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田静出门上了车，我说：“静姐可以啊，演技真棒！”
田静：“不是你让我演的吗？还必须像那种有钱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我说：“是，咱表现得越有钱，越有可能消费，他才能毫无顾忌地跟我们透露更多信息。”
今天为了装有钱人，我特意把周庸的宝马开出来了。送我出来的小帅哥看见我们开的车，对我们热情地挥手告别。
开出了两条街区，我觉得有点不对：“好像有人跟着咱呢，后边那黑色轿车我看着眼熟，刚才起车时就见到过。”
田静不信：“说不定你错了，黑色车长得没什么区别。”
我说：“静姐，你还会吐槽呢，今天教你个小技巧，有没有被跟踪，一下就知道。”
开了一会儿后我忽然右转，田静：“你疯了，这是单行道，你逆行了！”
我说：“没事，这是周庸的车，只要不被交警现场抓住，到时都是罚他。但现在咱可以确定后边那车是跟踪咱的——他跟了咱一路，习惯性地跟咱右转了。”
田静：“这招确实挺好用，那要没开车怎么办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跟踪？”
我说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找个公交车站。假装漫不经心地等车，趁公交车关门前一秒忽然蹿上车，再回头看看那个你怀疑跟踪你的人什么反应，就基本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跟踪你了。
我和田静开车去了周庸家，看见我们进了地下停车场，那辆跟着我们的车调头就走了。
田静：“你说他跟着咱到底干吗？”
我说：“应该是看看咱有没有财力支付一百二十万元。”
田静：“咱都开这车了他还担心咱支付不起？”
我点点头：“一百来万的车在燕市不算什么。按照最近疯长的房价，这车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住什么样的房子才能证明你的身价，这回看见咱俩进了别墅小区的停车场，估计他们对咱的评判得上个档，会热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们的那个小帅哥就打来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哥们儿，是这样，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点危机，想试试一起养个孩子能不能把这危机解决了。也有可能过几天我们忽然就离婚了，到时候这孩子我们俩都不要，怎么办？谁养着？”
小帅哥笑了：“哥，这事您别担心，我们保证能办得妥妥的。”我说空口无凭啊。
他说：“这样吧，我给您发一个群，平时遇见有代孕中途出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公司都会在里面处理孩子。我把群号发给您，和管理员说一声，您加进去自己看吧。”
这是一个有偿的、网上收养孩子的交流群，群里的主力军是两种人：领妈和宝妈。领妈是群里对收养者的称呼，宝妈则是送养一方。渴望领养孩子的领妈会拿一笔可观的营养费给宝妈。卖准生证以及婴儿用品的贩子也在群里出没。按照群里讨论的平均价格，领养孩子的一方起码要给送养的一方十几万元作为营养费。
我把周庸叫过来，给他看这个。
周庸：“徐哥，这违法吗？”
我说：“当然违法，已经够判刑了。把孩子送给别人，并拿一大笔营养费，即使是亲生父母也得判拐卖儿童罪。”
周庸：“这不算收养？”
我说：“当然不算，中国的收养条件很严的，《收养法》规定了一大堆。通过正当方式领养孩子，需要无子女、没得啥大病、保守收养隐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不能打不能骂，不然就是违法。还要没犯罪记录，征信好看，收养人当地的居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得花钱但更快速高效的网络收养。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我十分怀疑这些送养的人里有一些是人贩子。他们通过这种群组将拐来的小孩卖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过来干吗？”
我说：“现在可以确信，通过这个群组，在他们可以出售小孩的这个平台上，每个孩子能卖八到十五万元。我对那家代孕公司进行检索，发现他们正在招人。你去应聘一下，看看那些负责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过卖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润。”
