍嗜血的异教徒。其他人也在为战斗做准备,行为更加隐秘,但同样危险。一位戈尔韦乡村地区的革命团体成员(被金斯考特勋爵本人赶走的一个佃户)不久前向记者坦言:
“我痛恨英国人,一如我痛恨撒旦。他们肮脏下流,他们是蛮夷和偶像崇拜者,而我们的民族是圣洁的。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一场圣战,将他们统统赶走。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在这里多少个世纪了,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依靠武力将其占有。那帮狗杂碎与他们的母狗将被灰溜溜地赶回原先的粪坑里。我宰掉的每一条狗,都将会是令我的名字得到赐福的功绩。”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的朋友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或多或少都有那两个国家的血脉。因此,在这个可怕的时刻,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向伦敦政府施压。否则,这场饥荒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毒害那两个岛国上温和体面的人之间的关系。
这场饥荒肯定会令一百万人丧生。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去帮助穷人,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骇人听闻的余波:死于利刃、炸弹、刺刀与子弹之下。他们当中甚至可能会有若干贵族,那当然会是非常不幸的事态。他们的彻底灭绝将会令许多美国报纸的版面内容变得贫乏。
*****广告*****
搭乘银星船运
享受最奢侈的客房
优雅服务,海上精美饮食
纽约至利物浦:每日通航
香槟等级,120元往返
敬请预约
************
我很抱歉牧师那么严厉地惩罚你。你一定得来这个爱与平等的国度。我在这里生活得可开心了。你想不到我会有情郎吧,但的确有许多人在追求我。现在有六七个了。我已经成为正宗的扬基姑娘,如果我回到家乡,小伙子们都会围在我身旁。我想没别的什么要说了。
出自玛丽·布朗寄给韦克斯福德的表妹的信件
注解:
[1] 约翰·罗素(John Russell,1792—1878),英国政治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首任时间是1846年至1852年。
[2] 1832年至1867年间,在英国获得投票权的财产要求是:乡村男性居民的地契或长期租约(60年以上)的估值在10英镑以上,中期租约(20至60年)或临时租约(20年以下)的估值在50英镑以上;城镇男性居民的产业价值须在10英镑以上。直到1918年,英国女性才获得投票权。
[3] 当时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她从1837年到1901年在位。
[4] 在英国,媒体被誉为继贵族、教会与平民之后的第四阶层。
[5] 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约385—461),爱尔兰守护圣人,传说他曾施行神迹,将蛇逐出爱尔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