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图瓦卢，我的故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但它在我的梦中十分清晰——是因为爸爸经常讲它，还是它天生就扎根在一个图瓦卢人的梦里？但梦中我也在怀疑，它不是被海水完全淹没了吗？图瓦卢最高海拔只有4．5米，当南极北极的冰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时，图瓦卢是第一个被淹没的国家，然后是附近的基里巴斯和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温室效应是工业化国家造的孽，却要我们波利尼西亚人来承受，白人的上帝太不公平了。
我是来找爷爷的，他在哪儿？我在几个环礁岛上寻找着。转眼间爷爷出现在我面前。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又黑又瘦，须发茂密，皮肤松弛，全身赤裸，只有腰间围了一块布，就像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惊喜地说：普阿普阿，我的好孙子，我正要回家找你呢。我说：爷爷你找我干吗，你不是在这儿看守马纳吗？爸爸说图瓦卢人撤离后你一个人守在这里，已经守了28年了。
爷爷先问我：普阿普阿，你知道什么是马纳吗？
我说：我知道，爸爸常对我讲。马纳（与圣经中上帝给沙漠里的摩西吃的神粮不是一回事）是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一种神力，可以护佑族人，带来幸福。不过它也很容易被伤害——就像我们的地球也很容易受伤害一样。如果不尊敬它，它的生命力就会减弱；马纳与土地联在一起，如果某个部族失去了土地，它就会全部失去。所以爷爷你一直守在这里，守着图瓦卢人的马纳。
爷爷说：是的，我把它守得牢牢的，一点儿都没有受伤害。可是我老了，马上就要死了，我要你来接替我守着它。
爷爷，我愿意听你的话。可是——爸爸说我们的土地已经全部失去了呀。明天是10月1日，是图瓦卢建国80周年的纪念日。科学家们说，这80年来海平面正好上升了4．5米，把我们最后一块土地也淹没了。爷爷你说过的，失去土地的部族不会再有马纳了。
就在我念头一转的时候，爷爷身后的景色倏然间变了。岛上的一切在眨眼之间全部消失，海面漫过了九个岛，只剩下最高处的十几株椰树还浮在水面之上。我惊慌地看着那边的剧变，爷爷顺着我的目光疑惑地回头，立即像雷噼一样惊呆了。他想起了什么，急急从腰间解下那块布仔细查看，不，那不是普通的布，是澳大利亚国旗。不不，不是澳大利亚国旗。虽然它的左上角也有象征英联邦的“米”字，但旗的底色是浅蓝而不是紫蓝，右下角的星星不是六颗而是九颗——这是图瓦卢国旗啊，九颗星星代表图瓦卢的九个环礁岛。爷爷紧张地盯着这九颗星，它们像冰晶一样的晶莹，闪闪发光，璀灿夺目。然而它们也像冰晶一样慢慢融化，从国旗上流下来。
当最后一颗星星从国旗上消失后，爷爷的身体忽然摇晃起来，像炊烟一样轻轻晃动着，也像炊烟一样慢慢飘散。我大声喊着爷爷！爷爷！向他扑过去，但我什么也没有抓到。爷爷就这样消失了，只余下我独自一人在海面上大声哭喊：
爷爷，爷爷，你不要死！
爸爸笑着说：普阿普阿，你是在说梦话。你爷爷活得好好的。今天我们就要去接他。
爸爸自言自语道：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孙子呢。你12岁，而他在岛上已经守了28年了，那时他说过，等海水完全淹没九个环礁岛之后，他就回来。
爸爸叹息着：回来就好了，他不必再受罪。我也不再为难了。
爷爷决定留在岛上时说，不要任何人管他。他说海洋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母亲，一个波利尼西亚人完全能在海洋中活下去。食物不用愁，有捉不完的鱼；淡水也没问题，可以接雨水，或者用祖先的办法——榨鱼汁解渴；用火也没问题，他还没有忘记祖先留下的锯木取火法，岛上被淹死的树木足够他烧了。说是这样说，爸妈不可能不管他。不过爸妈也很难，初建新家，一无所有，虽然图瓦卢解散时每家都领到少量遣散费，那也无济于事。族人们都愿意为爷爷出一点力，但大部分图瓦卢人都分散了，失去联系了。爸爸只能每年去看望一次，给爷爷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像药品、打火机、白薯、淡水等。虽然每年只一次，所需的旅费（我家已经没有船了，那儿又没有轮渡，爸爸只能租船）也把我家的余钱榨干了，弄得28年来我家没法脱离贫穷。妈妈为此一直不能原谅爷爷，说他的怪念头害了全家人。她这样唠叨时爸爸没办法反驳，只能叹气。
