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
《爱尔兰古代歌谣选集》
（1904年，波士顿）
芝加哥警局弗朗西斯·奥尼尔警监作序。
以下内容的作者不详。
第三百零七首
《磨刀石》或《为康尼马拉复仇》
（以《斯基伯林》的调子唱出）
这又是爱尔兰的古老歌谣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与构成这本选集的其他大部分诗歌一样，下面这首诗歌最初是在一艘船上写的，它从那片青翠美丽却充满悲伤的土地起航，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这个自由之邦，而自由，呜呼，只是一个遐想。卡文郡巴利詹姆斯达夫一个名叫约翰·肯尼迪的男人在他二十岁生日那天——1847年12月3日——听到这首歌谣，那是距今将近六十年前的事情了。那艘棺材之船的名字叫“海洋之星”号。
每个真心的爱尔兰人一听到“黑色1847年”都会低头，那个邪恶年代中最糟糕的年份，我们有两百万同胞成为饥荒的受害者，古老的仇敌害怕爱尔兰的利刃，用懦夫的武器将其谋杀。爱尔兰每个体面的妇女与姑娘将会聚集在天堂的门口，得到圣母的祝福。噢，那个至暗的纪元。见到爱尔兰的天主教子女在自己的美丽土地上像奴隶般大批死去，就像被信奉异教的法老统治的希伯来人般遭到驱逐，撒旦一定心花怒放。
几位编辑与芝加哥爱尔兰音乐俱乐部的几位睿智长者就这首歌谣的年代和由来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争辩。但在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这首歌谣很显然源起于古代浴血抵抗的时期，当时牧师与人们并肩而立，对抗异族的杀戮与劫掠。那不是第一回 ，也不是最后一回！如果编辑们对同胞们的奋战精神有所了解的话。仇恨可以成为神圣而洁净的事物。祈求天主，但愿不久，受到侵犯的爱尔兰母亲的苍白面容在畅饮复仇的美酒之后将恢复往昔的盛世美颜。
人们曾听见一个爱国的六岁小男孩在那艘载着烈士的船上唱起这首优美的挽歌。愿圣母玛利亚保佑他！这首歌很舒缓，而且没有伴奏，怀着谨慎的尊重以配合歌词的庄严，因此不适合许多人合唱或传唱。
来吧，所有的戈尔韦男儿，倾听我的歌曲，
歌唱撒克逊人的暴行，与爱尔兰的冤屈；
他们制造不幸，将我们的骨头捣破，
为了让他高高在上，他将我们踩在脚下，对我们苦苦折磨。
儿郎们，他们的赋税和恐怖行径，令我们奄奄一息，
他们在畅饮我们的鲜血，抢走我们的口粮；
象征黑色毁灭的虚伪君主，不顾我们的呻吟，
我们还要袖手旁观多久，由得他们盗掠我们的家园？
就是这帮人，把我们问吊，毒害了伊奥根·奥尼尔[1]，
派出他们用金钱雇佣的胆小鬼，在我们的祖国偷盗。
他们的鲜血已经凝固，他们的心脏已经萎靡！
他们抢走了最好的东西，只留下发黑发苦的庄稼。
儿郎们，这是萨斯菲尔德的土地，勇敢的伍尔夫·托恩的故乡？
噢，忠于爱尔兰故土的英雄们，他们在这里播下种子。
他们曾经发誓，要捍卫爱尔兰的自由，而今他们安在乎？
以鲜血与硝烟，他们曾冲击撒克逊人的桎梏。
然后，来吧，真正的康诺特本地人，无论你们身在何方，
美妙的新庄稼，自由之花，正在茁壮成长。
我们将呵护它直至开花结果，他们将再也无法折磨我们，
因为我们将把他们砍倒，我们将巍然耸立，用石头将他们砸烂。
库丘林[2]、梅芙女王[3]，那些坚强的勇者，昔日的圣者，
他们曾与信奉异教的阿尔比恩作战，在战斗的怒吼中不曾畏缩。
抗争，死去，圣帕特里克与古代塔拉[4]的君王们高高在上，
从南方到北方，到处都在怒吼：
“为康尼马拉报仇！”
注解：
[1] 伊奥根·奥尼尔（Eoghan O’Neill，1585—1649），爱尔兰军人，阿尔斯特的奥尼尔王朝后人，是阿尔斯特的爱尔兰联邦军事领导人，传闻被叛徒投毒害死。
[2] 库丘林（Cuchulainn），爱尔兰传说中半人半神的英雄，神勇无敌，但因违背自己立下的禁忌而失去神力，被敌人杀死。
[3] 梅芙女王（Maeve），爱尔兰传说中统治康诺特地区的任性而骁勇的女王。
[4] 塔拉（Tara），据考古发现，自新石器时代至公元11世纪，塔拉是爱尔兰诸王即位加冕的圣地。
尾声 受尽折磨的男人
“历史以第一人称发生，却以第三人称书写。正是这一点，令历史沦为一门完全没有用途的艺术。”
出自戴维·梅瑞狄斯就读牛津大学新学院时所写的一篇文章，1831年米迦勒节，题目是《为什么历史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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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是几个人的故事，读者会知道还有许多其他故事。由城里的神父们委托的一次调查得出的数字是，在惨绝人寰的那一年，从5月到9月之间，有101546名卑贱穷苦的移民涌进纽约的拥挤港口。其中，有40820名是爱尔兰人。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见到他们口中所说的“应许之地”之前就丧失性命。有人说数字或许高达三分之二。
