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庸刚要说话，我拦住他：“不用，我们不打车。”
绕到出租车停放区的侧边，有许多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我和周庸上了车，说到汽车南站。周庸问我，为什么机场一出来那儿不打车，跑这么远来坐出租。
我还没说话，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这小伙是聪明人啊，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没人管吗？”
司机摇摇头，没再说话。
到汽车南站时，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已经5点了。
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徐哥，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卖到泊州来——这也卖得太远了吧！”
我说：“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
感怀镇的空气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我和周庸按照地址，问了几次路，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
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开，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
大叔说自己是邻居，就住旁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是记者，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大叔没说话，转身走了。
周庸问我：“徐哥，等会儿直接问他们认不认识人贩子？”
我说：“当然不能这么说，他们至今没孩子，也没领养，肯定有困难。从对方角度出发，人家才能理我们。”
天黑了，陈强夫妇才回来。
我说我们是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他们买孩子的事，想问下，为什么不去福利院领养，而找人贩子买。这对夫妻一肚子苦水：“我们也不愿意啊，八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
他们很高兴有人来关心，让我们留下吃饭，我和周庸顺势就答应了。饭桌上，我问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人贩子的？是否知道人贩子的下落？一般来说，人贩子是这么做生意的：他们会先找一个对孩子需求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持续地卖孩子，直到这个地方被满足，再寻找下一个地方。
他们表示不知道：“那人贩子就是碰见的，不是我们主动联系的。”
我看到陈强夫妇说不知道之前，做了一个眼神的交流——他们在撒谎。不交代人贩子的联系方式，很有可能是，他们还想再买一个。
我吃了几口饭，说要去卫生间。陈强指了一下：“二楼右边的那个门就是。”
陈强家是个二层小楼，一楼是客厅、厨房和一间卧室，二楼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我放轻脚步，悄悄在二楼找了一圈——屋里没有电脑，有一本笔记本，还有一个固定电话。
我翻了翻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都是茶叶出售的账目——感怀镇是出名的茶叶产地之一。翻完这本账，我没找到和人贩子有关的信息。固定电话上有些通话记录，我把号码都拍下来，掏出口香糖嚼软，粘了个微型录音器到床头柜底下。到卫生间冲了下厕所，我就下楼接着和他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我跟陈强夫妇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镇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间，我把窗帘拉上。周庸问我拉窗帘干吗。我说：“有人跟踪，刚才咱往镇政府这边走的时候，后边有个车一直跟着。但应该不是专业的，开得特别慢，大灯一直晃着咱俩身后。”
周庸：“是人贩子吗？”
我说：“不知道，但应该和这事有关系，咱这两天得注意点。”
我把拍下来的通话记录，发给了线人小K，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些号码是否有问题。一个多小时后，小K打电话回来，说这些电话看不出问题——都是本地的电话。在自己家乡做人贩子的很罕见，警察太容易查证，人贩子应该不在这些电话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了陈强夫妇家，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周庸按照我们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问陈强夫妇一些问题，我借机四处观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猛扒两口饭，再次借口上厕所，去二楼拿回微型录音器，发现床头柜上摆了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就拿出手机，把这报纸前前后后每页都拍下来，然后下了楼。
再没找到其他线索，我们告别了陈强夫妇，回到旅社。
录音笔。录音笔的内容不能当作证据使用，但可以震慑他人
进了房间，周庸问我找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报纸的照片，他翻看了一会儿：“没看出来啊，徐哥，哪儿奇怪啊？”
我告诉他，这是份假报纸。
