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天之骄子？ 有两种专业人员较不受上述变更的影响：律师和会计师。以下，当我们提及“保留率”的时候，我们意味着在某人换工作或变更工作地点之后，继 续和某人保持生意来往的顾客人数比率。就美国来说，在所有行业中顾客保留率最高的，当属律师和会计师。
一般人的反应是，“是啊，我知道我的律师搬了家。那又怎么样？这并 不表示他现在就比以前差了。”或者“我当然还是会找我以前的会计师，就算他搬了家也没有关系。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和医生不同的是，医生直接开药并提供建议给病人，而会计师却从他们 的客户那儿获得各种资料和情报，再转过来替他们服务。换句话说，他们是客户和国税局或客户和其他人或公司之间的媒介。
事实上，律师、会计师和客户之间的面谈通常只是事情的前奏，真正重 要的事情往往要在客户离开之后才开始进行。
这和医生的情形完全不同。带孩子去法兰西那儿看病的母亲，在离开之 前已经得到了所有的药方和指示。病人和医生的“交易”，主要发生在医生和病人之间，而律师、会计师和客户的交易，则发生在代表客户和他人交易 的基础上。
因此，会计师和律师的所在地，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他 们很少群集在一起的原因。正如同一位客户所说的：“座落在城中心的华丽办公室，增加的是他（律师）的方便，但却是我的花费。”通常律师都代表 客户的利益和其他的法律或财务团体交涉；例如靠近市政厅的法院或位于首府的某税务机关。只要他们能妥善的以口头或文字的方式处理他们的工作， 他们座落在何处并无多大差别，无怪乎他们保有原来客户的比率可以高达90%，其他的行业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建筑和室内装潢是另外两个幸运的团体，和会计以及律师相似的是，他们的实际工作往往在和客户接触之后才真正开始。 这两个团体的顾客保有率，仅较律师和会计师略逊一筹。我们所调查的的 300 个客户当中，有 17%甚至不知道他们设计师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只 有他的电话号码，”一位富有的女士说。“每次我打电话，他都不在，所以我就留个口信给他，然后他就会回电话。”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变换 工作地点对这个设计师而言，将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心理治疗医生的客户保留率倒是出人意料的高，虽然乍看之下，他们似 乎较接近医生而非建筑这个行业。其中的理由出奇的直截了当：“我可不希望让我的邻居知道我的一切。”基于上述理由，心理治疗医生有时会故意选 择离城市较远的地区。
“多远才算够远？”我们征询 1000 多个病人的意见。大多数的人认为在 市区，3/4 里是个合理的距离，在郊区则至少要相隔 2 英里。（基于这个理由，许多郊区的人会放弃去看心理治疗医生的机会，有时是因为附近的小镇 没有医生，有时则是距离太远，无法每周去报到两次。）
因此，不论是换工作或变更工作地点，对于心理治疗医生都不会产生太 剧烈的影响。事实上人们选择他们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们在相当的距离之外。
可携带的客户 让我们将以上的发现，连同收集自其他行业的资料来做个结论。 就许多数字来看，某些行业的客户保有率似乎还没有低到令人担心的地步；其实不然。对一般人来说，骤然失去 30%至 40%的客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有时，这个百分比甚至会更高——哈利、雪伦和法兰西平均在一夜之间失掉 了60%的客户。这对专业者的情绪和财务都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雷娜。史提芬是个手艺精湛的美发师，她的顾客也都很喜欢她。“她实 在很棒，她总是知道我该梳什么发型，”她的一个常客评论道。在一家美容院工作了七年之后，她决定要迁到另一家较干净、清爽且空间较大的美容院， 她的常客也都再三保证会跟随她。这些保证给了她十足的信心，也给了她和新老板交涉的本钱。新的美容院离她原来的工作地点只有几条街，然而，到 了新的美容院 3 个月以内，却只有 6%的老主顾来捧她的场。
美容院的老板开始取笑她，“我还以为你有许多忠实的‘影迷’呢！”
“你确实很会吹嘘自己嘛！”一个和往常无异的春天，也就是换工作的 4 个 半月之后，47 岁的雷娜，借口头痛早归，结束了她的生命。她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几个字：“我很抱歉。”
原有的客户的保留比例行业 百分比 律师、会计师 91建筑师、室内设计师 87 心理医师、精神医师 80 医师和牙医 69
（从心脏医师 81%到小儿科医师 49%）
销售人员 48
（从服饰纺织业 90%到汽车 3%）
顾问 37
（从医药顾问 57%到电脑顾问 12%）
发型设计师 11 书籍编辑 4 广告业 4 糕饼业 2 洗衣店 1 药剂师 0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布鲁斯。萧——一家广告公司的主管身上。他一向 认为他的客户是“可携带”的，然而当他换到另外一家较小的广告公司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客户跟着他。好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布鲁斯才发现他原先的 想像有多么离谱。“我当时一定是疯了。”6 个月之后他说，“我真是笨。