今天是鼬58年的10月1日，早饭后不久，一架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到我家门前空地上，三个记者走下直升机。他们是接我们去图瓦卢接爷爷回家的——也许说让他“离家”更确切一点。他们是美国CNN记者霍普曼先生、新华社记者李雯小姐、法新社记者屈瓦勒先生。这三家新闻社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件事的重磅宣传，因为——据报纸上说，爷爷提卡罗阿是个大英雄，以独自一人之力，把一个国家的灭亡推迟了28年。那时国际社会达成默契，尽管图瓦卢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但只要岛上的图瓦卢国旗一天不降下，联合国大厦的图瓦卢国旗也就仍在旗杆上飘扬。但爷爷终究没有回天之力，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永远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他的失败就更具有悲壮苍凉的意味儿。
三个记者同爸爸和我拥抱。他们匆匆参观了我家的小农庄，看了我们的白薯地、防野狗的篱笆、圈里的绵羊和鸸鹋。屈瓦勒先生叹息道：“我无法想象波利尼西亚人，一个在大洋上驰骋的海洋民族，最终被困在陆地上。”
妈妈听见了，28年的贫穷让她变得牢骚不止，逮着谁都想发泄一番。她尖刻地说：“能有这个窝，我们已经很感谢上帝了。我知道法国还有一些海外属地，那些地方很适合我们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图瓦卢人腾出一小块地方？”
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脸红了，没有回答，弄得爸爸也很尴尬。
这时李雯小姐在我家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刻有海图的葫芦，非常高兴，问：“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海图？”
爸爸很高兴能把话题扯开，自豪地说，没错，这是一种海图。另一种海图是在海豹皮上缀着小树枝和石子，以标明岛屿位置、海流和风向，我家也有过，现在已经腐烂了。他说，在科技时代之前，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浩瀚的东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领地，虽然各个岛相距几千海里，但说的都是波利尼西亚语，变化不大，互相可以听懂。各岛屿还保持着来往，比如塔希提岛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访2000海里之外的夏威夷岛，他们没有蒸气轮船，没有六分仪，只凭着星星和极简陋的海图，就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那时，波利尼西亚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贵族（称阿里克）掌握着，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里克。
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许多相，霍普曼先生催她说：咱们该出发了，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上了直升机，妈妈坚决不去，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当然这只是托辞，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爸爸叹息一声，没有勉强她。
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有各大通讯社，有环保人士，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所有这些人将乘坐“彩虹勇士”号轮船到达那儿。
直升机迅速飞出澳洲内陆，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机下是一片圆形的海域，中央凸起，圆周处下沉，与凹下的天空相连。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聊着。霍普曼先生说，在世界各民族中，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的，因为，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球形地球”才是最直观的印象。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他的太阳中心说一定能更早提出。
