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学生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以后，以往能给予他们协助的人都 退了开来。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在实质上倚赖自己的程度比他们觉察到的还要多出许多。那些父母还健在的人，会觉得父母张开的保护网（虽然经 常令他们感到憎恶）能使他们不受伤害。在某些方面，这也许是实情，但在工作上却非如此。
和欧洲及日本的学生比起来，美国的学生在选择职业方面，决定的时间 往往太迟，以致有许多人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任何决定。不管祸福如何，在完成学业以后，他们照样踏入社会工作，并在那里再度用大学新鲜人的态度来 对待他们的工作，就好像自己仍有充足的时间慢慢选择职业一般。虽然许多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在工作 10 年后，他们仍无法决定自己在职业上该 走的方向。他们到这个时候，唯一能下的结论是：“我想做个成功的人物。”
但在哪一方面呢？ 总而言之，那些乐意认同某一职业的人，视“工作”为一个有机会让他们在本行成名的场合。另一方面，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开，并因此规避某 一项专业的人，往往是用金钱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学生时代过度重视社交生活的人，进入社会容易变得过度重视金钱；迟早，他会完全以金钱报酬 的多寡来衡量工作。
与制度为敌对子女在成长时期的变化，为人父母者常会感到惊讶。但最感到惊讶的， 还是那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他们没有天天看到这些年轻人，只是偶尔造访一下，而在岁月递嬗的期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已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一群仍在可塑阶段的人做长期研究，就好像是一个定期来探访的远亲 一般。经常，我们不但感到讶异，而且还很震惊。一些过去看起来很害羞、内向的少年，竟会蜕变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独断的人。一些曾告诉我们自己 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自己，以及往后工作的问题。
由于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无法从一开始就选择出那些未来事业发 展型恰巧与罗伯及乐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们真试着这么做，事实仍可能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就知道何以某些青 少年能达成起初我们对罗伯和乐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们之所以成功，而后两者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贝利。史考特——我们将要研讨的三个案例之一——就提供我们一个很 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些事业有成的人，于 15 岁到 30 岁的过渡期间，在态度上及志向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他和前章谈论到的罗伯及乐娜最大的不 同点是：后两者在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有抱负，实际上却与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情感的距离，有趣的是，这段距离的存在反而使他们更能摆出一副专心工作的姿态来。工作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获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而另一 方面，当贝利接受一份工作，并从此安定下来以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上，而并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报偿。因此，他并不像罗伯 及乐娜那样容易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目标，也较少想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缘故吧，贝利和罗伯及乐娜表面上那种充满决心的态度比起来，就显得缺乏 决断力。
另一个相关的要点是：在闲暇的时候，贝利很少对自己施加压力，也许 以罗伯及乐娜的标准来看，贝利会被视为一个懒虫，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但在贝利的下意识里，他明白这个时候是使他养精蓄锐， 在工作上能继续冲刺的最有效办法。
专业人士的困惑
14 岁时，初入中学的贝利对自己的功课似乎不感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头 两年平庸的成绩上看出来。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时，他却开始用功念起书来，而且他的平均成绩也由原来的 B 及 B1 进步成 A1.虽然来自同辈 朋友的压力——即要他背弃分数——依然存在，但贝利在这时却有很好的理由在公开及私下的场合抗拒这种压力。“我想进好的大学念书，”他说。这 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认为我已变成书呆子，”他表示，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有点不安，但仍决 定坚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后半年里，同学的意见对他再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远的目标上。
虽然贝利进的大学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仍高兴地做入学的准备。“你 打算主修什么？”我们在他离开前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学期以后，他开始考虑主修历史。他对上学期修的一门历史深 感兴趣，但为了确定这不是偶然，贝利在下学期又修了另一门历史课，结果发现它更令他感到着迷。为什么呢？“它有‘行动’，”他热烈地说道。比 较起来，其他学科就显得太静态了点。“它们显得很枯燥、没有生命，”他 断然地说。