许多年过去了，但有些事情并没有改变。我们仍在彼此安慰说我们是幸运的生还者，其实我们之所以还活着几乎与运气没有关系，而是与地理、肤色与国际汇率有关。或许这个新世纪将会见到一种新的分配方式，或许我们仍将由得比较倒霉的人饿死这种事情继续发生，继续称之为事故，而不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1847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威尔第的《麦克白》、布尔的[1]《演绎推理微积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拉尔夫·爱默生的《诗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之年。那一年在不知何处，有二十五万人饿死，在饥饿国度里的无名氏。
我们这帮“海洋之星”号头等舱的乘客在12月11日星期六晚上，即戴维·梅瑞狄斯被害四天后，乘渡轮来到曼哈顿。为了向我们所遭受的不便表示歉意，银星船运公司给我们免单，还在一座优雅的酒店里为我们安排了香槟晚宴接风洗尘。我这辈子活了九十六岁，那是我唯一一回听到一位循道宗的牧师骂娘。迪兹牧师痛斥了公司经理一番，那些话一定会令后者久久难忘。就像许多性情安静的人一样，他非常勇敢，多塞特郡莱姆里吉斯的亨利·哈德逊·迪兹。第二天清早，他回到“海洋之星”号上，他是除了船长之外最后一个下船的人。
统舱里的乘客们不得不留在船上长达几乎七个星期之久，被一帮又一帮的警察与移民局的官员盘问。他们已经支付了船票的费用，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我相信他们也没能喝上香槟。
1月份时，清理拥堵港口的计划开始启动，因为到了这时港口已经成了一座漂浮的流感营地，但那些移民还是未能获准进入曼哈顿。长岛与史坦顿岛上的农舍和棚屋被租来当作隔离站或清关中心，但对疾病传染的恐惧令周边地区十分担心，许多房屋遭到当地人的冲击并被焚毁。港口的沃兹岛有一大片土地被市政府租下来，作为拘留移民的安全地点，在此期间，他们的申请被处理，他们的疾病有人救治。但不久之后它就成为一座永久性的设施，这座被海风肆虐的玄武岩建筑，大西洋的浪涛就像锤子般在无情地敲打它。在五个月里，他们申请了10308件“基本衣物”，这或许可以让你了解住在里面的人有多穷。而那些可怜巴巴地渴求来的衣物立刻供应上了，这当然体现了纽约人更为真切的内心冲动。
到了“海洋之星”号的幸存者们终于获准进入曼哈顿的时候，岛上的每一间医院、避难所和救济院都人满为患。反移民的情绪高涨，而且正在蔓延。数千个新移民被当局掏钱送出城打发去西部。无疑，他们当中有些人参加了在南北内战中为北军效力的规模达八万人之多的爱尔兰人兵团。有些人则拿起武器加入了为南方邦联的事业奋战的规模达两万人的爱尔兰人队伍，为热爱自由的白人将黑人当作商品的合法权利而战。
有些爱尔兰人因此升官发财，其他人流落到贫民窟，遭到别人的畏惧和鄙夷。玛丽·杜安或许足够坚强，能够忍受这种生存状况，但穆尔维或许没办法挺过来，我是这么认为的。他遭到的鄙视已经太多了。他罪行累累，但他蒙受了更多的不白冤屈，遭受鄙视是令他毁灭的因素之一。戴维·梅瑞狄斯的结局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他也承受了本不应由他承担的仇恨。
1847年是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年份。在那一年发生的故事里，人民在挨饿，妻子被囚禁在阁楼里，主子与女仆成亲。对那三个遭受不幸的人的故乡来说，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以及没有做的事情——导致了超过一百万人死去，那些人缓慢地痛苦地死去，没有被记载下来，对他们的主子来说，他们的死根本算不了什么。
时至今日，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们仍在死去的原因之一。因为死者并不是死在那个苦难深重的国度，那个满怀手足相残之恨的心碎的岛屿；几个世纪以来，它既被强大的邻岛无情欺压，又被本土的权力阶层镇压。两座岛屿上的穷人成批成批地死去，而主持惩罚的耶和华听着肉麻的赞美诗。旗帜在飘扬，布道坛回荡着声响。在伊普尔，在都柏林，在加里波利，在贝尔法斯特。喇叭在奏鸣，穷人在死去。但是，死者们在行走，永远都在行走；不是幽灵，而是被强征入伍的士兵，被征召投身一场并不是他们挑起的战役；他们的苦难成为比喻，他们的存在被改变了，他们的尸骨被熬成宣传材料的稠浆。他们甚至没有名字。他们只是“死难者”。你可以令他们去表达任何你希望他们表达的含义。