周庸晚上给我打电话：“徐哥，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我中午刚叫你去应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们经理谈待遇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所以我干脆就没去上班，面试完就直接放他鸽子。”我问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说超哥那一百二十万元的大单，尾款到后，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样，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卖孩子赚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见了小帅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然后他把我带到了给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区。
小帅哥介绍：“您要是办一百二十万元的套餐，代孕妈妈就住这儿。单独一间屋子，这儿最小的户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环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在楼下有什么事一喊就到！”
我说：“等会儿，你确定这儿的治安这么好？”
他说：“当然，我们公司高级套餐的代孕妈妈全住这小区。”
和他分开后，我又观察了一会儿，给周庸打了个电话：“咱俩上当了。”
周庸问我怎么了。
我说：“那个代孕姑娘有问题，她说在楼下推孩子玩的时候，被人抢了，然后喊也没人帮。但是这小区是二十四小时巡逻制——我刚才站这儿看了一会儿，保安巡逻很严，不可能出现她说的那种喊了没人帮的情况。”
周庸点点头：“但她什么动机啊？她为什么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卖了呢？不是说最后能拿十八万吗？也没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说：“行，你来的时候去取十万元的现金，一张卡好像取不了那么多，卡够吗？”
周庸：“没事，我卡多着呢。”
周庸到了以后，我们俩上楼敲门，代孕姑娘打开门：“你俩啊。”
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后，又要倒水。
我说：“你先不用倒水，说说孩子去哪儿了吧。我们了解了楼下的安保情况，感觉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抢，去看了监控也没看见抢孩子的记录。”
她说：“我就是被人抢了，别的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那孩子连存在的证据都没有，我们拿你没什么办法，但我带了十万元现金来，”我拍拍周庸提来的包，“你告诉我孩子去哪儿了，钱就给你，咱不谈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儿，成吗？”
她想了想，给了我一个电话号：“这人那天在‘代孕妈妈群’里联系我，说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给别人，可以给我十二万元的营养费。”
我说：“你再帮我个忙，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换笔营养费。”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万元，打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着一个我们用娃娃包的，看起来像是婴儿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点等着人贩子。
这里是两条路的交界点，一边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马路，一边是高速大桥。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计他肯定怕我们跟踪，这些路路况不稳定，说堵就堵，这儿我们就不要管了。他急着离开时肯定会选不会出错的地方开快车走，不是大马路就是高速大桥。干脆咱俩直接去那俩地方等吧，还不容易被发现。”
3:30，一台慢悠悠开过的轿车忽然停住，下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一把抢走李超老婆手里的东西，扔下一袋钱，上车就走，顺着大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间减了一下速，估计发现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险，没停车继续走了。
我和李超一直通着电话，知道车型后，我在它上环线的时候跟上了这辆车，一直到了一个别墅小区。车停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进了屋。
我告诉周庸位置，让他过来和我会合，天黑时一起行动。