我当初来的时候，把牛皮都吹破了。现在居然还能保得住工作，实在够幸运 的了！“
我们调查了布鲁斯所往来的 23 家公司中负责选择广告公司的人员，几乎 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假思索的回答，公司的大小是当初他们选择或决定继续和这家广告公司来往的原因之一。我们所做的许多调查显示，大公司里的人想 要把原有的客户带到一家“气氛较融洽”的小公司，常只是个人的痴心妄想。
布鲁斯公司内负责广告的副总裁就很有信心的说：“一个广告公司必须 能够不受员工的左右。在一个小公司当中，一个主要人员的离职，可把整个公司弄垮。我们无法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大公司当中，一旦有人离职，立即有其他的人可以递补进来。” 布鲁斯所忽略的就是，许多公司刻意选择和规模较大的法律、会计或广告公司来往，除了因为大公司各方面的人才较多之外，也因为它们能够提供 一般小公司所无法提供的保障。一个公司拥有较融洽和谐的气氛固然不错，却无法弥补主要人员离职或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就连离开大公司的律师也可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心怀二志无异是危险 的。大多数的人都不太愿意让毫无规模的一人或二人公司来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一般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与较大的公司往来，在年度报表上比 较好看”；不过我们的研究显示，名声之外，是否具有“保障”也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虽然，一般来说，律师和会计师的客户保留率较其他的行业 为高，然而当公司的规模大小牵涉在内时，客户的保留率也可能会陡然下降。
当维克。布列登决心离开全国数一数二的法律事务所时，一心只想保留 原有的两家公司客户，“只要这两家就足够我吃的了，”他说。就表面上来看，这两家公司实在有跟着维克走的理由，如同维克所说的：“我们公司当 中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的需要了。”然而，出乎意料的，这两个客户却丝毫都没有跟他走的打算。
在这次换工作中，维克的客户保留率是零。结果是：一段充满恐慌的日 子。5 年之后，由于需要容纳他不断扩展的事业——6 个职员和 31 个客户，维克搬到离原办公室 4 英里远的地方，这次他的客户保有率却是 100%.不过第一次创业的经验却让他永难忘怀。“那真是一段恐怖的经验，” 他说“我真的以为我会饿死。我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弄来一些生意。”第二次的经验，除了搬家所带来的折腾之外，却没有任何损失，维克愉快的说：“我并非沾沾自喜，不过我的确很高兴。”
规模大并不一定好 想由大公司换到小公司的人，最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他们的客户是否偏 爱规模较大的公司。这种偏爱对于他们换工作能否成功，常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并非所有的客户都偏爱大公司。虽然布鲁斯和维克都因为客户喜爱大 公司而遭受挫折，然而也有许多客户无法负担大公司的高昂费用。“我们提供价格较低廉的服务，”维克骄傲的说，而他蓬勃发展的事业也证实了这一 点。
价格并非人们寻找小公司处理业务的唯一理由，至少在出版这个行业中 不是如此。如同接受我们访问的作家们所说的：“大出版社的繁文缛节真让人吃不消。”然而大出版社也有它的好处——较好的行销和发行网。这两股 错综复杂的力量对于编辑和作家的事业生涯都有相当大的冲击。
我们只要看一些有关编辑从业人员的统计资料便可以了解其中的原因。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行业的流动率也较一般人想像的为高。接受我们 调查的 162位编辑，在 1977 年到 1984 年之间，仍在原公司工作的仅有 44 位——占 27%.1977 年当我们调查咨询这些人时，我们刻意选择年纪在30 岁左右，或已超过 30 岁的人，因为不论在任何职业中，这种年纪的人通常已 经过了摸索尝试及不断换工作的阶段，然而事实显示，在有关编辑和这个行业中，流动率却有增无减，30 岁以上的团体增加了 16%，42 岁以上的则增加 了 11%.如此高的流动率通常发生在成长快速的行业，如高科技公司，或是领最 低薪资的机构，如汉堡王和麦当劳等速食店。不过在我们做调查的这段期间，出版业的成长却相当迟滞，更令人惊讶的是，编辑的作家保留率居然只有4%.（由于作家是和出版社而非编辑本人签约，当编辑离开时，作者仍必须 留在原出版社，因此我们所指的保留率，系就作者的下一本书而言。）