“首先排版太乱，一个正规报社，就算再不专业，也不可能这么不守规矩；其次这刊号我认识，CN44-0103，这是《四方时空》的刊号，我原来总是看，订过两年。”
周庸点点头：“我小时候，燕市地铁里总有卖假报纸、假杂志的，天天在那儿喊哪个明星死了，好多外地游客去买。”
我仔细地翻了翻报纸的照片，确实都是一些灵异故事。只有最后一页是一整面的广告，有卖钻石的，有卖房子的，也有卖衣服的。我看了两个广告，觉得不太对——这报纸上的广告都很奇怪。
河西精品钻石销售，经过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经验男设计师打造，通过国家B级认证，八万起售。
天琼服装店，女孩街一百二十号七座，六万+品质高，全都是A货。
我递给周庸，让他看：“你能看出来什么？”
周庸看了两眼，很疑惑：“看出来什么？这不就是小广告吗？”我说：“不是，这是暗语，人贩子的售卖信息。河西精品钻石销售，经过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经验男设计师打造，通过国家B级认证，八万起售。意思是河西市拐来的，身高一百一十厘米，六岁男孩，B型血，八万块。天琼服装店，女孩街一百二十号七座，六万+品质高，全都是A货。意思是，天琼市拐来的女孩，身高一百二十厘米，七岁，六万块，A型血。”
周庸又看了两遍，目瞪口呆：“徐哥，神了你，这都能看出来！”
我说这都是经验。前几年我查过一个卖淫团伙，就是用这个方式招嫖。
终于有了一些人贩子的线索。我掏出拿回来的录音器，递给周庸，让他插在电脑上放一下。
我和周庸倒着听了一会儿——陈强晚上还真用座机打过一个电话。
周庸：“徐哥，这普通话方言味道太重了，我也听不懂啊，他们说啥呢？”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大致的意思就是陈强告诉电话那头的人，让他放心，自己什么都没说。
我走到窗边，从窗帘的缝隙向下看，那天在陈强家门口遇到的邻居大叔站在楼下抽着烟，时不时抬头看两眼。
我问周庸几点了，周庸看了看手机，说：“2:30。”
我说：“咱走吧，已经被人盯上了。住宿条件也太差，先回泊州再做下一步打算。”
在镇口坐上开往安通县的小巴车，我回头看了一眼，跟着我和周庸的大叔转头回去了。
周庸问我：“徐哥，跟着咱们的是人贩子吗？”
我猜不是：“应该是其他买孩子的人，能用报纸广告卖孩子，证明这个地方的需求不小。跟踪的应该真把咱俩当记者了，怕查出什么，自己买的孩子也得被警察带走。”
到了泊州，我们开了间房，拨通了报纸上小广告留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问我想来点啥，我说要天河服装店的A货。他说六万元，并告诉我一个账号。“先打一万元，剩下五万元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问他在哪儿交货，他说最好在我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在外面交，地址由他们定。我说我人在泊州，具体地址他定。
他说今天收到钱，明天就可以交货。
我挂了电话，给对方转过去了一万元，让周庸租台车。周庸用手机弄了一会儿：“租好了，徐哥。”
“挺快啊，租的什么车？”
“宝马，一天一千两百元。”
我说：“你不能省着点啊！你是不是傻啊！租这么贵的车，就不能租个普通的丰田吗？”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和周庸还在睡觉，接到一个电话，交货地点定在蓝山路的一个防空洞。
蓝山路下面有很多的防空洞，纵横交错，横贯马路左右，有一些是被砖墙封住的，有一些被打通，里面有人活动的痕迹——天气炎热的时候，泊州有很多人都会来这里避暑，泊州气温四十度时，防空洞里也就二十几度。但现在的气温只有二十多度了，这里又湿又冷，基本没人。我本来感冒还没好，一进里面直哆嗦。
因为取车花了太长时间，到这里时，距离人贩子联系我，已经过了近两个小时。我和周庸站在湿冷的地下防空洞里，给人贩子打电话。防空洞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根本找不到哪儿是哪儿。
对方接了电话，说我们太慢了，他怕有危险，换地方交易，让我等电话。我和周庸白跑一趟，开车回到酒店。
晚上8点多，人贩子又来了电话，让我们三十分钟内到新湖公园的大门。周庸查完地图松口气：“就在咱旁边，走着去可能更快。”
我说：“我自己走着去，你开车。人贩子要是开车走，你正好跟上他。”周庸说行。
独自经过无人的树荫地带，要注意安全
下楼后我感觉有点饿，就在路边买了几个小饼，一边吃一边往公园走。吃着饼到了公园，我隐约看见门边树荫里有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之前没来过泊州，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是栽了，那就得原地爬起来。所以我比较小心，装作给女朋友打电话吵架，在门口转了几圈。
没发现对方有隐藏的同伙，我拎着五万元现金，走向了树荫。
我走近拿手机晃了一下，是一个穿得挺破的、脸上有些脏的消瘦中年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倒还算干净，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年男人拿手挡住脸，让我把手电筒关了。
我问他是来交货的吗？他点点头，我抬抬手里的塑料袋：“五万元，用点点吗？”
他接过钱检查，我蹲下看小女孩，想伸手拉她，她往后一缩。我站起身搭话：“我还有朋友想买小孩，能给便宜点吗？”
他沾唾沫数着钱，摇摇头说：“不行，报纸上的都是明码标价，不讲价。”
我问他报纸上的都是他们的生意吗？他说是。
中年人点完钱，把小女孩向我一推，转身就跑。
我打电话给周庸：“他往湖街跑了，男，中年，消瘦，短发，脏，黄夹克。”周庸很兴奋。
我牵着小女孩先回了酒店。两个小时后，周庸回来了：“幸亏租了宝马，要不然就和人贩子的丰田撞车了。”
我让他别扯了。
周庸告诉我，他跟到靠近港口的一个大院。
我说：“既然知道在哪儿就好办了，明天咱们先确定一件事。”
周庸：“徐哥，咱这次来坐飞机，为了不被查，什么防身设备都没带，是不是得置备点儿啊？”
