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6)
若泽·罗查议员希望知道更多的细节。他问道:“当你进入罗纳尔多房间时,那个你形容的可怕的场景,你觉得他怎么样?他是手舞足蹈还是在颤抖?”
埃德蒙多回答:“是。他浑身乱动。我不知道……”
“躺倒?”
“躺倒,乱动,手像这样,和他的牙齿……”
“一起?”
“连在一起,嘴角边有白沫。”
“吐白沫?”
“这令我很震惊,因为他很强壮的。他很高大。用尽全力在那样动。”
“全身乱动?”
“是,全身。”
“你的一些队友是不是要按住他的胳膊?”
“是。”
罗查议员接着问扎加洛什么时候来的。
埃德蒙多回答:“说不出确切时间,因为球员住一幢楼,教练组住另一幢。大约10到15分钟吧。”
“10到15分钟?”议员重复道。
罗纳尔多和阿尔多·雷贝罗在议会
埃德蒙多肯定道:“肯定不会比这迟。”
哈哈!听证会发现了一处线索。扎加洛说他三小时以后才知道。谁在说谎,为什么要说谎?
一个半月以后,我回到巴西利亚看罗纳尔多的表现。他是事件焦点。会议室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阿尔多把他的儿子佩德罗也带来了求取签名。
罗纳尔多非常时髦,穿着浅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我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别忘了这奇特的情景。世界上最著名的球员,仅仅24岁的年轻人,来这里向本国的国会解释输球的原因。
听证会开始,现场严肃。阿尔多解释了章程后,告诉罗纳尔多在回答问题之前,最多有20分钟时间作陈诉。
罗纳尔多咧着嘴笑,看了看他前面的空长凳后说道:“作为证人,我能要杯水喝吗?”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局。他孩子般的魅力立刻征服了所有听众。
罗纳尔多说话流利,做了很好的准备。他把议员们带回到1998年7月12日。他吃过午饭,回房休息。当他5点钟左右醒过来时,他和他的队友一起去用点心。莱昂纳多对他说生命里有比足球赛更重要的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莱昂纳多对他说这个。直到用完点心后,队医对他说他曾遭受神秘的癫痫。
一个议员提出了扎加洛的证词。问教练是在大约15分钟的时候还是三个小时以后才知道他的癫痫的。议员的问话过于露骨,就像是在问穆斯塔德上校把铅棒丢在了储藏室里还是厨房里一样。
罗纳尔多自信地说:“我想应该有比问扎加洛是否来看过我更重要的事。”他的回答封死了那条线索。有关扎加洛的疑问被转移了。
有一些问题缺乏一致性。议员埃杜阿尔多·冈波斯问道:“在国家队首发阵容里有你的位置……这是事实,据当时的一些报纸说,你的位置是盯住齐达内……或者是……”
“谁说的?我的位置?”
“是。在首发阵容里你盯齐达内?”
“这有什么意义吗……对巴西足协来说?”罗纳尔多抗议道。
“是的。我这样认为,否则我就不会问了。”
“好吧。我记不得谁盯齐达内了。”
“你记不得?”
“你是说进球的时候……”
“不,”议员说,“不是进球的时候。”
罗纳尔多继续道:“……还是比赛期间?”
“比赛期间。”
“啊,我记不得谁盯……齐达内。我认为不论谁盯他,都没盯好,对吧?”
埃杜阿尔多·冈波斯回敬道:“是啊,他进了两个。”
罗纳尔多赞同:“不错。”大厅里一片笑声,而我觉得并不轻松。
调查的目的是巴西足协和耐克公司签的那份协议。罗纳尔多被问及他自己和耐克公司签的合同。他说他不能讲,因为他签了保密协定。议员们说根据法律他必须在听证会上说出来。
“我不是要在这保护耐克公司或是巴西足协,但我有自己的想法,”罗纳尔多说道,这会有点不满,“我在这里是为了尽量澄清事实,并按需要说出我的看法。但是……我毫不怀疑耐克公司是严肃的……说实话,如果我是耐克公司,签合同时不会左思右想,并且因为这些问题置巴西利益于不顾。因为我认为在巴西足球史上还没有哪个合同是在帮助巴西足球成长……我认为还没有哪个企业对巴西足球产生如此大的利益。所以我和耐克公司的关系是良性的,因为除了要我在比赛时穿他们的鞋,合同没有要求我其他的,而穿鞋也就是我所能做的,并且很荣幸能穿着这鞋进球。这就是所有耐克公司要求我做的。”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7)
听证会行将结束时,几个议员作了一些谄媚的评论。“我希望你尽快回到赛场上踢球。”塞吉奥·雷斯说道,这是针对罗纳尔多受膝伤困扰近两年没有上场说的。“作为一个红黑军团的球迷,我希望你回来时,还能为我们亲爱的弗拉门戈效力。”
议员罗纳尔多·瓦斯孔塞洛斯说,罗纳尔多的谨慎言论使他更像一个后卫而非前锋。
球员本人并不同意。
议员罗纳尔多·瓦斯孔塞洛斯只得道歉:“好吧。我并不想使你觉得不舒服。亲爱的罗纳尔多,人们说法很多,现在我想客观地问问你,我知道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在你运动员罗纳尔多看来,为什么巴西队没有在法国获得世界杯?”