从大二开始，贝利不但每学期念历史课堂上指定的书籍，也自行找了一 大堆历史书籍来念。“这是一种享受，”他说，“比看电视更能松懈身心。”
到贝利念大三时，一件从来没有发生在罗伯及乐娜生活中的事发生在他 身上了——他变得专业化起来。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他开始把自己想成历史学家。他经常想像着自己是历史这一行里的精英，读书、著述、表现活跃。
“有时我会在看书中途停顿下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并假装我是 这本书的作者，或能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如果贝利明白他这种想法只是认同过程中很正常的一种现象的话，他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获得某 行专业人士的赞许，促使贝利这类年轻人热烈地追寻那一行的时尚与传统，而非与之对抗。没有这种认同的步骤，那些他寻求认可的人士会把他视为外 人，而非他们这一行的精英。
贝利看书时对自己未来产生的幻象并非只是空想而已；因为他正尽力实 现这个理想。由于博览群籍，他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很迅速，而他写的报告或考试也一直获得很高的成绩。光是这一点就显示出他与罗伯及乐娜不 同。后两者这些年来虽然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很显然地，没有什么专门的行业或知识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他们乐意埋首于其中，并 就此留在那里。“我想做个什么都行的人，”罗伯 28 岁时仍这么说。
贝利第一次对自己的志向产生怀疑，是在念大四的时候。大学四年里， 他的表现一直很优异。高中快毕业时，他申请入学的七所大学中只有一所接受他。而现在，他申请的六家研究所里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标准都比 他高中时所申请的大学更严。芝加哥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当他们的入学许可委员会来函通知他时，他兴奋极了。
他兴奋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就开始产生 疑虑。一般历史学者要到高龄才能成名的现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我可不希望年纪到了一大把才成名，”他有点气馁地说道，“我更不希望自己在40 岁，正当盛年时，听到人们这么对我说：”莫扎特在你这个年纪早已享尽 盛名，魂归九泉了。‘“
然而，真正影响他重新衡量对未来的决定，以及使他担心成名年龄的关 键因素是，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正逐渐地减少，一般大学对教职员的需求量也因此戏剧化地往下降。这种现象使贝利觉得自己可能选错行业。现在正 是他冷静思考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诚如他毕业前所说的：“唯一会大量雇用历史学者的地方是大学，而现在这些学府却自顾不暇。”这种情况使他感 到非常忧虑，因为一旦他开始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干扰。
他写信告诉芝加哥大学，自己 9 月份会准时入学；但在 6 月却接受一份 正式的工作，同时并没有告诉他的雇主自己秋季就会离开。“我想赚点钱，”
在开始工作两星期后，贝利解释他的动机，“学费很贵，其他东西也是如此。” 尽管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还有一个真正的理由他并没讲出来：他想两方面都尝试一下，看看哪一方面较行得通。他很想知道工作世界的情况，但 同时又想保留进入研究所的取舍权。他明白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不见得会是最好的职位，但仍想体验一下在商界工作的实际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对企业机构有什么贡献，”他搔着头说。虽然在生 产部门已工作了两个星期，他仍与自己工作的这家纸业产品公司有很深的隔阂。贝利在学生时代并不是没在假期工作过，但这回的情况却不相同。这回 很严肃，可能意味着他未来的人生都是如此。他的反应如何？他心里有什么感受？“很不舒服，”他答道。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是那么地陌生， 使他十分难过。这不是因为他蔑视这个新环境，而是因为自己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在这儿，我觉得自己像条离开水的鱼。”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件事一直让他印象很深刻，而他也经常提到 它们。他过去所受的训练使他看事时习惯于综观全局，并由此赋予每件事一些意义。但在办公室里，他却看不出每个人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就如他所言：“这些人做的事实在很荒谬，荒谬极了！”在他眼中，办公室里的每一件事 都缺乏意义与目标，更别提整体的价值与目标了。
第二件事与第一件有关，但对他则更为重要。历史这一行之所以一开始 就吸引他，是因为它充满了“行动”。大规模的行动在他脑海里制造出来的活动画面，要比任何电影更令他心醉。“它使我忘却自己，”大二、大三时 他兴奋地说，“并把我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但现在一切却突然停顿下来。不管他怎么努力，他仍无法不去注意他周 围同事行事琐碎的现象。“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他憎恶地说道，“而且做的也都是一些琐碎、无聊的事。”研读历史所带来的壮观景致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他眼里所谓的“琐碎”行动。 令他朋友感到吃惊的是，夏天结束以后，贝利并没有去芝加哥，“去做什么？”他在 9 月底问道。“去拿一个比我现在更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博士？ 与其那时候再考虑转行，倒不如趁着还年轻时这么做。”诚然，分析家可以轻易地说，工作市场状况影响到职业的选择，并举出一些统计数字做说明。 但对贝利而言，决定改行并不是一件单纯、容易的事。而且这件事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做好决定而立刻消失。相反的，在大多数我们研究的例子中，最严 重的后果往往要在日后才会显现出来。