我说：“也是，昨晚下楼吃饭，看见道边有五金店和情趣用品店，足够买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带着小女孩去医院做体检，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过个山洞就到。晚上体检的报告出来，结果和我们猜测的不一样，女孩很健康，没有得包括性病在内的任何传染病。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昨晚的男人是不是让小男孩感染上性病的人贩子。
我和周庸把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假装热心群众捡到了一个走丢的孩子，将小女孩交给警察后，留下了假的联系方式——全程我和周庸一直戴着鸭舌帽，遇见监控就低头，避免被拍下脸。
将小女孩留给警察后，我和周庸开车前往了那个院子。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下午5点了。将车停在附近，转了回来，因为不确定院子里是否有人，我们蹲在院子旁边的树丛里等。过了一会儿，一辆丰田开了过来，周庸低声说：“徐哥，昨晚就跟的这车。”
车里下来了几个乞丐，每人抱着一个孩子。
周庸骂了声：“走到哪儿都有乞丐团伙。”
一波乞丐进了屋，一波乞丐上了车，还跟着几个缺手缺脚的小孩，车又开走了。
周庸：“这是要轮班啊！”
确定了院子里还有很多人后，我和周庸回到车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我们戴上帽子，拿了两根钢管，回到“丐帮总舵”所在的大院，翻了进去。
院里鼾声一片，睡着十四个孩子——就盖着硬纸壳，直接睡地上。这几个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但身体都不健全。
有个男孩看起来七八岁，瘦得像条狗，头骨凹了一块，光着上身，腿上穿着一条已经看不出底色的裤子——他的右腿从背后拧了个圈后从左侧脖颈处伸向前，他的脸不得不贴在自己的脚上。他的左腿从身前向上从右侧跨在自己脖子的后面，两条腿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只能侧睡在地上。
这孩子忽然睁开了眼，看见我们“啊”地叫了一声，我们转身就跑。刚跑到墙边，屋里出来个人，大喊一声：“有人来了！”
屋里蹿出好几个人，跑向我和周庸。我让他踩我肩膀先翻上了墙，周庸拽着我的手向上提——我感冒几天，还发烧，有点虚，一把没上去，对方已经冲了过来。
周庸死命拉我，我向上使劲的时候感觉有人拽住我的脚，我往后用力一蹬——鞋掉了，我和周庸从墙上掉到了外面。
我隔着墙喊了一声：“别追了，什么都没偷着！”顾不得身上疼，我们爬起来就拼命跑，一直跑到了港口，有许多工人正在卸货。看见人多我们放了心，打车回到酒店。
回去后，周庸问我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我说：“应该不能。咱肯定不是警察，要不就不跑了，加上我喊的那句，他们应该以为就是小偷吧！”
周庸点点头：“怎么那么多残疾小孩呢？”
我估计可能是故意收集的，也可能是采生折割，残疾小孩要钱比较容易。采生折割是江湖上流传了几百年的、最惨无人道的做法。就是把孩子的手脚折成奇形怪状，放在大街上乞讨，黄昏再接回去。丐帮从未灭绝，采生折割也从未灭绝，各个城市都有，所以见到这样的儿童乞丐，第一选择应该是报警。
周庸点点头：“太残忍了，但那些健全的孩子都在哪儿？像他卖给咱们那女孩一样的，我一个没看见。”
我说：“不知道，明天咱们问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庸打车去取回了被我们战略抛弃的宝马，在路边等那辆丰田出现——这是开往市区最方便的一条路，对方有很大可能会走。
上午9点，那辆车出现了，我和周庸立即跟上。司机在紧靠着步行街的路边停车，让几个乞丐下了车，然后又开到了一条文化老街。他把车停在巷子口，进了一家茶楼。
周庸：“这生活得还挺雅致。”
我觉得应该不是。听人说过这条老街的一些秘闻，这条巷子里有很多出名的“洗钱地”——这里面有些高档茶座，有门槛，不能随便进，里面都贵得要死，进入一次最少好几万元，只有洗钱的人能进。周庸：“这是什么洗法？”
我跟他解释：“比如说你消费了十万元，走之前，可以把自己的一盒茶叶卖给对方，他出九万买。这样你的钱就洗白了，他也赚了一万块的‘手续费’。”
“所以这个人是来这儿洗钱的？”
我觉得应该是：“乞讨来的钱和卖孩子来的钱来路都不正，怕出事，这种人洗钱很正常的。”
下午2点，开车人从茶楼出来，我和周庸在后面跟着。再次回到了港口附近。在人少没摄像头的路段，我和周庸从左侧超过了他的车，然后一脚急刹。他刹车不及，追了我们的尾。
他下车看了一眼自己的车头：“你们傻吧？”
我和周庸迅速架住他，把他架到了宝马后座。我让周庸把另一辆车开到路边，用昨晚在情趣用品店买的手铐将他拷住，他的虎口上有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
我再用同样在情趣用品店买的眼罩蒙上他的眼，开着车到了港口一个没人的地方，打开了录音笔。
这家伙看情势不对，没什么反抗，很快就招了——他是这个“丐帮”的头儿。帮派里的残疾儿童，有天生的，也有小儿麻痹和弱智儿童，被他们进行了采生折割，变成了残疾。身体健全智力正常的孩子都关在屋里——生病就卖不上价了。
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个月前，有一个男孩，卖到了感怀镇。他想了一会儿，问我们是不是卖给了一对种茶的夫妇。
我说：“是，那个男孩有性病，得了尖锐湿疣，和你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恋童癖？”
他说不是。
我和周庸脱下他的裤子，检查了他的生殖器官和肛门，发现没有腐烂、红肿等性病的痕迹——他没有撒谎，起码那个男孩不是他奸污的。
我又问他，他的乞丐团伙里是否有人是恋童癖。
他说：“没有，我从上家手里买来后，直接就转卖出去了，没和团伙里的其他人接触过。”
周庸：“你还有上家？”
他点点头：“当然，要不然我们哪儿来的那么多孩子？一群乞丐又不能天天出去绑架。大哥，你就放过我吧。”
我又问了几句——他不止有一个上家。
一开始，他只是从人贩子手里购买有残疾的孩子，或小儿麻痹、弱智的儿童来进行采生折割，利用他们要饭。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有钱赚，就做起了贩人生意，当起了二道贩子——外地的人贩子把孩子卖给他，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再加价卖出去。得性病的男孩就来自其中一个上家。
