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
作者：[明]顾炎武
内容简介：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杂记体著作。内容宏富，贯通古今。有条目一千余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本书是作者花费毕生精力而精心结撰之作，自视为名山事业。本书对后世影响巨大，尤其是它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态度，对清代学风起到了导乎先路的作用。
《日知录之馀》：顾炎武去世后，所撰《日知录》三十二卷即由弟子潘耒整理刊刻于闽。而《日知录之馀》四卷，溢出于《日知录》之外，流传甚稀，学界罕见。当是潘耒整理顾炎武遗稿，刊刻日知录后，没有收录的残存稿件，有好事者不忍心其泯灭，遂收拾遗存，编成四卷，行之于世。内容涉及书法、历代禁止之事、徙民、国史律令等方面，虽大多抄录史传各书编辑而成，然广博该洽，识见高妙，体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是研究顾炎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邹福保序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专以著作传，而著作亦为振古以来所未有。所辑《日
知录》，孤怀闳识，殚见洽闻，国史本传称之为“精诣之书”。然止云三十卷。
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数之外，此四卷又溢出于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欤？
余维自古磊落奇伟之士，其绪论足以扶世翼教者，虽残编断简，至一句一字之微，
後之人往往掖拾而珍惜之。惮流传至于千百祀之久，况乎道德文学经济气节岿然
推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为经师、人师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宜乎人之甄采遗佚，而不忍使其磨灭于尘蠢中也。
余尝谓先生之学卓然成大家，足与前代之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
诸公相颉颃。厥故有二：一多读人间有用书，一多交海内益友。凡群经诸史、金
石图篆、文编说部有关于历代掌故、国家典制、天文舆地、河漕兵农之属，咸悉
心研■，穷极根底，因原竟委，考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出行挟
以自随，有疑则发箧对勘。此所以洞烛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迹半天下，所
交皆巨人长德，虚怀若谷，广益集思，其学究天人，如王阐熟精《三礼》，如张
尔歧旁参互证，如阎若璩博闻强记，如吴任臣读尽有字之书，如朱彝尊专精六书
之业，如张绍能包他人之所有，并能拓他人之所无，又与傅山，李容，归庄、七
宏撰诸君子或辨析道义，或切刺名理，往复商榷，取法者精，是以所诣愈峻，敛
华就实，经世淑身，而不为虚■诡异之说，是足多已。嗟乎！时至今日，儒术衰
微，卮言纷纷遍华夏，几不知正学为何事。有心世道者，侧身环顾，愀然有忧思
焉，以为当世不见先生，亦不复知有先生矣。犹赖圣明在上，表章潜德，诏举先
生从祀文庙两院，凡薄海内外贤士大夫之闻风者，私相庆慰，俱憬然于斯道垂绝，
尚有一线留贻，奉先正之典型，挽狂澜于既倒，不可谓非吾党之幸也已！
此编余于家藏旧书中检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见，重写授梓，以广其传，世
之瓣香《日知录》者，得此益窥全豹，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杂著十种》及诗文
集等，至今风行字内，家有其书。并闻《利病书》之原稿，曾经先生于简眉册尾
手自细注者，尚存昆山祠堂中，可得披览。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稿，或云藏洪
琴西观察家，然未及睹。又《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义门曾于东
海相国所偶见一帙，而世无传本，存否难知。又《皇明修文备史》四十帙，中间
所辑书七十五种，皆有明一代之事，盖先生当时有志于明史，而未暇成书者。乾
隆时，武进赵亿孙曾得抄本，今亦不知何往。呜呼！吾吴不乏劬书耆学之君子，
有注意于乡邦文献、■遗订坠者乎？采访雕镌，匪异人任，能令先生未经传播之
书，一一长留于天地间，区区之心，不胜大愿。
抑犹有说焉，先生乃我苏之乡贤也，郡城中应有专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
之祭祀，以为邦人士之师资。余怀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窃自愧恨；桑
梓馨香之报，其安能无望于後之来者乎！
宣统二年庚戌秋七月乡後学元和邹福保谨序
●卷一
○书法
晋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
书契，以代结绳，盖观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
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
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
‘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也。象形者，‘日’
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
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为‘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
其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
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
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
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
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
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
工妙，恒窃说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
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
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自秦坏
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
书，七曰殳文，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徒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
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
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
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
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
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
氏宝器铭题皆涎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
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
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
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壁书，过观者以酒雠，计钱足而火之。每书辄削，
而焚其札。梁鹄乃益为判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鹊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
官，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汉
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
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少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汉兴而有草书，不
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後有崔瑗、崔■，亦皆称工。杜氏
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
甚巧，凡家之布帛必书而後练之，临池学书，他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
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犹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
者，次伯英。又有姜盂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
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
异，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
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汉时策书，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名，诸侯王三公
其罪免亦赐策。其异者隶书，用尺一木，两行而已。
○隶书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
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爱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
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
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
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爱历》、《博学》三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
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
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
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
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
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
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
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庾肩吾《书品序》：“隶体发源
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
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後代作文随时
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今楷文改变，非
复一端。”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
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
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
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
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
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
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
《後魏书·江式传》：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
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
隶，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
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岂诸子。自董卓
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
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
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
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肩吾《书品》：“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
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
杜操始以善书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
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云：“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
是则篆、草之中惟有隶也。又云：“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是八分虽别
一体，亦谓之隶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则後人之名为楷者，从此
出矣。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後》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
人意气。”
《宣和书谱》：“为八分之说者多矣。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
变八分。此蔡希综之说也。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
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然而自汉以来，至于
唐千百载间，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
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那？杜
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而今所存者，又
皆唐字。则希综、蔡邕之论安在哉？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
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
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贝
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是四子俱唐人，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
不辨，以诏後世云，”
《金石录》：“右《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
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六体书论》亦云：‘隶
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
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有一士人力主此论，
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何者为隶？何者为八分？盖自不能分也。因览此碑，毅自
题为隶书。故聊志之，以法来者之惑。”
《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
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乃今真书。赵明诚
《金石录》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
《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
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
‘篆则科斗、玉■、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
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
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
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
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
‘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
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
所用。’则程说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
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
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
何等邪？”
《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
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
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
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
