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是足球强国中惟一以黄色为队服的国家。金黄色的球衣，比起巴西国旗，更能代表这个国家。巴西国旗由一个圆圈、一颗钻石、一块长方形同心叠加而成——这是巴西１８８９年建立共和国时设计的。绿色象征森林，黄色象征国家的财富，蓝色的球体上有里约夜空中的白色星星。国旗的中间有条白色的带子，上面写着稍显过时的标语——次序和进步——这和巴西历史上军事专政有关。但是如果当巴西人要庆祝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穿上黄色的衣服——因为黄色是巴西足球的象征，而足球能够带给巴西人更多的国家荣誉感，让他们更多的体会到作为巴西人的骄傲和自豪——而不是选择挥舞巴西国旗。
阿尔迪尔告诉我，当巴西队开始穿着他所设计的球衣时，他感到很激动。但是很快他就失去了这种热情，这和他在里约不愉快的经历有关。“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件贝利穿过的球衣。但是后来我们家被偷了，那件球衣也不见了。几年前他们又拿了一件球衣作为礼物送给我。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件了。有这样一件球衣我一点都不觉得骄傲。”
一个设计出能够代表巴西这个国家的金黄色球衣的人，他支持的国家居然不是巴西而是乌拉圭，这确实让我有点大吃一惊。不过当阿尔迪尔邀请我去一家乌拉圭烤肉店吃饭的时候，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些。在他家门口，有一块金属牌子，每个走进他家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乌拉圭”。他的车上也有一面乌拉圭国旗。其实也不能说阿尔迪尔不爱巴西，只是他更爱乌拉圭：因为这是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国家。
第二天，阿尔迪尔开车带我去巴西乌拉圭边境的一个小城：雅瓜朗。阿尔迪尔就是出生在那里的。沿路的风景十分美丽，道路两边是平坦的草原，羊群在悠闲地吃草，牧羊人坐在树下乘凉。车开到一半，突然变天，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只好停了下来，在一个小镇躲雨，等雨稍微小些了才重新上路。等我们到达雅瓜朗时，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一路上，我津津有味地听着阿尔迪尔给我讲他的故事。他做过设计师、记者、大学老师，现在成了一名作家。他还曾经获得过很多奖项。当他还是记者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巴西能源资源的调查报告，并由此获得了巴西的埃索奖——这是巴西国内新闻记者最高的奖项，相当于美国的普利策奖。他的第一本书，一本短篇故事集《永远的传说》，在１９８２年获得了每两年一届的巴西文学奖。随后，他的第二本书《只有一个地球》，又获得了１９８４年的巴西文学奖。
阿尔迪尔的小说反映的是个人和国家身份的冲突，这和他自己是巴西国籍但在内心里又选择乌拉圭作为自己的母国是有联系的。他出生的小城雅瓜朗属于巴西，但却和乌拉圭有更紧密的联系，乌拉圭文化对他的影响远远大于巴西文化所给予他的。阿尔迪尔虽然是巴西籍作家，但他却是用西班牙语写作；他的作品总是先在乌拉圭出版并热销之后，才能在巴西的书店里找到他的书。他的作品关注的是巴西和乌拉圭两国之间，人为地在广袤的潘帕斯草原上画出来的那条看不见的分界线。与许多其他巴西南部的作家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描写巴西南部牛仔的故事，而阿尔迪尔描写的却是生活在两国边境上的人们的生活。“我的作品描写的是两边的人。是一种试图将国境线抹去的尝试。”他的作品在巴西、西班牙和德国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1)
我们终于抵达了雅瓜朗。这是一个紧贴国境线的小城。雅瓜朗很安静、祥和，没有大城市的那种嘈杂和喧闹。阿尔迪尔开车越过毛阿国际大桥，就进入乌拉圭境内了。乌拉圭这边的小城叫里奥布朗库。阿尔迪尔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拉着我不停地转，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告诉我原来那是什么样的，现在有哪些变化了。“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受乌拉圭的影响。虽然雅瓜朗离佩洛塔斯比离蒙得维的亚要近，可是佩洛塔斯却没有像蒙得维的亚一样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其实是在乌拉圭的控制影响下长大的。”听起来真是有点讽刺，一个赋予巴西人精神寄托，设计出代表巴西国家精神的金黄色球衣的人，拥有的不是对巴西的热爱，而更多的是对乌拉圭的眷恋。
毛阿国际大桥是一座石桥，两岸各有４个塔楼。就是靠船老板奥古斯托·希利一船一船地运送水泥和钢筋，这座国际大桥才得以在１９３１年通车。３年之后，阿尔迪尔·希利就出生了。这座大桥从小阿尔迪尔出生伊始就深刻地影响了他，它见证了巴西和乌拉圭的联结和分离。当阿尔迪尔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毛阿大桥的模型，这个模型至今还放在他家里。
