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学楼的正门进去，一楼有十二个教室，二楼都是宿舍。挨着教学楼的是个大的简易房样子的食堂。根据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长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捐赠仪式。周庸极力反对，但校长说已经和老师学生都说了：“孩子们都知道了，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该给他们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应。
课间操时，孩子们在操场站好，做完广播体操，校长登上简陋旗杆前的简陋铁架台子，拿喇叭说了一堆感谢捐赠的话，然后让周庸也上台讲几句。台下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周庸走上台，就说了两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让同学们补补身体长长个子。
周庸还没说完，下面一个男孩“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他旁边的几个同学驾着他回了寝室。
校长和一个老师交流了几句，告诉我们说：“没事，孩子就是有点累，咱继续。”然后他接过喇叭，继续说捐款的事。
男孩的晕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对——每个学生都显得格外有气无力。没人说悄悄话，也没人打闹，不停地打哈欠——这太不正常，一点儿不像十几岁的初中生。
按照校长说的，学校课业不重，每天闭寝熄灯的时间也早，绝不该如此劳累。这是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家长基本都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极个别学生是走读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异常，很难被家里人发现。我决定找机会问问，学校是否有什么体罚类的虐待行为，或强迫他们干活，以替学校赚取利润。
校长讲完话，已经快11:30了。他解散了学生，邀请我和周庸去学校食堂吃饭，说今天特意告诉食堂师傅提高了伙食标准。“高标准”的午饭是羊汤和馅饼，还挺好吃。我快速吃了两张，给周庸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和校长先聊着，我去趟厕所。
周庸拖着校长聊天，我出了门往厕所走。男厕所外面，一个个子比较矮的戴眼镜男孩正在排队。
我上前问他：“同学，今天出操的时候，我看你们都有点疲惫，是这几天办运动会了吗？”
他说不是，就是这两天没怎么睡好。我问他为什么没睡好。他支吾了几声，说就是没睡好，然后说自己有事，转身小跑离开了。
又问了五个孩子，三个什么都不说，还有两个也说没睡好，但不愿告诉我原因。全校学生都没睡好，这也太奇怪了。
见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回了学校食堂。周庸和校长还在聊，我坐过去插了一句：“刚才上厕所，听几个孩子聊天说晚上没睡好，是学校办什么活动了吗？”
校长喝了一口羊汤，否认了：“晚上自己在寝室闹了吧，没睡好。”
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开车出了校门。在路口时，我让周庸停车。
他把车停下：“徐哥，刚才你给我使眼色，让我拖住校长，是想干吗？”我给他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说这里的学生不太对劲，我想调查一下原因。
周庸点点头：“好的，咱从哪儿开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卖部，说先去买包烟。周庸从储物盒里拿出一条烟，说道：“甭买了，我这儿还有。”
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是为了买烟吗？咱就从小卖部开始查。”
城乡结合带常见这种小卖部，老板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一般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和老师，对学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和学校里的“混混”关系很好。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的“混混”会把一些不方便随身携带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有的小卖部甚至会直接出售这些东西给学生，学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卖部老板知道得比谁都早。