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
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
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
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
非始于秦。”
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
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
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
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
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
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横戈兮
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
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
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
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
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
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
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
‘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
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
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
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
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利
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
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
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
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
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
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
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
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
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
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
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
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
●卷二
○禁烧金
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
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
○禁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
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
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诏曰：“朕临御区字，抚育黔黎，方
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
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蠢患，并皆禁绝。”
《唐六典》有十四种金：曰销金，曰拍金，曰镀金，曰织金，曰研金，曰披
金，曰泥金，曰搂金，曰捻金，曰战金，曰圈金，曰贴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货志》：“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
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未者众，不宜诱之。’景佑中，登、莱饥，诏
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
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舆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
“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倘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
两，惮上市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
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
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
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
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褒丈者。毁碎珠玉，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
从之，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官以下，并不得销金、
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
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臣民
旧有者，限以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
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
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徐悉
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
合而观之，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
《西湖志馀》：“金箔，销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严禁不可。乃今民间首
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涂画，岁糜不赀。大中祥符间，杭州周承裕
私炼金为箔，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事败，全家徒配，转运使陈尧佐言：‘仁
泽情同罚异，不可惩奸。’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著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
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
之记事版，每京尹初上，辄示之。”
《元史·奠李传》：“贾似道怒李，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
锻炼成狱，窜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曰：“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
寺观装饰之侈靡，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复者。东坡见後
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欤？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
有六十万斤。莽藉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至
燕王刘泽，一赐田生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
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传》：“时省
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禁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
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
奢竞为重。旧寺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铜彩，糜损无极，
无关神抵，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
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
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
○禁造铜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
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
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
○禁铜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
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
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
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
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
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
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
之。’”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
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
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
《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
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
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
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
○禁金银
《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
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银涂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宜
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
实，严为之禁。”
○禁铜钉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
《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
者，请以盗铸钱论。’”
○禁毁钱为铜
《宋史·宁宗纪》：“开■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
其家，著为令。”
○禁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
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
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
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
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
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
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
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
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
用■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
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
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
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
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
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
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
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
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
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
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
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边城军器之禁。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
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
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皆禁绝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
器。
五年三月，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
悉输于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赣、河南、广东、福建以禁兵弓矢，贼益发，
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三十年二月，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严汉人执弓矢、兵杖。
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汉人持弓矢、兵器田猎。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夹弩铠，徙西海。
杨氏据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卢枢上言：“今四
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
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夹兵器，诏勿
禁。
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弹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而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仍令乘马。戊子，汉人镇遏生蕃处亦开
军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间藏军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广东、福建。浙江等处军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
首者，全家充军；造者本身与匠俱论死；其知情者亦连坐之。
○禁饧
《宋书·颜竣传》：“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
○禁车牛入都
後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请止绝天津桥车牛往来中道，两头下关，驾出
即开。两旁之路士庶往来，其车牛并浮桥路往来。
《清波杂志》云：“旧说沛都细车前列数人，待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
■蓬勃。”
○禁牧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
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民不得私畜故
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千百为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皆
畜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几马渐番息，”
○禁马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
取其二，汉民悉人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
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
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