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行倒数第二天更多的内容：出自威廉·詹姆斯·曼甘医生（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学博士）的病例记录节选，内容一字不差。
1847年12月2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和下午，在德灵顿太太的协助下，为许多统舱乘客（六十七人）进行诊疗。许多人报告出现了淋巴结核、感冒、腹泻、发烧、咳嗽、严重反胃、消化不良和胃痉挛、头上和身上长虱子、坏血病、佝偻、冻疮、眼耳鼻喉或胸部感染以及一些其他小的病痛。
有一个患了严重痢疾结肠炎的病人。我之前见过他，开了碳酸氢钾，现在上腹部深层疼痛。开了松脂加柠檬酸铵及少量吗啡。痊愈的机会非常渺茫。他肯定会死掉。
有一个男人的阴茎背长了红肿的痈子，用刀子将其切除。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即将分娩，还是双胞胎。丈夫极其虚弱，他一直将自己的伙食全分给妻子吃。我对他说他的妻子需要有一位父亲照顾她的孩子，而不是区区几盎司饼干。他会试着弄点牛奶喝。我对他说要是他弄不到的话，那我自己在明天吃早餐时会带些给他。一个男人（大约二十岁），面部严重麻痹。他不会说英语。一个孩子（三岁），怀疑胫骨断掉了，长了坏疽。一个非常忧郁的小女孩（十四岁）对德灵顿太太说她害怕自己就快死掉了。她其实开始来月经了，但对此毫无了解，她的母亲在两年前去世了。许多人（大约二十五个，其中有几个是婴儿）情况危殆，必须赶紧送进医院。痢疾广泛传播，还有肠绞痛。喉咙发炎。牙龈肿胀变软。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有营养不良的症状，体重严重下降，有几个到了垂危的地步。只有饼干和水的伙食根本不够营养，而且干净毛毯的供应非常有限。没有安全干净的地方贮存或烹煮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没有安全干净的地方去维持个人清洁和必须完成的事务。完全没有隐私可言，显然，这令妇女们尤其感到尴尬。统舱里很阴暗，而且空气污浊。有几个不幸的男人沉溺于酒精。没有像样的设施可以洗衣服。
之后我到头等舱作“例行巡诊”，我坚持要金斯考特勋爵同意让尊贵的罗伯特和乔纳森接受检查（罗伯特六岁零十个月，乔纳森八岁）。牙齿、眼睛、喉咙都正常，头发干净。乔纳森之前就读于汉普郡的温彻斯特公学，经常找那里的护士治疗“难忍的皮肤瘙痒”（为他开了药膏），在玩橄榄球时曾一度摔断了锁骨。两个人的脖子、脸和上身都有几处小的皮肤炎症，干燥，呈红色或棕灰色，略有鳞屑或变厚。有几处渗出脓液。罗伯特上背有一大块皮肤发炎，情况令人担心。发出酸臭味，起了鳞屑，但没有症状令我担心可能得了遗传性梅毒。父母有一方感染的孩子生下来时总是没有症状，之后会得严重鼻炎（和其他疾病），但我的大致判断是两人都没有被感染。
当我们抵达纽约时，我希望他俩由一位性病专家进行更全面的检查（我推荐了美慈医院的弗雷迪·梅特卡夫医生，他总是守口如瓶），但现在我的诊断是没有感染，只是一般的过敏脂溢性湿疹。德灵顿太太也表示同意。
罗伯特是个小胖墩，应该吃多点粗粮和鱼肝油。乔纳森抱怨右大腿上面的粉状皮疹痒得难受。显然是由夜尿症引起的，而湿疹令情况更加严重。他似乎不好意思公开讨论这些事情，直到我告诉他，在都柏林彼得街的解剖学院的威廉·曼甘医生直到十二岁时仍为同样的事情感到十分烦恼。他叫我解释医患关系的保密伦理和希波克拉底誓言[1]，我照做了，他似乎觉得很有趣。机灵乖巧的小男孩。我说医生不能透露病人的情况，就像将军不能透露作战计划或中国魔术师不能泄露秘密。他想知道要是医生坏了规矩的话，其他医生会不会揍他。我回答说他们会像擂鼓般狠狠地打他一顿，用火烤他，然后围在一起站着朝他撒尿，高唱哈利路亚（德灵顿太太当时不在船舱里）。
我在一间没人的特等客舱里为他们的女仆杜安小姐做检查，因为她的船舱实在太小了，比一个橱柜大不了多少。她三十五岁，是一个寡妇，举止颇为得体，身材消瘦，略微有点惊慌，明显比一般的女子更聪慧。英语非常流利，带有奇特的乔叟作品的味道。警觉性很高。现在我了解到真相，看出她的身材很像某个人。
她这辈子只看过一次医生，那是十一个月之前，当时她到金斯考特勋爵与夫人的家里工作。她说自从她丈夫（和孩子）溺死之后，她的境况很糟糕。1846年1月被关进了戈尔韦的济贫院，在里面她发现自己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她从济贫院里逃出来，走了一百八十英里到都柏林，路上不幸流产了。她在那儿的一间女子寄宿旅馆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到女子修道院里当洗衣女工（她不记得那间女子修道院或寄宿旅馆的名字，也不记得它们的地址）。她说今年1月金斯考特勋爵发现她在都柏林流落街头，于是坚持要带她一起回戈尔韦。金斯考特夫人担心她的健康，叫了克利夫登的斯科菲尔德医生或萨菲尔德医生给她检查。他的诊断是严重营养不良。她被当作可怜施舍的对象，在家里干女仆加保姆的活儿。4月的时候跟着金斯考特一家去了都柏林。
