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能猜测在1847年12月7日星期二，在“海洋之星”号上度过的最后一天，折磨着庇乌斯·穆尔维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一大早就有人见到他在和乔纳森·梅瑞狄斯与罗伯特·梅瑞狄斯在上层甲板的船尾玩掷便士游戏，然后教他们一首无厘头民谣的歌词。他们反过来教他某个奇怪游戏的神秘规则，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彻斯特公学橄榄球。有人看见他站在甲板上，将一个用破布包成的球高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冲锋！”——显然那是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约十点他去了厨房，问侍酒师是否可以安排一些活儿给他干，以此换取一瓶红酒。他解释说他希望为金斯考特勋爵与夫人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这对夫妇对他实在太好了。船上的华人厨子让他劈开结了冰的接水桶，然后给了他半瓶勃艮第红酒作为酬劳。他带着那瓶酒与一张致谢卡去见金斯考特夫人。勋爵夫人觉得他的举止实在是太奇怪了：一会儿满脸笑容，一会儿魂不附体。“他似乎在绕着圈子说话，”后来她说，“似乎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希望能将其摆脱。”他一直在说乔纳森与罗伯特是“好孩子”，说金斯考特夫人的丈夫是个“体面人”，说故乡的惨剧造成人们之间产生隔阂实在是令人感到悲伤。其实这并没有必要，尤其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以前都做过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以眼还眼只会令所有人都变成瞎子”。她越是表示赞同，他就越说得起劲。他似乎在努力说服自己去做某件事情。
我们知道那天早上他曾与船长进行过一番有趣的对话，他想知道能否报名在船上打工，返回利物浦。洛克伍德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他在海上航行多年，从未遇到过一个乘客提出这种要求，因为它是在距美国真的仅一石之隔的情形下提出来的，令他觉得奇怪到荒唐，但他认为那是移民总会有的紧张反应，加上穆尔维在船上的悲惨遭遇。他说这艘船不会马上回利物浦，而是得开到纽约的旱坞做一番大修，然后或许会在那里停留至圣诞节过后。他还告诉穆尔维关于昨天早上发生的一件趣事，当时有一帮友善的爱尔兰人划船来到“海洋之星”号旁边，询问他是否安好。这个消息原本是为了令他安心，但他看上去根本不安心。更有甚者，听说他脸色苍白，片刻之后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是因为吃坏肚子了。
那天早上某个时候，我去囚室向被关押的谢穆斯·梅铎斯做访问，却发现他不在那里。在潮湿寒冷的囚室里他严重发烧，已经由船长监管，船长警告说要是他敢惹麻烦的话会一枪崩了他。他被锁在大副利森的船舱里，拒绝让我采访他。他说他对报纸没有好感，对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人更是如此。而且他还装作不怎么会说英语，虽然我知道其实他说得很流利，如果他愿意说的话。事实上，正当我离开船舱时，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问看守人能不能让他到甲板上放风。
然后我在统舱里待了大概一个小时，为曼甘医生诊疗乘客略尽绵力。许多人又累又怕，央求医生动用其影响力帮他们下船。在回去的路上，我看见穆尔维在头等舱里。当我在走廊里遇到他时，他显得很紧张，我们擦肩而过时，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总是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并没有多想什么。
他在自己船舱里找到的东西，一定令他更加神经紧张。
我们知道那件东西一定是在上午稍晚些时候或下午被放进去的，因为一个乘务员在十点左右曾进去拿存放的毛毯，后来他向警察做口供时说那间船舱“完全是空的，我指的是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还是这个乘务员在下午四点之前进了船舱，看到那张搁在床上的没有打开的字条。他以为那是私人的东西，因此没有打开看个究竟。