半夜1点多钟，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别墅的灯都关了。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头对着别墅扫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红外摄像头。确定什么都没有后，我和周庸换上消音的软底布鞋，猫着身子走到一楼防盗门处。
听着里面没什么动静，我走到别墅后面对着厨房的小门，用铁丝轻轻地打开门锁，进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处找了一下，觉得最有可能关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机打字给我：“徐哥，要不咱直接报警吧。”
我拿过他的手机：“警肯定得报，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来。他那孩子没出生证明，被警察带走后很麻烦。”
安眠药只能去医院药房凭处方单购买，不可以随便吃
我发消息给李超，问他认不认得出他儿子的长相。李超说认得出，到时候给他发视频或照片他就能认出来。
周庸在地下室门口帮我望风，我极其缓慢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走了下去。地下室里有十几个孩子，大的也就五六岁，小的还是婴儿。他们每个人都睡得特别熟，桌上还摆着一盒史蒂诺斯，看来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药。婴儿总共有四个，我拿出手机分别照了一张，发给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复：“第三张和第四张那个是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说：“你先别感谢我，第三张和第四张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人，到底哪个是你儿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个小伙离奇死亡，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n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我说：“我对这种事都有怀疑。前几天我看新闻，说有个学生借钱还不上后自杀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机，看他同学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议用骨灰验DNA，周庸问我能不能验出来。我说当然不能，高温会把骨灰烧得只剩下无机物，还会使DNA变性。
我想了想，问周庸能不能和同学们商量下，把这事统一交给我们代理。“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帮他们把人找出来，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为调查费。”
周庸发了一会儿消息：“他们都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学时的导员咨询到了马北一的地址。我们俩开着车到了地方，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箱牛奶，进了小区。
上到四楼，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我们是谁，周庸说是马北一的同学。一个戴眼镜微胖的中年妇女态度不是很好地打开门：“又是来要钱的？进来吧。”看来之前已经有人上门要过债了，我和周庸进了门，在沙发上坐下，将买的两箱牛奶递给马北一母亲后，她态度缓和了一些：“吃点橘子吗？”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题：“阿姨，北一这事太突然了，欠这么多钱，人忽然就没了，说实话我们有点怀疑。”
马北一的母亲没和我们多解释，走进卧室拿出几张纸，放在茶几上，让我们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来看，是三张证明。一张医学死亡证明，一张火化证明，以及一张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的存根。我趁着马北一母亲和周庸说话时，把三张纸都拍了下来。
和周庸出了马北一家后，周庸从车里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仅有死亡证明，连户口都注销了。”
我说死亡证明没用，网上花几百块钱就能办，真的假的都能办。而且派出所注销户口，也是根据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来的，所以也不能作准。