罗纳尔多失去了耐心:“我们为什么没赢?因为我们失了三个球,因为我们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足球——不光是足球,只要是体育——就会有赢有输。巴西队又赢过多少次呢?那时可没人问为什么,或许有些人问过。无论如何,要么赢要么输。我们输了。请耐心一点。仅仅是因为我们输了,就要去制造这些秘闻,这些事件吗?”
“是命运吗?”议员罗纳尔多·瓦斯孔塞洛斯问道。
“也许。”罗纳尔多回答。
“祝你早日康复,先生。”议员说道,然后关掉了自己的话筒当对罗纳尔多癫痫询问结束以后,媒体并不相信,并在继续猜测。最合理的解释出现在一年后即2002年1月的报纸上。《兰斯报》的记者得到罗纳尔多身边人士的消息,说罗纳尔多在癫痫发作10分钟前,在膝盖上打了一针普通的麻醉剂,而针剂不巧进入了静脉。罗纳尔多为了保护队医,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纳尔多和队医托莱多都否认此事。。
在输给喀麦隆以后,普遍认为国家队状态跌入谷底。然而奥运赛场的失利只是屈辱到来的征兆。先是巴西足协找不到人接替卢森博格的位置。在坎迪诺代理教练三周以后,前国家队门将埃莫森·莱昂出山了。他继续了下滑的趋势,居然使球队输给从未击败过巴西的队伍——世界杯预选赛上输给厄瓜多尔,联合会杯上输给澳大利亚。莱昂的糟糕战绩得到了相应的不光彩下场:在东京机场的出发大厅被宣布下课。路易斯·菲利浦·斯科拉里在一片欢迎声中继任——九个月来的第四位教练。巴西带着重新崛起的希望飞赴哥伦比亚参加2001年美洲杯,不过这次输得更惨。斯科拉里的球队被洪都拉斯淘汰。洪都拉斯?
与此同时,国会审查委员会揭露出了相当惊人的腐败和渎职。没有一天不提出新的诉讼。那几个月巴西报纸的体育版看上去更像是法制版。国会的调查也是国家队成绩下降的一个原因。两件事不可能不相互影响。球队表现越差,调查就越是来劲。揭露的黑幕越多,球队就越没有士气。如果国家队被揭露出都已经烂到了核心里,国家队队员还有什么荣誉感,球迷还凭什么为他们欢呼?巴西足球已陷入自毁前程的恶性循环。
在参议院,雷纳塔·阿尔维斯的证词历历在目。她说在里约曾有一间被称为“大使馆”的房子,在那里,教练、代理人、俱乐部的寡头和巴西足协的官员聚会作交易,支付佣金,甚至操纵比赛。她还说拿回的现金美元装在007影片风格的箱子里。国会审查委员会还收到一份传真,雷纳塔在上面写道在卢森博格搭乘国际航班之前,会往足球里塞进“一种类似于可卡因的白色粉末”。卢森博格否认了此项指控,并回击说雷纳塔用此份传真图谋勒索。
米纳斯吉纳斯的足协主席,埃尔梅·基莱梅·费雷拉因裙带关系问题受到询问。他回答道,他“尽量使用他所信任的人”。米纳斯吉纳斯的足协被揭露出雇佣了27名埃尔梅的亲戚,包括他的兄弟、堂兄弟、侄子、叔叔和他的父亲。
在议会,阿尔多撒出了一张更大的网,不仅只是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的合同,而是开始了更广泛的足球商业化的调查。他的国会调查实际上也变成了像足球一样的不可接触。一个代表团飞赴欧洲调查低龄球员的转会和假护照事件。他们带回了16岁的法比奥·法里亚·多斯·桑托斯,他给出了感人的证据。他说他被一个代理人带去比利时,并保证他得到假护照,在两星期内和球队签约。他后来被代理人抛弃了,做了8个月的黑户,只是因为他有幸遇到一个巴西家庭伸出援手,才生存下来。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8)
阿尔多也在行动。在马拉尼昂,北方的一个贫穷的州,他下令逮捕了州足协的副主席,罪名是在他家里发现了大量的伪造出生证明。在巴西更改年龄很普遍,因为年轻球员可以卖个好价钱。虚报年龄的球员被称为“加托”——猫的意思。阿尔多发现了一只“超级猫”——罗塞尼尔顿·托雷斯,在他去比利时的文件上,他比实际年龄小了7岁。阿尔多形容马拉尼昂是一家“猫工厂”,因为在这里更改年龄是如此的容易,又如此频繁。一个袖珍俱乐部,阿美利卡诺,在5年内卖出了几百名球员。阿美利卡诺甚至不参加州联赛,声称他们没有资金。
浮现出来的巴西足球全貌就是,那是一个广泛的、不正常的为牟取私利买卖球员的市场。现代奴隶制——草草签约许以那些少年“好处”,然后通过把他们卖给一个出价高的买家赚钱。一部分寡头们和代理人非常富裕,而大部分俱乐部陷入赤贫状态,大部分球员穷困潦倒,“优美的运动”被摆上了手术台。
(我称其为“奴隶制”是有原因的。一次在弗罗里亚诺波利斯,我见到了维多马尔·波尔图,他曾是阿瓦伊俱乐部的值夜人,45岁,因为欠薪,而把老板告上法庭。法庭要求俱乐部支付工资。可是俱乐部破产了。他们惟一的流动资金就是他们的前锋,克劳迪奥米尔。所以法官判克劳迪奥米尔为维多马尔的财产。
但是一个值夜人要一个前锋有什么用?他要的是钱。所以他决定把前锋卖给另一家俱乐部。“我给克劳迪奥米尔打电话,”维多马尔对我说,“他很乐意接受。他知道我对他并无恶意。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他们两个由维多马尔的律师瓦尔德马尔·胡斯提尼奥陪同,开往海岸,把克劳迪奥米尔卖给了竞争对手霍因维略俱乐部。)