贝利对他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并没有什么感情，而且仍昏眩于新环境所给 予他的那种琐碎、无意义的感觉，这甚至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到后来他甚至觉得自己仅有非常微小的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我现在的 情况（在企业界）绝不会比我将来（在学术界）糟，”他就事论事地说道。
此外，他原先那种难过的感觉到了 9 月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度的嫌 恶感。“我还可以忍受得了，”他在 10 月时这么说他的工作，“如果别人都能，我也能。”
守本分就有升迁加薪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 3 年里，贝利继续留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可是却被转到另一 个部门，原因和他们公司买进另一家公司有关。随后，他又跳槽到一家对手公司上班，并在那儿待了 4 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一个例子，说明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有些人虽不喜爱自己的工作，但仍可以表现不错。我们常以为，光是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并不足以使自己快速升迁，实际上，这是 因为我们没有仔细观察许多有能力的人在事业上发展的情形，而产生的误解。只要守本分，不管对工作是不是真有兴趣，都不会妨碍他升迁加薪的机 会。
贝利辞职以后，我们到他原先工作的公司访问几位高级主管。我们向克 特——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问及这种现象。他笑着说：“我们如果要求聘用的人都要真正热爱工作，那么这里就会只剩下 5 个人，而非 500 人了。” 由于这种要求员工热爱工作的期望太高，所以很少有雇主会做这种要求。这使和贝利一样仍处于过渡阶段的人，能自在地逃避被人看穿的可能，同时能 获得升迁的机会。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及适当的报酬来帮助自己下定决心，看看自己是否乐意把下半辈子花在企业界里。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样本里，仅有少数几个人察觉自己内在的感情生活 与所从事的工作之间有一大段距离——他们等于置身于舞台上；而贝利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像个演员，只差没在百老汇的舞台 上表演罢了，”他在工作第 5 年时说。这使他两年后以一种崭新的眼光看他 父亲。
“我过去一直不明白我的老爸怎能忍受得了，”贝利 28 岁时说。“我早 上起床上学，他起床去工作。看得出来他并不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仍每天去，毫无怨言。这使我很困扰，因为这似乎毫无意义可言。我那时希望自己的人 生不仅是如此而已；但我想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
这个发现使贝利心情轻松不少。虽然他从来没和他父亲谈过这件事，但在隐约间，他仍觉得自己一定会得到后者的赞同，这又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放松自己的情绪。在同一年，他换到一家规模小很多的公司上班（原先工 作的公司有500 个员工，这家只有 56 个），并一直留在那儿。
他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并不是没有遭遇过业务上的问题。近年来，纸产 品工业有景气和不景气的时候，但到了贝利 31 岁时，他个人与办公室工作的距离再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事业生涯。有几回他会突然静下心来向自己提出质 询（“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做这些事？”），但逐渐地，他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工作上（“我喜欢做这些事，”他说，“我真的很喜欢。”）。 这段过程花费了他 9 年的时间。
这是一段冗长而又辛苦的过程。也许和主修数学、语言、艺术或哲学的 人比起来，贝利的经历还不算辛苦；但和学会计的人比起来，他显然遭受更多的压力。通常，学会计的人所经历的过渡期为时最短，就如一位主修会计 的人在工作 14 个月以后说的：“替教授做或替客户做审计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大学主科表一：转换工作的过渡时间会计（职） 0.5 护理（职） 0.7 药剂（职） 0.8 教育（职） 1.2服装设计（职） 1.3图书馆学（职） 1.3建筑（职） 1.4电脑程式设计（职） 1.7 化学（学） 1.8 企业管理（职） 1.9 新闻（学） 2.0工程（职） 2.2生物（学） 2.4地质（学） 2.5心理（学） 2.9 统计（学） 2.11物理（学） 3.1经济（学） 3.4数学（学） 3.10人类学（学） 4.1舞蹈（学） 4.1 社会学（学） 4.7 艺术（学） 4.11 外国语文与文学（学） 5.2 宗教（学） 5.3政治（学） 5.7音乐（学） 6.6历史（学） 7.5英语（学） 8.2
主科性质：学=学院训练，职=职业训练，过渡时间是以年及月来表示，5.7=5 年 7 个月。表中数字为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因为到 1984年，样本中的成员中， 22%有“之前” 的人在离开学校 20 多年以后，仍没有熬过过渡期。
表中的数字是用担任某一工作“之前”和转换工作“之后”来计算的。
“之前”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个人从大二到大四主科的平均 成绩；（2）在这 3 年当中，个人为了加强自己的主科而自动奉献出来的余暇时间；（3）个人愿意继续做这类工作的年数（把分别在大二、大三及大四春 季收集来的答案加以平均）。比重为 35∶35∶30.由此观之，那些在主科方面表现不好的学生，常不愿自动奉献一点周末或暑假的时间，来增进自己在 这方面的知识。此外，那些不愿意奉献很多年或一生在所学这一行的人，由于无法衡量其担任工作之前所下的工夫，因此也就无法衡量其转换工作所需 的过渡时间。
“之后”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回答者对他们正在从事的 工作喜爱的程度（以 100 分为标准）；（2）余暇在这一行自动付出的进修时间；（3）回答者宣称为了继续在这一行工作而愿意接受的减薪百分比。比重 为 30∶30∶40.