我们又回到雅瓜朗，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闲聊。太阳开始下山，建筑物拉长了影子伸到很远。和同时代的巴西人一样，阿尔迪尔也对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记忆犹新，但是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他是为数不多的坚信乌拉圭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的人。“乌拉圭队大部分的队员都来自那支１９４９年的佩那罗尔队。那是一支令人生畏的队伍，拥有强大的活力，活脱脱一部进球机器。当时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抵挡住他们急风骤雨似的狂攻，平均每场都要攻破对方球门四五次，他们就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利矛。就是贝利所在的桑托斯队也无法与之媲美。”
“我自始至终都相信，１９５０年的那支乌拉圭队，无论是在个人技术上还是球队整体打法上，都要好于巴西队。尽管他们面临的是必须要赢才能夺冠的局面，而且还曾经以０∶１落后，我都没有对他们失去信心。”
乌拉圭以前曾经是巴西的一个省份，后来获得了独立。其人口只有３２０万，是巴西最南部的里奥格兰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１９５０年的胜利，让乌拉圭人在巴西人面前找到了自尊，也让小阿尔迪尔从此心生爱恋。
１９５０年的决赛那天，当时只有１５岁的阿尔迪尔正在乌拉圭境内游荡。他跑过毛阿大桥，来到里奥布朗库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正放到一半，突然影院的灯全亮了，影片也停止了播放，播音员用西班牙语兴奋地说道：“里奥布朗库电影院很荣幸地告诉各位，乌拉圭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观众们都兴奋地站了起来，高唱乌拉圭国歌。小阿尔迪尔也跟着一起在欢庆。
１９９５年，阿尔迪尔的新书《足球故事》出版了。其中第一个故事就是讲述决赛那天的场景。为了能够表述出他自己确切的感受，他虚构了两个人物：一个坐在里奥布朗库电影院的小孩，和另外一个坐在马拉卡纳球场看球的小孩。看电影的小孩知道乌拉圭夺冠的消息之后，高兴的一路唱着歌跑回去。而坐在马拉卡纳球场的那个可怜的巴西小孩，却这样写道：
我莫名其妙地落泪了，出于一股显而易见的冲动，但又只是一种极为单纯的情绪——非喜亦非悲，虽不明确却也未曾犹疑，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可能因为我获得了胜利，也可能我输掉了这场比赛。我为那戏法幻化般的出奇制胜而泣——于那个混杂了严寒酷暑咄咄逼人的午后，一切皆有了可能……
这或许贴切地反映了阿尔迪尔的心情。内心里有着依附于乌拉圭的感情，从小也是受到乌拉圭文化的影响，所以当得知乌拉圭夺冠的时候，心里的高兴溢于言表；但同时另一方面，他无法否认的是他出生在巴西，国籍也是巴西，这个他没有太多感情的国家却从小就在他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也让阿尔迪尔不得不为失败而悲伤。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2)
与马拉卡纳球场一样，蒙得维的亚的森特纳里奥体育场也是乌拉圭为举办１９３０年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而专门修建的，而主场作战的乌拉圭队也在家门口成功捧杯。森特纳里奥球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球场，可是当我真正看到它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叹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５０年，这２０年间，世界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和壮观的马拉卡纳球场相比，森特纳里奥球场简直小得可怜，这无疑更加剧了我的另外一个想法：确实是乌拉圭队“偷走”了本应属于巴西的世界杯冠军。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已经有了一次冠军头衔，也有了一座属于他们荣耀时刻的球场。他们不需要第二个了。
在森特纳里奥球场外面，有一块网球场大小的三角形绿地，上面有块标语“１９５０年世界杯冠军专区”。但是由于缺乏管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穿过这块绿地，走到球场的停车场去。绿地已经被踩出一条小道来。
我和阿尔迪尔、他的妻子玛莱妮还有他的表哥阿道夫一起来看乌拉圭和巴西队的友谊赛。玛莱妮本想穿一件巴西队的黄色球衣来加油助威的，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家的那件。“还好找不到，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尔迪尔轻轻舒了一口气。玛莱妮对阿尔迪尔这种反巴西的态度很不以为然，开玩笑地说道：“放心，我不会穿你设计的球衣的，否则别人就会说我在给你的作品打广告。”
我们坐在一群巴西球迷当中，阿尔迪尔很聪明，他没有表现得太过于外露。他的夹克衫翻领里面有个乌拉圭国旗的徽章，口袋里还揣着一面他从互联网上打印出来的乌拉圭国旗。但比赛前奏巴西国歌时，阿尔迪尔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情；可当乌拉圭国歌奏响时，他的脸一下子因为激动而变红，眼角似乎还有几滴泪水流出来。“每次都是这样。也许一听到乌拉圭国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童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获得尊重的感觉。要知道，在乌拉圭，人们把我当作自己的作家，而不像在巴西。”
在我们对面的看台上，坐的是乌拉圭球迷。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就拉出一面巨大的旗帜，经过众多球迷的传递，最后覆盖在看台的入口。正面旗帜没有写任何字，只有“１９５０”这个数字。虽然没有只言片语，但这个令无数巴西人黯然神伤的数字足以表达出乌拉圭球迷的骄傲和自豪之情。