对足球基础设施、教育和发展的投资很少。也有些特例。在萨尔瓦多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了一次性的课程,就是给维多利亚青年队上“公民课”。合伙人鲁伊·帕文说,我们传授给球员们劳动者权利的知识,还有关于肤色和性别歧视的案例。“大部分球员是黑人,他们很贫穷,无人保护,也没有什么准备。”他补充说那些小球员挺喜欢上课,但更乐于接受具有实质意义的建议。“他们缺少这方面教育,以至于都不知道如何洗澡。”
好几家欧洲俱乐部都和巴西有联系。联系最多的是国际米兰,它在8个州建有足球训练中心。他们还向5600名9至13岁的少年提供运动器具和教师。孩子们加入这些中心,如果他们表现出任何天赋,就将进入巴西的俱乐部,在他们成年以后国际米兰有优先签约权。这是慈善事业,但不能阻止优秀球员流向海外。
在马塞奥我采访了一家俱乐部,他们努力把足球变为一项出口商品。阿拉格阿尼奥州的科林蒂安俱乐部成立于1991年。四年以后该队首次在州乙级联赛中亮相,那是规模很小的赛事。他们在第一年就晋级了,不过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他们的主席若昂·费若解释道他的球员好像小螃蟹——他要在乙级联赛中把他们喂肥,好在出售他们时获得最大利润。而在甲级联赛中,费用太高了。
在1997年再次获得乙级联赛冠军以后,科林蒂安不可以再次拒绝晋级的命运,在1998年开始打甲级联赛。我来到他们位于海岸边一幢大楼里的办公室。大楼看上去更像保险经纪人的办公室,而不像足球俱乐部。接待室里有一张黄色沙发,后面有泳池,多彩的现代艺术品悬挂在墙上。俱乐部没有球迷,也没有奖杯头衔,但它是当地最富的。
我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从而得知该俱乐部的主要目标就是“发现球员并把他们输送给巴西和世界足坛”。有一份已引荐的15名球员的名单——其中5个在葡萄牙踢球,2个在日本,意大利、土耳其和俄罗斯各1个。对于一个成立还不到十年的球队来说成绩相当不错。马塞奥作为足球后备基地也算是名副其实。
球队的经理费尔南多·阿基阿尔把我带上了楼。我们通过了一间摆满奖杯的屋子。他把我带进了市场部。在后面好像有一间密室,里面有专业的视听设备。我被告知该队的每一名球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精彩录像”,记载了他们最光辉的表现。每部录像都有两种语言——葡萄牙语和英语。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9)
费尔南多告诉我巴西球员价格的涨跌是根据国家队的表现。“国外的俱乐部认为最好的巴西球员都为国家队服务,”他说道,“所以如果最好的球员踢得不好,他们就认为其他人就更差了。”在1994年世界杯后,价格大涨。而现在随着巴西国家队陷入危机,科林蒂安的生意也进入低潮。
该俱乐部主席若昂·费若的一则逸闻展示了他们是多么的商业化。一次他的一个老同学遇见他并对他说:“若昂,我们那里有一个小伙子很好,他踢大赛事的——你应该去看看他。”
若昂·费若立即在他的手提电脑上输入该球员的名字。几秒钟后他说:“不。他不怎么样。我这里有全州最好年轻球员的名单,他不在其中。”
在殖民时代,巴西农村的架构是大庄园,在那里实行单一种植经济——比如蔗糖、可可或是咖啡。大庄园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并由当地的寡头控制。
虽然后来有一些变动打破大地产制,丰富种植产品,但在贫穷的州里,大庄园制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1999年我第一次去阿拉格阿斯州的时候,我走访了一个有曼哈顿四倍大的蔗糖种植园。那里有1万人口,好像一张来自失落世界的贺卡,又好像是有着上世纪20年代英国火车头的蒸汽机车。绝大部分庄园居民手工收割甘蔗,每周挣10英镑。虽说不是奴隶制,但也差不多了。
有关足球商业化的研究使我想起了大庄园制。巴西是世界上出口蔗糖、咖啡和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我开始觉得整个国家就像一块大地产,而农产品就是“足球”。整个国家就是巴西足协大门
足球运动单一文化。足球折射出了旧的等级制。寡头的权力是建立在最底层之上的。
巴西足协的办公室在鲁阿·达·阿尔方德加,里约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大门看上去好像大楼的后门,是金属栅栏门,门后坐着一个坏脾气的人,可能是门房。他小房间里天花板上的新式马灯照亮了屋子。那里没有欢迎标语,也没有装饰板。惟一能告诉你是身处世界上最具荣誉的球队的总部的是大门上的三个徽章和一块破旧的擦鞋垫。入口处实在太没特点了,实际上当斯科拉里当上国家队教练后第一次来此时,他找不到路,还要新闻记者帮忙。