这对一个编辑的事业生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简单——没有所需作 家的编辑必须去寻找作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阅读陌生的作家所送来的稿件，而非阅读已熟悉作家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危机 到底在哪里呢？答案是：危机似乎永远存在。正如同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所说的：“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业。”
如同许多其他的行业一样，当一个编辑换工作时，潜伏的危机亦随之而 起，虽然在出版这个行业中，危机要在数月的蜜月期过后，才会显示出来。
“他们要我慢慢来，先熟悉这个地方再说，”一位刚换工作的资深编辑艾伦。唐纳说。转换工作所带来的机会，使艾伦忽略了自己本来可能面临的困境，正 如他所说的，他很高兴能把过去的错误完全抛在脑后。他所指的是，他过去所选的书销路多半很差，连预付给作家的钱都赚不回来。这些事对艾伦所造 成的困扰，远超过他愿意承担的，不过，目前他却很高兴他的作家保有率是 零。
但是这种解脱感很快就被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取代了。“我似乎又在重蹈 覆辙，”4 个月后他闷闷不乐的说。“我以为在这里会不一样，然而事实上却不然。”艾伦惊讶的发现，他依然无法逃脱做为一个编辑可能遭遇的问题。
“要想找出好的、能卖钱，却又不知名的作家简直是海底捞针，几百份手稿， 或计划中的稿件，连水准差不多的都很少，”另一方面，“好的、有名的作家却又索价高昂，我根本付不起这个钱。”
他已经确实预料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在往后的 3 年，他所选的 28 部作 品中只有两部赚钱，而且赚得并不多。“或者我应该在他们开口之前先行辞职，或另谋发展，”他说，在急切的希望和恼人的失望之间摇摆的艾伦，显 然认为该对并非他本身过失所造成的情况负责。事实上，他所面临的是整个产业长期成长缓慢，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
总之，换工作所面临的危机，在出版业中可能出现得较其他行业为晚， 但这么低的作家保有率，已说明了这个危机在每次换工作后终将出现，且为时不远（通常是两年半以内）。
注重事实 一个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不仅会使他对这一行有更深刻的了解，更会 为他个人建立起人际关系的网络。虽然有时想起自己认识了 300 至 800个人，不免令人沾沾自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系是建立在企业的关系上， 每个人都代表一个特定的公司或特种专业技术。工作的转换常意味着这种关系的决裂或中断。离开一家公司所可能造成的伤害，较我们以往所知道的为 多，当更换工作过于频繁时，更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一个样样通、样样松的人。
虽然我们总喜欢想像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上，但无可否认的， 我们每日的生活和经验仍极为有限；我们无法知道所有发生在别处的事。原始的心理机能让我们觉得一个人一旦脱离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将变得遥不可测，许多人工作上的危机也因此产生。 这项危机的来源在于：在工作的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的将工作环境和自我融为一体，他们专业技术愈精湛，这种“所有”的意识也愈强烈。他们 不仅认为自己有使用自己知识的权力，也认为自己有使用公司资产的权力，他们会顺手把公司里的文具带回家，且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甚至会把公司某 些或大部分的客户视为己有。
一个人如果抱持这样的错觉另起炉灶，往往会大失所望。创业维艰（我 们所研究的对象当中，有 4/5 以上自行创业的人，在创业的前 4 年会遭受到失败的挫折）；因失望而带来的精神负担，更容易带来沮丧、心理上的疾病， 甚至逼人走上绝路。
美国许多的财富都是由敢于离开大公司而另辟天地的人所创造出来的。 他们对美国经济的繁荣所做的贡献的确让人钦佩。然而，一个人对于自己在离开公司时是否真能带走原有的客户，则应抱着实际的想法；公司愈大，这个想法的实际性也就愈重要。我们的资料显示，在经济衰退期自创事业的人， 成功的比例往往高于在经济高峰期出来创业的人，关键就在于，他们比较不会有过度乐观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因而较能接受各种可能的挫折和打击。 更换工作的前奏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人们会很自然的扩大他们的财务目标。因为在 众多的机会中，分一杯羹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在整个经济或某个特殊企业成长缓慢的时期，人们通常会变得比较保 守，希望抓紧眼前的工作机会再说，非经深思熟虑，通常不愿意轻易的更换工作。如同我们在上一章所说的，即使没有外来的阻力，更换工作也常会使 已建立起来的关系嘎然而止。
自圆其说，扳回面子