当巴西队队员出场时，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阿尔迪尔，看到球员们穿着他所设计的黄色球衣时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他的回答直截了当，甚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实际上，我有点罪恶感。这件球衣已经被巴西足协卖给耐克公司了，它已经不再是巴西的象征了，不能体现出巴西的国家身份，只是一件普通的商品，它代表的是腐败和现状。”他停顿了一下，“如果巴西足协能够回心转意，不再把它当作商品，而是认真地来对待它，我会感到高兴些的，也不会再有罪恶感了。”
比赛的结果是乌拉圭以１∶０战胜了巴西队。阿尔迪尔掩饰不住他的高兴，满脸笑意地离开了球场，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第二天，我坐出租车到了拉斯别德拉斯，一个离蒙得维的亚只有１０英里远的小镇。出租车司机一路上给我吹嘘马路两侧的风景是如何的漂亮，当然不可否认，事实也是如此。在拉斯别德拉斯的郊区，有几栋破旧的房子。我下了车，敲响了其中的一扇门。因为有人事先告诉过我，吉贾的家就在这里。
有位妇女开了门，问明来意，她带我从旁边一栋房子一侧的小路走了进去。我紧紧地跟着她，生怕在这片破旧狭小的空间里迷失。她带我走进一栋楼房，爬楼梯到阳台，上面有个用砖砌出来的小房。就是和马路边的破房子相比，这个砖房也显得很寒酸。她告诉我这就是吉贾的家。我敲了敲门，但没人出来开门。这时有位吉贾的邻居对我说，要我去镇上的集市看看，吉贾的女朋友蓓特里兹在那里有个杂货摊，也许吉贾在那。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3)
在集市我很快就找到了吉贾，那个在１９５０年决赛中打进巴西队致命一球的乌拉圭英雄，现在穿着运动服，站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杂货摊里。他厚厚的黑发全部往后梳着，嘴唇上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这个习惯当他还在１９５０年时就已经养成了。他的鼻子很大，但他小时候就有一个绰号叫“没鼻子”。这个绰号跟了他一辈子，但我却很不理解。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一开始我就问他有没有看昨天乌拉圭队和巴西队的比赛。他说有，但他告诉我，他现在和蓓特里兹住在一起，已经有８年没去森特纳里奥球场了。
吉贾一开始跟我说他不想谈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因为这个话题他已经说了快一辈子了。我们站在杂货铺前说了一会儿话，我请他去家咖啡馆坐坐。路上我好奇地问蓓特里兹的年龄，吉贾很得意地说：“她２８岁，而我，７４岁。”
在我来之前，有人告诉我，要想采访吉贾得付钱，而且他只收美元现金。还有人告诉我，在参加过１９５０年那场决赛的老兵当中，吉贾的生活最差，他是最穷的一个。但是吉贾没有和我提收钱的事，却很配合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他说他感觉被乌拉圭人忽视了，但是马上又自我解嘲道：“全世界的老球员都是这样的，不是吗？”从他的话语里，我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的愤愤不平。我发现他一开口就刹不住嘴了，其实他还是很乐意再谈论一遍他过去的生活。
他带我回味了那场“致命的决赛”。吉贾记得比赛的前一个晚上，他的几个队员回到酒店，谈论起第二天的比赛，他们都认为乌拉圭队没有希望取胜。但是吉贾却坚信乌拉圭一定会赢得冠军。“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欧洲的球队。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转播，我们根本不了解欧洲球队的踢法，所以和他们比赛我们胜算不大。但是巴西队不同，我们都在南美，相互之间了如指掌。世界杯的前一个月，我们和巴西队踢了３场比赛，第一场我们４∶３获胜；后两场他们赢了，２∶１和１∶０。我们两个队水平差不多，谁对谁都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
喝了一口咖啡，吉贾向我描述了那激动人心的６秒钟，他是如何带球突破射门得分的６秒。“我接到传球，然后坚决地沿右边路突进。茹韦纳尔和比戈德都无法阻挡我前进的脚步，因为我的速度太快了。进入禁区之后，我面对的是巴西队最后一道防线——守门员巴尔博萨。巴尔博萨当时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站在靠左侧立柱边，守住近角。我的射门角度很小。但是我的选择却是非常规的……当然，我的运气很好。足球场上，要赢得比赛，需要一点运气，而且，你要抓住这点运气。”
“我进球之后，整个马拉卡纳球场死一般的沉寂。真的很安静，完全没有一点声音，只听得到我们进球之后的狂喊。”吉贾告诉我，当他打进这个球时，他就知道冠军肯定属于乌拉圭了。因为这个进球彻底摧垮了巴西人的信心，他们没法扳平比分了，巴西队已经开始崩溃。
那么他是否知道因为这个进球，一代又一代的巴西人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我觉得有一点愧疚，但是这就是足球。足球比赛，要么是你赢，要么是你输。愧疚是不能掺杂进来的。我很骄傲和自豪，因为我做到了任何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做梦都想做到的事情。”