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动的只有天上的云。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说：“普阿普阿，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高更的这幅名画。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在大洋的怀抱中、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重新思考人生，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画的名称是：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一个12岁男孩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义，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无论是人、狗、羊、猫以及那个不知名的神像；都像是在梦游中。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谁，正在苦苦地思索着。我大声说出自己对这幅画的看法：
“这幅画——还不如我画的好呢。你们看，画上的人啦狗啦猫啦神像啦，都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三个记者都笑了，屈瓦勒先生笑着说：你能看出画中的梦幻色彩，也算是保罗·高更的知音了。霍普曼先生冷峭地说：“恐怕全体人类都没有睡醒呢。一旦睡醒，就得面对那三个问题中最后一个、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当我们亲手毁了自己的诺亚方舟后，我们能向何处去？上帝不会为人类再造一个新方舟了。”
图瓦卢到了。
完全不是我梦中见到的那个满目青翠、妖娆多姿的岛群。它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基本成了暗礁，不过在空中还能看到它，因为大海均匀的条状波纹在那里变得紊乱，飞溅着白色的水花和泡沫，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个环礁岛的形状。海面之上还能看见十几株已经枯死的椰树，波峰拍来时椰树几乎全部淹没，波峰逝去时露出椰树和一部分土地。再往近飞，看到椰树上搭着木板平台，一个简陋的棚子在波涛中隐现，不用说那就是爷爷居住了28年的地方。最高的一棵椰树上绑着旗杆，顶部挂着一面图瓦卢国旗，因为湿重而不会随风飘扬，只有当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时，它才随波浪的方向展平。国旗已经相当破旧褪色，但——我看见了右下角的九颗星星，它并没有像梦中那样变成融化的冰晶。
爷爷一动不动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们，就像是复活节岛上的石头雕像。
彩虹勇士号游船已经提前到了，它怕触礁，只能在远处下锚。船上放下两只小皮筏子，把乘客分批运到岛上。我们的直升机在木板平台上艰难地降落，大家从舱门跳下去，爸爸拉着我走向爷爷。很奇怪的是，虽然眼前的景色与我梦中所见全然不同，但爷爷的样子却和梦景中非常相似：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皮肤晒成很深的古铜色，瘦骨嶙峋，乱蓬蓬的发须盖住了脸部，身上的线条像刀噼斧削一样坚硬。
爸爸说：普阿普阿，这是你爷爷，喊爷爷。
我喊了一声爷爷。爷爷把我拉过去，揽到他怀里，没有说话。我仰起头悄悄端详他，也打量着他的草棚。棚里东西很少，只有一根鱼叉，一个装淡水的塑料壶，一篮已经出芽的白薯，它们都用棕绳绑在树上，显然是防止浪涛把它们卷走；地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金枪鱼，用匕首扎在地板上，看来是他的早饭。现在是落潮时刻，但浪大时仍能扑到木平台上，把我们还有几位记者一下子浇得全身透湿，等浪头越过去，海水迅速在木板缝隙中流走。我想，在这样的浪花飞雨下爷爷肯定不能生火了，那么至少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吃生食吧。这儿也没有床，他只能在湿漉漉的木排上睡觉。看着这些，我不禁有些心酸，爷爷一个人在这儿整整熬了28年啊。
爷爷揽着我，揽得很紧，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疼爱，但他一直不说话，也许28年的独居生活之后，他已经不会同亲人们交流了。这时记者们已经等不及，李雯小姐抢过来，把话筒举到爷爷面前问：“提卡罗阿先生，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在这个悲凉的时刻，请问你对世人想说点什么吗？”
她说这是个“悲凉的时刻”，但她的表情可一点儿也不悲凉。看着她兴致飞扬的样子，爸爸不满地哼了一声。连我都知道这个问题不合适，有点往人心中捅刀子的味道，但你甭指望这个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能体会图瓦卢人的心境。爷爷一声不吭，连眼珠都没动一下。李小姐大概认为他没有听懂，就放慢语速重复一遍。爷爷仍顽固地沉默着，场面顿时变得比较尴尬。大概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霍普曼先生抢过话头，对爷爷说：“提卡罗阿先生，你好。你还记得我吗？28年前，你任图瓦卢环境部长时，我曾到此地采访过你，那时你还指着自己的院子说，海平面已经显著升高，潮水把你储存的椰干都冲走了。”