当我们询问哈利何以在换工作之后，生意会陡降 56%，他毫不考虑的回 答：“还不是因为那些家伙在背后讲我的坏话，要不然我的客户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对我？”雪伦更是肯定的说：“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捅我。”杰克也认 为：“既然我离开他们，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好话呢？那只会使他们相形见绌。”
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调查哈利、雪伦、杰克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结 果发现，这一类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并不像想像中那么严重。我们的确碰到过离职者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而有时候发动这些攻势的，也确实是一个 人的顶头上司。不过不可忽略的是，上述的情形，在当事人仍在公司时就已存在，甚至更严重。同事之间常会变成竞争者，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关系程 度或职务愈相近，这种冲突也就可能愈大。发生人格冲突也是极普遍的现象，有些人天生就与他人水火不容。 距离，尤其是辞职之类的分离，常可以淡化这种冲突。为了证实这点，我们特地记录了哈利、雪伦和杰克的同事在他们离职前后对他们所做的批 评。
结果显示，一旦他们离职，同事对他们的态度也立即转变；原本中立的 人仍抱着中立的态度，有稍许敌意的人则敌意略减，但是原本怀有强烈敌意的，其敌意却会骤然陡降。换句话说，愈恨你的同事，在你离开后也愈容易 将以往的憎恨一笔勾销。例如，当我们直率地询问最讨厌杰克的一位同事，他何以不再讥讽杰克时，他顿了一会说：“我倒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我 想对我来说，他消失了最好。”
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我们所研究的其他个案中。很明显的，哈利、雪伦 和杰克的说词只不过是自圆其说，而没有事实的根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客户不再上门呢？
时间拉长感情淡
当一个人换工作时，他所离开的组织并不会因此而支离破碎。要不了多 久，他的位置就会被其他的人所填补。事实上，就在雪伦离开的第二天，所有她以前的客户都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由雪伦的职务代理人布娜达发出 的，信中除了自我介绍之外，并详列了公司目前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6 个月后，当雪伦看到这封信时，她脸色大变。“在我看来，这简直有意吹嘘嘛！”她愤怒地说。她觉得那封信仿佛暗示了许多服务是在雪伦离开 之后才有的。“我可以提供其中的任何一项服务，问题是客户并不需要。”
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人离职后，他原先服务的公司所采取的行动，对他在新公司的发展有着间接却强烈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写出前述信函的几个星期之后，布娜达又以电话与客户联络。在客户不习惯改变，同时对原公司较熟悉与了解，再加上继任者布娜达 的聪明而愉快的态度等种种因素相互结合的情况之下，使得原公司大获全 胜。
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为了自圆其说，或扳回面子，离职者通常会把自 己的失败归诸于其他人的中伤或诽谤。
某些情况也许如此，不过大多数的情形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是轻忽这些 人所遭受到的挫折、愤怒和沮丧，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这些人并非被原本忠于他们的人所抛弃或背叛，而是完全被遗忘了。就连从前痛恨他们的 人也渐渐不以为意了。从前的痛恨逐渐转变成为无所谓，怨恨愈深，消失得也愈快。在某些情况下，敌人甚至会变成友人。
归纳一个人在转换工作时，遭受挫折的原因不外乎：（1）客户的惰性。
（2）客户习惯了原来的公司。
（3）原来的公司亦起而力争；他们企图保留原本属于他们的生意。员工 常会说老板和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的感觉上，客户是属于他们的，在和客户建立关系时，他们才是主角。然而，不论我们是否愿意，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商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在法律范围内，公司有权做所有能够留住客户的事情。由于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他们也被认为是商业 关系中真正的主角和负责人。
也因此，当一个人离开时，公司其他的人自然会视他原有的客户为公司 而非他个人的财产。他们会努力保有这些财产，同时也有权利这样做。