不安分的下场
罗伯及乐娜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试图击败现有的制度上，但却没有 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另一方面，贝利却不想打败工作制度；他希望与工作制度认同，并做到这一点。第三种例子——史坦利。古柏——比较像罗伯 及乐娜，但他却很明确地摆出与任何制度作对的姿态来。“我没有必要忍受这种狗屁！”史坦利在 16 岁时愤怒地向我们谈到他的一位老师。
史坦利在学校的成绩很不稳定。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少做家庭作业，另一 方面是因为他不愿静下来反刍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谁有那么多时间啊！”
他说道。事实上，他只是太缺乏耐心罢了。
在社交场合，他却不像是没有耐心的人。虽然在余暇花费 5 分钟时间看 课本对他而言，就像要他的命似的，但他却可以无所事事地和朋友相处 5 个钟头，而丝毫未注意到时间的消逝。“他是个好人，”他的一位朋友评论道。 另一位则说：“他很有趣，对人很体贴。”
从念中学的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史坦利并没有改变多少。他考试经常作 弊，而且也乐于承认这一点。仅有一回他被抓到过，那是他高三参加法文期中考的时候。虽然因此得了个零分，他却没有感到畏缩。在那学期剩下来的 日子里，他上课比较注意听讲，在家里也念了一点书，因此到了学期结束时，他在这门课得了个 C.但他不但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而把他的老师当成傻瓜。在他的眼里， 法规就是法规，没有通融的余地，如果有人只为了他做的一点事就试图让法规让步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笨蛋及懦夫。虽然他经常反抗现有的法规， 但却又缺少不了这种法规，原因有三：（1）他需要一个可以反抗的对象来证明自己；（2）帮助他整顿内心中的混乱；（3）使沸腾在他内心中的敌意能 宣泄出来——如果一直把这种怨恨积压在心中的话，他会变得对自己更加不满，甚或更加沮丧。因此，每条法规在他的眼中都变得比实际情形还更冷硬， 也更难以通融。
这种看法使他能肆无忌惮地大声斥骂各种法规，并因此赢得许多朋友。 但到了大学时代，他的做法却不再生效，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他一向习惯于在公开场合嘲笑的法规都突然消失了。现在，没有人规定他穿什么衣服；他 可以随自己的喜好穿着。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大可不必洗澡、刷牙及梳头。
房间整齐或脏乱也是他自己的事。在这个离家 800 里的地方，他甚至可以凭 自己的喜乐来决定是否和同学们打招呼。在偌大的校园里，很少有人会去注意到一两个学生。
至于学业呢？高中时代学校规定的一星期三次自习时间已不复存在。史 坦利现在已失去打破这种规则的乐趣；只要他把课业弄好，学校任由他自己决定自习的时间与场所。
在这样一个缺乏纪律的环境里，他并不能找到几位大学公认的敌人来宣 泄自己内心的怨恨。这使他非常焦虑。史坦利是一个对什么事都不能长期集中注意力的人，更别提念书这码子事了。“我想我会被当掉，”他在大一结 束前的两个月恐慌地说道。但他却没有被当掉；由于在期末考前苦拼了一阵子，史坦利终于使自己那学期的平均成绩得到 C.但他并不兴奋，反而更加 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仍能做到这点，”他在两个星期以后说。
但到了下学期，他又回到学校，准备再做一番尝试。注册时，他选择企业管 理做为主科。
人们花在打倒制度的精力与时间，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们是否喜爱工作的 主要依据之一。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只是单纯地尽他们的本分；那些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他们正在做 事或已完成了某些事。此外，他们也可能找寻一个伎俩或策略，以尽速、轻松地完成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抄袭别人的工作，或采用各种形式 的欺骗；举例言之，装病、偷看答案、让别人替你写作业或考试等。
在可能的范围内，史坦利也尽量地使用这些伎俩，但客观的环境却不容 许他再经常运用它们；中学时代孕育在同学们之间的同盟气氛（“我们一起对抗老师，”）在大学时代已大大减弱。“这儿的人都太拘谨了，”史坦利 在念大二的那年说，当时他向一位朋友索取一些功课的答案，但却被拒绝。
“都是些古板的人，害怕被抓到。”
到了学期中，史坦利的功课早已落后了一大截。“我似乎已跟不上其他 的人，”他在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担忧地说道。由于从一开始他就没法配合教育环境，所以他有击败制度的强烈欲望。现在这种欲望更是高涨。那些在某 方面表现良好的人，并不需要想办法去排挤别人；他们早已做到这点。反倒是那些自觉是输家，或实际上处于劣势的人，比较容易想用不公平的手法与 人竞争。他们所要找的只是一个能击败他人的神奇办法，而非真的想出人头地（虽然他们口头上会宣称，这是他们采用这个方法的目的）。