周庸问我是不是觉得他没死。
我说：“是，我不怎么信，他家房子怎么也得有个五六十平方米吧。燕市今年的房价历史最高，虽说房子旧了点，但按这地段，也能卖个三四百万元。马北一大概欠了一百来万元——守着三四百万元的房子，能为这一百来万就自杀？”
我决定从火化证上入手，查明马北一是否假死。
一般来说，真的死亡证明好办，但真的火化证一般办不了，这证得真把人烧了才能给。而且，燕市的殡仪馆都实行流水线制，由计算机系统控制过程，每个人一进殡仪馆就会有个专属条形码——这个火化证明上的条形码造不了假，真伪一验就知。我偷拍下马北一的火化证，也是为了那张能验真假的条形码。
我们看时间还早，在路边找了家复印社，将马北一的火化证明的截图打印出来，然后开车上了高速直奔殡仪馆。
下了车，周庸问我：“徐哥，咱就直接找工作人员去问？”
我说：“不用两人都去问，你拿印着火化证明这张纸去找工作人员，让人帮忙扫个码验真伪。我到处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过了一会儿周庸给我发消息，说条形码是真的，扫出了马北一的火化信息。我回信说知道了，让他过来找我。
周庸和我在殡仪馆里转了几圈，没什么发现，火化房也不让进，线索断在这儿了。我们俩决定上趟厕所，然后离开想想新的办法。
我俩在殡仪馆厕所的隔间里小便，厕所里贴满了小广告，有卖花圈寿衣、有办假证的。我忽然有个想法，赶紧提上裤子走出来，周庸正在洗手，我一拍他的肩膀。
周庸指着我的手：“徐哥，你尿完尿没洗手。”
我说：“先别管这个，假设马北一是假死的话，你说是谁帮他办的火化证呢？1.网上找的人；2.本来就认识的熟人；3.这个殡仪馆里的人。”
周庸想了想：“我觉得不能是网上，网上办假证的太多，他需要一个真证明。本来就认识的人也不太靠谱，有几个人能认识干这个的啊？我觉得他是在这殡仪馆找的人。”
周庸和我想到一块儿了。
我让周庸溜进殡仪馆的女洗手间，挨个进隔间看一眼墙上的小广告，我看男厕所的隔间。
周庸喊了几句，确定女厕所里没人，迅速冲进去挨个开门看。在女厕的一间隔间的一堆小广告里，他发现了一行用黑笔写着的字——代办火化，电话：13×××××××××。
周庸喊我：“徐哥，我找到了。”
我说：“你赶紧拍下来，我就不进去了。”
对着周庸拍下来的电话号，我掏出手机，用网络电话App打了过去。响了几声那边有人接：“你好。”
我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火化代办业务。”
他说：“好的，您家是有土葬的需求吗？”
我说是。
他说：“我们明码标价一万两千元，明着和您说，这里面有四千元是我的中介费，另外八千元运尸工和火化工平分。把您的身份信息给我，保证每个环节都不出问题，您直接拿火化证。”
我问他尸体从哪儿来，他说好办。
“麦穰、玉米秸、棉被、旧衣物、人体塑料模型都能装成尸体，烧完都是灰，就直接装骨灰盒里了。”
我说：“你们这靠不靠谱啊？近期有成功案例吗？别最后家里老人入土了再被发现，让人挖出来。”
他说：“你放心，两周前刚做完一活儿。”
我借口和家人商量商量，挂了电话——马北一火化证明上写的火化日期，正是两周前。
我和周庸出门上了车，周庸递给我根烟：“看来马北一这孙子真是在玩假死。”我点头：“把他找出来就行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盯梢马北一的母亲。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开车过去，在小区楼下盯了他妈两天。这两天母亲每天下午2点都会去农贸市场买菜买水果。每晚6:30都会准时下楼，和楼下的大爷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一直跳到8:30。
掌握了马北一母亲的行动规律后，第三天晚上6:30，我和周庸叫上私家侦探老孔，趁马北一的母亲下楼跳舞，溜上楼开了锁，让老孔在客厅和卧室里安了八个针孔摄像头和两个监听设备，并调试了一遍。
广场舞结束之前，我们迅速撤回了路边的车里，实时监控情况。
两天过去，马北一的母亲并未和马北一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电视、跳跳舞。10月25日中午，终于出现了一点儿变化，一个女人敲门，送上了一个包裹。
周庸让我猜是不是马北一邮过来的。我说：“我不猜，看看就知道了。”
老孔是器材大师，安装的针孔摄像，基本能保证在客厅和卧室没什么死角。因此我和周庸清晰地看到——她从包裹里拿出了一沓又一沓的钱，没有大票，全都是二十元和十元的纸币。
周庸问我人民币能邮寄吗？
我说不允许，人民币属于快递违禁品，但一般邮了都没事。因为很少有快递公司在邮寄之前检查。
我们正讨论着钱是不是马北一邮的，上面有没有什么暗号之类的信息时，马北一的母亲往包里放了几沓钱，出门了。
我和周庸等着他的母亲走出小区大门，开车跟了上去。她步行去了附近的菜市场，逛了一会儿，买了点菜后，在一个水果摊停了半天，买了许多水果，然后打车走了。
我让周庸开车跟着她，自己跑到马北一的母亲刚才买水果的摊位，掏出两张一百元：“大姐，能帮我换点零钱吗？就要十元或二十元的。”
她说行，接过我的一百元纸币对光照了照，然后拿出了刚刚马北一母亲交钱时所用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纸币。