为了我的研究,我首先去了巴西足协的图书馆。我来到门前,守门人正在大声说话。我等了几分钟,因为他正在用电话和朋友聊天,根本没空搭理我。然后他告诉我上楼去。我乘电梯上了三楼。绿门后面的中型房间看上去像一个二手书市场。靠墙一排的书架上胡乱地堆积着书籍和文件。角落里坐着管理员,穿灰制服,打棕色领带,戴着一副系绳的眼镜。
他冲我看了看,指向一张桌子,那上面是书,纸,一小盆丁香,文件夹,一份食物和一包猪肉松。
“坐那看吧。”他喊道,好像他是狱卒,我是新来的囚犯。
我看到墙上一则告示:“如果可能,请不要吸烟。”如果可能?
图书馆没什么帮助。书籍目录毫无章法。而且也很难集中精力,因为管理员把广播音量调到最大。
我很奇怪巴西足协和耐克公司签约的钱到哪去了,显然没有用于改善办公室办公环境,也没有用于提高人员素质。如果我需要证据来证明巴西足协运转——至少表面上——是非常糟糕的话,第一天我就找到了证据。
在巴西,足协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不值得信任,没有竞争力,腐败。1983年12月19日晚上9时,最倒霉的时候到来了。两个人进入了足协的办公室。他们把守门人绑了起来,并堵上他的嘴,再蒙上他的眼睛,接着乘电梯到了九楼——那里保存着雷米特杯。
在1970年,巴西队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后,此金杯被送给巴西永久保存。为了保证金杯的安全,巴西足协做了一个复制品并用防弹玻璃保护奖杯。巴西足协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们把复制品藏在橱柜里,防弹玻璃做的保护箱嵌在墙里——这意味着一般的贼只要有铁棍就能从背后撬开它。抢劫持续了20分钟,从此雷米特杯再也没有出现过。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0)
(四个人最终因参与此事而被审判,不过详细经过仍然不清楚。据报这个用1.8公斤黄金做的奖杯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熔成了金条。)
巴西足协不受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组织像样的全国联赛。1989年,新上任的主席保证他将使足球走上正轨。那时42岁的里卡多·特谢拉是一个从未涉足过足球领域的财经人士。不过他有完美的家庭背景。他和阿维兰热的独生女结婚了。
阿维兰热是巴西体育奠基的精神偶像。作为前运动员——他两次获得奥运冠军,1936年是游泳,1952年是水球——他献身足球四十余年。在1958年至1974年,他是巴西足协前身的主席。也是在1974年他成为国际足联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1998年。阿维兰热仍然是个具有影响的人物,是你见过的精神最矍铄的84岁老人。
与其说巴西是联邦国家,不如说是惟一的足球联邦国家。这是州一级组织比赛的结果。每个州都有一个足协,共同选举巴西足协的主席。这个体制分散了权力,因为所有州都有同样的选举权,即使如此,比如说圣保罗州比罗拉马州要出名一百倍。特谢拉是在买通一些贫困州的足协后当选的。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他沿袭了他岳父的裙带作风,任命他的一个化学家叔叔,和他的一个堂兄弟担当足协的重要职务。
不久特谢拉就成了一个被广泛看不起的人物。1993年,贝利给反对特谢拉的派别打气。在接受巴西版《花花公子》采访的时候,贝利指责足协腐败。
阿维兰热为此进行了报复,没有邀请贝利参加1994年世界杯开幕式——这被世界舆论认为是小气的、独裁的行为。
这种证明特谢拉不受欢迎的事件在巴西队获得1994年世界杯后再次发生了。当队伍从美国返回时,飞机上载有15吨的行李,主要是球员和巴西足协随员购买的电器产品。特谢拉要求里约机场海关免检通关,这样也就不用交税了。他争辩说许多球迷在等着迎接球队,如果延迟原计划的欢迎仪式将有安全问题。他几次向海关官员施压,并鼓励球员们也这样做,说是球员们如不能直接通关就会扔掉自己的奖牌并拒绝参加游行。直到巴西利亚政府介入事情才得以解决,行李可以免检通关。由于民众抗议,巴西足协事后列出一张已交税清单,竟然清单上的货物只有1吨重——其他14吨都没有计算在内。
1996年,特谢拉与耐克公司签署了合同。这也许对巴西足球有好处,然而特谢拉拒绝公开协议引起了许多猜疑。当保证每年平均5场“耐克友谊赛”的条款公之于众时,怀疑得到了证实。
在国会审查委员会调查几周之后,特谢拉告诉新闻界他已经修改了相关条款。他承认他犯了错误,因为他忘了如果巴西队没有获得1998年世界杯,以后打外围赛将排满日程。而在1996年签约时,巴西队作为上届冠军直接进入决赛圈。
特谢拉重新签约,把“耐克友谊赛”降到每年两次。他提前7个月做了此事,但为了保持巴西足协不透明的政策,他没有公诸于众。为什么如此神秘?