世界杯之后，吉贾去了意大利。一开始在罗马队，后来转会到了ＡＣ米兰。他甚至还获得了意大利国籍。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出场了５次，并在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队比赛时打进一球。那场比赛本来是１９５８年世界杯的预选赛，但是由于大雾，匈牙利籍主裁判没能及时赶到赛场，所以比赛变成了一场友谊赛。４２岁的时候，他选择了退役，回到了乌拉圭。
乌拉圭政府给与了马拉卡纳球场上的英雄一些物质上的奖励，但是吉贾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经济上的帮助。就是新闻媒体，吉贾也抱怨他们没有把当年的民族英雄认真对待，而是敷衍了事。每年的７月１６日，１９５０年的那批乌拉圭队员们会重新聚在蒙得维的亚，在一起吃顿饭。但是他们谈论的话题只是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决不是足球。渐渐的，聚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少，有８个人没有再来。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4)
基吉尼奥的家全是跟足球有关的装饰品，而吉贾却把他所有的奖牌和奖杯给了他的孩子。“我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作为纪念，你不能只是生活在过去的回忆当中。”他说道，“你要活在现实当中，过去的事你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吉贾也知道，和乌拉圭不一样，巴西始终对１９５０年的决赛难以释怀，他们无法让过去的事就这样过去。２０００年，吉贾被邀请到里约，在机场海关过关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事。当他把护照交给边检人员时，那个边检人员盯着他的护照看了半天。“是一个小女孩，大概２３岁或者２４岁左右。她盯着我的护照看了很久，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吗？’她抬起头问我：‘你真的就是吉贾？’我说：“是”。我很奇怪，这个女孩很年轻，她怎么会知道我。于是我说：‘１９５０年可是很久以前了。’女孩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对我说：‘在巴西，每一天我们的心里都惦记着那一年。’”从吉贾平静的语气中，听得出来巴西人的执著。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我是巴西的噩梦，我总是在他们的回忆当中。在乌拉圭，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基吉尼奥因为心脏病突发，于２００２年２月７日辞世。几个月之后，就在２００２年世界杯开幕之前，一本关于１９７０年世界杯的书终于在巴西面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巴西看到关于１９７０年世界杯的书。但是有趣的是，在这本书的首发式上，却有人不断地提到１９８２年的世界杯。那也是一届令巴西人伤心不已的杯赛。看来，在巴西，痛苦永远比快乐更容易被人牢记。
*我们输了,因为我们没有赢
我也希望我的真话能使你们感到高兴,因为真话太多了,太多了。是你来决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真话,然后再去分析它。——罗纳尔多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
1998年7月12日,巴西和法国进行世界杯决赛。比赛在巴黎圣丹尼斯区的法兰西体育场举行。我在里约热内卢看了电视转播。巴西人不太愿意在公众场合观看国际赛事,而是喜欢待在家里和家人共同欣赏。我接受一个朋友的邀请去了他的公寓。在去的路上,我在街边小店买了一件背后印有罗纳尔多名字的球衣。7月正是巴西的隆冬季节。气温不过二十几度,天空阴暗,下着毛毛细雨。
巴西是夺冠大热门。不仅因为他们是卫冕冠军,也因为他们有罗纳尔多,才21岁的他就已经两次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足球先生。如果他是世界上最棒的球员,那就可以说他所代表的队伍也是世界上最棒的球队。但当我赶到时,我被告之罗纳尔多不在首发阵容里。那么我——还有其他几百万球迷——穿着的球衣上的名字霎时间失去了意义,我感受到了一种突变。巴西人曾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肯定会赢。不过现在可不一定了。
比赛开始前,电视评论员说罗纳尔多最终还是首发上场。我们看着球员们走了出来,手挽着手,这是一个四年前发明的小花招,目的是为了显示团结,罗纳尔多的确就在其中。然而信心只是暂时的。比赛一开始,巴西队踢得毫无章法。罗纳尔多看上去迟缓而消极,他目光呆滞。上半场27分钟,齐达内头球为法国队首开记录。上半场临近尾声,他再一次头球建功。佩蒂特最终把比分定格为3∶0,巴西在世界杯上经历的最大一次失利。当终场哨声响起时,房间里的一些妇女早已不看比赛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男人们开始哭泣。我觉得眼泪不仅是因为失败,更因为失败的方式。巴西队甚至还没开打呢。
巴西队的反常表现是个谜。他们和在四分之一决赛与半决赛里令人兴奋的球队判若两人。赛后有报道说比赛前罗纳尔多就觉得不舒服。我们得知他曾被紧急送到诊所救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教练扎加洛把他排除在首发名单之外。当他从诊所回来,一切如常,扎加洛又把他排进名单。这种特殊的环境加剧了阴谋论的可能性。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球员,将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参加一场最重要的比赛,但他却突然毫无原由的病了。是因为压力,还是癫痫症,又或是他可能吸毒了?