原来他是爷爷的老相识了，爷爷总该同他叙叙旧吧，但令人尴尬的是，爷爷仍然一言不发，脸上也没有表情。这么一来，把霍普曼先生也给窘住了。这时爸爸看出了蹊跷，忙俯过身，用图瓦卢语同爷爷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苦笑着对大家说：“他已经把英语忘了！”
凡是图瓦卢人都能说英语的，尤其是爷爷，当年作为环境部长，英语比图瓦卢语还要熟练。但他在这儿独自呆了28年后，竟然把英语全忘了！爸爸摇着头，感慨不已。这些年他来探望爷爷时，因为没有外人，两人都是说图瓦卢语，所以没想到爷爷把英语忘了，却记着自己的母语。这个发现太突然，我们都有点发愣。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使霍普曼先生忽然泪流满面，连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在这28年独居生活中，他肯定一直生活在历史中，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们在一起，他已经彻底跳出今天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了。”他转向其他记者，“我建议咱们不要采访他了，不要打扰这个老人的平静。”
他的眼泪，还有他的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
其他记者当然不甘心，尤其是那位漂亮的李小姐，他们好容易组织起这个活动，怎么能让主角一言不发呢，怎么向通讯社交待？不过他们没有机会了，从游船上下来一群人，欢笑着拥了过来，把爷爷围在中间而把记者们隔在外边。他们都是50岁以上的图瓦卢男女，是爷爷的熟人。今天他们都恢复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打扮：头上戴着花环，上身赤裸，臀部围着沙沙作响的椰叶裙。他们围住爷爷，声音嘈杂地问着好，爷爷这时才露出第一丝笑容。
不知道他们和爷爷说了些什么，很快他们就围着爷爷，跳起欢快的草裙舞。舞会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浪不时把他们淹没，但一点儿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鼓手起劲地敲着木鼓（一块挖空的干木），节奏欢快热烈。男男女女围成圈。用手拍打着地面。女人们的赤脚踩着音乐节拍，曲下双膝，双臂曲拢在头顶，臀部剧烈地扭摆着。大家的节奏越来越快，人群中笑声、喊声、木鼓声和六弦琴声响成一片，连记者们也被感染，不再惦记采访任务了，加入到舞阵中来。
爷爷没有跳。他显然被风湿病折磨，连行走都很困难。他坐在人群中间，吃着面包果、木瓜、新鲜龙虾，喝着酸椰汁，这都是族人为他带来的。他至少28年没有见过本民族的土风舞了，所以他看得很高兴，乱蓬蓬的胡须中露出明朗的、孩子一样的笑容。有时他用手指着哪个舞娘夸奖几句，那人就大笑，跳得格外卖力。
后来人群开始唱歌，是用图瓦卢的旧歌曲调填的新词，一个人领唱，然后像波涛轰鸣般突然加上其他人的合唱。歌词只有一段，可惜我听不大懂，我的图瓦卢语仅限日常生活的几句会话。我只觉得歌声尽管热烈，其中似乎暗含着凄凉。这一点从大伙儿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他们跳舞跳得满面红光，这时笑容尚未消散，但眼眶中已经有了泪水。爸爸这时跳累了，坐在我身边休息，用英语为我翻译了歌词的大意：
我们的祖先来自太阳落下的地方，
驾着独木舟来到这片海域。
塔涅、图、朗戈和坦加罗亚四位大神护佑着我们，
让波利尼西亚的子孙像金枪鱼一样繁盛。
可是我们懒惰、贪婪，
失去了大神的宠爱。
大神收回了我们的土地和马纳，
我们如今是谁？我们该往何处去？
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跳舞时的欢快此刻已经消散，人人泪流满面。爸爸哭了，我听完翻译也哭了。只有爷爷没有哭，但他的眼中也分明有泪光。
太阳慢慢落下来，已经贴近西边的海面，天空中是血红色的晚霞。该降旗了。人人都知道，这一次降旗后，图瓦卢的国旗，包括联合国大厦前的图瓦卢国旗，将从此消失，再也不会升起。悲伤伴着晚潮把我们淹没。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看着血色背景下的那面国旗。最后爸爸说：“降旗吧。普阿普阿你去，爷爷去年就说过，让我这次一定把你带来，由你来干这件事。”
一个12岁男孩完全体会到爷爷这个决定的深义，就像我梦见过的，爷爷想让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接替他，继续守住图瓦卢人的马纳。我郑重地走过去，大伙儿帮我爬上椰树，记者们架好相机和摄像机，对准那面国旗，准备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就在这时，一直不说话的爷爷突然说话了，声音很冷：“不要让普阿普阿降旗。他连图瓦卢话都忘了，已经不是波利尼西亚人了。”