有时候，斗争是不容置疑的，但用什么武器去抗争则有待商榷。与谁进行斗争，为了什么而战，因为一个部落的穷人在浴血的战场上屠杀另一个部落的穷人，而富人则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兴高采烈地将双方活埋。这本书不是在为从前的失地者撰写回忆录。但那是另一个故事。或许是一个仍有待书写的故事，结局更有兄弟友爱的情怀，没有那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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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斯考特勋爵遇害的那艘船上唯一的职业记者，全世界都抢着要我的文章。事实上，到处都想要，除了《纽约论坛报》，我的编辑解雇了我，因为我有“平等主义倾向”。我收到邀请，要我写书，撰写文章，举行巡回演讲。而且，在1851年《纽约时报》创刊时，我接受了“资深专栏作家”这个职位，这个头衔是瞎掰乱造的，大体上的意思是“支取高薪的夜猫子”。我再也不需要依赖由祖先们的罪孽换取的带血的金钱。那件事情还摘掉了他妻子是与人有染的淫妇这个骂名，她一直对这个标签耿耿于怀。他的死解救了我，虽然这听起来很残忍，但不承认这一点，便不是绝对的诚实。或许我写下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或许我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任何从事报业的人当然都会这么做，至少我尝试过秉笔直言。
我为《本特利氏杂志》撰写的关于纽盖特的恶魔的系列内容被重印在我的作品集《一个美国人在海外》里，由我已故的朋友考特利·纽比在1849年出版，一同出版的还有我对“海洋之星”号及其乘客的记述，以及在康尼马拉旅行时的札记。我坚持将三则短篇故事也加进去，但没有书评家对它们进行评论，无论是褒是贬。不知为何，礼貌的沉默似乎包围着它们。在后来的版本里，它们被不声不响地删掉了。纽比从未解释为什么它们不见了，我也没问。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梦游者醒来时发现自己在葬礼上，在有人指出他是不速之客前得赶紧悄悄溜走。那三篇平庸的短篇故事被遗忘了，那是它们应有的下场，它们是我唯一出版的虚构写作。
为了那本书的书名，我和纽比吵了好几场架。我想把它起名为《关于爱尔兰饥荒的反思录》，而纽比强烈建议改为《魔鬼的告解》。《一个美国人在海外》是妥协的产物，我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很怯懦。在第二版的封面，除了书名之外，还有一行小字：“骇人听闻的真相揭露。”到了第四版时，那行小字的字体变大了。到了第十版的时候，它盖过了书名。到第二十版的时候，真正的书名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2]
当然，该书中描写纽盖特的恶魔的那一部分最多人阅读和评论。不仅如此，它似乎还激起了公众的想象力。这本书的面世为那头恶魔引来了新的读者。关于他生平所作所为的故事——几乎全是凭空虚构的——出现在每一类英文出版物上，从半便士杂志到色情读物，从《笨拙周刊》《战斧》到《天主教先驱报》。装扮成那个恶魔成了参加上流社会化装舞会的时尚，甚至装扮成被他杀害的死者——实在是不可思议。一度曾有两个关于其生平的不同版本的故事在伦敦剧院里上演。很快，那头恶魔将蒙受最终极的耻辱，最为恐怖的事物：一出音乐剧。
现在那只怪物进入了政治范畴的表述。爱尔兰的国会议员查尔斯·帕内尔先生勇敢地率领他的穷苦同胞争取到一些自由权利，有一回在下议院里被形容为“比纽盖特的恶魔好不了多少”。总是有人说议员丹尼尔·奥康纳，权利解放的早期倡导者，不是将他在爱尔兰乡间组织的群众集会称为集会或聚会，而是“恶魔的集结”。如今这个名字成为当权者的酒吧和沙龙里经常讨论的话题。英语刊物里的怪诞漫画对爱尔兰穷人的描绘开始转变。之前他们总是被描绘为愚笨的醉鬼，现在，他们更经常被画成杀人凶手。状似猿猴，穷凶极恶，兽性大发，野性难驯。我们如何去描绘敌人反映了我们对他们的恐惧。每次我见到一幅讽刺画，我就见到了纽盖特的恶魔，他的恐怖名声是我煞费周章促成的。
在这整个事件中，我不得不扪心自问这么做是否有意义：乔装打扮进入这个谎言的国度。利用纽盖特的恶魔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去讲述一个更加重要更加震撼的故事。许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服自己这么做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目的是高尚的，使点手段其实算不了什么。当然，现在我不是那么肯定了。在我们年轻时，这些事情显得如此简单。但它们并不简单。它们从来都不简单。
他们告诉我那本书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群体去关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所承受的苦难；但即便如此，它对终止那些苦难并没有起到多少帮助。那绝不是爱尔兰最后一场饥荒，在那本名为《大英帝国》的一便士恐怖小说的复杂剧情里更是起不到什么作用。有时候读者和他们的家人会捐赠些许金钱。几法寻或六便士，极偶尔会有一先令。大体上，我们收到的钱来自女性或穷人。不过奇怪的是（或许并不奇怪），有时候我们会收到英国在役士兵的捐款，尤其是那些驻守印度的士兵。我和纽比创立了一个小基金会进行管理，遭到恶意诋毁（也深受嫉妒）的狄更斯先生曾一度担任基金会的主席，干得很出色。起初基金会有高尚的宗旨，要将那笔钱用于教导康尼马拉的儿童学会读书识字。但狄更斯断然说死掉的孩子不会读书。我和他爆发了激烈争吵，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庸俗之人，我们从此不再交谈，真是令人难过。蒙受损失的人是我，而犯错的人也是我。无论从政治意义上、道德意义上或其他任何方面进行考量，他的争辩意见都是正确的。那些钱应该花在食物上，而不是花在诗歌上。我本应该记得他自己在童年时曾体验过饿肚子的恐怖，而我自己根本未曾挨过饿。或许可以说，如果它挽救了一条生命，那这本书总算没有完全浪费大家的时间。