罗纳尔多被证实在比赛当天下午曾经发作某种癫痫。队医不好确定到底是什么症状,因为罗纳尔多并没有任何癫痫病史。后来的检验证明罗纳尔多一切正常,从中也没有任何线索。焦点开始集中到耐克公司的头上,它是运动服装生产商,也是罗纳尔多个人和巴西全队的赞助商。可能因为耐克公司在罗纳尔多身上投了很多钱,所以坚持要求罗纳尔多上场,尽管医生建议他应该留下。这可能引来更深的疑问——为什么耐克公司甘愿拿他们的明日之星的生命冒险?——但这只是阴谋论的想法。
耐克公司是现成的替罪羊。在杯赛期间,它已经引起了对它在幕后施加影响的怀疑。它和巴西队签订的为期10年的1亿6千万美元的合同是和国家队签订过的最大的一份赞助合同。再结合对于外国公司通常的仇视和不信任,人们担心这么一大笔钱已经让球队丧失了控制。
就像1950年发生的一样——仅有的另一次在世界杯决赛中输球——巴西人发现得第二名比得第一名更能造成情感冲击。几星期后,一位律师在里约法庭提请民事诉讼,要求解释决赛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官甚至传唤了扎加洛,虽然一无所得。与此同时,里约地区医药协会开始了一项专业调查,矛头直指队医利迪奥·托莱多和若阿金·达·马塔。扎加洛和罗纳尔多都作证。队医最终被一致认为无罪。
而对耐克公司的怀疑继续着。当1999年1月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签订的协议被新闻界曝光的时候,阴谋论持有者觉得论据成立了。协议揭露了耐克公司的确有对比赛组织的发言权。耐克公司有权组织最多50场的“耐克友谊赛”,这其中至少有8支顶级球队要参加。一名有影响的记者称这种交易是“忧伤的拜金主义。我现在理解大众的情绪,即商业协议导致了巴西的失败”。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2)
在巴西利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共产党国会议员阿尔多·雷贝洛承接了此事。他向下议院提请了一项动议,要求质询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签订的合同。他把他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上,即合同可能侵犯了“主权,独立和国家形象”,而这些都是受巴西宪法保护的。
阿尔多的动议排了一年半的队,巴西足协极力反对。当2000年9月喀麦隆和雷纳塔·阿尔维斯出现时,质询似乎已经过了保鲜期。
在我们见面之前,雷纳塔·阿尔维斯就在电话里提醒我她非常漂亮。
“你确认能认出我吗?”她问。
我回答说她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中出现,因此我很熟悉她的样子。
“你看,”她这样说道,“你不会认不出我的。我又高又瘦,人们都说我非常漂亮。”
在伊帕内马附近的一个豪华比萨餐厅,她迟到了,不过周围食客都色迷迷的盯着她。我们换到了一张不显眼的桌子。雷纳塔落座以后再次提醒我道:“我太有名了。”
毋庸置疑,雷纳塔声名狼藉。她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她体格又宽又大,五官精致得有点令人不舒服。在像鸟喙一样的嘴的上方,化着浓眉。她戴着字母“R”吊坠的金项链,金手镯,三个金戒指,还描着金指甲。她理了个男孩头,散发着金色光泽。我们叫了比萨,她就着免费的芥末和番茄酱吃起来(这是巴西人哲学的表现。在普通的店里,芥末和番茄酱可不免费)。
三十来岁的雷纳塔曾经约会过足球教练万德莱·卢森博格。在吃的间隙,她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认识的。“那是在巴西大道。他的车跟着我的车。当我们停车时,我告诉他停在我后面。他说他不能把车停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后面。”我点头,那意思是在说,“当然!”