我一下子愣了，爸爸和周围的族人也都愣了。我想也许我听错了爷爷的话意？但显然不是，这几句简单的图瓦卢话我还是能听懂的。而且我立即回想起来，自从爷爷看见爸爸为我翻译图瓦卢语歌词之后，他看我的眼光中就含着冷意，也不再搂我了。我呆呆地抱着椰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羞得满脸通红。爸爸低声和爷爷讲着什么，讲得很快，我听不懂，身旁一位族人替我翻译。爸爸是在乞求爷爷不要生气，他说，我一直在教普阿普阿说图瓦卢话，但图瓦卢人如今已经分散了，我们都生活在英语社会里，儿子上的是英语学校，他真的很难把图瓦卢话学好。
爷爷怒声说：“咱们已经失去了土地，又要失去语言，你们这样不争气，还想保住图瓦卢人的马纳？你们走吧，我不走了，我要死在这里。”
爸爸和族人努力劝说他，劝了很久，但爷爷执意不听。这也难怪，一个独居了28年的老人，脾气难免古怪乖戾。眼看夕阳越来越低，爸爸和族人都很为难，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咋办。几位记者关切地盯着我们，想为我们解难，但他们对执拗的老人同样毫无办法。这时我逐渐拿定了主意，挤到爷爷身边，拉着他的手，努力搜索着大脑中的图瓦卢话，结结巴巴地说：
“爷爷——回去——”爷爷看看我，冷淡地摇头拒绝，但我没有气馁，继续说下去，“教普阿普阿——祖先的话。守住——马纳。”想了想，我又补充说，“我一定——学好——爷爷？”
爷爷冷着脸沉默了很久，爸爸和大伙儿都紧张地盯着他。我也紧张，但仍拉着他，勇敢地笑着。我想，尽管他生气，但他不可能不疼爱自己的孙子。果然，过了很久，爷爷石板一样的脸上终于绽出一丝笑意，伸手把我揽到他怀里。大伙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最后仍是由我降下了国旗。我、爷爷、爸爸上了直升机，其他人则乘游船离开。太阳已经落到海里，黑漆漆的夜幕中，灯火通明的游船走远了。直升机在富纳富提的正上空悬停，海岛、椰树和爷爷的棚屋都湮没在夜色中，海面上浮游生物的磷光和星光交相辉映。登机前爷爷说，把椰树和木棚烧掉，算是把这块土地还给朗戈大神吧。离开前我们在它上面浇上了柴油，最后的点火程序，爷爷仍然交给我来完成。爸爸箍着我的腰，我把火把举到机舱外（怕引起舱内失火），用打火机点燃了它，然后照准海面上隐隐绰绰的木棚轮廓扔下去。一团明亮的大火立即从夜空中爆起，穿透水雾，裹着黑烟盘旋上升。直升机迅速拉高，绕着大火飞了两圈，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同故土告别。爷爷把我拉进去，关上机舱门，我感觉到他坚硬的胳臂紧紧搂着我。然后直升机离开火柱，向澳大利亚方向飞去。
十三、西奈噩梦
前边就是“疯猫”酒吧了，摩西科恩与联络人约定在这儿见面。按照多年间
谍生涯养成的习惯，走进酒吧之前，科恩作一次最后的安全检查。他在前进途中
突然转身，朝来路走回。在转身的瞬间，已把他身后十几个人的神色尽收眼中。
他发现只有一名年轻妇女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在两人目光相撞时，年轻妇女
没有丝毫惊慌，她嫣然一笑，又很自然地把目光滑走，推着婴儿车走过他身旁。
也许她的注视是无意的，是年轻妇女对一名英俊男子不自觉的注意。但科恩
瞥见了她脚上一双漂亮的麂皮靴。不幸的是，在这一路上，这双麂皮靴已是第二
次出现了。
早在１５年前，科恩还未来到以色列时——那时他的名字是拉法特阿里——
他的埃及教官在反追踪课中就教会他去识别追踪人的鞋子。因为在紧张的追踪过
程中，追踪者尽可一套又一套地更换衣服，却常常顾不上或不屑于更换鞋子。
所以，极有可能，这名可爱的犹太姑娘正是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她的婴儿车
是一种很实用的道具，可藏起她换装必需的行头。
摩西科恩并不惊慌。１５年来，他已成为特拉维夫社交圈的名人，与很多政
界显要交好。所以，即便有人想在他身边织网，必然慎之又慎。他相信，在捕网
合拢之前他足可以从容逃之夭夭的。
他微微冷笑一声，若无其事地朝前走去。
２０分钟后，他已利索地摆脱了追踪者，又重新回到“疯猫”酒吧。
酒吧里顾客不少，他扫视一番，向靠窗一张孤零零的桌子走过去。那儿有一
名中年男子在安静地啜着咖啡，但他锐利的目光一直不离门口。科恩认出他是穆
赫辛少校，不由心头一热。
穆赫辛少校是带他走进间谍生涯的引路人，他身居要职，轻易不到国外，由
此也能看出，国内对巴列夫的情报是何等重视。少校向他点头致意，为他要了一
杯咖啡。
“你好。”他用法语说。
“你好。我没想到是你。”科恩也用法语回答。
少校低声说：“是总统派我来的，总统要我亲自转达他对你的问候和谢意。”
科恩觉得嗓子发哽：“谢谢。”他把一份画报递过去，那里面藏着微缩情报
：“这是有关巴列夫先生健康情况的最后一批资料。我想那个日子快到了吧。”
“快了。科恩，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我这次来就是对巴列夫先生作一次临
终诊断。”
科恩微笑点头。大约２０年前，即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以色列恶名昭著的１