英国的刑罚制度进行了小规模但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的改革，这本书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间接促进意义。囚犯们从事屈辱的工作少了一些。家庭探访的次数增加了。在维多利亚时期监狱里通行的“单独囚禁”的做法开始遭到质疑，但得到许多年之后它才被终止。无疑，这种事情迟早都会发生，我为它们感到高兴，并向真正的功臣致敬，但如果说利他主义是我唯一的动机，那是在撒谎。或许它甚至不是主要的动机。我从事报业工作。我需要故事。
戴维·梅瑞狄斯以前总是嘲笑我，其实他是对的。我认为或许我希望被人推崇。我们渴望得到崇拜的需求实在是太可怕了。了解到它会随着年岁渐长而消退，那种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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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穆斯·梅铎斯因被怀疑是杀害梅瑞狄斯的凶手而遭到逮捕，但被一致裁定无罪。我自己也被传召上庭作为辩方的次要证人，证实在头等舱区域找到的那张夺命字条并不是被告所写。我知道那是事实，并解释了我是如何知道的。那时候谢穆斯·梅铎斯根本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在我尝试访问他的那天早上，他怀着古怪的自豪告诉了我。
法官没有让我指出谁会是凶杀案的嫌疑犯，我也没有主动开口。我答应了庇乌斯·穆尔维不会泄露他的身份，身为有荣誉感的记者，我希望遵守诺言。我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没有说谎，我还因证词简洁经济而得到法官的赞扬。
在纽约的爱尔兰人区进行的审判成为轰动事件，令被告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曾尝试成为职业拳击手，但没有成功，后来当上了警察，然后开始政治生涯，先是给大佬“蜜糖”麦奎尔当打手，接着担任筹款人与选举干事的职务，最后自己成为候选人。“为工人请命的左撇子拳手吉米·梅铎斯”[3]，他在东布朗克斯选区当选了十一次，在1882年竞选市长时以微弱劣势惜败，他总是将这个结果归咎于他的手下算术能力太差，而不是基于选民们的意愿。他认为民主的兴衰浮沉只是小小的不便。在计算选票时，他得到的选票总是相当于整个选区的登记选民的数目，还有两回甚至超过了后者，引发了丑闻。（“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嘛，”他总是隐晦地说，“这难道不是美国的宗旨吗？”）
两年后，他因为舞弊而被传讯，有人发现他答应为一个目不识丁的选民搞定工作，安排参加纽约邮差入职书面考试（由于检方的主要证人离奇地从窗户掉下去，摔断了颌骨，审判被迫中止）。第二年梅铎斯重新当选，原本已经巨大的优势扩大了三分之一。“我的选票他们不用一张一张数，小伙子们，他们称重。”他对记者们说。他安详地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亡故地点是一座新摄政时期风格的华厦，靠他这辈子作为民意代表的工资，天知道是怎么买下来的。
在他临终时，据说他在考虑新泽西州奥兰治镇的爱迪生电影公司的邀约。该公司的一位高管埃德温·S. 波特想要拍摄一部虚构的短篇电影，内容是基于梅铎斯的生平与众多冒险经历。电影临时起名为《爱尔兰狂野浪子》，但在去世的前几个月谈判搁浅了（显然，这个浪子坚持要本色出演）。
一大帮穷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许多人一直视他为偶像。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承认他的手段肮脏，但他们会争辩说手段干净只会令他们在贫民窟里继续沉沦，而这番话确实很有说服力。谢穆斯·梅铎斯可不是昆斯伯里侯爵。[4]（但另一个浮夸张扬的爱尔兰人的崇拜者们知道昆斯伯里侯爵并不是什么善茬。）
十五位牧师联袂主持追思弥撒，当中有他五个儿子中的两个和另外几个亲戚。一个风笛手演奏了一首康尼马拉的古悼曲，送葬队伍在码头邻区福尔顿街短暂停留，左撇子拳手梅铎斯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主持葬礼的波士顿大主教奥康纳表示：“吉米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党人。当他想了解人民的需要时，他要做的就是审视他那伟大内心的深处。”