我们把车靠边停下，走进小卖部。一个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收银台里看电视。见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买了两包最贵的烟，交钱的时候我和她搭话：“姐，问您个事儿，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办下上学。我看这学校是寄宿的，觉得挺合适的，好进吗？这学校。”
老板娘说肯定没问题，让我直接把孩子带来就行。我问她用不用“五证”，她说不用。
周庸这时候在旁边插话：“徐哥，这学校行吗？我看这孩子一个个都没什么精气神儿，是不是食宿条件太差啊？”
我转头看向老板娘，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不是，有两个女学生，两天没回学校了，昨晚学校组织学生在周边找来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娘摇摇头：“报什么警啊！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队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来上学的，有的是，正常。”
我问她学校是否询问家长了，老板娘摇摇头说不知道。问起两个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个叫孟秋月，一个叫林欢，两人是一个寝室的。
我们回到车里，周庸点上烟：“徐哥，你说他们怎么不报警呢？”我没直接回答他，只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证”。
他摇头说不知道，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学，需要五个证件。分别是：1.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本地务工就业证明；2.本地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全家户口簿；4.本地居住证明；5.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没这五个证件，根本不给办学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个区还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在城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需要“五证”，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办学籍。也就是说，这是一所“黑中学”。
为了确定这个猜测，我登录了燕市教委的官网，查询是否有这个学校——结果一无所获。
周庸：“什么玩意儿，学校还有黑的？”
我说：“当然有，而且我估计你妈这钱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过一篇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稿。这些学校里，有很多不具备民办学校资质，只能算是“黑学校”。前几年，燕市曾经严查过一次，责令停办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这种学校，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盈利。将学校当成产业来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扣除开支，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妈捐的二十万元，今年的盈利估计能破五十万元。
周庸骂了一声：“所以他们才不报警！”
我点点头，学校如果报了警，很大可能会被政府发现缺少资质，然后被取缔。不报警、不通知家长的话，两个女孩有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拖到最后，即使真丢了，最坏的结果也是学校被关，所以他们没选择报警。
周庸愤愤：“真黑啊！那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应该报警啊，这帮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没有呢！”