到了 11 月底时，史坦利的想法有了急遽的转变。大多数他认识的学生都 是玩归玩，用功起来时却很卖劲，并且把上学和获得好成绩很当成一回事看待。但在史坦利眼中，这些学生突然间不再是使他处于劣势的竞争者，反而 是一群被社会欺骗的傻瓜，愚昧地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光凭啃书本，他们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他说道，脸上显出几个月以来头一次有的快乐 表情。“他们被这个社会欺骗了，”他几乎是吼叫着说出这句话来。
这个新看法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和这些学生做相同的事：读书。他 已找到一个能超越他们的办法：离开学校。尽管别人并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史坦利却相信自己走的是正确的路径。“何必把自己的人生这样可怜兮兮地 浪费掉！”接着，他又满脸笑容地补说一句：“我为这些笨人感到遗憾。” 在 12 月10 日那天，他带着胜利的心情正式离开学校。
汲汲于名利
毫无疑问地，在史坦利的心目中，他已达成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公开 地打败学校制度。但他却没有料到这样做的结果，只使他倒栽葱似的掉进另一个更大、也更难以逃脱的制度里。现在他无需像在学校时那般地担心分数 问题，但却必须担心如何维持生计。在他的想法里，这一点应不是大问题。
“这总比待在学校里好多了，”他在离开校园的前四天说。 当我们开始做这个研究时，并不认为史坦利的想法有何不对，因为在学校里表现不好的人，不见得日后在社会上就无法发达。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学校成绩好的人日后也许做教授，在学术界发展；不热衷课业、但有生意头 脑的人则可在企业上出人头地。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似乎是件很公平的事。
但我们却没有料到一件事：在我们的样本里，许多像史坦利这样因为无 法适应学校环境而中途辍学的学生，在日后也无法适应他们的工作。从学校（在那儿他们感到不自在）转入工作世界（一个被假定成更能让他们发挥才 能的场所），对他们不啻是从煎锅跳入火里。他们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反而 迅速地凋萎了。
值得人深思的是：当工作出了差错，或他们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工作 时，这些大学念了一阵子便辍学的人会立刻把责任归诸于他们没有大学文凭。在某些情况下，事情的确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例子里，真正的问题往 往出在他们自己的目标上。什么目标呢？“我想赚钱——很多的钱——愈快愈好，”史坦利在找第一个工作时说。他终于找到一个侍者的工作。这个工 作听起来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财富，但史坦利却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在办公室里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薪水是多少。但在这儿，谁知道呢？”由于拿 的并不是固定的薪水，也无法预先测知确实的数目，史坦利任由自己的想像力扩张到令他兴奋的地步。
做了 7 个月的侍者以后，他兴奋的感觉很明显地降低了。换到另一家餐 馆工作使他的收入增加了一些，但却没有改善他的情绪。“我赚的钱仍是少得可怜，”他很失望地说，他实际上的收入与他的梦想仍有一大段差距。有15 个月的时间，为了贴补收入，他也做点贩卖大麻的小生意（“每个星期可 带给我 70 元甚至到 100 元的额外收入，”）可是在一个同行被捕以后，史坦利立即洗手不干了。“我可不想坐牢，”他说。
在离开大学 3 年以后，一位常光顾他餐馆的主顾向史坦利提供了一个推 销员的职位。“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推销员，”这位衣着光鲜的客人这么告诉他。“你知道如何应付人，如何和他们讲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星 期二下午 4 点钟来看我。这是我的名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史坦利就变成了一个向各个商店兜售成衣的推销员。“我喜欢到处跑，”他一年以后说。
“经常在路上奔波对我并不是苦差事。”
直到 12 年后的今天，史坦利仍留在这一行里。在这段期间，他替 5 位雇 主工作过，并结婚及离婚两次。不论他的雇主是谁，他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如何打败现有的工作制度；对他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目标，倒不如说是一个 顽固的迷信。他对自己的工作最感到自豪的一点是：他可以到处旅游，其他的工作者却被关在办公室里；他不断地见到新面孔，他们却得天天看同样的 人；其他的人有一份固定的薪水，他却有一个相当大的开销帐，这使他“可以玩数字游戏，期骗国税局及上司。没有人知道我实际上赚多少钱。”