我开始检查时，她似乎有点担心，因此我试着和她说话，想让她放轻松一些。我们抵达纽约后她就会离开梅瑞狄斯一家。“没有什么原因，医生。”她只是不想再从事家政服务。直到不久之前，她从未当过女仆；她觉得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或许会去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她在那里没有亲戚，也没有认识的人。但她听说许多康尼马拉人在那里定居，这个情况我原先倒是不知道。要不然她会去魁北克或新布伦瑞克。她的妹夫有一个姑妈曾经住在布雷顿角，但现在她可能已经去世或搬走了。我说北边的爱斯基摩地区一定非常寒冷，她只是笑了笑。她笑的样子真的很美，不是那种傻兮兮的矫揉造作的模样。事实上，她并不漂亮，却美得很真很有内涵。但她只是短暂地笑了笑，我没办法再令她展露笑颜。她有一点钱，是从薪水里省下来的。她想当一个女裁缝，或者当一个店员，但无论什么机会都不会放过，除了家政服务之外。我打趣说如果她从事家政服务的话，或许会遇到一个英俊的男仆或管家，最后共结连理。她的回答是她不准备再婚。她说出这番话时语气并不苦涩，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壮胆说：对美国的追求者们来说，实在是一个难过的损失。“或许是吧，先生，或许不是。”
她的左腕可能得了早期关节炎或肌腱炎。内翻的脚指甲需要注意。左前臂内侧有一处熨斗造成的面积虽小但严重的烫伤。胸部有感染迹象，在严寒的冬天，譬如这个冬天，会导致呼吸困难。她称之为“气闷”，是从她已故的父亲那儿遗传的。“他既是农夫也是渔民，先生。”
她的小腹、上背、臀部、大腿和其他部位有几道已经愈合但仍清晰可见的伤疤，但她并没有对此多做解释，只是说和她照顾的两个孩子闹着玩弄伤的。她说她偶尔会轻微地出疹子，可她又说是被两个小男孩传染的。她用蜂巢的萃取物（！）熬制的药膏自己治疗疹子，那是许多年前她的母亲教的土方。我告诉她我最近读过一篇学术文章，上面就推荐用蜜蜂提炼的物质治疗。她没有应话。
目前没有皮疹。没有水痘或皮下肿胀，她也不记得有过那些症状。没有流脓或疼痛。我给她看了几幅症状示意图，但她说她没有那些症状。我把那本书收好时，她问我是不是在寻找梅毒的症状。我对她的问题（还有她知道的事情）感到惊讶，但我承认确实如此。她说她从未出现过那些症状。如果有的话她会知道。
她完全没有妇科疾病，只是在来月事（她管那叫“倒霉事”）排卵时会有轻度抑郁，先前二十岁时（1832年）曾经因为怀孕得过乳腺炎，由当地一个女人用草药和药膏治疗（诞下一个夭折的男婴）。她的左腿肚有静脉曲张。有几个后槽牙情况很糟糕。两边下颚有严重的牙龈炎。腐蚀严重，还有臼齿溃疡，一定会引发剧痛，但她没有抱怨。大体上我没有检查出可以确诊为梅毒的明显症状，但我对她解释造成伤疤的原因时支支吾吾或闪烁其词的态度感到担忧。那些不是嬉戏玩耍造成的擦伤或瘀伤，而是严重的皮肤磨伤、红肿和条状痕迹。她说那些是在一年前至十八个月前之间那段时间里造成的，那时候她还没有当上保姆。她主动说她的主人和夫人都从未鞭打过她。（我没有问过她那个问题，也没有提到鞭子这个词，但显然是鞭子导致了这些创伤。）我怀疑这个不幸的姑娘或许曾经沦落风尘操皮肉买卖。她非常了解受孕和避孕的知识，事实上，比一般的女人更了解妇科方面的情况。
我准备离开时，她的一番话彻底征服了我的心。“谢谢您，医生。您很温柔。您真是一个好人。”
我能想到的回答就是：毕竟我的职责就是做个好医生。她奇怪地摇了摇头。“您的妻子很幸运，医生。温柔是一种天赋。”
我说我的妻子几年前已经去世了，而且说实话，我并不认为她是个幸运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傻乎乎的医生，得照顾太多的病人。但她并没有笑，甚至没有露出微笑。“那时您幸福吗，医生？”她问我。我说是的，非常幸福。
“您有孩子吗，医生？您与您的妻子。愿上帝令她安息。”我回答说我们有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在都结婚了，有了他们自己的小孩。她询问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了她，她点了点头。
“我会为您的家人祈祷，医生。谢谢您。您肯关心我，真是好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今天对我展现的慈悲。”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我说此次见面令我深感荣幸，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祝她万事顺利。我把名片给了她，上面有都柏林的地址，说要是她需要朋友帮忙，她可以找我。我们握手道别，她回去继续工作。但我注意到她把卡片留在桌子上。我意识到刚才与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一起。
我最后检查的人是金斯考特伯爵夫人劳拉。她三十一岁，身体非常健康，尤其是就一位有了身孕的夫人而言。
就像她的大儿子一样，我们说好信息绝不泄漏，在沟通时她的态度或许更为专注紧张些。
注解：
[1] 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由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倡导的医生职业道德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