我说周边的生意，都靠着这个学校，学校要是没了，他们也不用赚钱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两个女孩的下落，别真出什么事。
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台球室里消磨时间
我和周庸下了车，在学校周边转转。这里很偏僻，除了一些针对学生开设的小餐馆、文具店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人。顺着小卖部向东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馆，除了菜馆的牌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一层，台球厅。
按照我的经验，学校附近的台球厅，一般都是校园里“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学校规则的人，学校下了封口令，从他们口中套话，会比从普通学生那里询问信息容易很多。
我和周庸从菜馆进去，在侧面下了楼梯，进入台球厅。
这个台球厅很暗，充满了烟味，昏黄的灯泡忽明忽暗，刺鼻的廉价烟味加上不见光造成的腐朽潮湿味让我有点想吐。台球厅里只有三张台球桌，但却挤了几十个人，有三个成年人，但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
台球厅的东南角有一个吧台，吧台里面的酒水单上写着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酒水。上面最贵的酒叫“-情若能控℃”，十九元。几个校服上画着画的少男少女点了酒，围在吧台处大声地谈笑，十句里有八句都带脏字。围着台球桌的男孩儿们，基本都人手一根烟，击球的时候叼住烟、眯着眼。
那三个成年人很有“大哥”风范。他们霸占着最里侧那台相对新一些的台球桌，搂着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几个男孩围在旁边，在他们入洞的时候不停地叫好鼓掌。
周庸：“徐哥，我咋觉得咱这么格格不入呢？”
还没来得及回答，最里面的三个成年人中，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人走了过来：“哥俩是来打球，还是干点别的？”
我说我想找两个女孩，孟秋月和林欢，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
他说认识，回头问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弟”，知不知道孟秋月和林欢在哪儿。
“小弟”说：“不知道，那俩骚娘们儿这两天都没在学校。”
“黑呢子”点点头，面对我和周庸：“哥们儿，换俩人呗。我记得她们寝室还有个不错的，发育特别好。或者放学的时候，你在校门口看看，看中哪个了我去给你搭线。”
周庸刚要说话，被我拦住了：“就你说的同寝那个吧。”
他说行，问我们是玩一次还是包一宿，一次五百元，带走一宿一千五，但是第二天得把人送回来。我让周庸给他转了一千五百元，带走。
下午4:30，学校放学。黑呢子的小弟带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女生过来，示意她跟我们走。
我和周庸带上她，先去最近的商场吃了晚饭。她很紧张，整个过程除了问她吃什么的时候，说了句“都行”，就再也没说过话。
吃完饭，我们把她带回车里，告诉她别紧张。我们不会对她做什么，只想问问有关孟秋月和林欢的事。她点点头，我和周庸分别问了几个问题。很快我就发现，比起我，她更喜欢回答周庸的问题。于是我不再说话，示意周庸向她提问。
她确实是孟秋月和林欢的室友。她和孟秋月的关系不错，但和林欢的关系不是很好。周庸问她为什么，她说自己和孟秋月都是被林欢害的。
林欢在班里有个男朋友。刚上初二的时候，这男生被其他班的几个“混混”勒索，因为没钱，被打了好几次。后来，这个男生开始和那些打他的人混在一起，也不好好上课，每天都在校外瞎混。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男生把女朋友林欢灌醉，献给了自己在台球厅认的“大哥”。
过了一段时间，林欢借着过生日的由头，请她和孟秋月出去唱歌，然后在饮料里下了药。她和孟秋月被强奸后，又被毒打了一顿，还被拍了照，用以胁迫她们卖淫。现在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周庸：“台球厅的那个人告诉我，看中你们学校哪个女生，他都能帮忙搞上手，他说的是真的吗？”
女孩说有可能。全校六百多人，有二十来个都算是他的小弟。
周庸疑惑这些被欺凌的学生都有什么特征，怎么这么好欺负。我列举了别人总结过的容易被校园欺凌的五种学生：