“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办法！” 当经济情况不佳时，上述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也就是说，当全国的经济或某一特别的产业成长缓慢甚至停滞时，一个公司为留住原有客户而面临的 压力就更大。事实上，就算是在经济最景气的时候，接二连三让员工把客户带走，也会让一个公司吃不消。
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公司最想保留的客户正是那些和员工有最密切的生 意往来，同时也是员工最喜爱的客户。正因如此，他们突然间的冷漠，对员工而言无异是晴天霹雳。
究竟是因为雪伦的个性具有吸引力，使顾客较愿意和她经常来往，抑或 是因为这些客户的经常惠顾使她觉得他们较为可亲，这已经不值得追究了。
重要的是，雪伦在情感上已和这些客户连成一气。她的自信和成就感正建立 在这些和她有最密切生意往来的客户身上。不幸的是，公司想要的正是她觉得最亲近的客户。
公司并非刻意要使雪伦伤心，而是根本无法顾及这些感觉。布娜达也并 非有意摧毁雪伦的心灵世界，如同她所说的，“我也要生活。”但不管怎么说，雪伦还是受到了伤害。在我们所研究的个案中，大多数的人遭受到这种 情形时，都会有同样的反应。
这些可预期的危机，所带来的教训是什么呢？第一，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可能会自欺欺人的认为，一旦自 己离开人世，这个世界必定会变得黯然无光。当然，我们不一定会真的这么想，只是忍不住这么期望罢了！
这种想法在个人生活上未必会造成任何伤害，但在企业生活中就不然 了。人难免都会希望，自己是公司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一旦自己离开，公司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这种希望自己有举足轻重能力的感觉自然无可厚非， 然而，除非你自创公司，或者公司小到没有你就无法发挥功能，否则上述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公司一旦达到某个规模，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公司内当然会有一些重要 的人物管理其日常的运作，并设计组织的未来方向，这些角色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却不是不能取代的。
除了管理人员外，为了生计，公司里其他的人也会想办法让公司继续生 存下去。他们熟悉公司的风格和运作，虽然也有抱怨和不满，然而他们继续的留在公司，却证明他们对公司有相当程度的喜爱。因此，一个希望自己的 离去，会使公司分崩离析的要角，必定会尝到失望的苦果。
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公司在高阶管理人死亡、离职或被解雇之后，经过短 暂的混乱，立刻恢复正常，这种痊愈和再生的能力确叫人叹为观止。
1960 年至 1970 年，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就——尤其是汽车、消费电子产 品和半导体方面，使得美国人刮目相看。1975 年到 1984年之间，有无数的 书刊杂志著文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人所学到的一件事是，在日本就连大学毕业生也会终生待在一家公司，接受稳定和定期的加薪。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 说，加薪固然富有吸引力，但终生待在一家公司却不合他们的口味。在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中，有六分之五的人希望在收入稳定上升的同时，能随心所欲 的变换工作。
在我们所进行的调查中，82％（2652 人中的 2173 人）的人认为加薪通 常伴随着换工作而来；46％的人认为，除了更高的薪水外，换工作通常也意味着选择更理想的工作环境；39％的人认为换工作也意味着升迁。总之，由 于换工作的人通常希望获得更佳的待遇、职位和更佳的工作环境，他们通常会认为其他换工作的人都能同时获得这三个好处。
正因为这样，当一个人换工作而未能得到所有的好处时，就会大失所望。 他们因自己的不如人而痛苦不堪。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上述三者的结合，只是美国企业生活里的一个假象。在我们所调查的个案中，1975 年至1983 年换工作的 2652 个人当中，有 953 人（占 36％）换工作后，收入反而 减少了。这些人均非刚进就业市场的毛头小伙子，而是年约 30至 40 岁，已 经有相当事业基础，且负有家庭责任的人。除了减薪的创痛之外，在这 953个人当中，更有五分之三的人必须蒙受迁往较差的工作环境（较小的办公室， 没有秘书、地毯、窗户，或更多的噪音），甚至是降级的屈辱。
自从他们懂事以来，这些人所接收到的讯息就是“要爬得更远更高”。 几十年之后，当他们进入企业界，他们也以为未来就是这句口号的实现。然而当他们正逢鼎盛时期，却发现自己栽了个筋斗。更糟糕的是，他们除了必 须摆出笑脸来掩饰内心的创痛和羞辱外，还必须面对自己的自责和失望。
采取胜利者的方式在我们的调查中，最善于处理换工作时所发生的混乱的，是那些能让客 户以及同事相信他是步步高升，而非只是换个平行的工作或甚至被罢黜的人。他们善于让客户产生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论事实是否如此。