在我们的眼里，这并不是一笔好交易。就像辍读大学一样，史坦利获得 的只是心理上的胜利罢了。
没有真正从学校过渡到社会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琳恩。威尔森。她和我们所遇到 的人都不一样。罗伯及乐娜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试图打败工作制度；史坦利则蓄意这么做；至于贝利呢？他愿意接受现有的工作制度，并做个有成就的人。 在这方面，琳恩和贝利很像。她的个案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她代表一大堆从来没有真正从学校过渡到社会阶段的男女。
身为一个 14 岁的中学新鲜人，琳恩的智商及精力比一般同学都高，但她 却是个表现平凡的学生。像史坦利一样，她在那个时候对任何事的注意力都不能持久，但她会乖乖地按时做她的家庭作业。
她有许多朋友，其中包括由三个女孩及一个男孩组成的死党。他们谈论 的事情既非知性上的问题，也非恶意的是非，而是对他们认识的人做一些有趣的评论。“爱咪的母亲脸上拉过皮，”琳恩向她一位同学说道，“现在只 要一张开嘴说话，她的眼睛就会闭起来。”
也许光从她随和的举止与轻松的闲谈中，我们看不出琳恩是个有野心的 人。但她实际上却是个相当有冲劲的女人，有冲劲的程度比她自己了解的还要多。在念中学的最后两年里，我们曾分别问过她大学要主修什么科目，而 每一回她都毫不迟疑地回答：“英文。”可是在高中毕业、进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她却因为念了两本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书而深受影响。她改变主意，决 定在大学主修社会学。
但在念大学的头两年，她却不觉得自己所修的课程有多吸引人。这点使她感到很困惑。“也许这和他们采用的教科书有关吧！”她不只一次这么解 释。真正维持她对这方面兴趣的原动力来自她课外自行找寻的读物。“我可以走进一家书店，”她在大二上学期时说，“然后找到 10 本写得比这更好的 书，”她手里拿着一本泰寇特。巴森写的书。这是教授指定的教科书，但她却弃之如敝屣。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她下一年度又会重复讲的话：“有时候我 会觉得他们正试图扼杀我们对这个科目的兴趣。”
琳恩当然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课程内容缺乏 吸引力，她对自己主修的科目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但课外阅读的书籍仍支撑着她朝社会学这个方向走下去。她的成绩非常好，而她也计划大学毕业后念 研究所。但到了真要申请表格的时候，她反而改变主意了。
这使我们感到很惊讶。过去 3 年以来，我们看到琳恩一直很努力地在她 选择的这一行发展。在努力的过程中，她曾遭到很多的阻碍。夸大、内容贫乏或枯燥的社会学教科书不只一次使她感到困扰，并减弱她对这一科的热 忱。但她不但没有放弃这一行，或对它肆意嘲讽，反而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而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却突然出现，且左右着她的想法。“没有必要 念研究所，”她说，显然已做好决定。“当我念出来时，可没有什么学校的工作会等着我。”她在 6 月毕业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一丝再继续深造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 19 个月里，琳恩替美国一家数一数二的大保险公司工作，但她却觉得自己与所做的工作有一段距离。“我并不关心自己做的事，这不是 好现象。”琳恩在工作 10 个月后，带着歉意的口吻说道。抛开个人的感受不谈，她觉得自己欺骗了她的雇主。这使她决定换到另一家公司工作。她的第 二任雇主是一家玩具制造公司。打从一开始，琳恩就立志要表现得比前一份工作更令自己满意。 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工作中，做完自己份内的工作，又急匆匆地找寻别的事情来做。“在这儿有好多事情要做！”她在那里工作一年后，苦恼地说道，“我真不敢确定自己能跟得上。”她的勤快和她同事平常做事的步调成了强 烈的对比。一位同事评论道：“她做起事来像着了魔一样，总是那么忙碌。”
琳恩以这种快速的步调连续工作了 3 年多。“我不能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 也不做，”她不只一次说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做了 3 年多的事以后，琳恩不得不承认自己遭遇到一些问题，这和 她的婚姻无关，她很确定这一点，但她表示，“当工作不如意时，我的家庭也会受到影响，”于是她试图再继续寻找问题的根源。
有一件事令她极端困扰，那就是她所学的和她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关 联。刚从保险公司转到玩具公司上班的确令她感到兴奋，因为闲暇时她要读一些关于娱乐器材、玩具方面的书，这些书对她来说都十分新鲜有趣，而念 有关保险额的文章却令她感到非常无味。就这点来看，她换工作是对的。可是日积月累，她大学时代所读的与她日常的工作愈来愈缺乏关联，以致她总 觉得自己的工作缺乏意义。在 27 岁时，她仍无法与自己的工作认同，这使她 很不安。