他们的关系由此开始——对他来说是婚外情——并在1993年从性关系升级到财务关系。卢森博格雇她做自己的代理人。她将出席拍卖会为他购买房产、汽车和滑雪车作为财产。只是因为她买的太多了,引起了税务人员的注意。2000年8月,里约的法官同意了警方的请求,因为怀疑卢森博格逃税,而检查他的个人银行账户。此项法令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因为当时卢森博格正是国家队的教练。
卢森博格在1998年世界杯后成为巴西队教练——被认为是仅次于巴西总统的重要位置。在他的率领下,巴西队夺得了1999年美洲杯。虽然后来表现不尽如人意,令人尴尬。在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巴西队在一个月内连负巴拉圭和智利。这是巴西队在杯赛七十余年的历史上,预选赛中输的第二场和第三场。卢森博格的支持率急速下降。当有关他的财产官司被媒体捅出来后,公众舆论呼吁要他下课。
追踪税务官司的记者们高兴地发现,雷纳塔并没有站在卢森博格一边,而几乎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上。雷纳塔和卢森博格一拍两散,她还起诉他,要他赔付公司未付的50万英镑佣金。在媒体的怂恿下,不久双方都开始在公众面前大发脾气。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想攻击他的前老板,但是被他对她的评论激怒了。“当我听到他说他不认识我时,我大哭起来。人们说我再不能只是个小女孩了,应该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天啊,她知道什么!或者说她讲了她所知道的。雷纳塔揭开了从没有人涉及的足球界黑幕。她最郑重其事的声明要数她说卢森博格还是俱乐部教练时,通过买卖球员获取非法好处。这种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是雷纳塔的证词具有相关的迫切性,既因为卢森博格的地位,也因为她说她有证据。
雷纳塔也展示了她天生的自我宣传的能力。她说卢森博格坚持要她在做爱时穿着帕梅拉斯的球衣、白色长筒足球袜和高跟鞋。
在各种证词的重压下,卢森博格飞赴悉尼参加奥运会。奥运会的足球冠军是巴西队惟一没有染指过的。如果卢森博格赢得了它,他可能重新获得大众的好感。然而,巴西队在最不可能和最不体面的情况下被淘汰了——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喀麦隆队,当时喀麦隆队场上只有9个人了。一周后卢森博格下课。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3)
在喀麦隆和雷纳塔的双重作用下,巴西足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巴西人已经意识到在这项运动的中心,有东西已经腐烂了。他们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全国联赛,上座率只有一半,绝大部分俱乐部濒临破产,最好的球员都在欧洲踢球。如果国家队表现得好,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掩盖,而现在国家队成了国际笑柄。政客们感到他们该活动了。卢森博格离职几天后,参议院——上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对足球进行高度关注的调查。
此项调查达到了国会审查委员会的级别,这是国会听证所用的最严肃的级别。国会审查委员会比警方更具权威,因为他们可以查阅银行账户,税务和电话记录。国会审查委员会原来只接手诸如贩毒、银行腐败和检查系统调查。现在是第一次,足球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自从他们开始调查以来,雷纳塔的起诉具有决定意义——如果不是关键——激怒了国会审查委员会。她是足球界里起哄的。我看得出雷纳塔很适应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她很好地扮演了肥皂剧里冤妇要求讨回公道的角色。“我不再是前秘书,或是前情人,”她得意扬扬地说道。“我是雷纳塔·阿尔维斯。我是社会共有财产。”她有滋有味地告诉我她有9个律师,买了6套行头伪装自己,有时不得不待在汽车后备厢里出行以避开记者。她还开设了一家网站——www.renataalves.com.br——后来我在上面看到一些忠告诸如:“如果你开始一段新恋情,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餐厅。你的前男友可能会打给你。”
雷纳塔告诉我,早上她还为一个比基尼展览摆了造型拍照。她还补充说,所有头牌杂志都找过她。他们希望拍她只穿帕梅拉斯球衣、白色长筒足球袜和高跟鞋的照片。
拍裸照是实验过并已经验证的女人成名的一种方法。《花花公子》,巴西发行量最大的月刊,是传统的足球宝贝展览橱窗。比如说罗纳尔多的两个传奇前女友,以扮“兔女郎”为业,在杂志里以女同性恋的亲昵方式出现。
我暗示雷纳塔裸体出镜将会损害她的形象,从而丧失她所有的信誉。
“我不这样认为,”她回答,“看了照片的人会想:‘卢森博格真有眼光啊。’”
国会审查委员会给了阿尔多·雷贝洛以政治动力来重新启动他对耐克公司的质询,这也达到了国会审查委员会的级别。国会从没有对足球投入如此精力。现在参众两院都在做着这事。