特谢拉的主要敌人是约卡·克福里,为《花花公子》采访贝利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泄露和耐克公司签约的人。由于有这些独家新闻,约卡成为巴西最具影响的体育记者。他也非常多产:在《兰斯报》有日记专栏,工作日内在国家广播电台还有足球评论,周末则是电视足球节目。最能使他鹤立鸡群的是他本质上是个老练的记者。就好像“每天赛事”节目里的保罗·福特在广播五台现场评论,又好像是他在《太阳报》有了足球专栏。
我去圣保罗见约卡谈关于国会调查的事。在他将要搭乘当晚8点飞机以前,我在巴西国家电台的演播室见到了他。我们进入隔音室并关上了门。约卡很高,文质彬彬,前额很宽,黑发向后梳着,在灯下闪着光泽。当他说话时,他神情专注,身体前倾,头微点。“巴西处在变革中,”他开始说道,“我们在最近,1985年才成为民主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最后一件需要改变的是足球架构。那是反动的,腐败的,深深的腐败。”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1)
约卡与巴西足球奠基的对抗使他成为国家特别人物。他的名声已经跨出国门。当1998年世界杯时,他的记者通行证被拒,他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国际足联妥协以后,他收到消息说是特谢拉将派他的儿子——空手道黑带——去揍他。我告诉他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国家最著名的体育记者如此反对国家足球管理部门。“总要有人去做,”他回答,“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
如果约卡的反击有什么缺憾,那就是特谢拉,不论腐败与否,领导巴西国家队在三十多年里取得了最好成绩。巴西是1994年世界杯冠军,1998年是亚军。只在1958年和1962年巴西队才连获冠军。特谢拉不应该为此获得表扬吗?
“1994年的胜利不同于其他,”约卡回应道,“巴西赢是因为罗伯特·巴乔射失了点球。你也不要忘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荷兰时,哥斯达黎加裁判的[引起争议的]表现。”约卡相信巴西队赢球和足协寡头们无关。“当国家队在特谢拉领导下开始比赛,他们已经以0∶1落后了。”
约卡补充道,好成绩不管怎么说使得巴西足协易于摆脱那些对他们不当行为的指责。“在巴西仍然有这样的认识:‘偷东西没关系,只要你没被发现。’在足球界这被引申出了深远的后果。只要胜利一切好说。我总是讲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球员,但作为补偿给了我们最差的管理者。”
我问他对国会介入调查怎么看。我暗示这很荒唐。为了毫无目的的民主,问罗纳尔多谁盯齐达内有什么好处?他坚决不同意。他相信必须把国会审查委员会看做巴西民主化缓慢进程的一部分。“在最终结果之外,”他争辩道,“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把寡头们弄来询问,这就是为公民服务。那些人从没接受过类似询问。这里严重缺乏法律。”
我坐着听完了约卡的广播节目。非常不错。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广播员,但是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书本知识弥补了某种程度上嗓音的不足。那个晚上,贝利正在罗马出席国际足联的一个会议,被授予“世纪球员”的荣誉。约卡拨通了贝利的手机,并和他现场交流。两个人惺惺相惜。
贝利说道:“那么约卡,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写传记?”