1.被嫉妒型：因成绩优良、家境富裕、面貌姣好等，而遭人嫉妒加害。
2.自大型：态度傲慢，看不起別人，说话及行为夸大，易与同学产生纠纷冲突。
3.自卑型：觉得自己是弱小、笨拙或多病的人，易受同学欺侮。
4.孤独型：单独上下学，独来独往，易落单成为受害者。
5.好欺侮型：凡事忍气吞声，不追究。
但仔细想想，这五种基本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学生——要我说的话，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周庸点点头：“孟秋月和林欢失踪的事，会不会和台球厅那几个大哥有关？”
我觉得应该不会，那天提起她们的时候，台球厅里的人都表现得很自然。而且那个“带头大哥”也是先问了小弟后，才知道她们不在学校。
女孩回忆，孟秋月和林欢失踪这两天，只有一个反常的地方。就是第一天时，林欢在微博发过一张自己穿着暴露的照片，问漂不漂亮。我让她找出那条信息给我们看，结果发现林欢的账号已经被封了。
而林欢和孟秋月最近接触过的人，除了同学、老师、台球厅那帮人外，就只有嫖客。孟秋月提过一次，最近有个熟客经常来找她，但具体长什么样女孩也没见过。
聊完之后，大概9点多，我和周庸开车把女孩送回学校，然后把车停到了台球厅外。
11点左右，三三两两的人开始从台球厅里出来，有的走向学校，有的走向其他地方。但“黑呢子”一直没出现。
周庸等得有点不耐烦：“徐哥，你说他得在台球厅待到多晚？”
我没回答他。刚才走了三十多个人，和下午在台球厅的总人数差不多，而且已经半个小时没出人了，会不会这个台球厅就是“黑呢子”开的呢？
我们走下车，通过小菜馆的侧门，向下往台球厅走去——“黑呢子”正在台球厅门里向下拉铁门，准备打烊。
我上前拖住铁门，他看着我，刚要说话，我一把将他推进门里，低头钻了进去。周庸跟在我后面，钻进来后拉上了铁门。
“黑呢子”有点蒙：“怎么，哥俩玩得不满意？”
我说：“确实，我们就喜欢孟秋月。听她室友说，可能被一个熟客带走了，想问问你有没有这个熟客的联系方式。”
他说：“熟客的联系方式我都有，但也不能随便给人啊。”
周庸拿出我们在路上取的五千元钱，递给他：“五千，我们就要一电话号码。”
他考虑了一下，接过钱，拿出手机，给我们读了一个手机号。
我记下电话，上前一步，抢回他手里的五千元，递回给周庸：“给你表姐打电话报警。”
“黑呢子”转身去拿台球杆，想拼一下。我上去一把拽住了他的大衣，周庸转到他身前拦住了去路。
警察带走“黑呢子”时，我和周庸一起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从警局出来，我把那个嫖客的电话号发给了私家侦探老孔，让他帮忙查一下。没多久，老孔回了我一个地址，这人租的地方。
我和周庸开车前往，到了小区。我说先上楼，假装快递敲门，他要是不开门出来，就直接报警。我藏在门边，周庸托着从车里拿的纸箱，敲了敲门，屋里面的人问是谁，周庸说是快递。
一个微胖的年轻人打开门，周庸把纸箱扔在地上。他看不对，用力一关门，周庸伸脚卡住门，我们俩合力把门拉开，这时他一使劲推开我们，往外跑了。
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随便给快递员开门
周庸想去追，我一把拽住他：“他实名制租的房，跑不了，咱先进屋看看。”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正在看电视。我说：“你是孟秋月吗？”
她点点头，我问她林欢在哪儿。她指指里屋，我让周庸守着门，进了卧室。一个衣不蔽体的女孩被用胶带粘着嘴，绑在床上，身上有被殴打过的青肿的痕迹。
我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把她嘴上的胶带揭开，让她别怕，说是来救她的。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鼻涕都流到了嘴里：“别让孟秋月碰我的手机，别让她拿我手机发照片。”
我问她什么意思。
这时孟秋月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机进来，晃了晃：“别喊了，已经把你照片群发给所有人了。”
我和周庸没法处理这一团混乱，只好又报了一次警，又去做了一次笔录。
孟秋月和林欢都被警察带走了，那个帮助孟秋月的嫖客，估计也逃不了太长时间。至于后续怎么处理的，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两天后，我和周庸又回到育兴中学看了一眼，学校的黑势力被一扫而空。连学校本身都不复存在，大门紧锁，贴着封条，墙上写着拆字，道口的小卖部也都贴着出售。
每次遇到这种灰暗的事，周庸总会有几天开心不起来。我一般带他喝喝酒吃吃饭，开导一下——当然，都是他买单。
当天晚上，我们吃了烧烤。饭后我们俩点上烟，在街上随便溜达着消食，然后看见了公交站牌的电影广告。
我试着开导周庸，说：“别不高兴了，咱俩这次也算是做了件好事，让那些被欺负的孩子不至于为此而毁掉整个人生。”