在审判梅瑞狄斯被杀一案时，关于遇害人的一些事情曝光了，令其家人痛苦万分。据悉，经常被人看见在伦敦东区尾随梅瑞狄斯的那个古怪男子其实并不是爱尔兰的革命者，而是劳拉·马克姆的父亲聘用的英国私家侦探，劳拉的父亲一直对女婿夸张的开销感到纳闷。他不知道金斯考特庄园已经几乎破产，梅瑞狄斯已经被他的父亲断绝了经济支持。马克姆先生怀疑他包养情妇。在法庭上，梅瑞狄斯经常流连青楼妓院的真相被揭露，这件事令劳拉·马克姆和她的两个儿子很尴尬。不可避免地，关于他病情的细节也都被公之于众，各大报刊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使用了惯常那种道德引申与解释，就好像这些引申或解释在现在还很有必要似的。没有一份报纸说他遭受的是一种疾病，不是诅咒、复仇或惩罚，而是一种病菌。民众将疾病与超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是如此强烈（而饥荒也一样，或许并非出于偶然），在撰写这篇故事时，我不想把他的病写进去，或对其病史稍加变更，或将它改成另一种疾病。但那是错的，是对这种闹剧的默默认可。他的确有那种病，并因此被视为一个罪人，虽然其实他并没有受到审判定罪。已过世的梅瑞狄斯受到那位怀着狂热虔诚的法官的强烈谴责，后者是一位纽约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知道如何迎合我那些更为圣洁的同胞对抨击恶棍的渴求。要是他能证明梅瑞狄斯的罪行是谋杀了自己，那他会这么做，并将他的尸体吊在教堂外面。
至于那张逼迫穆尔维动手杀人的纸条，读者们想必已经猜到了是谁写的，但我直到审判开始前不久才想到。可是，我一见到纸条，我就知道那是谁写的。不是玛丽·杜安，不是谢穆斯·梅铎斯，也不是哪一位在船上受尽折磨的贫贱穷人。
正如以前戴维·梅瑞狄斯经常说的，一切都取决于材料如何编排。
搞定他。赶紧动手。否债者。
一位研究杜胡拉的专家会察觉到背后的回文构词法。
《呼啸山庄》，作者：埃利斯·贝尔[5]
字母“M”被颠倒过来，成了“W”。
拼贴那张夺命字条的人正是受害者自己，那是他自裁的绝命书。他的素材是我给他的那本小说，一个将他所拥有的东西偷走的男人馈赠的礼物。那本书在他的一个行李箱里被找到，明显看得出撕掉书名页留下的痕迹。至于为什么他选择这么做，我们只能去揣度。有人说是懦夫所为，但我认为那是在侮辱他。有人指出这隐然有古罗马的遗风：贵族死在自己的剑下。我认为他那么爱自己的孩子，是不会这样自作主张的。
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维·梅瑞狄斯是一个非常英勇的男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希望他的家人可以不用去承受一个贱民之死带来的耻辱。或许他还有可以理解的想法，因为从他的书桌里找到的文件中有皇家海军救济基金的介绍，该基金致力于资助已故军官（无论在役或退役）的儿子接受私校教育（只能是他们的儿子，不能是女儿）。和那个极其讲究体面的时代所有类似的章程一样，如果死于自杀或梅毒，那安排就会作废。但被杀则不会造成影响。谋杀不会坏事。他被杀害将会为他的孩子们留下一点保障。
他的收益反正都会被债主们拿走，他的整座庄园几乎都被债务吞噬，剩下的支付了律师费、税款与遗产税。在他遇刺之后，人们才发现伦敦已经启动了破产程序，但在他律师的再三恳求下短暂中止（他们指出，作为一个破产人士，他必须辞去在上议院的位置。正如有些人所说，实在是太不幸了）。金斯考特庄园的土地被塔利克罗斯的亨利·埃德加·布雷克老爷买下了，他把土地分成小块，以极高的田租将最后几户佃农逼走，将农民与自耕农们换成了绵羊。绵羊比会惹事的人更加有利可图，不会不识趣地关心不被逼死的权利。他挣了大笔的财富，他的儿孙们正在享用。其中一人活跃于爱尔兰政坛。
1850年去探访康尼马拉时，我又遇到了洛克伍德船长。那时候他与妻子住在塔利克罗斯附近的莱特弗拉克村，和已经在那里的贵格会其他成员一起与爱尔兰的饥民共患难。他的妻子有个表姐，名叫玛丽·惠勒，她与丈夫布拉德福德的詹姆斯·埃利斯在1849年搬到了戈尔韦的北边，希望帮助当地人。他们与康尼马拉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可他们见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而那些原本应该见到联系的人却不肯去正视。他们建造房屋，修筑道路，挖水沟，还建起了一所学校，为工人支付公道的薪水，尊重他们。洛克伍德与当地的渔民一起工作，缝补渔网和修理船只。他真是一个好心人，多佛的约西亚·洛克伍德，被称为英雄时，他会一笑置之。但他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之一。他和英国贵格会的兄弟姐妹们——他总是用他喜欢的词语“教友们”称呼他们——拯救了数百条甚至可能上千条生命。
在那次探访的最后一夜，他给我做了一件礼物。当然，我本不好意思收下，但他的温和之后隐藏着坚持。或许他看得出我只是在假装不好意思。我们曾经经常辩论宗教方面的问题——他知道我不是信徒，而我知道他是一个热烈的信徒——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用的还是那种语言，仍然像之前一样在构建关系。“你是犹太人。是圣书的民族。这是我写的书，”他平静地说，“发生过的事情全都写下来了。”他以我毕生难忘的表情补充了一句：“不要让人们遗忘我们曾对彼此做过的事情。”