大卫。可罗门就是这方面的能手。才换工作，大卫就迫不及待的宣传他 目前的公司有多好。对两家公司所知都不多的人，很容易接受大卫的片面之词，毕竟，只有他自己在两家公司都待过。
大卫固然是个能言善道的家伙，不过无可否认的，换工作成功的，通常 是那些能够“引诱”客户，而非那些顾影自怜或责怪顾客不忠的人。温和的劝诱和商业式的诱惑之所以能够成功，而自怜的请求之所以会失败，其中的 原因都和人们相信换工作应该是名利双收的偏见有关。
虽然口里不说，然而客户也都想知道，从这个人的升迁中，他们可以得 到什么好处。大卫则表现出他很乐于和他们分享所得到的名和利，只要客户能继续和他所在的公司做生意。这种情形和哈利、雪伦以及杰克所表现出来 的困惑或不满比起来，大卫适度装模作样的夸大（“我目前所有的太棒了，我并不需要太努力去引起别人的兴趣。”）常会有最佳的效果。
杰克等三人不自觉中所采取的“失败者”的方式，例如，“老天，他们 居然会抛弃我，我该怎么办呢？”更使客户相信他们是每况愈下。杰克等三人所散发出来的抑郁和绝望，让人觉得就连他们自身也不相信自己能提供比 以往更好的产品。
我们的研究显示了另外一个重点：愈早把想换工作的念头告诉客户，效 果愈好。不仅是因为所有的客户都以能听到内幕消息为荣，更因为我们调查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相信，一个本来在某个地方待得很愉快的人，他的突 然离开，通常是因为被开除。
当事人或客户在企业界的地位愈高，这种可能性也愈大。对于职位较低 的人来说，突然决定离开某公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正如一位装配线工人所说的，“我想走就走，谁能管得了我，我倒要让他们瞧瞧谁是老板！” 然而对于高收入、高职位的人来说，这种举动实非明智之举，“一个人有什么理由抛弃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成果？”一家木制公司的副总裁说：“我 不是没想过换工作的事，不过，我不会真的那么做。”
“谁是老板”的问题，较不存在于高阶层管理人的企业生活里。他们已 经超越了那种职位较低的人所常有的叛逆阶段。进一步来说，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爬上高位，他们更有待在那里的理由。一位 41 岁的中阶经理人就说：“我 可不希望从头再来一次，实在太累人了，何况我也已经太老了。”
他们知道，在企业阶梯每多攀爬一级，就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和责任，想 要得到它或保有它，就必须稳扎稳打，而不可轻举妄动。对他们来说，事业持续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因为如此，当某人突然离开某公司时， 多半会被他们视为被开除。
放出风声，先发制人
因此考虑换工作的人，必须将这点列入考虑。人们多半有一些既定的偏 见和看法，使得他们在还不了解某些事时，即骤下判断。一个人一旦突然离开某公司，再怎么做公开声明也来不及了。已经下了结论的大众，会把事后 的解释当作是当事人为挽回面子的说词，以致欲盖弥彰。因此及早放出风声，先发制人，实在是件极重要的事。 该说些什么？必须视聆听者在组织层级中的地位而定。低阶层的人通常会认为是当事人自行做主离开，就算被开除，也是自身有意抵消挑衅所引起 的。对于这个阶层的人而言，说“我们老板真是个饭桶”要比“我不喜欢我们公司的政策”来得有说服力。
对中阶层的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事便是如何早日爬升到组织的上阶； 他们的态度也在无形中较接近上阶层的人。对这两个个阶层的人而言，最有效地说词莫过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
这种说词通常会引起中高阶层聆听者的共鸣，因为除了金钱之外，他们 也都在寻求自我实现。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提供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的机会。但是除非找对公司，否则一个人很难能一展所长。即令是再健康的种 子，也无法在贫脊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员工和雇主都必须要找对人。当一个人，就拿大卫来说吧，当他明白表示不满目前的情况时，他的立场就已经超 越于公司之上了。更重要的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通常不是当事人本身，而是听到这些话的人。他们几乎都会鼓励当事人骑马找马，另谋高就。
面对这一群听众时，以指责自己的老板为换工作的基础实在是不智之 举。在这些人的眼里，老板无能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自己的老板不也是如此），既然他们能够夜以继日的为这样的老板工作，他们期望别人也会这么 做。
把“不适合”当做唯一的理由，并使自己的抱怨保持模糊，有另外一个 好处：有相当比例的人会认为那是因为当事人太好了，以致原公司容不下他。
当我们初次发现这样的反应时，觉得相当讶异，但当我们发现更多类似的反 应时，我们分析了它主要的两个原因。第一，在旁观者眼中，能够不攻击原来的公司或老板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操，这种高贵的情操，显然不像是失败 者的作为。苛刻的批评原来的老板，在当时或许能够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但事后大家都会想，这么个俗不可耐的丑角，将来在新公司中恐怕也会自取 其辱吧！