我拿着九张二十元和两张十元，反复仔细地观看，上面并没有暗号之类的。又看了一会儿，我终于发现了一点不对。所有二十元的钱号都一样，两张十元的钱号也一样——这十一张钱都是假钞！
这时周庸打来电话，说马北一的母亲到家了，问用不用来接我。
我说：“你来吧，正好这旁边有家火锅店，咱俩先吃口饭。”
周庸到了后，我们俩在店里点了个辣锅。我告诉他那一包裹钱应该都是假钞时，周庸很惊讶，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错不了，钱的钱号都是一样的，而且她专门挑没有点钞机的一家水果摊买东西，这样就不会有人特意去看小面额钱币的真假。”
我们都有个固有印象，就是假钞一定是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钞，小面额的钞票不可能有假的，所以绝不会去看。其实这是不好的行为，因为现在市场上小额假钞也逐渐多了起来。
周庸点点头：“这也太难发现了，正常人谁能注意到钱号是一样的。”
我说：“不仅是号一样，这钱听着也有点问题。”真钞声音是比较清脆的，假币的纸张比较柔软，用手弹的话它的声音是发闷的，用真钱对比着一弹就能听出来！
摆在我和周庸面前的有个疑问。这些假钞是马北一的母亲自己买的，还是别人给她的？和马北一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决定继续盯梢，再有人给她送快件时，拦住快递员，看能不能查到邮件是从哪儿寄出来的。
第三天，上次送包裹的那个女快递员又出现了，还是给马北一母亲送了一个包裹，里面仍然是二十元和十元的假钞，两人说了几句后，女快递员就出了门。
我和周庸坐在车里，看着她从小区走出来，刚想下车拦住她，却发现她并不是骑着快递员的运送车来的——她骑的是一辆私家摩托车。
周庸：“徐哥，这姑娘好像不是送快递的。”
我点点头：“咱们跟上去。”
开车跟着骑摩托的姑娘，一路向北，在快到郊区的地方，姑娘停下车加油。周庸奇怪：“中间那么多加油站她怎么不加，跑这儿来加？”
我让他别想那么多先下车，管她要电话，还嘱咐周庸不管能不能要到，一定要让她把电话掏出来。
周庸下车奔着摩托姑娘就去了，我也下了车，向他们身后绕过去。周庸拿出手机和姑娘说了几句，姑娘摇摇头。周庸又说几句，姑娘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按了几下，然后揣进了右边的裤兜里。
我从后面看到姑娘输的密码是3312，然后假装没看路撞上去，顺手掏出摩托姑娘裤兜里的手机，在背后递给周庸，跟姑娘道歉：“真不好意思，没看见。”她没说话，拿回加油卡，骑车走了。
我问周庸怎么让她把手机掏出来的。
周庸：“管她要电话她不给，我说那你记下我的电话吧，想给我打就打，不想打就算了——她就没好意思再拒绝。我还问出了这妹子叫什么，叫李欣然。”
摩托车因其便利性，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我点点头，这不一定是真名，但也没多说什么，让周庸赶紧开车跟上。
在车上我掏出李欣然的手机，按3312解锁，翻看她各个社交软件的储存空间——微信没怎么用过，基本没有缓存，微博也没占什么空间，关注的人只有几个段子手。
但她QQ用得很多，占用了1G多的存储空间，其中有七百多兆来自一个特别活跃的群，叫“人民币交流群”，我翻到这个群，有一百多条未读信息。点进去一看，这姑娘还是个管理员。翻了一会儿，我发现这好像是个假钞交流群。我用备用的账号申请加入了该群，然后用李欣然的账号进行了通过验证。
我们跟着摩托到了郊区的一个小区，她骑了进去。这是个封闭小区，陌生的车不让进，好在周庸有朋友家住在这儿。我们进去后，在院子里绕了两圈，在一栋白色独栋别墅的门前，看见了那辆摩托车。
我下车将李欣然的手机扔在了她的摩托车旁边，伪装成不小心掉了的样子，和周庸记下了这栋房子的位置，就回家了。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研究那个叫“人民币交流群”的假钞群。这不是个假钞交流群，这是个假钞出售群——群里只有一个卖家，就是群主，剩下的都是买家。虽然成员覆盖了全国各地，但在群里交流时，每个人都使用“暗语”——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搞清楚这些暗语的意思。
面值一百元的假币，暗语为“红牛”或“红货”，面值五十元的叫“青蛙”，有二十元的“黄货”，十元的“蓝货”。一百元的“红货”每张售价十五元，五十元的“青蛙”每张十元，二十元的“黄货”三元，十元的“蓝货”只要一块五。
我拉一个很活跃的老群员私聊了一下。这个人告诉我，现在小额假钞远比大额假钞受欢迎，出售比例差不多能达到5∶1。
按照他的话说：“十元、二十元的，做得特别真，怎么花都能整出去！”
我问他这群里假钞销量怎么样。
他说：“可牛了，群里每天都能卖出一百多万面额的假钞——群主一天得赚十几万！”
我想起了给马北一母亲送假钞的李欣然：“都是专门的人负责运输吗？”老乡发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哪儿能啊！那成本多高啊，都是特快包邮。”