他似乎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的记录里或许隐含了船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线索，一件当时尚不明朗的事情。我认为它或许是那影响了我余生轨迹的三十天航行的恐怖的纪念品。或许——何不现在就把它说出来呢，反正人活到老时必须坦白他所有的耻辱——我认为它或许将构成故事的骨架。我一直想写但一直写不出来的那部小说。
我接受了那本书，现在还保留着它，那本记录人间苦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记事本。它的书页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枯萎泛黄，它的牛皮封面被海水泡得泛白。读者们已经看过约西亚·图克·洛克伍德的文字，在我最后见到他当晚的十四个月之后，他在英国的多佛死于饥馑热。那些文字的优势在于它是在同一时间书写的，而我的回忆录，虽然对我来说仍然似乎很清晰，但因为时隔久远，一定会遭到质疑。那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努力不做歪曲，但无疑，我没办法一直都能做到。
我希望我在写作时能做到客观，但情况当然并非如此，而且或许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在那里。我是当事人。我认识其中一部分人。我爱上其中一个人。我鄙视另一个人。我用词谨慎：我确实鄙视他。以爱情的名义去鄙视一个人是多么轻松的事情。至于其他人，我根本漠不关心，而这种冷漠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当然，我选择了船长的见闻作为讲述故事的框架。换一位作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一切都取决于材料如何编排。
从找到的文件，从发现的档案，从调查、回忆与访问了解到的内容，从对同船乘客的询问，从多次回访地图上称为“英伦群岛”的那几座岩礁时提出的问题，其他事情渐渐浮出水面，或许可以列入事实一栏里。为了照顾好奇的读者，让我将它们记录下来。
曾经有一个戈尔韦人，名叫庇乌斯·穆尔维，另一个人名叫托马斯·戴维·梅瑞狄斯。两人乘船去美国寻找新的开始。前者被指控谋杀了后者，因为后者要为其父辈祖先的罪行承担责任。在别的世界里，他们或许不会成为敌人。在别的时候，或许还能成为朋友。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一个从小是天主教徒，另一个是新教徒。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另一个是英国人。但这些并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一个生于富贵之家，另一个出身于穷苦人家。
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名叫玛丽·杜安，她来自康尼马拉的卡纳村，弟弟是丹尼尔·杜安，渔民出身，有时候是小自耕农；姐姐是玛格丽特·尼，给人当保姆，生了七个孩子。她曾经爱上一个男孩子，却不知道他是自己的哥哥。在得知她是自己的妹妹之前，那个男孩子也爱着她，或许曾经爱过她，如果他懂得如何去爱的话。他与那个曾经深爱着她的姑娘最后分开了，或许和所有人一样，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隔阂，而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而分开——不是由他们造成的纷繁错杂的事实。有时候，它在爱尔兰被称为“土地的幽灵”。
有人会说梅瑞狄斯缺乏爱的能力，这全都是他自己的错；有人会认为他是受害者。至于我自己，我不敢对别人的罪行妄下判断，我自己已是罪孽深重之人，足以令我反思无暇。你可以说他是被他父亲毁掉的孩子。你可以骂他是贱人，最下贱之人。他原本会是一个好人，要是他知道怎么做的话。我相信玛丽·杜安在他身上见到奇迹出现的可能性，那时候他们还年轻，以为权力并不重要，那时候财富还没有将他们分开，阶级还没有成为他们的隔阂，而正是这些东西令玛丽·杜安遭受他的虐待成为可能。他们并不是罗密欧与朱莉叶。他们分属主仆。他这辈子有许多选择，而她没得选择。他的选择和他的所作所为已成定局。每个人都是他所做出的选择的总和，这就是真相。或许，每一个选择都有其另一面。
玛丽·杜安的直系亲人，她的父亲、母亲、三个姐妹、大哥和小弟都在故乡死于饥荒。唯一幸存的弟弟在1867年12月试图逃脱伦敦的克勒肯维尔监狱时死于爆炸。他因为加入争取结束英国人对爱尔兰统治的革命团体而被捕入狱。在死去时，他正在等候审判，因为他参与杀死了一个曼彻斯特的警察。