穆尔维的名字首字母——M——端端正正地写在信封上，出自一个想要保持匿名身份的人冰冷谨慎的手笔。构成字条内容的冷冰冰的字母是从一页纸上剪的。对许多人来说，内容似乎根本无法理解。但它似乎把庇乌斯·穆尔维吓得魂飞魄散。
搞定他。
赶紧动手。
否债者。
它彻底否定了折中的可能。戴维·梅瑞狄斯或庇乌斯·穆尔维，他们当中只有一人可以踏足曼哈顿。
至于那个目标人物，或许可以比较确切地还原他在当天的上午和下午做了些什么。
就在黎明之前，七点一刻，梅瑞狄斯叫来一个乘务员，说他感觉不舒服。他要求让曼甘医生赶紧来看他，但等到医生赶来时，梅瑞狄斯似乎好些了。他只是抱怨头疼，那是宿醉和严寒引起的。他让医生回自己的船舱，说他想睡一会儿。
大约八点半的时候，他又叫来乘务员，点了一份清淡的早餐送到他的船舱里。当乘务员端着咖啡和稀粥回来时，金斯考特勋爵叫他搀扶他去洗澡。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不错，虽然平静无语。
洗完澡后，他叫那个乘务员，一个名叫斐迪南·佩雷拉的巴西人，帮他刮胡子和穿衣服。他解释说最近他的视力不大好，不想割伤自己的脸。他吩咐乘务员把剃刀留下来，说他每天习惯刮两次胡子，一次是在早上，另一次是在用餐之前。那个乘务员后来作供词时说他对这件事态度“非常坚决”。
金斯考特勋爵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大约十一点半，他的妻子与儿子乔纳森经过船舱时都看见了他。他正在一个存放文件的小随身行李箱里翻寻。他和往常一样与两人打了招呼。
直到大约下午一点之前没有人见过他，然后他和土邦主在酒厅旁边的小餐厅里吃午饭，叫了几份饭后点心。他们玩了几手金拉米牌，赌了几先令，稀罕的是，金斯考特勋爵居然赢钱了。然后他们探讨了扑克、桌球与其他绅士消遣的各种规则。船上的邮政专员乔治·卫斯理在航行结束几年后，回忆说梅瑞狄斯曾尝试向他解释一个名叫“杜胡拉”的文字游戏，那是他和两个姐姐在童年时设计的，他还陪同伴喝了一小杯波特酒。谈话结束时，梅瑞狄斯点了一瓶波特酒，然后回自己的船舱，说他想要读会儿书。
在回去的路上，大约下午两点三刻，有人见到他在头等舱外面的甲板上和他的两个儿子在玩橄榄球。根据一个名叫约翰·格林斯利的英国水手这位目击证人所说，他似乎“非常开心”。
他的小儿子罗伯特午餐时吃太多了，感觉不大舒服，因此金斯考特勋爵陪他回自己的船舱。父子俩做了一番对话，内容是房间的邋遢，罗伯特被父亲训斥了一通，因为里面乱糟糟的，而且空气污浊，难怪这个小男孩会感到身体不适。梅瑞狄斯勋爵还告诫罗伯特不能利用庇乌斯·穆尔维的友善，让那个可怜的人陪他整个早上玩橄榄球，因为甲板上结冰了，那么做很危险。可怜的穆尔维有严重残疾，对一个境况如此悲惨的人要示以善意。金斯考特勋爵走到舷窗，拉起窗帘，然后将它打开。这时候，罗伯特·梅瑞狄斯开口说话了，那番话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你记得那天晚上您生我的气吗，爸爸？为了穆尔维先生？”
“我不是故意要生气，老伙计。但我们不能老是异想天开，就是这样。”
“为什么他说他不可能钻得过窗户呢？”
“你在说什么呢？”
“吃晚饭的时候。他说一个大人不可能钻得过那么小的窗户。”
“然后呢？”
罗伯特·梅瑞狄斯对父亲说：“我从来没有对穆尔维先生说过关于窗户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鲍勃斯？”
“嗯——我见到的那个人是从窗户进来的。”
金斯考特勋爵有几分钟没有吭声。许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回忆说那是他记忆中与父亲在一起时持续最久的绝对沉默。他的父亲似乎“完全神不守舍”，他说，“就像一个处于入定状态或被催眠的人”。他坐在床铺上，盯着地板。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还有别人在房间里。最后，小男孩走到父亲身边，碰了碰他的胳膊。金斯考特勋爵抬头看着自己的儿子，露出微笑，“似乎在那一刻刚刚醒来”。他捋了捋头发，告诉儿子无须为任何事情担心。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认为穆尔维先生是在闹着玩吗？”
“是的，鲍勃斯。我想就是这样。在闹着玩。”
罗伯特·梅瑞狄斯回到甲板上，留下他的父亲独自在船舱里。我们不知道伯爵之前在想些什么。但现在他肯定是在思索一个无可避免的惊人事实：庇乌斯·穆尔维曾经带刀进过儿子的房间。他上船的目的是要杀人。