０１分队在屠夫沙龙的带领下，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吉比亚村，６９名无辜的村
民惨遭屠杀。只有科恩死里逃生，成了一个孤儿，流落到埃及，不久他被穆赫辛
少校发展成间谍。其后的１５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孤儿法拉特阿里已变
成著名的以色列富商摩西科恩，他已完全融入以色列上层社会了。但他在内心深
处一直保留着那个恐怖的场景：一群老弱妇孺绝望地盯着枪口，等着它喷出死亡
的火焰。他把仇恨咬在牙关后面，祈盼着有一天报仇雪恨。
令人沮丧的是，１５年来耶和华一直孜孜不倦地护佑着他的子民，安拉和穆
罕默德却似乎忘了他的信徒。犹太人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一次次大获全胜，他
们占领了西奈半岛，构筑了极为坚固的巴列夫防线，使埃及的经济命脉苏伊士运
河不得不关闭。科恩作梦都盼着埃及坦克跨过巴列夫防线的那一天，为了这一天，
他甘愿粉身碎骨。
他对穆赫辛少校说：“希望我的努力使巴列夫先生早日进入天国。不过，恐
怕我在这儿呆不住了。”
少校注意地问：“为什么？”
科恩苦笑一声，他向四周扫视一番，压低声音说：“也可能是我神经过敏。
不久前一位政界熟人似乎无意地邀我去洗土耳其浴，我婉言推辞了。如果仅仅到
此为止似乎算不了什么，但邀我洗浴的那人同摩萨德的关系很密切，而且不久我
发现有人跟踪我，我推测他们对我有了怀疑，想找机会检查一下我的身体。你知
道我一直没有割包皮。”
穆赫辛少校紧张地思索着。在派拉法特阿里到以色列之前，他们曾打算为他
割去阴茎包皮，以免在实施割礼的犹太人中露出马脚，但阿里执意不肯：“不，
我不同意。你知道，很可能我要在以色列生活十年、二十年甚至终生，我必须在
外表、生活习惯甚至思维方式上彻底变成一个犹太佬。
那么，总得在我身上保留一点阿拉伯人的东西吧，好让它经常提醒我，我到
底是谁。犹太佬割去包皮是对他们的上帝立约，我保留它，算是对我们的祖先立
约吧。“少校最后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反复告诫他一定要小心。
这么多年，科恩一直很谨慎，没有露出马脚。但是，一旦以色列特工部门有
了怀疑，他们将轻易地查清这一点。少校严肃地说：“我马上回国向上司报告，
以决定你的去留。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上司的撤退命令是否抵达，只要你确认
处境危险，不要有丝毫犹豫，立即逃走！你的工作位置对祖国无比重要，你本人
的安全则更重要。”
科恩感动地说：“谢谢。不过，在走之前，我至少还要完成一项工作。”
“什么工作？”
科恩停顿很久才问道：“你知道伊来阿丹这个名字吗？”
少校没听清，因为酒吧里声音嘈杂，几个人在大声咒骂巴勒斯坦杂种，他们
刚伏击了一支以色列巡逻队，造成三人死亡，那些伏击者也被随即赶到的以色列
直升机送入了地狱。少校侧耳问：“谁？”
“伊来阿丹。”
少校思考一会儿，答道：“没有，我从未听说过。”
“他在十几年前是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的著名物理学家，早年在柏林大学毕
业，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也在费米手下工作过，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
物理系任教，从那儿迁居以色列。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反战态度与沸腾着
复国狂热的犹太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早就离群隐居了，十几年来在社会上默
默无闻。如果在犹太佬中找出一个不太可恶的例外者，恐怕只有他了。”他笑着
说，又继续介绍，“这些年他一直在一个偏远小镇索来斯从事个人性质的科学研
究。
尽管社会上似乎早已把他遗忘，但在以色列科学界一直流传有关于他的窃窃
私语。这些私语声我早就听到过，如果不是他的研究课题太不可思议，我早把他
列入我的情报对象了。“
少校问：“什么课题？”
科恩笑道：“你绝对猜不到的，是时间机器。”
少校吃惊地问：“时间机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古怪玩艺儿？”
“对，所以我一直把阿丹教授看成一个神经不正常者。但是，近一两年科学
界的私语声越来越大，而且是满怀敬意，绝不是嘲笑，我就有点弄不明白了。要
知道，这些犹太科学家们的脑瓜可是绝顶聪明的，他们不可能全都发疯。听说阿
丹先生的研究已经成功，对过去和未来的追述或预言十分准确——当然，不可能
不准确，如果他确实乘着时间机器亲眼目睹了过去和未来的话。”
少校盯着科恩的眼睛，下意识地摇头。他不相信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科恩说：“我也不相信，但为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去探查一番。如果这是真