我不知道玛丽·杜安在美国的结局。她曾在下曼哈顿工作过一段时间，被捕两次，蹲过一阵子监狱，然后似乎人间蒸发了。我知道在1849年的冬天她曾在芝加哥乞讨，在1854年曾被明尼阿波利斯的胸科医院设立的流浪人士收容所接纳，在里面住了两天。我们去到那里时，她已经悄悄地走掉了。寻访她的广告一直没有回音。悬赏的奖金一直没有人领取。几十年来，私家侦探在美国全境找到了数千个与她国籍相同、长相相似而生活境况各不相同的妇女们。新奥尔良、伊利诺伊、明尼苏达、科罗拉多、威斯康星、马萨诸塞、马里兰、缅因。在安大略北部一间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的修女、公厕的清洁女工、妓院的女仆、孤儿院的厨子、拓荒者的妻子、火车上的拖地女工、一位参议员的祖母。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来自卡纳村的玛丽·杜安，我只能说，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只有一回，我收到一则报纸寻人广告的回信，可能由她亲自执笔撰写了一则第三人称的叙述（但显然是个人的自传），讲述一个女人的生平：她被一个贵族的儿子抛弃之后，于“饥饿的40年代”在没有怜悯之心的都柏林当“午夜女郎”的经历。信上没有签名，拼写尽是错漏，没有回邮地址或可以追溯的线索，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康尼马拉南边的说话方式。信件是在1871年圣诞节前夜从新罕布什尔州的都柏林镇的邮局寄出的。可是，当地部门搜索了那座小镇，并没有找到她，对新罕布什尔全州，然后遍及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搜寻也没有结果。
许多人会觉得如果不知道结局的话，那这个故事就是不完整的。无疑，他们是对的。我也这么认为。回过头去看那些书籍，它们似乎对她的情况只字未提，似乎她只是别人——那些更加肆意妄为的人——的生命里的一系列脚注。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找她，如果现在找到了她，我会感到失落。但我找不到她了。或许我永远都找不到她。我希望能在当下这番讲述里多说些内容，不只是在陈述那些伤害过她的男人的经历时才提及关于她生平为数不多的事迹。但我实在是做不到。我虚构了一些内容，但我无法虚构玛丽·杜安，至少没办法在我已虚构的内容上再加点什么。她所承受的苦难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这些年来，有几次我觉得看见了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火车站月台上；在匹兹堡市区，睡在一条门道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登顿一间医院里的护士。但我总是认错人。她们并不是玛丽·杜安。我只能猜想她不想被人找到，就像成千上万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一样，她改名换姓，开始了新的人生。但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或许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最后一次我以为自己见到她是去年11月在纽约时代广场：一个在黑色雨伞的丛林中缓缓行进的幽灵。各间剧院的观众正涌上街道。从大西洋刮来一阵强劲的冬雨。许多人正聚集在一起欢送前往欧洲投身战争的医疗志愿者队伍。在人群的边上，我想我见到了她，独自一人，冒着珍珠般的雨点站在街灯下。她托着一个盘子在卖东西——我想是鲜花。但那天晚上我见到的是一个瘦小年轻的姑娘，而玛丽·杜安已经是个老妇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只信奉理性，这个信仰告诉我眼前这个姑娘不可能是玛丽·杜安。但是，如果她的幽灵真的在百老汇灯火璀璨的街道上行走，那它绝不会孤单——演员们会这么说。据说，幽灵会被剧院吸引，就像它们被战争吸引一样。
讲述她的恋人庇乌斯·穆尔维的命运就比较容易了。他死于1848年12月6日那个惨淡的雪夜，在登陆纽约差不多一年之后，他在布鲁克林靠近沃特街与哈德逊大道的一条巷子的街角被砍得七零八落，当地是醋山爱尔兰人聚居的破破烂烂的棚屋区。在对面的破墙上用白石灰刚刷了一句话：被缚上锁链的爱尔兰永远不会有和平。
在他的大衣口袋里，他们找到了一本皮封面的《圣经》、一个五分钱的硬币和一把泥土。在他的无名指上有廉价的铜垫圈，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他在美国与谁结婚，如果他真的结了婚。他用过一系列化名，其中有科斯特洛、布雷克、杜安和尼，但附近许多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据说没人肯接近他，他总是遭到殴打，在周边的公园里睡长凳，向过路人乞讨吃剩的食物。晚上，人们总是可以看见他来到码头区，盯着驶进港口的船只。他染上酗酒的恶习，瘦得像具干尸。他在死前被折磨过，几乎不成人形。据检查其遗体的市政验尸官报告，他的心脏被割了出来，丢弃在阴沟里，或许当时他还活着。据几位来自康尼马拉更为迷信的纽约人讲述，这场谋杀发生在圣尼古拉[6]的纪念日，肯定不是出于巧合，而是另有深意。
没有人因为这桩罪案被指控，没有人确切记得死难者被葬在哪里。很难相信他曾经存在于这个世上。要不是我遇见过他和认识他，我也会表示怀疑，这个曾在纽盖特监狱里将仇敌打死和在利兹外围的森林里将朋友杀害的恶魔。如果是他杀害了戴维·梅瑞狄斯的话，那他或许已经成了英雄，或许会成为一首英雄颂歌里的主角。恰恰相反，他被遗忘了：一个不起眼的尴尬角色。一个不敢为了事业动手杀人的懦夫。