模糊的第二个好处是，它能让听众做更多的投射。一旦他们做了此类的 投射，则对于当事人更为有利。他们的认同感会促使他们站在当事人的立场 一起来反抗公司。
简单综合本章的重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换工作时若能记住以下两点， 必能获益良多：第一，事先让客户知道将要发生的事，而且愈早愈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公开辱骂或嘲弄原来的雇主，以免话传回来后，反 遭开除的命运。应使用较有技巧的说词，含糊的宣称自己和原来的工作不适合，则常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时万一仍想继续留在原来的公司，或被老板 叫到办公室作解释时，也不至于太过尴尬。
第二，务必要让客户觉得你换工作的原因是另有高就，不仅待遇转为优 渥，职位较高，新公司的品质更优于原有的公司。这会使客户兴起“分一杯羹”的念头。对于新同事敬业精神或专业技能的赞美，如“他们真的自成一 格”或“他们实在有一套”，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四十而不惑
不惑之年有困惑看着形形色色的工作者迈向 40 大关，很令人感到兴奋。这个阶段的人多 半有能力处理工作上的各种疑难杂症，虽然偶尔也会发发牢骚，但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如日中天，大有可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点。由于具备了丰富的 处事经验，和日益精纯的工作技巧，使他们自觉前途稳固。简单的说，他们 看来冲劲十足。
然而最初的印象往往是错误的。我们的研究显示，40 岁反而是事业发展 最危险的阶段。这个结果和一般人以及我们最初的假设恰好相反。无可否认的，许多人确实能在这个时期发挥全力，对公司有惊人的贡献。然而这一年 龄层的工作者，平日的行为举止却显示出，大多数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以上所说的“冲劲”。人们拥有冲劲固然很好，但万 一失去冲劲呢？
我们必须记住，40 岁的人很难再把自己视为能够快速升迁、名利双收的“上升之星”。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升迁的速度通常会减缓，有时甚至无法 察觉。
权掌高阶层管理的工作者毕竟只有少数；但以中阶经理人或资浅的主管 自居，对一位 40 几岁的中年人而言，又觉得似乎不够光彩。如同 20 岁的人在学校和现实世界间徘徊；40 岁的人却也在承诺和自我实现中挣扎。以自己“有潜力”为傲的年代已经结束了，但是许多人却仍没机会一展长才。没有 人将公司的生杀大权交给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
听命于人
“我在这儿已经做了很多的投资了，”41 岁时盖瑞。沃克说，“我可不 愿意轻举妄动。8 年不是段短时间，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在另一个地方从头开始我可受不了。”在过去的 8 年中，盖瑞的事业进展得非常顺利，已 做到全国最大一家连锁店的杂货部经理。
不过尽管盖瑞无心另谋发展，要他快快乐乐的呆在这家公司却也不是件 容易的事，似乎总有些不对劲。过去盖瑞一直相当的积极乐观，就算在工作上碰到挫折，也能泰然处之。他把重点放在工作而非短期的金钱的报酬或和 同事的竞争上。“我相信我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35 岁时，盖瑞乐观的 说。然而6 年之后，他却显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躁。“有时我甚至不知 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自己承认道。“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没有人会监视我，我可以随心所欲。”盖瑞一向不喜欢在老板面前装出忙得不可开 交的样子。“我不喜欢装模作样的，”他 27 岁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说。14年之后，他在这方面的倾向更加强烈。他坦白承认，现在自己手头上常有空 余的时间。
盖瑞在大学是主修政治的法学预修生，“我父亲是个律师，”在我们第 一次会晤时，盖瑞微笑着说，“律师这个行业看起来满有趣的。”到大四时，盖瑞突然决心转念企管研究所，“我想要管理整个公司，而不只是处理法律 问题。”拿到学位之后，盖瑞得到了许多大公司的聘约，然而他却选择了一家中型公司，他的理由是“到达公司顶端的距离较短”；然而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例如，有些中型公司的财务较不健全，他 30 岁时所选的一家公司在 他加入两年后即宣告破产。“真是可惜，”公司倒闭后的两个礼拜，盖瑞感慨的说，“如果他们肯早些把他们的困难说出来，我们一定可以设法解决。” 这正是盖瑞做事的态度。他不只一次的强调，“计划——好的计划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实现。”在 27 岁到 41 岁这个阶段中，盖瑞之所 以能够出人头地，就是因为他常能提出不凡的构想。盖瑞在研究所时是修财务，当他还在一家建材供应公司服务时，他是全公司第一个意识到，由于公 司对应收帐款的催收不够积极，已使公司陷于资金短绌的困境。如同当时盖瑞所说的：“我们卖得愈多，就愈可能破产。”