的，阿丹先生就会很准确地预测在巴列夫防线上不久要发生的事情，那可太危险
了。尽管他不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个犹太佬。”
少校皱着眉头问：“会不会是摩萨德设下的诱饵？”
“不太像。不管怎样，我去看看再说吧。如果不是真的，我就请阿丹先生喝
法国白兰地，如果真是如此，就只好请他吃一颗子弹——尽管我不大忍心这样做。”
“你要小心行事。真主保佑你。”少校用法语低声说道，然后起身离去。
科恩驱车向偏远的索来斯小镇进发。秋风萧瑟，车窗外的景物迅速向后退去。
他想，这种生活有可能就要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１５年的
伪装是一桩太重的负担，连在睡梦中都不敢用阿拉伯语思考。有时他甚至疑惑地
自问：假如我真是个犹太人？但每次都不敢再想下去，迅速坐在地上默诵古兰经，
使心境平静。
小镇已到了。这儿已接近内格夫沙漠的边缘，镇上十分冷清。科恩没费什么
事，就打听到伊来阿丹教授的住宅，看来阿丹先生在这儿很有名。
阿丹教授的住所是一片占地颇宽的平房，低矮的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科
恩把福特车停在大门口，在车内检查一遍他的科尔特手枪，然后下车去按响门铃。
铁门自动打开了，扬声器中一个老人说：“请进。”
走进客厅，阿丹教授已在那里迎候，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客人。他七十岁上下，
外貌颇像一个古代的先知，浓密的白色长须飘落胸前，身体很健壮，两眼炯炯有
神。科恩努力思索着，他觉得这副容貌曾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彬彬有礼地说：“请原谅我的冒昧来访。我叫摩西科恩，在特拉维夫经商
……”
阿丹打断了他的介绍，微笑道：“我认识你，咱们见过面。”
科恩很尴尬，也有点不安。在间谍生涯中，他时时刻刻强迫自己记住与他打
过交道的每一个人，他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在记忆中却没有搜索到这个老
人。
他问：“见过面？在什么地方？”
“大约十年前吧，是在一次沙龙聚会上，你那次离会很早，我们没来得及互
相介绍。那时六五战争刚结束，我们的某个指挥官释放了成千名埃及战俘，让他
们脱光鞋子步行穿过西奈沙漠，不少人因干渴死在途中。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社
会名流，有教养的绅士，当然不会赞扬这件事，至少不会公开赞扬，不过在言谈
中他们都把它当作自家孩子的一场恶作剧，用轻描淡写甚至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起
它。全场只有你一个人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这是犹太人的耻辱！犹太人不
要忘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要捡起党卫军的字袖章戴在自己的胳臂上！说完你
就愤然离去。科恩先生，自那时起，我一直想有机会向你表达我的敬意，一个二
十五岁商人的一席话使犹太社会的精英们渺小如虫蚁。谢谢你今天给了我这个机
会。”
他慈爱地看着科恩。科恩恍然忆起此事，暗暗为自己的幸运高兴。１０年前
那次冲动几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他多次告诫自己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没
想到这倒成全了阿丹先生对自己的友善。看来，今天的任务可能要轻松一些。他
在心中不觉对这个犹太老人滋生出敬意。
老人笑问：“科恩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
科恩难为情地笑道：“阿丹先生，请你不要取笑，这一切都缘自我那不可原
谅的好奇心。我在科学界听到过不少有关你的议论，想来查证一下它的真实性。
如果我的问题不涉及什么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话……”
“请讲。”
“请问，你真的在研究什么‘时间机器’吗？”
教授微笑答道：“不错。”
科恩有意提高声调，说：“坦率地讲，我完全不相信这个玩艺儿！我认为那
只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荒谬东西，是对人类逻辑的嘲弄。因为从没有一个人能解
释那个‘外祖父悖论’：如果一个人能回到过去，无意杀死了幼年的外祖父，那
怎么可能有他的母亲来生养他呢？尊敬的教授，你能为我讲清楚吗？”
教授笑了：“乐意效劳。但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的，我们先把自己安顿
好再说吧。”
他唤仆人冲上两杯咖啡后，两人在沙发中对面坐定，教授才开始讲述起来。
“让我们先从那个尽人皆知的假定开始吧。假定我们在地球之外的太空中静