他点点头：“徐哥，我正想和你说这事呢，咱俩明天去看电影吧。”我问为什么。
他指着广告说：“这电影我妈也投了点钱，给她增加点票房。”
22
在家乱装摄像头，你的生活将被全国直播
互联网，曾是世界上最隐蔽安全的地方，在这里隐藏身份的人，不必担心被外界发现——“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十多年过去，网络更加便捷发达，但隐私却再也没有了。网络已经由藏身之地，变成了曝光之地。我的朋友小Z，是个“白帽子”。在他看来，互联网就是一个赤身裸体、无处藏身的地方。一个人只要上网，无论做什么，用什么型号的电脑和手机——都毫无隐私可言，更不要说安全。
最近查的一件案子，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点。
12月27日，田静打电话给我，说自己一闺密的支付宝被盗刷了，损失比较大——账户里的三十几万元都没了，问我有没有办法帮帮她。我问她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找我，直接找支付宝就得了，他们赔偿被盗的损失。
田静说已经找了，但支付宝说没查到不正常消费记录——所有的消费记录都是通过她闺密的手机消费的，不在理赔范围内，这事现在正常途径解决不了：“要不找你干吗！”
我说：“快到晚饭点了，你叫上那丢钱的闺密，我叫上周庸，咱们去吃饭，边吃边聊！”
5点多一点，我和周庸到了饭馆。十几分钟后，田静带着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姑娘进来，给我们介绍说这是她的闺密李欣。
握过手落座，我把菜单递给田静让她们俩再加点东西。周庸凑过来：“徐哥，我发现‘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话还真对，静姐的朋友都是美女！”
我让他一边儿去，等她们点完菜，开始问钱是怎么没的。
2016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到11点多，李欣在公司开会，手机消了音。她开完会打开手机后，发现从10:06开始到10:35，在二十分钟内，连着收到了支付宝App九次通知，支付了九笔钱，一笔三万两千元，一笔四万四千三百元，收款方是一个游戏的账号。她立即打电话冻结了账户、锁卡，但这时候她已经被刷走了三十二万元了。
短信诈骗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段
我问李欣是否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短信，比如“快递出问题”“同学聚会的照片”“你孩子的成绩单”“你老公（妻子）的出轨照”“积分兑换奖品”，同时短信里带一个附属链接。她说：“没有，这种短信怎么了？”
我说：“这是最常见的盗取手段——只要点了链接，就会自动下载‘木马’病毒，盗取你的账号密码，拦截你的验证短信，然后利用这些偷你钱。”
她摇摇头，说绝对没点过。
我说：“那行，我再从别的地方找找思路。”
吃完饭，谈妥了佣金，我去了周庸家——他家是二百兆的网，网速比较快。之所以需要快点儿的网速，是因为我要用“社工库”查询李欣有哪些信息被盗，并判断这些信息是否足以盗取她的账号。
登录了一个常用的“社工库”，周庸在旁边看着：“徐哥，这什么网站啊，看着瘆得慌！”
我解释了一下：“各种被非法获得的个人信息，在被盗取并出售后，有些‘白帽子’会把这些放到网上，存入形形色色的‘社工库’，供普通网友查询自己的身份信息是否被盗。”
2013年前，各种“社工库”层出不穷。之后，大多数被封停，少量服务器搬迁至境外，勉强维持。毕竟“社工库”除了查询信息是否泄露，也容易被不法人士利用。
我常用的这个“社工库”，是小Z告诉我的。在黑客界首屈一指的“社工库”，只要你的个人信息有泄露，很快就会补充到这里。
李欣被泄露的东西不多不少，在“社工库”里，我查到了她的基础身份信息、毕业院校、工作单位地址、家庭住址，以及各种平台的账号。
这些信息能让人了解她的过往，却无法盗取她的账号，她的账号没有绑定支付宝——所以不太可能是因为信息泄露被盗。普通的订外卖和上网买东西，也不太可能泄露支付密码。所以不是手机出了问题，就是她在线下快捷支付时被人盯上了，两条线都得查一查。
晚上我给田静打电话，让她明天陪李欣去趟洋槐市场，把手机给小Z检查下，我已经打好了招呼。
第二天中午，我和周庸来到了李欣居住的小区。小区楼下有家便利店。
她说每晚下班回家，都会在这儿刷手机支付，买瓶乌龙茶。我想看看12月24日前的监控，李欣被盗的前几天，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
进了便利店，我在冷藏区拿了两瓶饮料，想趁着结账时跟收银员聊聊，让他给我们看下监控。这时周庸拍我：“徐哥，那俩人干吗呢？”
我转头看，那两个人右手举着手机，左手对着便利店的监控摄像头竖中指，还一边嘿嘿乐。
周庸靠近我压低声音：“是不是傻啊？”