我和周庸审完他，把他关在车里。我们下车抽烟，风很大，点了半天没点着。
周庸：“徐哥，这案子看来还得接着查下去啊，车里那个怎么办？”
我蹲下抽了口烟：“等会儿再想吧，我感冒还没好，这几天折腾，加上这会儿一吹风，现在头特别疼。”
20
被拐儿童救回后，染上了一种怪病（下）
纽扣摄像机
我不爱住酒店，每次住酒店时都得检查很久——你不知道房间里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是指针孔类的偷拍或窃听设备——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视频或裸照出现在色情网站。更严重的是会被人用这些东西胁迫，在金钱或肉体上受到损失。每次住酒店，都要先做两件事：一是检查盗摄窃听设备；二是拿纸贴住猫眼——这让我很烦。
为了一个得性病的男孩，我发着烧在泊州市的酒店住了三天。
11月16日，我接到一个委托。对方委托我找一个人贩子——他朋友六岁的儿子被拐走过，救回后，发现男孩染上了性病。我和周庸从燕市追到泊州，在泊州找到这个人贩子，我们扒下他的裤子，发现男孩的性病与他无关。
11月23日凌晨，趁着没人，我和周庸用绳子绑着人贩子，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了110。报警中心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见义勇为抓住个人贩子，这人还有个乞丐团伙，里面有许多被拐的孩子，让警察来公用电话亭将他带走。我们躲在电话亭对面的小区，十五分钟后，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警察将绑在电线杆上的人贩子带上了车。
周庸看着人被带走后，问：“徐哥，他们能发现你用左手写的那信吧？”
我说：“肯定能，警察审他前得搜身。”
从人贩子嘴里问出的东西，我都写在了信里——他有许多上家，也卖出过许多孩子，这些资料能帮警察省些时间。
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人贩子的上家，让男孩染上性病的人——找到这个人，将他绳之以法。
据人贩子说，这个上家很谨慎，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手机号，打过去从来都关机——只能发短信到这个手机号，等他用别的电话回话。每次交易，都是用的支付宝转账——每段时间都会换个账号。
我们打电话靠的就是基站
回到酒店，已经是凌晨4点，我们只刷了牙就睡着了，醒来已是中午。我把上家的电话发给了熟人私家侦探老孔。一小时后，他回电给我——电话卡是不记名的，但通过基站查到了最近几次开机时的位置，都在燕市太兴区的杜鹃路附近。挂了电话，周庸问我有什么消息，我说：“订机票，回燕市。”
我和周庸下午就飞回了燕市。因为还在感冒，鼻子很堵，为了防止得中耳炎，上飞机前我在鼻子里滴了几滴麻黄素，但耳朵还是出了问题，听人说话像隔层玻璃。下飞机后，我和周庸说得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开始调查。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点了芝士榴梿蛋糕，他点了蓝莓乳酪。
我们端着东西上了二楼，周庸问我从哪儿查起。
我说从支付宝账号开始。“是查绑定的人吗？”
我说：“不是，对方很谨慎，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个账号，一定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的或是买来的被盗的账号。这种账号如果出售过，很可能在网上留下痕迹，如果我们找到卖账号给他的人，就能通过对方找到上家。”
周庸点点头：“那咱把人贩子和上家交易的那几个账号，都查一下？”结果没搜到这些账号的出售记录，却发现了一个色情论坛。这个论坛里所有的版块都需要VIP才能看，充值VIP必须给一个账号转账——这个账号，正是上家交易用过的那个。
周庸翻了翻：“还不便宜，一年会员要三千五百元，咱需要买会员查看一下吗？”
我说：“别浪费钱了。一般这种网站都是骗钱的。你买完会员后会发现什么也看不了。等大家都知道他是骗钱的了，他就把这个网站关了，再做个新的，继续骗钱。”
为了确认，我用域名查询系统查了一下这个论坛，域名注册时间是一个月前，果然是个新网站。上家用这个账号和人贩子交易的时间是半年前——应该是弃用了之后，又被卖给了做这个网站的人。
周庸：“现在怎么办？咱手里只剩下电话这条线索了，他还不开机，发短信说想买孩子也不回。”
我点点头：“只能用笨方法了。”
定位到上家电话的基站，是太兴区杜鹃路的移动基站。按照相关规定，该地区的基站能辐射到的范围是0.2平方公里——有很大可能，上家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我告诉周庸，从明天开始，就到附近蹲点，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我让老孔一直盯着这号呢，他一开机，咱就给他打电话，看能不能正好碰见他。”附近的人流量不算大，院里人不多。我和周庸转了整两天，没碰见什么可疑的人，倒是被保安怀疑了，问我们是干吗的。我随口说了一个，他看我答得很快，也不慌张，点点头就走了。
周庸目视保安离开：“徐哥，这也不是办法啊，没找到目标，咱俩成目标了。”
这时老孔给我来了个电话：“你让我盯的那个电话，开机了。但已经不在燕市了，在万里县。”
移动基站在城市的覆盖半径只有二百米，但到了郊区或农村，这个覆盖半径就变成了三千米左右。老孔给我定位的那个基站，覆盖范围内只有一个沃土村——如果上家不是在路上，那他一定是去了这个村子。
用地图查了一下，这个村子离燕市只有三百多千米，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开了一辆低调的车。把油箱加满后，我们上了高速，开往沃土村。周庸开车很快，三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沃土村——除了听到几声狗叫之外，整个村子不见一个人。