然而当盖瑞扶摇直上，进入 40 岁这个阶段时，他却遭遇到了一些困扰。 那就是，他发现他的听众愈来愈少了。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在 20 岁到 30 岁这个阶段中，由于盖瑞担任较 低的职务，理所当然的必须提供给上司他对许多事情的意见和看法，他精辟的见解，也常会获得上司的赏识。33 岁时，他的老板就曾赞美他说：“他实 在很自动自发，你大可不必告诉他该怎么做。大多数的时候，他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8 年后的盖瑞依旧怀有以往的热忱，然而他却忽略了当他逐步 爬上事业的阶梯时，他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
大多数职位和盖瑞相当的人都误以为权力来自最高层，因此，如果他们 想要推行某些计划，就非得到这些人的首肯不可。对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假设或许有其真实性，然而我们长期且细心分析的结果却证实， 中阶经理人往往拥有较多的实权。
盖瑞正是当局者迷。20 年来的职业生涯，他已经习惯于听命行事，殊不 知他目前的职位已赋予他“自行做主”的权力。
不知不觉地陷入困境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解，何以许多 40 岁的人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事 业的困境中。
爱丽丝。米勒是我们访问的对象中最脚踏实地的一个。“高中时我本来 想当老师，”36 岁时她说，“可是后来却主修心理学。”由于喜爱实际甚于理论，她选择了偏重数量的心理测定学（如智力测验和性向测验）。另外， 她对行销也十分有兴趣。大学毕业之后，她又上了一年的研究所，“对我来说，学校教育到此就够了！”她说。
在由学校过渡到社会的阶段，爱丽丝也面临了一般人所会碰到的问题， 她经常抱怨工作单调、缺乏挑战，但仍孜孜不倦的努力，希望事情能有转机。
三年后，她转入一家提供财务服务的公司，由于职位较高，工作也变得比较 有趣。“我现在接触的专案计划比以前的有趣多了。”她兴奋的说。
和盖瑞一样，爱丽丝并不是具有强烈的叛逆倾向的人，在 20 到 30 岁的 阶段中，她并不特别感到有反抗上司的需要。“我们这儿有很多不错的人，”
28 岁时她诚心的说。她既能接受上司的意见，本身也常能有别出心裁的构 想，聪明才智、勤勉的工作和愉快的个性，使得她的升迁格外顺利。然而， 当爱丽丝40 岁时，却掉入了和盖瑞类似的泥淖当中，致使时间的压力对她而 言更加迫切。“有些时候我简直没事做，甚至可以坐在那里读‘战争与和平’；而有时候又忙得要死，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事实上，爱丽丝心理问题的真正症结并不在于时间的时紧时松，因为这 是大多数工作所共有的特征。真正的问题在于——她迷失了方向。她持续使 用过去 20年来使她成功的方法，却没有意识到过去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
和盖瑞一样，爱丽丝一向喜欢和同事讨论她的想法，然而就在一夜之间， 这些人似乎都不见了。“我真想找个人听我讲话，可是他们不是太忙，就是心不在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盖瑞和爱丽丝忽略了 40 岁的人最容易感受到的“金字塔因素”（Pyramid Factor）当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会结交许多朋友，且大家一起上课，共同讨论问题。由于大家的经验类似，所以不论讨论什么问题，都有一定的基本听 众。刚踏入社会时，因为大多数的人担任的都是类似层次的工作，因此这种经验共享的特质仍会持续下去。“我真讶异，老板居然能叫对我的名字，” 爱丽丝感慨万千的说，“连我都觉得我们看起来就像‘复制品’一样，”爱丽丝对这种雷同深恶痛绝，恨不得自己能‘鹤立鸡群’，令众方瞩目。
就企业的层级结构而言，愈靠近金字塔的顶端，相似的职位和人就愈少。 到了爱丽丝和盖瑞 30 岁的时候，公司内和他们相似的人已经少了许多，他们也逐渐感受到自己的独特性。
到了 40 岁的时候，和他们相似的人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照理说，盖瑞 和爱丽丝应该为此庆幸才对，然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安和迷惑，他们甚至不自觉地怀念以往“避之惟恐不及”的“复制品”来了。更糟糕的是，他 们无法找出自己心绪不宁的原因，因此也无法对症下药。“他们给我责任，但却没给我权力，”43 岁时盖瑞这样表示。爱丽丝则有另外一套说词：“我 没有实权，我只能‘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症源在于上级只给他们责任，却未相对地给予决定的权力。这种借口虽然可以使他们暂时获得安慰， 却无法根治他们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