之后的情形变得扑朔迷离。曼甘医生回忆那天下午他去见金斯考特勋爵两回，注射了非常大剂量的水银，并用鸦片酊帮助勋爵入睡。显然，他在忍受剧痛，几乎没办法行动。但后来几个统舱乘客作证说他们见到勋爵之后曾走进他们的船舱。还有其他人坚持说他们见到勋爵独自走在船尾附近，眺望着下曼哈顿岛的天际线，当时那里是一排廉租公寓和几座简陋的房子。当天有一片贫民窟起了大火，从“海洋之星”号的左舷可以清楚地看到火焰与浓烟。一个年迈的妇人，来自利默里克市附近的寡妇，发誓说她看见金斯考特勋爵坐在他的画架旁边，正在描绘贫民窟着火的情景。当时下着大雪，他没有穿上大衣，但她没有走近他，以为他“非常专注入神”。
当天晚上“海洋之星”号的气氛非常紧张危险。储备的食物几乎吃光了，融雪现在成了唯一的饮用水来源。到了现在，统舱里的每个乘客都深信再过几天这艘船将被遣返回爱尔兰。头等舱里也有许多人相信这个说法。还有一则广为传播的谣言，说有一些乘客打算跳船游过四百码的海面直奔港口。大部分人为了买船票已倾家荡产。许多人见到自己心爱的人正在码头等候。他们已经来到这里，而且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绝对不想回去。
水手们也惴惴不安。其实他们并不想当狱卒，也不想当照顾患病乘客的护士。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事实上，有传闻说一部分水手准备逃跑，因为他们害怕船上日渐恶化的条件会令他们感染发烧，而且他们不愿意接受命令看押挨饿的乘客，他们觉得没有理由继续让他们困在这里。一个水手对我说，如果乘客们试图逃跑，他不会去阻止他们，而是会祝他们好运。还有一个苏格兰水手说要是他被命令朝乘客开火，他会违抗命令，还会把枪支扔到海里。我问如果命令是用枪指着他下达的，那他会怎么做。（有传闻说纽约警方或许会下达这道命令。）“哪个狗娘养的敢拿枪指着我，看我不毙了他。”他回答说，“不管是扬基佬还是英国佬，统统得挨枪子儿。”
七点的时候，我在餐厅里见到梅瑞狄斯。和往常一样，他衣冠楚楚，而且看上去很健康。那天晚上严寒降临船上，餐厅里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大衣，但梅瑞狄斯却恪守进餐的规矩，没有穿。我们没有多做交流，但我记得他所说的内容思路非常清晰。和往常一样，他讽刺了我几句，但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那天晚上我在船长的桌上用餐，同座的有邮政专员、大管轮、土邦主、迪兹牧师、玛丽恩·德灵顿太太，曼甘医生彻底累坏了，现在自己也得了胃炎，身体非常不适，托他能干的妹妹捎话致歉。梅瑞狄斯夫妇单独坐一张双人桌。他们交谈不多，但没有争吵。金斯考特勋爵似乎吃了一顿挺舒心的晚餐，虽然即使在头等舱里，现在我们也只能委屈地吃干鳕鱼和饼干，梅瑞狄斯离开餐厅时还是向我们道了晚安。当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他发表了一些意见，内容并不重要。我记得他离开时还和我握了手——以前他根本不会这么做，或许除了我初次和他见面之外，那是六年前在伦敦的事情了。“继续好好写，老伙计。”他说道，“秘诀不在于题材，而在于如何编排。”
他回到船舱里，画了几幅画：相当精细的贵族宅邸和一个康尼马拉山丘上的农家少年的素描，观画人觉得轮廓和他有几分相似。其他人惊讶地说那个少年很像他的儿子，尤其是乔纳森。那天晚上凭着记忆作画一定很困难。但那幅画的笔触很平和。那个少年显然是穷人，但他并不是垂死之人。没有人在死去。他的父母或许就在家里。如果那是为他家服务的一户佃农的写照——许多人说确实如此——那一定是凭着遥远的记忆画出来的。
大约十点一刻的时候，他要了一杯热牛奶，但值勤的乘务员告诉他船上没有牛奶了。于是他要了一杯热水或温苹果酒替代。他还问乘务员能否向船长借一本《圣经》，或许可以向医生借。那个乘务员去了洛克伍德的船舱，但船长不在，而且他的书架上没有《圣经》。于是，他去了迪兹牧师的船舱，拿到了需要的东西，带回给金斯考特勋爵，被赏赐了不菲的小费。勋爵吩咐他不需要留在门口站岗。梅瑞狄斯显然是在开玩笑，说要是有人站岗的话会让他无法安睡（“就像有另一个人在厕所里，就尿不出来一样”），在他的海军生涯中，这两件事都令他困扰。那个乘务员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会坚守岗位。金斯考特勋爵拿起剃刀，展开刀刃。“来吧，麦克达夫[1]，”他微笑着说道，“这艘船上没有哪一个是梅瑞狄斯的对手。”
甲板上一个值勤的水手见到他在十点半的时候打开舷窗。那天晚上太冷了，水手觉得这么做很奇怪。灯光很昏暗，但没有熄灭。他把鞋子摆在船舱门外让人把它们擦干净。他脱下晚礼服，小心地挂在衣柜里。然后他穿上那身被蛀坏的旧衣服，那一定是他从爱尔兰带来的：一条农夫的帆布裤子和一件粗法兰绒“布拉特”，即康尼马拉的农夫穿的罩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