我说凑近去看看，说不定和李欣那事儿有关呢。
顺着货架，我们悄悄走到那俩人身后，从身后扫了一眼他们举着的手机。手机里正直播着便利店的监控画面，我和周庸在背后瞄手机的动作，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既然被发现了，不如大方点儿，我推了一下周庸，他凑上去搭话：“哥们儿，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
“是挺有意思，”对方说，“我们在监控直播网站上看见有楼下的便利店，就下来看一眼。”
问过网站名称、道了谢以后，我和周庸上了这个网站。网站画面大概有五秒钟的延时，声音很清晰。
周庸：“徐哥，这网站就这么直播顾客买东西合法吗？隐私也太没保障了。”
我说没经过同意就直播对方的图像、声音，有可能侵犯肖像权。但这事又很难界定，因为侵犯肖像权是需以盈利为目的，但这事到底盈利与否不好判断。
周庸问：“是商家授权直播的吗？”
我摇摇头，这个网站应该是盗转的。
国内播放音频视频的监控摄像的公司就那几家。用户在使用这几家的相关设备时，系统默认设置直播模式为私密，不会对外公开直播。为了防止用户误操作，需要用户将其手动设置为公开，然后需要经过平台的审核后，才会将相关直播视频显示在网站上。网站方面，是无权授权转载的。
周庸上前看了一眼：“还真是你说的其中一家！哎，有没有可能是李欣支付的时候，输密码什么的被摄像头拍下来，然后被人盗了？”
我觉得够呛，这摄像头还没清晰到那个地步。
周庸：“所以咱还是得管便利店要那几天的监控。”
我告诉他不用。便利店的Wi-Fi密码就贴在墙上，摄像头连的也是这个Wi-Fi，只要下载管理软件，在同一Wi-Fi下，可以直接查看本地设备。
连上Wi-Fi，安装上该品牌的监控软件，我在本地设备选项里，找到了存储视频。这个监控的内存只有32G，再晚来两天，12月24日前的视频，可能就看不到了。
我和周庸站在便利店里，倒着看了看监控。李欣下班的时间比较晚，每天买乌龙茶时，都在10点以后，这个时间顾客不多，如果有问题，很好分辨。
在李欣被盗刷的前三天，她掏手机结账时，身边除了收银员都没什么人。一切正常，但总觉得有些不对，我和周庸又看了两遍，周庸喊道：“徐哥！我发现不对的地方了！”我点点头，说我也发现了。
虽然结账时，李欣身边没人，但每次她来买乌龙茶，都会跟进来一男的，在李欣买完东西离开几秒后，又会出门跟上。虽然每次的穿着打扮不太一样，然而都戴着帽子遮住脸，而且仔细比对体型的话，会发现就是同一个人。李欣，在被人跟踪！
我刚想和田静说说这事，她就打电话过来，说李欣手机里发现两个“木马”软件，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让她们等着，四十分钟后，我们到了洋槐市场。
见到了他们，我提议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边吃边聊。到烧烤店坐下，点了烤干贝和生蚝，我问小Z都检查出了什么。小Z在李欣的手机里，总共检查出了三个问题。两个“木马”，一个是最常见的货色，一个是没见过的高级货。还有就是，李欣的手机修过一次，有可能在维修过程中，有人动了手脚。
周庸：“咱能反追踪吗？通过‘木马’直接找人，我看《黑客军团》里这么演过。”
小Z摇摇头：“那‘木马’烂大街，在好多地方都能下载到，是不是黑客都能用，根本无从查起。那高级货也很麻烦，除非有人发出来，说不定能查到源头。”
我问他这俩“木马”是通过什么传播的。他告诉我，高级的那个还不清楚；烂大街的那个，通过点击链接和扫描二维码都有可能中毒。
周庸：“扫码也能中毒！”
“当然了！”小Z说，“这种‘木马’病毒现在还不少。”
李欣说自己没点过短信链接，我问她是否扫描过二维码，李欣点点头：“前一段在地铁上，有人让我扫个码，说自己正在创业，希望扫码支持下，我就扫了。”
我问她是不是在被盗刷之前。她想了想，脸色变得不太好看：“就是在被盗刷的前一天。”
我转头看向小Z，他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说过了，这种随便能下到的‘木马’，根本无从查起。”
我说那只能去找那个修手机的了。
“不可能，”李欣摇摇头，“我这手机刚拿回来就摔坏了，屏换了都快半年了。而且我之前其他手机也都是在他家修的，他家不可能有问题。”
我说碰运气吧，现在已经没其他线索了。
吃完饭，问清修手机的具体信息，我让田静和李欣先走，把小Z留下了。看着她们出了门，我把发现李欣被人跟踪的事，告诉了他：“你觉得这和盗刷的事有关吗？”
他不清楚：“你之前已经用‘社工库’查过了？”
我说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他点点头：“为保险起见，一会儿回我那儿，再查一遍吧。”
周庸：“徐哥，小Z查的和你有什么区别吗？”
我说：“当然有区别。‘社工库’上的资料，都是免费的。小Z能查到的东西，都是收费的。一般都是收费的资料没什么利润了后，才放到‘社工库’上。”