周庸：“徐哥，这是什么情况？集体蒸发了？”我说：“这应该是个空心村。”
周庸问我什么是空心村。
我解释了一下，农村的青壮年都去城市打工了，除了过年，其他时间基本不在村子里，整个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这种现象就像大树空了心，所以叫空心村。
周庸点点头：“那咱怎么找那个上家？”我也不知道，先找个人问问。
开着车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在村头遇见了一个老头儿。我下车问他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老头指了指身后：“来找黄校长的吧，顺这个方向，开个几百米有个小学。你们是今天的第三波了。”
我和周庸按照他指的方向，开车去了小学。学校是个三层的楼，门口停了两辆没有牌照的车。这两辆车很可能和上家有关。
我们把车停在旁边，一个穿着西裤衬衫、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从学校里走了出来。他看了看周庸的车，过来和我们握手：“燕市来的，怎么没摘牌子？”
这话说得很奇怪，我顺着说：“路上忘了，您是黄校长？”
他说：“是，第一次来吧，没有预约？你们的推荐人是谁？”
我说慕名而来，没有推荐人。他皱皱眉：“你们听谁说的？”
周庸说不方便透露，他摇摇头：“没推荐人不接待，不好意思。”我说：“哥们儿你看，我们大老远开车过来，不能白来一趟吧？”
他摆摆手，没说话，转身回去了。
我和周庸上了车往回开，开到学校对着的小树林，周庸想要停车。我看了眼后视镜，告诉他别停：“接着开，那个黄校长在楼上看着咱呢。”
我和周庸把车开到村子的东南角，确认从学校肯定看不见后，停下车，借着树荫的遮挡步行走向学校。
周庸：“徐哥，那黄校长有点奇怪啊！”
我说：“是，咱在这条路上等放学，拽几个学生问问。”
5点钟，二三十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冲出学校，看起来都是十岁上下。我们拦住了两个女孩，指指那边的两辆车，问知不知道车是谁的。她们说是老师的。我问她们知道老师是哪儿人吗？她们说不知道，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
周庸惊讶：“现在乡村教师都这么有钱？”说着一边还摸了摸女孩的头，从口袋里掏出三颗巧克力，说：“还剩三颗，都给你们俩吧。”
我踹了周庸一脚：“能不能教点好的，女孩子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吗？”两个女孩没在意，说了声谢谢，然后为三块巧克力怎么分争执了起来。我正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再问问老师的事，其中一个女孩生气地说：“你要是不让给我，我就把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的事，告诉你奶奶。”
周庸也听见了，蹲到女孩身边：“你们老师对你做什么了？”
两个女孩都不说话了，周庸哄了几句，两个女孩告诉他——老师和她们亲嘴，把她们“放在沙发上，裤子脱掉，趴在我们身上。”
周庸特别愤怒地站起来往学校方向走：“人渣！”
我一把拽住他：“清楚什么情况吗？这就往里面走？”
周庸紧握双拳生气地站住，我问女孩她们有几个老师。她们告诉我有好多个。“都是大城市来的老师，不过每次来的人不一样，只有黄校长经常在这边，每周都来。”
我和周庸又问了几个学生，得知这所学校是别人捐赠给村子的，老师校长都是“城里人”，经常有不同的老师开着车来给他们上课，并对他们进行猥亵。
周庸又愤怒地骂了几声，我拍拍他：“现在进去只能坏事，咱晚上再来。”
回到车里，他仍一肚子的怒气，点着烟一口吸到底，差点烧到手：“这帮人怎么这么没人性呢！留守儿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拍拍他的肩膀：“刚才和黄校长握手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吗？”
周庸摇摇头：“虎口怎么了？”
我说：“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你记不记得，咱抓住的那个人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周庸：“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印象，这代表什么？他们是一伙的？”
我点点头：“我怀疑是。”
关于虎口的几点梅花文身有很多传闻，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党——一个神秘组织，每个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几点梅花。中国流传着许多梅花党的传说，并衍生出了许多文学作品，《一双绣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我问过老金，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神秘组织。因为有几个做夜行者的前辈告诉我，这个组织是虚构出来的。老金说他原来也这么想，但后来他从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在许多地方都有这种虎口印梅花的群体组织，这也太巧了。
晚上12点，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离村子一千米的小学也一片漆黑，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
那两辆车还停在学校门口，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周庸问我：“徐哥，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他们盖三层楼干吗？”
我不知道，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