调查马北一，竟然查到了一个假钞团伙，这意外挺让人惊喜的——每天输出上百万的假钞，如果能拿到一手资料，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但这并没有解决我和周庸最大的一个困惑——李欣然给马北一母亲送的假钞，是哪儿来的？我们决定从这姑娘入手。
她给马北一母亲送假钞，而且是假钞群的管理员，肯定知道些什么。
10月27日上午，我和周庸又开车来到了这个小区，想要摸进她的别墅，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中午11点左右，李欣然骑着她的摩托车出了门后，我和周庸下了车。周庸：“徐哥，她家里有人怎么办啊？”
我说：“咱先按门铃，燕市下个月15号供暖，这段时间暖气试水。咱就说是物业的，检查暖气是否漏水。”周庸点点头，我们俩走到门口按了门铃，半天没人回应。
我和周庸在别墅四周转了转，确认屋内没人，四周也没摄像头后，撬开了一楼卫生间的窗户，溜了进去。
这栋别墅的装修风格偏欧式，多用各种黑色、金色、棕色搭配。墙上的液晶电视很干净，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擦拭。整栋建筑分两层，每层分别有两个卧室，每个卧室都带一个卫生间。
我让周庸在一楼寻找证据，然后轻手轻脚上了二楼。楼上的两个卧室都有人住，被子全都没叠。我在两间卧室厕所的洗脸池、木梳上找到几根毛发，装进塑料袋揣了起来——如果需要通过DNA验证马北一是否活着，这些东西就能做证据。
装完头发后我仔细观察四周，发现厕所的马桶圈是掀起来的。如果只有女人住在这屋里的话，一般是不会掀马桶圈的——这屋里可能有男人。
紧接着，我走到洗脸池旁，仔细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牙刷，发现两只牙刷的刷毛都是潮的，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刚被丢弃的旧刮胡刀刀片，还有一双换下来的袜子。检查完楼上，周庸正好检查完楼下，告诉我楼下的卧室也都有人住的痕迹。
屋里没发现电脑之类的东西，我有点不甘心，让周庸上楼再找一圈，我则在楼下再找一圈，以防漏掉什么。周庸点点头，往楼上走，在一楼跟二楼中间的楼梯拐弯处，周庸停下来：“徐哥。”
我看着他，周庸用手指着楼梯拐角，我走上楼梯仔细看——那儿有一扇门，因为颜色和墙纸太像所以我完全没发现。一楼和二楼之间，有间没窗的夹层间！我掏出隔墙听贴在门上，戴上耳机——里面有人的说话声，还有机器嗡嗡的声音，应该是印刷机的声音！
我向周庸比了个手势，让他出去报警。有印刷机的声音，造假钞的机器可能就在这间屋子里。
周庸小声说：“万一没在里面怎么办，那不是报假警吗？”
我说：“没事，最多拘留你几天。”
周庸点点头，下楼出别墅去打电话报警。
看着周庸走出去，我重新戴上耳机，想继续听听里面的人在说什么时，门忽然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我们俩互相吓了一跳。我转身就往楼下跑，这人从身后一把抱住我，声嘶力竭地喊：“有人进来了！快出来！”
我感觉多了几只胳膊在扯我，转头一看，又多出了三个壮年男子，他们一起抓住我，拽着我进了夹层的房间，关上了门。
我一看跑不了了，举起双手，主动把手机上交：“服了，咱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说话的时候我四处打量了一下这个夹层间，面积不小，得有个四十平方米左右，墙上贴满了吸音棉，完美地掩盖住了印刷机的声音。
吸音棉
屋里是一个极其专业的假币加工厂——几台电脑、大型打印机、烫金机摆在四周，几个女工正在流水线地印制假钞。我看了看屋里地面、墙角堆满的成品，外观上和真钱一模一样，用肉眼几乎无法辨别。
那个和我撞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上来就踹了我一脚，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是谁。我说自己是追债的。
他又一脚踹在我遮挡的胳膊上：“我去你的，骗谁呢，追债追到这儿来了，你追谁的债啊？”我说马北一。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没说话。中年男人想了想，对着那边的墙角喊了一声：“马北一，这人你认识吗？他说来管你要债的！”
墙角站起来一个很瘦的人。虽然是第一次见本人，虽然有点瘦脱相了，但周庸给我看过他的照片——这人是马北一无疑。马北一站起身，困惑地看了我两眼，说从来没见过我。
我说：“我是周庸的表哥，我弟借给你十多万元你不知道吗？”
他点点头，说周庸是他的同学，自己确实管周庸借钱了。
那个中年人上来抓着我的头发问我报没报警，我把手机要回来解锁给他看通话记录，没打过110。
他又问我怎么找过来的。
我实话实说：“跟着一个给马北一的母亲送快递的、骑着摩托的小姑娘找过来的。”
另一个人骂了一句，说李欣然暴露了，要去给大佬打个电话，顺便问问这人怎么处理，开门走了出去。中年人让我去墙角蹲着，吩咐马北一看着我。
我在墙角蹲好，马北一走了过来，我和他搭话，没提周庸的事，指了指正在把假钞泡进水里的一个女工：“干吗呢那是？”