阿尔多想再次排查一遍1998年世界杯决赛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为了做这个,他的调查委员会选举通过传唤有关与罗纳尔多健康疑云相关的主要人物,第一个就是扎加洛。我飞往巴西利亚现场采访。
这让我有机会见到阿尔多,他很快成为拉美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知名共产党人。我们在国会几个街区以外的一家有银制餐具的西班牙餐厅把酒言欢。紧邻着我们桌子上坐的是佩德罗·马兰,巴西的财政部长。阿尔多非常认真地履行着国际左翼联盟的义务。他蓄着斯大林式的浓密胡子,是个老烟枪,还不时地冒出马克思主义术语。他虽然认真,也不失幽默。他总是带着微笑,露出完美的牙齿。我觉得他是一个体面,工作勤奋,具有理想的人。
当1998年巴西队从法国失败而归时,阿尔多说他看到一张登在报纸上的球迷在里约国际机场等候的照片。一个人举着巴西国旗,而在本应写着誓言“秩序和进步”的地方,换成了“耐克”。巴西足协被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阿尔多说那个场面粉碎了他对事情发展的看法。
“我们当然是出让了主权,”他议论道,“我认为巴西足协背叛了国家,即使我明白他们不是故意的。”他相信和耐克公司的协议削弱了国家队的力量,因为他们要求国家队参加过多的商业性比赛。“迪斯尼公司并没有出卖他们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但是巴西足协出卖了国家队,”他说道,“没有什么比足球更能代表巴西了。这是我们自尊的组成因素。不应该用商业毁了激情。”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4)
直到国会审查委员会介入调查,阿尔多才有名起来,他就是那个提议保护葡萄牙语不受外来语——特别是美式英语——侵害的议员。“我的两场战斗都是一个目的,”阿尔多说道,顺便抽了一口万宝路,“这是一场保护国家固有特色,对抗全球化威胁的战斗。我认为你可以使整个世界大同而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标准。”
阿尔多讲话时带有明显的地方鼻音。他来自维克萨,阿拉戈斯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父亲是一家大养牛场的帮工。他童年生活贫困。阿尔多说他是踢着用橘子做的足球长大的,并说绿皮橘子好,因为没有那么软。他对足球充满感情。他开始背诵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的球队。
“费利克斯,奥利维拉,加拉多,阿西斯,马可·安东尼奥,德尼尔森,还有迪迪,卡福,萨马罗内,弗拉维奥,卢拉。”他说起来不带停顿。这是1969年罗伯特·戈麦斯·佩德罗萨杯上弗卢米嫩塞的阵容,他记得那时他听广播。“决赛时,弗拉维奥受伤了,米奇替补出场。他接住德尼尔森的任意球,头球建功,取得胜利。”
阿尔多设法离开维克萨,到阿拉戈斯的首府马西奥上学。在那里他成了一名反独裁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89年他第一次被选入国会,那年他33岁。我问他是否相信罗纳尔多的上场是出于耐克公司的压力。他回答道:“一般认为耐克公司喜欢让他们赞助的球员上场踢球。”我追问一句:罗纳尔多上场有隐情吗?“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他补充道,耐克公司的存在使国家队内产生了一种有害的氛围:“我认为不仅仅是耐克公司[对罗纳尔多上场]施压,但这确实是一个因素。我认为罗纳尔多身上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他难以承受。”
我告诉阿尔多,球员出现在国会作证绝对是一出喜剧,因为很多国家都梦想打入世界杯决赛,不论结果如何。阿尔多会心地笑了:“世界杯亚军是绝对的失败。这就像你和女孩谈恋爱,她说你只是她心中的第二人选,因为她更喜欢另外一个人。”
2000年11月21日,星期二——在巴西队0∶3输给法国队2年4个月零9天以后——扎加洛出现在了阿尔多的国会调查团面前。这是当年最受期待的听证会。数十人挤在霓虹灯走廊里排成长队,为的是得到一个好坐位。几乎没有人是为了到旁边的委员会会议室的——那里有一个关于地方基金的调查和一个有关侵占亚马孙公用土地的听证会。
扎加洛和利迪奥·托莱多以及若阿金·达·马塔一起出现了。这三个人就像出现在城市婚礼上的乡下土包子,穿着整洁的不同颜色的西装,小心翼翼地面对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也被允许进入了听证室。扎加洛戴着厚厚的眼镜,头上白发稀疏,坐在阿尔多边上一张抬高的凳子上面,而阿尔多正是此次听证会的主持。在他们俩前面是坐在长凳上的议员,后面是五十多名新闻记者。
按照家乡的习惯,扎加洛开始了讲话,好像是被体育节目邀请的嘉宾一样:“很荣幸来到这里……我从不会逃避和国家队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我总是愿意谈国家队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重要的了。”
突然他变得富于攻击性。他举起了一份体育类报纸,并说报上举证他曾经写信阻止调查的开展。他说这都是谎言。
“我想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理可讲。”他申辩道。
议员们在他们的话筒里大喊:“安静!安静!”