一楼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和周庸挨着窗户推了推，找到一扇没锁的，跳进教室。我让周庸把鞋脱了，走路别出声。“两辆车都没走，三楼还亮着灯，人应该还在学校里，咱俩注意点。”
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们上了二楼。二楼有图书室、医务室和几间空屋，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桌子上摆着一些药。为了不被发现，我没开手电，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这些并不是药，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上课”，都得通过体检，省得互相感染？
带着疑问，我和周庸上了三楼。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走廊尽头亮着灯，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
正挪动着，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我们吓了一跳，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走廊里一片漆黑，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却完全看不见对方。
站了十多秒，没有任何声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三楼有十一个房间，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
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门没锁。我慢慢地打开门，和周庸躲了进去，关上了门。打开手机，借着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卫生间、透明的浴室、电视、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都是一样的装修。
“徐哥，现在怎么办？”
我说：“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先藏在这儿，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
我们躺在床上眯着。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
我们打开门，走到三楼的另一边。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我试着拧了一下门，门是锁的。我拿铁丝打开门——仍然是间大床房，只不过多了些东西——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床上扔着一些东西，角落里有个保险柜。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有十间是大床房，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学校的三层全是大床房，怎么想都很奇怪——难道这是个宾馆，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
我说：“走，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上面都落满了灰。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有四个印记，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有脚印。
曾经流行的格子天花板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松的，我使劲往上一推，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
我把上半身探进去，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表情麻木地看着我。我数了下，九个女孩、两个男孩，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
周庸也站了上来，爬进阁楼，试图和他们说话，他们却一再地往后缩。周庸还想继续尝试，我拦住了他，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你看她的脖子。”
女孩穿着单薄的T恤——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的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
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拉了他一把：“关上，走，别打草惊蛇。”
溜到一楼时，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问我是否报警。
我说：“再等等，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今天周日，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回燕市或周边的什么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
周庸点点头：“行。”
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远远地望着学校。晚上7点多，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分别上了车，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两辆车开走了。