约卡自然而然地回答:“当贝利有时间的时候。”
自从那次为《花花公子》的采访后,贝利和约卡就成了铁杆联盟。贝利和特谢拉关系很糟。他的体育市场公司就要关门歇业了。贝利和特谢拉之间的不和在他1995年成为特别体育大使后激化了。为了改革足球相关立法,贝利向维护特谢拉利益的团体开刀。贝利成了足球“现代化”的旗手——而约卡是他最明确的传声筒和密友。
2001年2月约卡又获得了一条独家新闻。好像平地一声雷,贝利和特谢拉将要和解。巴西足球界最高层的不和终于结束了。
刚开始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我打电话给阿尔多。他很生气。他相信这是为了保全双方的颜面而达成的幕后交易,因为贝利的商业伙伴埃利奥·维亚纳也在被就耐克一事接受国会审查委员会的调查。不仅是阿尔多生气,新闻界也认为不可原谅。他们开始严厉指责原来巴西遥不可及的英雄。“贝利和特谢拉的联盟就好像给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奋斗的人背后捅了一刀……贝利使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他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若泽·特拉杰诺写道,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兰斯报》体育记者。
特谢拉和贝利:和解
我再次去拜访约卡。他显然很吃惊。他告诉我“球王”已经成了普通人。“这是可怕的背叛。太令人惊讶了。八年来贝利都是反腐败阵营的重要人物。当我们举步维艰之时,他给了我们帮助。”
我问约卡他和贝利是否还是朋友。“我们的私交已经疏远了,我告诉他因为这个原因我将不会为他写传记。我怎么写这一节?”
我同情约卡和那些搞足球“现代化”的人士,但是我开始怀疑他们列举的所有罪状。如果腐败如此之广,我问他又为什么这么难获得证据?“这是典型的民主程序,缓慢,”他回答,“这也是典型的巴西式公正,事情办起来更慢。但是当你阅读国会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时,会很奇怪这些人一个也没被捕。”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2)
2001年5月,在经历了237小时的59场独立听证会和询问了125名证人以后,阿尔多有关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所签合同的调查结束了。没有办法把脏水泼向原来的罪人,耐克公司,焦点集中在那些寡头们身上,主要是足协的官员。阿尔多或许浪费时间问了罗纳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一些愚蠢问题,但是低姿态的调查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长达686页的报告列举了33人被认为犯了罪。特谢拉被指控犯有13项罪行,包括投资失策,逃税,封锁消息,提供假证,虚报应缴税额,还有挪用足协公款。贝利的商业伙伴被指控5项罪行。
至于引发这次调查的是否是耐克公司强制罗纳尔多上场,报告用另一种方式文过饰非。真实的丑闻是特谢拉为了钱而与耐克公司签约。这可能是和国家队签订的最大合同,但是看过账目的会计说巴西足协经营不善,如果他们是一个企业将被宣布破产。
从1997年到2000年,巴西足协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但没有还清债务。不管怎么说特谢拉从中得到很多。他和他的部下们工资涨幅超过300%。同时,用于足球的支出从总数目的55%减少到37%。
报告揭露了特谢拉如何利用足协发自己的财。他把自己农场的牛奶卖给足协,并在他开的餐馆和夜总会召开足协会议。报告还揭露了巴西足协如何不知羞耻地买卖权力和影响。比如1998年,巴西足协全额报销5名高级法官去观看世界杯赛的费用。但可能最引起怀疑的就是旅游预算了。2000年,巴西足协为旅游花了1600万美元——足够买1663张从里约去澳大利亚的头等机票。他们为谁买单?
我仔细地读了文件,找到了很多付账疑点。比如2000年,巴西足协为做一则广告付给巴西利亚一家报社10万英镑。广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两周后,报纸出了对特谢拉的独家采访。
几周后我再一次见到了阿尔多。他在里约的超级战争学校就“巴西共和国的行政和集权”作演讲。我们在光荣酒店共用晚餐,那是一家上世纪20年代的市中心的老房子。我要了蔬菜。可上来的菜却是在厚厚的一层蘑菇下有两块鸡肉。
我问阿尔多对国会审查委员会的结果是否满意。我认为就最初目的而言那是失败的,本意旨在发现和耐克公司签约时的滥用权力。打偏了。“报告很好,”阿尔多认为,“腐败就像是皮外伤。显而易见,但那不是根本问题。”