在醋山西边几英里有一片土地，二十二年前被市政府强制买下，包括一块名为“叛徒之坪”的荒地，当地的乞丐或妓女总是被丢进那儿浅浅的坟坑里。有人说阿纳格利瓦的庇乌斯·穆尔维就被葬在那里，迈克尔与伊丽莎白的小儿子，尼古拉斯的弟弟，一生没有子嗣。那里的坟墓没有墓碑，杂草盖过了碎石。现在那里，连同许多被埋葬的羞耻，是曼哈顿桥在布鲁克林的桥墩所在。
其他曾在“海洋之星”号上的乘客都有自己的秘密。1866年我在南达科他见到一位同行的乘客。总编辑派遣我去那里撰写关于中西部移民的系列文章。我向人问话，找到了一个巡回演出的戏班子，那里据说有许多杂工是爱尔兰人。我跟来自康尼马拉与康诺特其他地区的牛仔们做了几次有趣的采访。但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注意力被场上远处角落的一个摔跤台吸引过去，只要付不算过分的半美元，勇敢的人就可以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一个名叫“孟买巴姆–巴姆”的绞杀术帝王过过招。他以前的管家（其实是他的哥哥）在扮演场边助手和吆喝加油这个重要角色。
见到一个老朋友似乎让他们很开心，当晚我们喝了很多杯南达科他的私酿威士忌。他们叫乔治·克拉克与托马斯·克拉克，两人在利物浦出世，母亲是一个戈尔韦的洗衣女工，父亲是一个葡萄牙水手，他们继承了父亲的深色皮肤（除此之外就没有哪儿像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装扮得有模有样，纵横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小打小闹地实施劫掠和设牌局骗钱，直到有一天在波士顿他们被一个大块头的爱尔兰警察识破，一通教训让他们只得灰溜溜地躲进贫民窟。我们一起缅怀在“海洋之星”号上的日子，显然，比起别的航行，那次航行获利不多。（要不是头等舱的土邦主和他的仆人，恐怕我们都成了他们下手的目标。而且他们认为那是心灵上的服务。他们说：“佛教的教义是劝人舍弃物质财富。”）他们真诚地向我道歉，我也真诚地接受了歉意。他们载我去车站，和我道别，各种不舍各种挽留，恳求我一定要保持联系。
直到上了回纽约的火车我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见了。
我并不感到吝惜。他们坚持付了酒钱。但十一年后，在1877年，我收到一个从得克萨斯州名叫苔丝狄蒙娜这个忧郁名字的狂野小镇寄来的信封，里面放着我的手表，现在上面刻着一句难忘的话：来自印第安地区最亲切的问候。
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名叫劳拉·梅瑞狄斯，在她丈夫去世一年后，我和她结婚了，再没有比她更善良的女人。我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但现在我不会去想起那些时候。十八个月后我们提出离婚，但一直没有分居。我的文件柜里仍然放着最终文件，上面没有必要的签名。五十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伙伴与同志情谊，感情逐年深厚。爱情来得迟，但它终究来了。我们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才知道它的含义。
后来，如果有朋友问及我们的亲密背后的秘密时，她会说她准备在离婚协议上签名，但她要等到孩子们去世后再签。
1868年，在一场车祸中她双目失明，而且余生只能坐在轮椅上。但这并未能阻止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到了美国后，她毕生为了帮助穷人而奋斗，是争取女权与黑人解放这两个事业的英勇斗士。她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但我认为她最足以感到自豪的成就是在1872年的总统选举（支持尤利西斯·S. 格兰特）中因为争取投票权而成为被囚禁的女性之一。当法官问她作为伯爵遗孀与一个奴隶的女儿被关在同一间囚室作何感想时，她回答说那是她最深切的荣幸。只要她见到有偏见与固执，她就会与其抗争，当她亲眼看到时会义愤填膺；而别人，包括我自己，从来不会有这种反应。她在1903年八十七岁生日时去世，正值她帮助创立的美国制衣女工联盟这个组织召开首次会议。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认识了她，而爱上她是我经历过的唯一真正美好的事情。
我们生了一个漂亮的孩子，是一个早产儿，只活到接受洗礼就夭折了，我们用与她的身世有关的两位勇敢女性为她起名：维瑞蒂·玛丽·梅瑞狄斯·迪克森。之后我们很快得知我们再也不能生育孩子，心里非常难受。而且我们不能领养或收养孩子，当时“有色人种”不配享有这些权利。虽然我的肤色与威尔逊总统的肤色是一样的，但我灵魂的肤色在法律意义上却不一样。我的父亲有四分之一乔克托血统，害得我们好苦。当文件从儿童部被送回来时，不宜领养原因一栏上盖了章，里面是“黑人身份”四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