“我没有撒谎,该死的!”扎加洛回应道。
阿尔多要求他不要抢着说话。
“这什么意思?你要我任由他们说,而保持安静?太不像话了。”
来自佩纳姆布克的一名年轻议员埃杜阿尔多·冈波斯说道:“我可能只有你年龄的一半大,但我曾多次见识过你这样的愤怒……请不要觉得自己遭受指责,请不要这样暴躁地来指责可能在这间屋子里的某个人。”
扎加洛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也因为尴尬。他的攻击行为偃旗息鼓了。他看上去一副饱受屈辱的样子。69岁的扎加洛是巴西最具传奇色彩的世界杯得主。在1958年和1962年他作为球员,1974年是教练,1994年是助理教练,1998年又一次成为教练。他是巴西的化身,国家队的吉祥物。而议员们对待他却好像是在对待谋杀案的被告。足球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碰撞成了一出闹剧。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5)
罗西尼亚博士,左翼议员,有着浓密的小胡子,评价道:“他现在不是在球场里,可以对着他的队员叫嚣。”
关于报上谈到的信件是这么回事。扎加洛在一份给巴西足协的声明上签了名,否认耐克公司对国家队施加了影响。这个声明被巴西足协用在了一封给议会的信里以反对听证会的召开。但是扎加洛抗拒的态度给事情定了调。当全场安静下来以后,他显得非常抵触和无助。
他讲述了他在1998年7月12日在巴黎巴西队驻地所经历的事件。
扎加洛说球队在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就各自回了房间。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法国队在半决赛对克罗地亚的录像。然后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他原以为不过是一些法国球迷,所以并没在意。然后他一直睡到下午5点。直到他离开房间,他才被告知罗纳尔多的突然变故——这是事件发生后的三小时。
晚上,罗纳尔多被送到了巴黎的利拉斯诊所。扎加洛和其他队员去了法兰西体育场。
扎加洛说他让埃德蒙多来顶替罗纳尔多的位置。在队内布置战术时,为了激励队员,他讲了1962年世界杯上发生的故事,虽然贝利因伤未能出场,巴西队还是赢了。
在比赛开始前约40分钟,罗纳尔多出现在球场——据扎加洛讲——穿上了球衣。检测显示一切正常。罗纳尔多渴望上场参赛。“面对这种情况,我选择了罗纳尔多,”扎加洛在听证会上说道,“那么是他的上场导致了巴西队的失败吗?绝对不是。我认为是[全体的]失常,而这是由所发生的事情造成的。”
这次听证更像是一次光荣的赛后新闻发布会。议员们的发问就像遭受挫折的体育记者。扎加洛这样为他的决定辩护:“如果当时不这样,没有让罗纳尔多上场,巴西队还是0∶3输了,人们就会说,‘扎加洛是老顽固,他应该让他上,[罗纳尔多]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我想我还得来参加听证会……在半场时我甚至问[罗纳尔多]:‘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扎加洛,没事,我觉得很好’。”
他不断地用诊断检测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我总是说[诊断]结果来自一家法国诊所。”他强调“法国”似乎这保证了他的合法性。因为要是巴西诊所,没人会相信。
扎加洛讲了四小时后,利迪奥·托莱多和若阿金·达·马塔被同时传唤。有一名议员是医生,所以谈话变得非常专业。
托莱多和达·马塔说他们至今还不确定罗纳尔多到底怎么了。他们说这不是任何一种癫痫,因为诊断结果里看不出线索。他们和医生及同事们谈论此情况,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认为罗纳尔多的事件是体育诊断史上独一无二的。
像扎加洛一样,托莱多也为他让罗纳尔多上场的决定辩护,强调说他一切都是清白的。“法国医生说他可以上场。他们只是要求他一件事——别在对抗法国队时进球。”
他形容他所受到的压力:“想像一下如果我不让[罗纳尔多]上场,巴西队又输了。赛后罗纳尔多再说:‘我没上都是因为利迪奥医生。’到那时我可就得逃到北极去了。”
听证的第一天多姿多彩,但还没有涉及到耐克公司。所有证人都否认耐克公司有暗箱操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埃德蒙多的出现,他两天以后才现身。埃德蒙多曾在赛后说过耐克公司要求罗纳尔多踢满全场的话。
像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一样,真相渐渐地被一层一层揭开了。埃德蒙多的陈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午餐后我就在宾馆里。一般那时球员都回房休息。要睡觉的就睡觉,看书的看书,听音乐的听音乐。我就在我的房里。那是一间套间,我和多里瓦一间,罗伯特·卡洛斯和罗纳尔多在另一间。大约3点钟的时候,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我正在看电视,卡洛斯走进来说:“埃德蒙多!埃德蒙多!多里瓦!罗纳尔多觉得不舒服!”当我看到发生的情况时,我有点绝望,因为场面太令人震惊了。我跑去各个房间敲门叫来所有人,这样医生马上就能过来。因为队医和教练组的房间有点远,球员们先到了。我冲每个人喊,然后跑回房间。我回来时,塞萨尔·桑帕约正在做第一个救护方法:他正在做查看[罗纳尔多]的舌头这类的事。是桑帕约和我采取了最初的措施,因为在医生来之前,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做这个还是那个。最终我们看了罗纳尔多的舌头,他沉睡着,医生把我们所有人召集起来说道:“我们将面临一场极其重要的比赛,世界杯决赛,罗纳尔多会醒过来并且将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直到比赛开始。你们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吧。”我们会在6点钟左右吃点心。我们回到房间休息,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大家都很担心。我的房间和罗纳尔多的相连,所以我看到了一切。每隔5分钟就有人过来看视,而罗纳尔多在那里睡得像个孩子。6点的点心时间,我们都去吃了。罗纳尔多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坐下,没有和任何人说话,这不正常,他总是爱说笑的。这次他却一言不发。他坐在那,低着头,什么也没吃。他站起来走向餐厅另一边的球场。莱昂纳多绝望地站起来问医生:“医生,你该带他去做点治疗,我虽然说不上什么,但他有问题。”那时医生们走向罗纳尔多并告诉了他一切,并要带他去看病。罗纳尔多说:“不,我要上场比赛。这是世界杯决赛,我要上场,我要上场”……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当时和罗纳尔多说的话:“你要去做检测。如果一切正常,你才能回来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