他说当特谢拉管理足协时,世界开始全球化。“他待在那个位子上本该维护巴西足球,但他没有照看好。他用足球满足自己。和耐克公司的合同就是事情走向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吃饭过程中,阿尔多告诉我他很高兴调查结束了。他筋疲力尽。我问他那是否会改变足球界现在的状态。他看上去不抱希望。“足球界永远不会有民主。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国家加强监督。”巴西足协是私人组织,所以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尽管他们负责的东西比如国家队是公共的。阿尔多希望立法强制足协更加透明。“除了[足协]的三巨头,没人知道哪怕一点点所发生的事。”
他再一次强调腐败不是主要问题。“可能意大利更腐败,”他说道。“这里的问题是没有组织并缺少对处理赢利的一贯性操作。在诸多方面巴西可能不是第一世界,但在足球方面是的。我们拥有俱乐部,传统,资源。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球星都流向欧洲?没道理的。”虽然他试图保持乐观,但我感受到了阿尔多的挫折感和伤感。
在美洲杯输给洪都拉斯以后,巴西队继续走霉运。在世界杯外围赛上,在布宜诺斯埃利斯1∶2输给阿根廷,然后又在拉巴斯1∶3输给玻利维亚。直到最后一场3∶0战胜委内瑞拉,巴西队才出线,这样才保持了惟一一个参加所有世界杯国家的纪录。
对于巴西队的糟糕战绩,有很多精神方面的调查。有人说巴西人因为缺乏教育,所以没有战术素养。还有人说因为大量的比赛使得球员为国家踢球的荣誉感淡化了。《圣保罗论坛报》历数了国际足联组织的,世界上主要球队参加的,自1994年世界杯到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结束之间的比赛。巴西队参加得最多,共138场,阿根廷99场,法国96场,英格兰81场。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3)
普遍认为巴西队消极比赛。据前国脚托斯陶所言,巴西的球员现在犯规最多。2000年的一次甲级联赛,犯规超过100次。(英超的平均数为30次左右)。托斯陶说这意味着巴西被甩在了后面,而其他国家在战术和训练方法方面进步了,对于球员的情绪控制也是这样。费尔南多·卡拉桑斯,另外一个共产党议员,走得更远。他写道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犯规,是因为巴西足球没有领导。议会里的争吵和暴力反映在了球场上。
如果有一个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足球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危机。任何解决方法都应该包括完整地消除寡头统治。管理俱乐部的业余法则必须职业化。必须有好的国内联赛。巴西足协需要一个新的、专业的领导层。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最好的——也许惟一的——途径就是国会审查委员会。
阿尔多的调查委员会由25名联邦议员组成。包括埃乌里克·米兰达,达伽马的主席。他对于既是调查者,又在被调查,并不觉得矛盾。实际上,埃乌里克不是惟一来自足球界,并参加该委员会的议员。还有若泽·门多萨,桑塔克鲁斯的主席,路易卡尼奥·比瓦尔,体育队的主席,马科斯·罗塞曼,帕拉纳俱乐部的管理者,内洛·罗多尔夫,帕梅拉斯的管理者,达西吉奥·佩隆迪,南格兰得河俱乐部主席的兄弟,奥林匹奥·皮雷斯,伊塔比拉俱乐部的前主席,若泽·罗查,维多利亚俱乐部的前主席。这些人——以“足球派”而闻名——集体合作妨碍阿尔多的询问。他们成功了。
按常规,最后一天所有委员会成员投票来通过调查的最终报告。阿尔多意识到足球派设法劝说“中立”议员投票反对。所以他结束了会议——认为不投票比输掉好(这是正常的政治计谋)。当他这样做时,足球派的叫声响彻大厅:“这是独裁!”埃乌里克站了起来,向他的派别寻求同情并哄笑道:“他们在使用游击战术——这个我早就清楚!”埃乌里克接着抛出他自己的“替代”报告,那为巴西足协进行了澄清(请注意埃乌里克和达西西奥,都收了巴西足协的好处。他们对改变现状没有兴趣)。
在阿尔多调查的最后日子里,特谢拉在巴西利亚,待在巴西足协的“官方驻地”——一幢位于高尚住宅区的装修简单的房子,被誉为“足球使馆”,流传着讨好大赛事官员的传奇。巴西足协疯狂地游说国会议员投票反对报告通过。特谢拉还和巴西队教练斯科拉里一起开新闻发布会,希望击败对他不利的证词。
国会审查委员会并没有诉讼的权力。他们只是给公诉人的调查提供建议。阿尔多发出了他的报告。公诉人办公室说将把报告和其他起诉特谢拉的材料放在一起。由于阿尔多没能使报告在国会调查委员会获得通过,依照法律检查官不可以引用上述材料。特谢拉逃脱了法网。八个月的调查,堆积如山的起诉……都是白忙。
但是对于巴西足协的统治来说情况并不妙。渐渐地,国家宪法开始针对他们。环球电视——当地主要报道足球的电视台——列举材料拿出证据揭露特谢拉洗钱和诈骗。体育部长卡洛斯·梅勒斯,公开要求特谢拉辞职。在参议院,第二个国会审查委员会蓄势待发。参议院的委员会比阿尔多的拥有更大的权力,主要因为“足球派”在参议院不如在众议院有势力。特谢拉显然很担心。他曾在一次联邦总统会议上私下里说:“如果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我们就惨了。”