然后，琳恩决定去念研究所，并很欣慰自己找到了所谓的答案。她把填 好的申请表格送出去。“我只希望自己仍能进得去。我那时实在该去念研究所才对。”对获得社会学硕士与博士的人而言，这时的工作市场比 6 年前更 不景气，但这一点并没有困扰琳恩。她所要找寻的是学校本身，而非它日后所可能带给她的工作机会。
4 个月以后，她很兴奋地进入一家离她办公室还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大 学。“我会全力以赴，”她由衷地说。然而，回到校园里没几个月，她的心情又有了转变。“我觉得自己好老，”她指着一群年轻的学生说。但她真正 的意思并不是指年龄，而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虽然以前念大学时，琳恩对系方安排的课程很反感，但她也明白身为这 一行的入门者，她的看法或许是错误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又能知道什么？” 她在 19岁时说；很显然地，她是想抹掉自己一刻钟以前所说的那些贬损课程 的话。现在，她的态度却不大相同。经过几年社会的洗礼，当她以过来人的眼光再度衡量学校的课程时，以往的激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 的一种肯定感。
“这简直是场闹剧，”念研究所的第二学期她平静地说道，“那些教授 根本就不切实际。”什么事情是她最反对的？“他们只会不着边际的谈论一些抽象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无实质意义，也无内容。他们简直是生活在象牙 塔里，难怪他们的意见听起来这么贫乏、空洞。”但她大部分的批评仍是针对她自己，而非那些教授。“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能回到大学时代的生活，” 她在拿到社会学硕士的那一年说道。“我错了，我再也无法回去。这个地方和那家玩具公司一样，也是个商业场所——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事情到此似乎也该告一个段落。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一个人对学校或工 作世界的任一方产生反感时，会自然地去接受他认为还有救药的另一方。琳恩两方面都尝试过。在 29 岁时，她对学校的敌意已大到足以令她乐意地把注 意力再度放回到工作上。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都是这个做法，而起码有阵时期，琳恩也这么做。可是到了她 32 岁时，以往那种不满的感觉又再度浮上 心头。尽管她把自己全副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她仍无法得到成就感。她虽然能在别人面前掩藏这个事实，但却欺骗不了自己。“我就像是个旁观者 那般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她说，心中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很不快乐。“也许我该做些别的事。”
她决定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回，她可不像上次那么兴奋，以为 自己又回到一个舒适而且令人心醉神驰的知识世界里。现在她可是完全从现实着眼，希望凭一纸博士文凭增加她在工作世界的威信。她决定不做正式的 学生，每学期仅选修 9 个学科。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距拿到学位还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最近问她。
“也许还要 10 年吧，”她答道。 琳恩并不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的人不计其数。
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回到学校选课，甚至放弃工作正式回学校做 学生，但大多数人都曾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仅是想获得另一个学位，以便利自己的升迁，或获得别人的尊敬。其他的人是因为离开学校太久，已对它 产生了不实际的幻想。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而且又增长智慧的场所。有些人可能幻想成真，但大多数的人（包括琳恩在内） 就没这么幸运了。不幸的是，许多人在面临学校与工作的抉择时，往往拿不定主意，一会儿决定朝这个方向走，但在遭到一点挫折后，又决定换另一个 方向。由于他们无法一直快乐地留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因而他们永远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无法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人花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仍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深为自己的何去何从 而苦恼着。