等到9点钟，确信车不会回来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翻进学校后，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用剪刀剪开，把手包上，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滑开窗户，进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一脚踹开了门——黄校长坐在床上，正拿着手机录像，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
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给了黄校长一耳光。
我上前拦住周庸，让他别动手，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
黄校长看着我：“你们是警察？”
这时周庸回来了，死死地盯着黄校长：“徐哥，你就让我动手吧，判我两年我也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进去了，以后谁买单？”
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然后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里面有几捆现金，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还有一个手机。我把手机开机，收到了许多条短信——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
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手机响了，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记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吗？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儿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我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被统一卖到工厂做童工。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被留下来卖淫。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则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文身：“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还敢这么对我？”
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个指路的老头，到的时候，他正在给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
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区的一家中学，参加一场捐赠。校长讲话时，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很疲惫，连说悄悄话的精力都没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所学校的秘密。
这场捐赠源于周庸的母亲，她是个佛教徒，经常会做一些善事。听朋友说起燕市有专门给外来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里面上学的都是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发，非让周庸过来捐二十万元，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周庸的母亲提前跟学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点，我和周庸开车一直往南，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所学校很好认，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土墙围了个圈，朝北方向开了个口，口的左侧用粉笔写着校名——育兴打工子弟中学。
校长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男人。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过手，带我们参观了一下校园。
我们到时，正赶上下课。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们在沙土操场上散步，一个老师在维持着秩序。操场右侧是个露天厕所，几个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厕所门口排着队。我和周庸进到男厕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渍的黑色。
操场的左侧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二楼右侧的窗户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楼的左侧是一个黑板，上边写了最近一周的优秀学生，右侧是红粉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四米长的木质国旗杆，有一些歪斜，上边飘着的国旗有点老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