马北一看了我一眼，说：“她在把假钞做旧。那是醋水，泡个十几分钟后捞出来吹干，就能被酸性腐蚀一点儿，看起来旧一些。”说着他又指指旁边的另一个女工，说：“她用的方法比这个高明一些，我们自己配的轻度腐蚀剂，做出来的假钞没有醋酸味，这种每张多卖一元钱。”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女工先拿了一个白色瓶子在假币上喷几下，然后换成一个蓝色的瓶子再喷几下——本来还崭新的纸币竟然慢慢变了色，完全没有了光泽，就像用了很久的钱。最后，用吹风机把假钞吹干。
我问马北一有没有可能放我走。马北一让我别想了。
我不停地和马北一说话，问他问题。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方便我观察四周，看有没有逃跑的机会——万一他们在周庸带警察来之前，就要干掉我，那就太背了。好在他还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指了指正在印假钞的打印机，问他那和一般打印机有什么区别。马北一说：“这是凹版打印机，大几十万元一台，价格高，但印出来的钱有立体感，最像真的。”
我说：“那你骗同学的钱是不是都花在这上面了？”
马北一情绪有点波动：“我根本就没想骗周庸他们的钱！本来就是想拿这钱买设备印假钞卖，快速把钱还上的！”
我本来在看着门口，那个发现我的中年男人和另一个人坐在那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基本没有越过两个人拧开门锁逃跑的可能。
听见马北一的话，我有了点兴趣。
问他说：“那你妈的事呢？你也不算骗吗？你说你妈尿毒症，捐款手术，然后你妈又去世了，其实你妈还活着。”
马北一骂了声，说：“你说什么呢？我妈确实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他不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骗我，但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说：“不可能，我昨天还见过你妈，就在你家见的。四五十岁，有点发福，短发，戴个眼镜，嘴角有点微微下垂，你敢说不是你妈？”
马北一说：“不是。我都和你说了，我妈已经死了，尿毒症，一年了。”
我说：“我亲眼看见了，有个给你妈送假钞的姑娘，从这栋别墅里出去了，骑个摩托。”
马北一点头：“你说那姑娘叫李欣然，是我女友。”
我心里有点发寒，如果我跟踪监视了多天，每天下楼跳广场舞，对着我和周庸拿出马北一死亡证明的人，不是马北一的母亲，那她是谁？
马北一看起来很冷静，对有人冒充他母亲没有一点儿惊讶。
我说：“你一定知道她是谁。”
马北一没回答我的问题，问我知不知道彭大祥。
我知道一点。彭大祥是汕头的一个画工，今年七十多岁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他的画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号称是中国假钞界的“教父”。他于2014年被广东警方逮捕，正在监狱里服无期徒刑，当时“焦点访谈”特意出了期专题来报道他。这个老头有多厉害呢？他曾经手绘过十三套母版人民币，中国96.7%的假币都是使用彭大祥制作的母版人民币拓印出来的。
彭大祥是“803”特大假币案主犯
马北一说：“你还知道彭大祥，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说：“我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才干这种帮人追债的活儿。”
马北一接着往下说：“彭大祥制作的十三版人民币母币，都是百元面值的。但其实被捕之前，他还做了两套母版人民币，一版是二十元的，一版是十元的。”
我想起了假钞群里卖得最好的，就是十元和二十元。问他这两套母版人民币是不是在他们手里。
马北一说：“是，那个你觉得是我妈的女人，也姓彭。”
我问马北一那个女人是不是彭大祥的晚辈，马北一说他也不知道：“但她和我女友有点亲戚关系。”
我问他和这个女人认识，是通过女友介绍的吗？马北一说是。
母亲去世后，他四处打工旅行。今年3月份，他到汕头时，在火车站有人招印刷工，他就跟着去了，结果发现是个假钞团伙。马北一很快学会了如何做假钞和在网上卖假钞，并在团伙里交了一个女朋友，李欣然。
他在闲聊时，和女友透露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母亲去世的事。李欣然把这些告诉了自己的长辈——同时也是团伙的头领，彭姓妇女。
彭姓妇女在汕头一直是警方的监视对象，听说了马北一的家庭情况，把他找来商量——可不可以不注销马北一母亲的户口，让她使用马北一母亲的身份，躲一躲。因为是女友长辈的请求，马北一答应了下来。
彭姓妇女告诉马北一，自己手里有彭大祥两套假钞的母版，问马北一想不想合作。马北一从小就敢想敢干，一想还是彭大祥的母版，肯定能赚钱。他假称自己在包工程，向同学朋友借钱，加上自己的一点儿积蓄，凑齐了一百多万元的开工本钱，买了凹版印刷机以及印制假钞需要的其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