止不动，通过地球反射来的光线观察地球，这种观察和地球的实际进程肯定是同
步的。”
“对。”
“再假定我们背向地球行进，当我们离开地球的速度越来越高时，地球上的
时间流逝就会变慢。
极端地讲，如果达到光速，我们就会与地球射来的光线并驾齐驱，展现在行
进者面前的将是一幅静止画面。对行进者而言，地球的时间流逝就停止了。“
“可是，光速……”
“再假定我们的速度超过光速，就会越过‘今天’追上‘昨天’的光线，我
们就回到过去了。同样的方法也可跳到未来。”
“可是，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应是宇宙速度的极限！”
阿丹教授笑着摇头：“不，爱因斯坦只是说，原来就低于光速的物体不能通
过加速到达或超过光速，并未否认超光速的存在。按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宇宙分
为快宇宙和慢宇宙。我们所处的慢宇宙中，绝大多数物体的速度都远远小于光速，
只有接受了极大能量的极少数高能粒子，才能向上逼近光速。与此相反，快宇宙
中绝大多数物体的速度远远大于光速，只有接受了极大能量的极少数高能粒子才
能向下趋近光速。快慢宇宙是不同相的，永远不可能交汇。但是有一个人所共知
的事实，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它的深刻含义，即：在慢宇宙中，尽管物体不能达到
光速，但光却可以很方便地作慢物体的信息载体，同样，光也可作快物体的信息
载体。所以，快慢宇宙当然可能通过共同的媒介物来完成信息交换。这就是时间
机器的基本原理。”
科恩点点头：“噢，你是说信息交换。换句话说，通过时间机器，只能观察
过去、未来，并不能真的跳进那个不同相的世界，这倒是容易接受的观点。”
“对，一个整体的‘人’绝不能跳到过去或未来。但是你不要忘记，快慢宇
宙中都有极少数逼近光速的高能粒子，它们的速度接近，它们之间能够交换力的
作用。所以通过时间机器，我们也可以向过去或未来发射一些光速粒子去影响它
的进程。”
科恩笑道：“我想这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宇宙射线无时无刻不在穿过大气层，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恐怕都被高能粒子穿透过，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阿丹严肃地说：“完全正确。但你不要忘了所谓的蝴蝶效应，这是混沌理论
的基石：里约热内卢的某个蝴蝶扇动翅膀所引起的空气紊流，传到夏威夷洋面就
可能发展成一场飓风。可能今天的人类就缘于几亿年前某个高能粒子引起的基因
突变，所以，如果我们向四千年前的迦南古城发射一簇粒子，四千年后很可能影
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科恩一个劲摇头：“恕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按你的说法，迟早又会回到外祖
父悖论上去了。当你的这簇粒子改变了摩西或诺亚，怎么还会有发明时间机器的
犹太人子孙伊来阿丹教授呢？”
阿丹教授笑起来，耐心地解释道：“科恩先生，你的思维还停留在牛顿力学
而不是量子力学的水平上。以电子云的概念为例：当我们说它是处在原子核外某
轨道上时，并不是说它确切地呆在那里，而是说这是它的最大可能位置。同样，
当我们通过时间机器观察未来时，我们也仅仅看到了历史的最大概率。举个浅显
的例子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局就是按历史发展的最大概率出现的，但是，如
果当时就有一个人预见到日本偷袭，这个人又处在足以采取行动的位置上——这
个假设一点也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另外一种历史结局并不是不可实现的。
我们的时间机器扮演的就是这种历史预见者的角色，至于它能否改变历史，那就
要依靠概率决定了。”
科恩沉默了很久，才苦笑道：“你的解释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不知道我心
里是更清楚了，还是更糊涂了。直截了当地说吧，你的时间机器是否已研制成功？”
“不错。”
“那么，”科恩沉吟很久才问，他想阿丹绝不会轻易答应自己的要求，“能
否让我借助它作一次时间旅行？我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次神奇的经历。”
不料阿丹教授的答复十分爽快：“当然，我费了几十年心血搞出这个玩艺儿，
并不是要把它锁在储藏室里。我已经作过几次实验，都很成功。你稍等一会儿，
半个小时我就把机器准备好。”
半个小时后，科恩忐忑不安地来到实验室。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相信时间机
器的存在。他想象不出时间机器会是个什么古怪玩艺儿，也许它是一个地狱之磨，
把人磨碎成一个个原子，再抛撒到过去或者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