(几个月来我试图采访特谢拉。我见到了他的智囊,马里奥·罗萨,前记者,也是巴西惟一的“危机处理”顾问。马里奥想把采访定下来,说特谢拉的问题是不善交流,而不是腐败。我甚至和特谢拉握了手——马里奥在一次巴西足协的新闻发布会上为我们引见。但是特谢拉连正眼也没看我。从那时开始马里奥再没有回过我的电话。)
当特谢拉被参议院委员会传唤时,他拒绝出席。他说他正经受心脏病的折磨,有医生开的假条。他让阿尔弗雷多·努内斯暂代足协主席之职,这是他那边的议员。努内斯背景复杂,他是皮阿乌伊州一个小市的市长,那个州的发展指数还不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努内斯自身也不干净,他被皮阿乌伊州选举法庭起诉诈骗罪,被控利用散发巴西队球衣和巴西足协的钥匙圈换取选票。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4)
不过我感觉政治风向要变了。寡头们比原来任何时候看上去都虚弱。现在他们只能防守。对我来讲,转折点开始于参议院委员会对弗拉门戈主席埃德蒙多·桑托斯·席尔瓦的询问。他也涉嫌诈骗。在听证会末尾,埃德蒙多哭了起来。“我有尊严,要在孩子们面前维护面子,”他哭道,“他们对待我就好像对待一个普通罪犯。”毋庸置疑,埃德蒙多当面受辱。但他还为其他事哭泣。寡头们总是不受伤害的。没有人想到他们会被传讯。
埃乌里克也有麻烦。在年初,他是全能的、公开的议员和法官。但是证词对他越来越不利。环球电视——指责他把竞争对手的徽章印在达伽马队衣上的行为——前文已述。他们还宣称埃乌里克在佛罗里达有一处秘密的价值30万英镑的房子,又是一个违背财政制度的证明。警方关于圣亚努阿里奥球场灾难的报告也指控他有罪。体育场按设计可接待27306名观众。可在发生事故那天,官方统计数字为32537人。埃乌里克拒不合作,所以警方封锁了球场——好像达伽马队的主场成了犯罪大本营。俱乐部还有其他问题,拖欠球员工资。光是罗马里奥就有四百万英镑没付。
我打电话给联邦公诉人办公室,问他们对埃乌里克的指控有多少。一小时内,我收到37页有关指控的传真,都是由总检察官签署的。诚然一切行动都是枉然,因为作为联邦议员,埃乌里克有诉讼豁免权。
2001年,参议院委员会忙于应付其他的挪用公款和腐败丑闻。有迹象表明政客们要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解释。在焦点中的是两个人——即将离任和将要继任的参议院院长——都被要求辞职。巴西的“上校们”看来不像以前那样不可动摇了。
为了改善议会形象,联邦议员发起一项历史性提议要求投票解除议员豁免权。这个使得政客们免于被提起普通诉讼的规则可能就是巴西人对民主缺乏信心的最大原因。11月,提案获得压倒性票数通过。400多名议员投了赞成票,只有9名议员反对。毋庸置疑,包括埃乌里克。
2001年12月,由罗纳尔多1998年7月在法国巴黎突发癫痫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进入尾声。参议院委员会长达1129页的报告也已经写好。在结论总结中,参议员阿尔瓦罗·迪亚斯形容巴西足协是“藏污纳垢之所,无组织,无政府,渎职,不忠”。此报告非常感谢阿尔多委员会就耐克公司的调查,包括了阿尔多几乎全部的重要发现。报告建议对17人提起刑事调查——包括特谢拉,弗拉门戈主席埃德蒙多·桑托斯·席尔瓦,圣保罗足协主席埃杜阿尔多·若泽·法拉,卢森博格(记者报道说他的许多收入来历不明),还有罗纳尔多的代理人雷纳尔多·皮塔。有充足的证据对埃乌里克不利。他被控选举违法、诈骗、逃税、盗窃,还有洗钱——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把达伽马队保险箱挪为己用。
2001年寡头们度过了可怕的一年。一年前他们不可触及,不受伤害。国会听证会敲响了他们的丧钟。现在他们颜面无存,名誉扫地。基本上所有左翼议员都同意通过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风险是巨大的,因为如果不能通过,将像阿尔多的例子一样,不能启动诉讼调查。
胜利唾手可得。投票一周前,《兰斯报》列举出了13名参议员以及他们可能的意向。6人同意通过报告,4人反对,还有3人尚未决定。在拉拢选票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作弊。为了动员公众舆论,参议员杰拉多·阿尔托夫,就是他起草的报告,出现在晚间新闻上说有明显证据证明埃乌里克是罪犯。关于报告的信息泄露给了最畅销的新闻周刊,维哈,它的头版新闻就是关于举证特谢拉的腐败。
巴西足协开始反击了。虽然不能赢得公众舆论,他们集中精力个别游说参议院委员会的议员们。但这并没有用。杰拉多·阿尔托夫告诉警方一个自称巴西足协官员的人跟他联系,想给他钱以使他改写报告。阿尔瓦罗·迪亚斯说在参议院巴西足协提供资金进行参议员改选以替代对报告的投票。巴西足协花钱购买报纸广告栏来否认一切指控——但是寡头们只能出现在一些边角位置。