我们回店后，小Z登录了一个隐秘的信息查询点，开始检索是否有李欣的信息。找了一会儿，没搜到。小Z又登录了另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我也是第一次见。他解释说，这是一个专供黑客交流和交易的站点。需要在白框里输入正确的进入代码，输错了的话，会自动跳出。
在输入了一组极其复杂的代码后，小Z进入了这个网站。他在网站里，检索着和李欣有关的信息。十分钟后，他找到一条‘社工库’上没有的信息——李欣的租房信息。
这份信息并不完整，购买包含五十万条租房完整信息的压缩包，需要两千元，本月销售记录是一条。我立刻决定买。
付完款，把压缩包下载下来后，我在里面找到了李欣完整的租房信息。其中包括李欣的具体住址、联系方式、租赁合同，甚至连是否整租、中介回访信息、独居、身份证照片这些信息都在里面。
周庸在旁边看着：“徐哥，这么多信息，要是落到图谋不轨的人手里……”
我站起来说要走：“咱赶紧找修手机的问问，晚上跟着李欣，别让她出事。”
给李欣换屏的，是一家上门修手机的网店。这是家老店，现在已经有两个皇冠的评级了。李欣近两年在他家修过三次手机，三次上门的都是同一个小哥。
她把修手机小哥的电话给了我，但我决定先不打，万一这人有问题，直接打电话就打草惊蛇了。我看了介绍，这家上门修手机的不仅有网店，在电子科技城还有实体店。我决定直接上门找他。
电子科技城里有一个三层的手机商场，地上三层设有各种国产品牌的专柜；地下一层则承载着整个科技城80%的维修业务和山寨手机销售。
从扶梯下来的那一刻，好几个人向我和周庸围来，七嘴八舌问着：办卡买手机充电器吗？万能充要不要？说的同时还不忘互相推搡。
推开他们，往前走到头，是一圈高档些的隔断间，一共有十几家。左数第三家，是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我要找的手机维修店。
这家店大概有六十平方米，左侧的背景墙上写了主要业务——二手手机收购、专业维修、包膜、保护贴、“越狱”改机、各式配件。右侧的背景墙上写了燕市四家分店的地址。中间用宋体写着店名——腾达专业维修。
左侧是维修区，五六个师傅在透明的橱窗内低头拆装手机；右侧是售卖区，除了各种手机和配件外还卖一些U盘、MP4、数码相框、行车记录仪；中间一个岁数不大的人，在给销售人员开会。
看着店里忙碌的人，我拿起手机打了李欣给的电话。站在中间管事的年轻人的电话响了，我挂掉电话，他的电话也断了。
我上前和他握手：“你好，我们是李欣的朋友，徐浪，这是周庸。”他眼神有点飘，不怎么和我对视：“你好，你好，我叫赵腾达。”
周庸看他的样子笑了：“哥们儿，你怎么有点儿心虚啊？甭紧张啊，我们俩又不是坏人。”
他还是不怎么和我们对视：“不好意思，我有点‘社恐’，有什么直接问就行。”
我点点头——社交恐惧确实会有目光躲闪的症状。
周庸：“是这样，李欣被盗刷了三十几万元，我们听说你半年前帮她换过屏，那时候手机检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
赵腾达说：“没有，我那时候就是换完屏，看能正常用就成，没想过检测手机软件。”
我问：“你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下，这事怎么办？”
他想了想，问我被盗刷不是有赔偿吗？
我说支付宝说只能查到她自己手机的付款信息，这种情况只能鉴定为诈骗，不能鉴定为被盗，所以驳回了赔付申请。
赵腾达问我，支付宝是怎么判定李欣是用自己手机付的款。我给他看了一张数据单。那几日所有的登录和消费，都来自“李欣的手机”。
赵腾达笑了笑，第一次正眼看我：“这什么都说明不了。我给李欣修过两个手机，手机的设备名都被她自己改成了‘李欣的手机’。她之前那个手机，应该是挂网上卖了吧？”
我恍然大悟，跟他道了谢，和周庸出了商场。
出了门，我给李欣打电话，问她之前用的手机是否出售了，她回答说：“挂网上卖了。”
我知道盗刷的人是谁了。李欣的钱，是被买她旧手机的人刷走了。那部手机的设备名与她现在用的相同，曾经也一直登录着她的账号，所以支付平台官方会认为是自主消费而非盗刷。而那个买李欣手机的人，可能就是跟踪她的人。他在黑客交易网站上买了李欣的资料，然后跟着她，找机会让她扫码，给她手机下了“木马”。
找到李欣和田静，我让李欣联系那个买她旧手机的买家，和他说不还钱就要报警立案。半个小时后，那个买家打电话过来，说愿意在三天之内把钱打回来，希望别报警。我告诉他可以不报警，但必须当面交易，从头到尾交代清楚事情的经过。
两天后的上午，我们在一家咖啡店见了面。10:30，一个黑瘦的男子走了进来，站在门口打电话，听见李欣的电话响了，便向我们走过来。
他走到我们面前，我站起身，他有些害怕地向后退了半步。我伸出手和他握了握：“别紧张，只要你还钱并且说实话，我们还是很温和的。”
他将信将疑。他说自己买了李欣的手机后，发现支付宝App没退登，账户里还有很多钱，但他没有支付密码，或收取验证码的手机。他想了一个办法，根据李欣留下的电话，在网上购买了李欣的个人信息。