冲向名声与财富
讨论完个别的案例之后，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这一整群人身上。看 完上面各种不同的案例，我们该了解人们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这段冗长时间里，所经常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因应之道。
在学校的时候，不管一个人的成绩有多差，他毕竟还是有进步的感觉。 每经历一个学年度，他就在教育的阶梯上明显地向上升了一级。比较起来，工作世界就显得太静态了；往往在过了许多年以后，一个人才能在事业的阶 梯上向上爬一级。更糟的是，在完成学业以后，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必须面对一个令他们感到吃惊的事实：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件事本身也许令人兴奋， 但对他们的自尊心来讲，未尝不是一个打击，所以在下意识里，他们会稍微扭曲事实，好使自己心里舒服点。由于他们都还很年轻，很容易把事情看得 太乐观。乐观并没有错，因为抗议或抱怨不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会让人注意到他们卑微的职位。问题是过度乐观也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其中最严重的 就是，他们认为工作世界会很快地提供他们各种报偿。
乍看之下，乐观是这个国家的瑰宝之一。然而，事实却不像表面上看起 来那么简单。一旦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无法立即得到预期中的报偿时，他们 的态度就会产生180 度的大转变。在 20 来岁时，受过大专教育的工作者会认 定学校是满足心灵生活的场所，而工作则是图利的行为。前者是高尚的，而后者则是鄙俗的。这种看法基本上和他们的自卑感有关：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他们可以借此宣称他们的职位并不卑微，卑微的只是金钱罢了。他们并未降低自己的身分，只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罢了，他们爱好真理、美德的 纯洁天性仍没有遭到污染。
问题是这种保全颜面的说法忽略了两个要点，第一，近年来毕业的大学 生偏偏很喜爱金钱；第二，这种说法妨碍了他们与新的工作环境妥协的能力。
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像的那么如意，他们会在心目中把学 校美化成一个充满诚实与美德的场所，而把企业界视作是一个充满欺骗与邪恶的大染缸。这种夸张的比较虽然能令他们心里舒服点，但也使他们不能以 正确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曾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过去他们一直以为学校是个干净的发射基 地，能使他们光明正大地冲向名声与财富。而现在他们却必须为了区区的金钱，做些微不足道的事。为了逃离这种命运，大多数人会试图反抗工作制度。 于是，他们会不自觉地把学校的印象加以美化，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道德基础来支援他们往后完全利己却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他们又觉得在学校所学的 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发展。他们不希望自己是那种赤手空拳敲企业界大门的 人。
在过去，语文及古典文学被视作是珍贵的资产。然而，这些学问仅适合 于那些毕业后早有好职位等候着他们的富家子弟。一旦大学教育不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品时，这些学问实在不足以使平常人家的子女应付一个科技日趋 进步的工业社会。
对于第二次大战以后，象潮水般涌进大学的中等家庭的子女而言，光是 用一些形而上学的观念来衡量大学教育仍是不够的，因此，金钱就成了衡量的标准。“大专教育具有 10 万元的价值，”这是 60 年代早期流行的神话，就算这种说法在当时是正确的，70 至 80 年代的学生却知道它已经过时了。 他们心里很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一位学生在 1983 年所说的——当时他刚付完一年 10000 元学费的帐单，并另外准备好 5000 元做一年食宿及其他杂项 支出的开销——“想想看，往后我得赚多少钱，才能在财务上弥补回这项念大学的投资。”他所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这四年所必须支付的一大笔学费及生 活费，还包括他在这段期间内是一毛钱也没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