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八百五十元一套。只要提供一项准确的个人信息，如姓名、手机号码或身份证号，就能查询包括开房记录、列车记录、航班记录、网吧记录、出境记录、入境记录、犯罪记录、住房记录、租房记录、银行记录、驾驶证记录等十一个项目在内的材料，行话叫‘身份证大轨迹’。”
12月25日，他又花了二百元定位了李欣的位置。在定位位置附近，有个李欣经常买东西的商场。他在商场门口，通过李欣的身份证照片，对比到了真人，并跟着她上了地铁，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木马”病毒，让她扫码。
周庸很吃惊：“你不是便利店玩跟踪的那个人？”他疑惑：“什么便利店？”
我拍拍周庸，说行了，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他不是便利店跟踪李欣的那个人，身形完全对不上。
周庸说：“便利店那人到底是谁啊？是不是那修手机的小哥啊？”
我说：“不是，赵腾达更壮实一些。等下这哥们儿还完钱，去李欣租房子的中介那儿看看。”
盗刷的买家转完账给李欣后，李欣直接转了六万元给我：“徐浪，你的辛苦钱。这次真是谢谢你了，晚上请你们和田静吃饭。”
客气两句后，我问清她租房的中介公司，直接和周庸开车过去。到了她家小区的楼下，我发现警察正在从那家房产公司往外带人。我们忙停下车，往那边冲。旁边几个大妈正在看热闹，我问大妈怎么回事。大妈说听说这家公司的中介售卖公民信息，所以被带走调查了。
看着一个个中介被带上警车，周庸说：“徐哥，这咱还查什么？”
我让他给鞠优打个电话——这事有点不对。
周庸电话鞠优，问她知不知道这家中介被抓的事，她说：“知道，我们收到不署名的线报，这事和最近专抢独居妇女的连环案有关，涉及刑事案件了，你和徐浪别瞎掺和。”
挂了电话，周庸说：“徐哥，警方说不许咱们瞎掺和。”
我说：“先不管那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赵腾达，他不是说就给李欣换了一下屏，没检查软件吗？那他怎么知道李欣两个手机的设备名都是‘李欣的手机’，他又怎么猜出李欣会把旧手机挂网上卖掉，这也太神了吧？”
周庸点点头：“所以，李欣手机里的另一个‘木马’，可能就是他放的。”
金属探测器
我和周庸开车又回了手机城，到了维修店，赵腾达看见我们又来了，笑着迎上来，但目光还是躲闪：“我就知道你们俩得回来。”
他把我们带到旁边一个小屋，关上门，拿出一个我熟悉的东西——金属探测器：“不介意吧，这玩意儿不来一遍说话没安全感。”
我举起双手，他在我和周庸身上扫了一圈，把手机、窃听器、录音笔、追踪仪都拿出来关掉：“哥们儿身上货挺足啊。”
我说：“还行，你知道我是谁？”
他说：“本来不知道。那天你们来了之后，我就顺着李欣查她的朋友圈，然后在她朋友田静的朋友圈里，发现了你们是谁。你们故事写得还挺好看的，我昨晚看了一夜。”
我点点头：“李欣手机里有两个‘木马’，除了偷她钱的那个，另一个是你放的。能说说你还做什么了吗？”
他不看我的脸：“今天的话我只在这个房间里说一遍。我喜欢李欣，第一次上门给她修手机的时候就喜欢，但你知道‘社恐’里有这样一种情况吗——没法正常和女性交流，我就是这样。”
赵腾达无法和李欣交流，但他又想走入她的世界。于是他开始窥窃她的生活和隐私。从上小学开始，李欣在网上发过的所有东西，都没逃过赵腾达的眼。
渐渐地，赵腾达不满意只是窥窃李欣的过去，他想每时每刻都能看见她。于是，他趁着上门换屏幕，在她的手机里下了“木马”软件。这个“木马”能同步收集并传送数据到赵腾达的手机里，包括聊天记录，但这还是不能令他满意。他入侵了李欣从家到公司的路上每一个能照到她的摄像头，包括便利店那个，并将这些连接到网上，随时观看。
12月25日，赵腾达通过摄像头发现，李欣被人跟踪了。他赶到李欣家的小区，装作在小区溜达的路人，让李欣身后的跟踪者无从下手。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直到他通过一个洗衣店的监控摄像头，发现跟踪李欣的人进了旁边的中介公司。
第二天他入侵了中介公司的系统，侵入所有员工的电脑，发现有很多人在售卖客户信息。通过一些聊天记录，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是最近专门入室抢劫独居妇女的人。
我点点头：“所以盗刷那人，你也早发现了，是你故意引导我们去的。”
他说是。
周庸：“我就问一件事啊，你到底跟不跟李欣表白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顺其自然吧。”
从手机城出来，我和周庸在车边抽烟。
周庸：“徐哥，你平时不用手机交钱，卡也不怎么用，只用现金，是不是就怕这种信息泄露，被人追踪什么的啊？”
我说是。
23
别乱买减肥药，它可能来自别人的肠道
微信朋友圈最大的用途，是塑造自己的形象。我妈发到朋友圈的，是各种爆款文——《柠檬的八种功效》《今天刚发生的，不看别后悔》……说实话，我已经屏蔽我妈朋友圈一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